酒中留上襄陽李相公·李逢吉也
酒中留上襄陽李相公
唐代古文運動倡導者，宋代蘇軾稱他為“文起八代之衰”（指韓愈的古文提振八代的萎靡文風。），明人推崇他為唐宋散文八大家之首，與柳宗元並稱“韓柳”，杜牧把韓文與杜詩並列，稱為“杜詩韓筆”，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著有《韓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師說》等。後人對韓愈評價頗高，尊他為唐宋八大家之首。杜牧把韓文與杜詩並列，稱為“杜詩韓筆”；蘇軾稱他“文起八代之衰”。韓柳倡導的古文運動，開闢了唐以來古文的發展道路。韓詩力求新奇，重氣勢，有獨創之功。韓愈以文為詩，把新的古文語言、章法、技巧引入詩壇，增強了詩的表達功能，擴大了詩的領域，糾正了大曆（766年～780年）以來的平庸詩風。
韓愈是我國唐代著名的文學家，他領導了中唐時期的古文運動，在散文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被蘇軾譽為“文起八代之衰”；在詩歌創作方面，針對大曆以來詩人“竊占青山白雲，春風芳草以為己有”（皎然《詩式》）的浮蕩習氣，“往往涉於齊梁綺靡婉麗”（高仲武《中興間氣集》）的詩風，自覺地繼承和發揚李白、杜甫在詩歌創作上的業績，力圖恢復盛唐氣象。因此，他在詩歌創作上勇於創造，大膽革新，另闢蹊徑，獨樹一幟，較廣泛地反映了當時的現實，成為中唐時期詩壇上一個影響較大的詩人。但是，一些文學史和有關韓愈研究的論著，以反映人民疾苦為評價韓愈詩歌的準則，也就是政治標準第一，因而認為韓愈反映現實的詩歌數量不多，沒有像白居易那樣繼承杜甫詩歌的現實主義傳統，意義不大。如游國恩諸先生主編的《中國文學史》中有這樣的意見：“從創作實踐來看，韓愈主要是繼承李白的自由豪放，和杜甫的體格變化、‘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藝術傳統，獨立開拓道路。和白居易著重繼承杜甫現實主義精神有所不同。”詹鍈先生《唐詩》也是這樣說的：“在韓愈詩里也有些反映現實的。但這樣的詩數量不多，而且往往和個人的不幸交織在一起，認識不夠深刻。”張燕瑾同志《唐詩選析》認為：“韓愈的詩歌追求奇險，形成了宏偉奇崛和‘以文為詩’的特色。但反映社會重大生活內容少，比較膚淺。”類似的意見還有，這裡不一一列舉。我以為上述諸先生的論斷值得進一步探討。韓愈反映人民疾苦的詩篇，在數量上不及杜甫和白居易，但反映人民疾苦不是評價作家作品的唯一標準，就韓愈而論，他的詩歌既有深切同情人民苦難，揭露統治集團罪惡的篇章，也有不少是反對藩鎮割據，維護國家統一的佳什，更有猛烈抨擊佛、道二教危害之作，還有指斥當權者壓抑人才，抒發懷才不遇的作品。這些都從不同方面較為深刻地反映了中唐時期社會的重大生活，有強烈的戰鬥性，應該說也是現實主義的優秀作品。
貞元八年（792年），韓愈登進士第，兩任節度推官，累官監察御史，因論事被貶陽山。歷都官員外郎、史館修撰、中書舍人等職。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的行軍司馬，參與討平“淮西之亂”。其後又因諫迎佛骨一事被貶至潮州。晚年官至吏部侍郎，人稱“韓吏部”。長慶四年（824年），韓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贈禮部尚書，謚號“文”，故稱“韓文公”。元豐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伯，並從祀孔廟。
韓愈是唐代古文運動的倡導者，一生著述頗豐，文學造詣極高，被後人尊為“唐宋八大家”之首，與柳宗元並稱“韓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後人將其與柳宗元、歐陽修和蘇軾合稱“千古文章四大家”。在舊《廣東通志》中被稱為“廣東古八賢”之一。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氣盛言宜”、“務去陳言”、“文從字順”等散文的寫作理論，對後人寫作極有指導意義。著有《韓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師說》、《進學解》、《順宗實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