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烈祠

表烈祠位於武漢市蛇山南麓，湖北省圖書館東側，是當年中國人民祭奠抗日英烈最高規格祠堂。

在湖北省圖書館東側不遠，中南財經政法大學（首義校區）大 門的正對面，蛇山的南麓有一座別緻的牌樓，上書“黃鵠山莊”四字。

穿過牌樓，在五六十階台階之上，有一幢琉璃碧瓦、斗拱飛檐的古建築。

沒人會想到，這竟然是70多年前，中華民族用鮮血和生命抗擊外侮的歷史見證。

2011年，武漢市人民政府出資，徹底原樣整修了表烈祠，並更名為“烈士祠”，祭奠抗戰烈士和辛亥革命烈士。

表烈祠在2011年經過武漢市文物部門依照原樣重新修復，更名為烈士祠，並把辛亥革命彭劉楊 三烈士的事迹也一併移到裡面，重新規劃布展。

在烈士祠的背後蛇山上，辛亥革命志士題詞石刻碑林已經建設完畢，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等人的書法手跡篆刻於後山，成為一道別緻的風景。

如今，這裡已經成為武漢市的一處歷史文化遊覽名勝。

圍繞在烈士祠周圍還有始建於明成化二年（1466年）的龍華寺，晚清名著《儒林外史》第三十八回《丫姑爺乘龍充快婿　知客僧拉馬認乾娘》中這樣描述龍華寺：且說這武昌省城有名是一座龍華寺。

這龍華寺坐落在賓陽門內，乃是個極大叢林，聽說亦有千幾百年的香火了。寺里居中一座“大雄寶殿”，供的是釋迦牟尼。

此外觀音殿、羅漢堂、齋堂、客堂、禪堂、僧房，曲曲灣灣，已經不在少處。另外還有精室，專備接待女客。

因為龍華寺是武昌名勝所在，所以合城文武官員，空閑時候都走來隨喜隨喜，就是過往的洲客亦都有慕名來的。

此外，武漢抗戰指揮部遺址（湖北圖書館老址）、首義公園、李書城舊居、徐旨泉舊居、高亞鵬舊居等等。

1937年12月南京失陷后，武漢隨即成為國民政府戰時首都，當時剛建成不久的湖北省圖書館主樓，遂成為戰時中國最高統帥指揮部所在地。

為了鼓舞抗戰士氣，祭奠為國捐軀的烈士， 1938年初，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在蛇山南坡建成一座表烈祠，用以表彰先烈、供奉抗戰中陣亡的將士。

隨著前方戰事日益慘烈，祠堂落成后，這裡幾乎每天都有前方陣亡將士的靈位入祠。

直至1938年10月武漢淪陷，這裡供奉著郝夢齡、劉家祺等知名抗戰將領，以及所有參加武漢保衛戰犧牲烈士們的靈位，包括空戰英雄李桂丹、陳懷民等。

1947年7月7日，為紀念七七事變十周年，當局組織數萬民眾，為抗日陣亡將士靈位恢復入祀，舉辦了遊行奉安祭典。

當時的《武漢日報》曾報道：“靈位所經，行人肅立致敬、商店住戶爭相鳴炮，素車白馬備極哀榮。”“門首一聯云：其生也榮，國有干城，民有楷模；雖死不朽，在地河嶽，在天日星……”。

關於表烈祠的這段歷史，今天已鮮為人知，即使在一些抗戰史料上也記載不多。隨著歲月流逝，表烈祠逐漸荒蕪，後來挪做大學的招待所“黃鵠山莊”。

有幸，三年前蛇山“顯山透綠”大拆遷時，這座國內祭奠抗日英烈規格最高的祠堂得以發現並保存，幸運的是，包括表烈祠甬道、神階及主體建築等均得以“原汁原味”地保留。

1937年12月，南京失陷，武漢隨即成為國民政府抗戰中的戰時首都。

1938年2月，國民革命軍二十五軍軍部設在武昌熊廷弼路表烈祠。表烈祠為十三師產業，十三師陣亡病故官兵，以張森為首，均有主牌靈位。

1938年初，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擬在蛇山南坡建成一座忠烈祠，用以表彰先烈、供奉抗戰中陣亡的將士。然而，在兵荒馬亂的年代里，要建設一座抗戰祠堂，談何容易。

於是，借用表烈祠，因陋就簡，安置烈士牌位。表烈祠就變成了臨時的忠烈祠，接受抗戰中陣亡的將士。

郝夢齡、劉家祺等知名抗戰將領，以及所有參加武漢保衛戰犧牲烈士們的靈位，包括空戰英雄李桂丹、陳懷民等，都曾設靈位於表烈祠。

1938年10月24日，為持久抗戰與最後勝利，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在武漢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鄭重宣布“我軍自動退出武漢”。

1945年9月2日，歷經八年的抗日戰爭終於結束了。

1947年6月7日，武漢公開發表《武漢各界建立忠烈祠籌備委員會啟示》，內容是說為了籌建專祠以紀念抗戰忠烈起見，發出募捐函冊，說明捐款皆由湖北省銀行代收，並且公布了一些捐款單位的名稱和個人名稱，武昌市政府和漢口市政府都在捐款名單之中。

1947年7月6日，在表烈祠的基礎上維修整理，最終定名為“忠烈祠”，修建完成。

1947年7月7日，抗日陣亡將領靈位在1947年7月7日這天，為紀念七七事變十周年，由武漢市兩市長帶領數萬民眾，入忠烈祠奉祭。

1947年以後，忠烈祠逐漸荒廢； 1953年後，表烈祠、忠烈祠的名稱徹底消失了，但是，建築仍然存在，最終被當做了中南財經大學的招待所“黃鵠山莊”，一直延續到2005年；

2005年，武漢市人民政府實施蛇山“顯山透綠”工程，拆除了蛇山上的一些違章建築，表烈祠顯露了出來。

隨著建立抗日戰爭武漢會戰紀念館的聲音越來越強烈，作為祭禮抗日將領的祠堂忠烈祠也越來越引起了社會的關注。

2011年，為了迎接辛亥革命100周年，武漢市人民政府出資，徹底原樣整修了表烈祠，並更名為“烈士祠”，將武漢會戰的烈士和辛亥革命首義烈士一併安置在其間，同時，還專門組織了《武漢會戰陳列》的展覽，再次成為祭祀抗戰英烈的國家級博物館。

2011年12月，在國家文物局公布的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百大新發現中，武昌表烈祠名列其中，成為新中國成立后，國家進行的最大規模的不可移動文物資源調查工作中的一項重大發現。

1938年6月至10月，中國軍隊在武漢地區同日本侵略軍展開大規模會戰。戰場在武漢外圍沿長江南北兩岸展開，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4省廣大地區。

大小戰鬥數百次，歷時4個半月。為保存軍力以利長期抗戰，中國軍隊10月24日下令放棄武漢。

25日，日軍波田支隊佔領武漢郊區葛店。抗戰時期，武漢作為抗日戰爭初期中國的抗戰中心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前哨，在中國抗戰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具有極其重要的歷史地位，作出過巨大犧牲和重要貢獻。

武漢會戰是1938年6月至10月，中國軍隊在武漢地區同大舉進攻企圖一舉“解決中國事變”的日軍展開的抗戰以來最大規模的會戰。

戰場在武漢外圍沿長江南北岸展開，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四省廣大地區。日軍先後投入兵力約40萬，中國方面參加會戰的有130個師，共100餘萬人。

武漢會戰中，中國軍隊殲敵十多萬人，並爭取到時間把工業遷入西南和西北地區，抗日戰爭由此進入相持階段。武漢會戰也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作出重大貢獻，既打破了日本“北進”侵略蘇聯的計劃，也推遲了日本“南進”的計劃，為美國準備太平洋戰爭爭取了時間。

1937年11月和12月，上海、南京相繼失守。

國民政府行政院、國民黨中央黨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等重要機構陸續遷到武漢，武漢成為實際上的戰時首都，也是令全國矚目的軍事、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

1937年底至1938年10月，國民黨黨政軍重要人物蔣介石、汪精衛、馮玉祥等都集中到武漢，共產黨也在這裡建立了公開的辦事機構———八路軍辦事處和新四軍辦事處，並成立中共中央長江局，派王明、周恩來、博古、項英、凱豐等到武漢工作。

當時活躍在中國政壇上的章伯鈞、沈鈞儒、張君勱等其他黨派和政治團體的代表及各界愛國人士不約而同地聚集到武漢，全世界許多堅持正義的友好進步人士也紛紛遠渡重洋來到武漢，如艾格尼絲·史沫特萊、埃德加·斯諾、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美國新聞記者，國際主義戰士白求恩、柯棣華以及荷蘭電影藝術家尤里斯·伊文斯等，他們都以各種方式支持和幫助中國抗戰。

1938年，武漢的抗日文化宣傳活動在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和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領導下展開。三廳團結了一大批文藝界著名人士，和武漢各階層的民眾救亡團體一起掀起了抗日救亡浪潮。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武漢文化界抗敵協會、全國歌詠協會等抗敵協會先後在武漢成立，郭沫若、茅盾、老舍、冼星海、趙丹等一批文化巨星薈萃江城，共赴國難。

從1938年4月起，武漢連續舉行了“抗戰擴大宣傳周”等大型宣傳活動，進步的中國文化人充分利用報刊、演講、歌詠、戲劇、電影等形式喚起全民抗戰。規模的慰勞戰區將士和群眾獻金活動有力地鼓舞了前方鬥志。

1938年，中國空軍和蘇聯空軍志願隊在武漢上空四次痛擊日寇空軍，擊落了58架敵機。

淞滬會戰期間，國民政府組織上海企業內遷武漢，但因準備不足，遷出的不到10%%；南京失守后，上海等地遷往武漢的工廠有170多家，使武漢的工廠達到近700家，武漢因此成為全國工業實力最雄厚、工業門類最齊全的經濟中心。1938年3月，應戰局變化，國民政府決定武漢工廠全部再次內遷到四川以及鄂西、湘西等地。抗戰期間全國共有452個工廠內遷，直接從武漢遷出的就有223個，包括漢陽鐵廠、漢陽兵工廠、裕華紗廠等武漢本地企業。從武漢會戰之初就開始了以長江航運為主幹，以公路、鐵路運輸為兩翼的中國工業大遷徙，是一次決定中國持久抗戰命運，決定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遷徙。

歷時10個月的武漢抗戰雖然以武漢失守而落幕，但其戰略意義深遠重大，它不僅使日軍付出了傷亡10萬餘人的慘重代價，也使我方的對日作戰從戰略防禦階段走向戰略相持階段，並在政治、經濟、外交、民眾動員和軍事戰略上，為其後的持久戰奠定了堅實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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