戶川芳郎

當今日本沒有把儒學作為研究對象的名稱，只是用到“儒教”這一概念。首先要說明的，日本學者所說的儒教，其“教”字不一定就是“宗教”的含義，它也有教學、教育、教化等意義，這是我們的基本理解。

我們知道，自中國六朝、隋唐以來，“儒教”和“佛教”、“道教”開始並稱，構成所謂的“三教”，從文化史的發展脈絡來看，所謂的“儒教”和“佛教”最早傳入日本，道教傳入得遲一些。近代中國學者不怎麼說“儒教”了，日本依然在說。

自明治維新以後，中國學在日本不稱為“儒學”，而稱為“漢學”了。就“儒”而言，我們前輩服部宇之吉，對日本後世學者影響至深，根據他的《儒教倫理概說》所言，“三綱五常”等為代表的人倫道德（人間關係論）就是“儒教”，他進一步地將傳統的“三綱五常”等作為孔子教化的大義，闡釋了人文始祖孔子人文方面的基本思想。今天的日本學者一直在因襲服部宇之吉，在講述或表達儒家倫理觀（如三綱五常、忠君愛國）時就直稱之為“儒教”。

中國的“儒學”似乎側重於儒家的學派，學養、學問，日本“儒教”概念更加寬泛一些，不僅包括那些東西，還有“儒的教化”的含義。

中國的國學熱，中堅力量是那些有遠見卓識的知識分子，我很欣慰，對那些知識分子感到深深地敬佩。

國學，在日本很早就提出來了，這個國學不是中國的國學，而是日本自己的國學，倡導者是本居宣長（1730-1801年），他通過考據日本經典，確立了徹底抵制中國儒學，“完全擺脫中國思想”的目標，發現並闡述了日本民族的文化精神，主張專制與排外，初步確立了日本民族國粹主義的理論基礎，這使得明治維新后的日本走向極端和歧途，直至發動了戰爭，這讓我們反思。

對當今日本的國學教育，我是不滿意的，最起碼道德教育是失敗的。雖然我們有倫理、修養等方面的課程，背誦一些條文，儒家怎麼說，甚至基督教怎麼說，但是年輕人道德的缺失，是顯而易見的。至於如今的學子不怎麼愛讀書，則不僅是日本教育界的問題，恐怕是世界各國所共通的，應該拿出對策來才好。

《儒藏》那部書名，在日本還沒有出現爭議。坦率地說，在日語裡面，有“道藏”、“釋藏”的說法，“儒藏”的說法還沒有，很新鮮。目前，我們接受這個稱呼，理解這種稱呼的背景。我想：中國從歷史上就以自己的儒學為中心，不斷向亞洲區域輻射，到今天依然如此。日本、朝鮮、韓國、越南，以及東南亞，都是從中國拿來獲取的。今天中國的學者給自己編的東西從名稱上作了這樣的定位，肯定有自己的想法，我們理解。

2005年的秋天，北京大學湯一介教授作為《儒藏》編纂中心的首席代表，希望日本學者加入編纂工作，受此邀請，日本方面出任本書的編纂委員有3位，顧問1人，協同推動此項工作。

日本明治維新以來，在學術制度里開始設立里漢學科，（不叫儒學科），在島田重禮、服部宇之吉、狩野直喜等前輩的倡導下，一些學校採用中國清朝已有的漢學制度，光是對經書而言就有了目錄、訓詁、校勘、辨疑等學問，那些都是儒家學問的功底，這個傳統一直延續到現在，我們的研究力量比較強，在此基礎上，更有一些學者在儒家文化，歷史，哲學方面的研究，或採用新的研究方法。

儒家經典在日本有不少好的，難得一見的版本，如《毛詩正義斷簡》、《論語義疏》、《古文孝經孔氏傳》等等，配合中國同行，搜尋鉤沉，以期更好的完成搜尋和整理的任務。

著有《古代中國的思想》、《漢代的學術和文化》、《儒教史》（合著），以及關於漢學的論文多篇。

掌管和協助日本學者搜集整理日本的儒家著作，探尋中國思想文化的內核和意義，推動漢學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