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文化

珠江文化形成發展的地理環境到歷代文化探索歷程，年代則從史前時代、先秦時期一直到近現代、當代均有涉及。例如，隋唐五代時期的珠江文化，就包括了隋至初唐的漢俚文化融合，絲路文化、佛教文化、科舉制度與詩文創作、貶謫文化、民間傳說與民俗文化、工藝文化及南漢國文化等；現代和當代前期的珠江文化，則包括歷史轉折中的珠江文化風濤、“地方自治”條件下的“自治文化”、“救亡文化”、“解放文化”、“運動文化”等……各個時期珠江文化的特徵與歷史地位在這些詳盡的史料記載中一目了然。

《中國珠江文化史》以豐碩的考古材料和歷史資料、翔實的論證和深廣的分析，記述了珠江文化從遠古至當今改革開放時期的發展歷程，既概述了每個時期的文化狀況、形態及特徵，又梳理出發展脈絡、興衰現象與起伏規律，並在總體上論述其獨特的地域環境、傳統文化與文化特性，是一部我國江河文化史中篇幅浩大、最具深度、觀念全新、集多學科交叉研究成果的學術專著。

20世紀80年代中末葉，一批致力於地域文化研究的學者、作家，作為省政府參事、文史館員，在為省和市縣政府出謀劃策，尤其是調研、交流中，感覺到整個珠江流域文化，在中國文化中自成一個系統，有著非常豐富、深刻的內涵，在中華文化“多元一體”的格局中，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元。中華文化，如果漠視珠江文化的歷史作用，那就是不完整的，尤其是近現代珠江文化，正是對其“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發揮了非常重大的作用，在某種意義上，是從根本上改變了近現代中國整個文化的格局——這不僅有上世紀初辛亥革命啟動於廣東為證明，更有我們今天，廣東成為中國改革開放最大最早的實驗區為證明。可以說，沒有今天的改革開放，這一理論概念是難以產生的。最初引發黃偉宗教授的學術衝動，則是20世紀80年代末一部電視專題片。該片只看到了黃河文化，忽略了中華文化還有長江文化、珠江文化等水文化的存在。其以黃河文化立論為中華文化的發祥是黃土文化，沒有海洋文化，欠缺藍色文明。就在黃教授擎起“珠江文化”理論旗幟多年之後，司徒尚紀教授在中山大學檔案館中發現，早在1926年3月，郭沫若到廣東大學（后改名中山大學）任教時發表《我來廣東志望》一文稱：“我們要改造中國的局面，非國民革命策源地的廣東不能擔當；我們要革新中國的文化，也非在國民革命的空氣中所醞釀的珠江文化不能為力。”此即“珠江文化”概念之始。當然，今日舉起“珠江文化”這面大旗，奔走呼號而驚動海內外者，乃黃偉宗教授及以他為首的“廣東省珠江文化研究會”這個團隊。他們大多是現任的廣東省政府參事或文史館館員，在文化人類學、文化學、歷史學、考古學、地理學、經濟學、語言學、美學、文學等領域均有較高造詣。

研究珠江文化，是需要勇氣、學問和膽識的。在歷史上，珠江從來都是被文化主流所疏忽甚至遺忘的，這種遺忘反映了中國歷史上的不公平。在這種不利的情勢下，提出問題並創立體系，是最艱苦最有挑戰性的勞動。何謂珠江文化，如何使之與黃河文化、長江文化並列，成為中國江河文化的一員，這不僅僅是一個理論問題，更是一個“歷史”問題。所謂“歷史”問題，是長期以來，一如梁啟超所講，珠江流域的廣東，一直被“朝廷以羈縻視之，而廣東亦若自外於中國，故就國史上觀察廣東，則雞肋而已”。所以，他要從世界史上觀察廣東。這一觀察，首先從地理環境上便可以看到，作為廣府人世代生息之地，恰恰處於南海邊上以及珠江三角洲。自古以來，舟楫之便，使廣府人馳騁於遼闊的大海上，視大海為世界的起點。兩千多年前乃至更久，這裡便有世界最發達的造船業，20世紀末發掘出的南越王墓葬中，就有不少船模。而造船業的發達，標誌著航海的拓展，也就是說，對整個大洋，廣府人是開放的、豁達的，有無限的進取精神與冒險的勇氣。正是海洋，賦予了廣府人開放的胸懷與無限的生機，他們走出國門，逐漸形成“以海為商”的海洋文明，在中華文化中構成獨特的一翼，不是封閉住自己，而是敢於、善於面對整個世界——就世界史來說，廣東又是個黃金海岸，中國的“黃金”——茶葉、絲綢、陶瓷等正是從這裡源源不斷地運往世界。而珠江文化在中國的歷史地位，就這麼凸顯了出來，因為，這裡是中國與世界最早也是最突出的結合部，是中國走向世界最早的起錨之地。而這，與今日已形成的廣州“四地”說（即嶺南文化中心地，中國民主革命策源地，海上絲綢之路發祥地，改革開放前沿地）是相銜接的。因此，從理論上解決珠江文化的定義、內涵並加以定位的問題，必須對整個珠江文化的歷史進行全面的、多層次梳理，方可以在理論上理清所有問題，從而有所發現，有所建樹。在理論問題上站不起來，史也就是徒具軀殼而缺少靈魂；而在歷史梳理上缺乏層次與遞進，又如人失去骨架而難以支撐。因此，我們才雙管齊下，史論兼濟，以史帶論，爭取達到史論雙贏。

1993年夏，黃教授任參事不久，便到南雄考察，即發現並提出珠璣巷與粵贛分界的大庾嶺梅關古道相連，梅關古道正是唐相張九齡所開鑿，自古以來是中原人南遷的中轉地。從史料考據，自唐以後，中原經南雄遷珠江三角洲移民，就有156姓之多。北宋至元的200多年間，三次大規模移民皆先棲居於珠璣巷，然後再行南遷。2000年8月，2002年6月，黃教授率其團隊兩度考察南雄，證實梅關珠璣巷是海上與陸上絲綢之路的對接點和通道，這是個填補學術空白的理論。2005年6月，黃教授的團隊到江門蓬江區棠下鎮良溪村考察古村落，發現村中建於康熙年間的羅氏大宗祠，是為紀念南宋時由南雄珠璣巷率97姓人家到此定居的先祖羅貴而建。史料記載良溪的民居村落乃珠璣巷後續發展而成。南遷移民到珠江三角洲后，繼而漂洋過海，形成特有的華僑文化。早在1993年，黃教授偕參事室文化組同仁到封開考察以及從史料記載中，發現兩廣劃分之源及嶺南文化的發祥地乃古廣信，即今日封開與梧州。2000年6月，黃教授率剛成立不久的廣東省珠江文化研究會專家學者組成的考察團先後到廣東的湛江、雷州、徐聞，廣西的北海、合浦，福建的泉州等地考察。並對多學科的史料和理論進行分析研究，經反覆論證，再次認定了中國最早的海上絲綢之路的始發港就在徐聞與合浦。2001年11月，在湛江舉行“海上絲綢之路與中國南方港”學術研討會，北京、上海、廣西、海南、廈門、泉州、香港、澳門百餘名專家學者在會上暢論，確認黃教授學術團隊的研究成果。2003年9月，黃教授率隊到陽江考察“南海1號”宋代沉船，並為其作出“海上敦煌”的文化定位，在國內外引起轟動。黃偉宗教授所率廣東省珠江文化研究會團隊的對珠江流域文化遺跡、文化遺產、文化現象、民俗文化、文化風情等的考察和發現軌跡，包括：從2004至2005年在雲浮和粵西四市考察和提出南江文化，2004年春在新興、曲江、懷集考察禪宗的六祖文化，2005年在懷集提出金燕文化，在德慶與廣西岑溪為龍母文化定位，在肇慶為包公文化、利瑪竇文化及古村落文化立論，還先後為粵東的媽祖文化、廣寧的南竹文化、江門的僑鄉文化、台山的僑圩文化、韶關的古道文化、乳源的瑤鄉文化、湛江霞山南頭村的古港文化、廣西賀州及廣東恩平的科舉文化、廣州番禺的古番禺與南學祖地文化、廣州十三行的商幫文化、廣州荔灣區的西關文化和校園文化、廣東科協的科技文化、深圳中絲產業創意園的絲綢文化、廣州荔灣區與雲浮郁南的“廣東大西關”文化、肇慶的端硯文化和端州文化、東莞的客僑文化和現代商居文化，以及佛山、順德、南海的珠三角文化等作出的考察和定位，都有效地促進了當地和我省文化建設和經濟發展。

此後，黃教授與他的團隊的考察研究工作更是如火如荼，乃至進行系列化、系統化、體系化的開發研究。在江河文化上，對珠江水系的西江、東江、北江、南江的文化研究；在民系文化上，對客家、廣府、潮汕、雷瓊民系文化的研究；在文化系統上，與黃河文化始祖黃帝、哲聖孔子，長江文化始祖炎帝，哲聖老子相對應，發現珠江文化始祖舜帝，哲聖惠能的文化系統。珠江文化研究會經歷十年的艱辛歷程，從其研究成果，已構成自己特色的學術系列。作為珠江文化工程，它確立了珠江文化的體系，由此，珠江文化得以和長江文化、黃河文化並列。西方各國多以自己最大的主幹河流為母親河，作為本國的文化符號，美國稱密西西比河文化，埃及稱尼羅河文化等等。既然五千年的中華文明涵蓋了黃河文化和長江文化，沒有理由會排除珠江文化。珠江是中國第三大母親河，珠江水系流域文化是自舊石器時代始，即有人類聚居生息所產生特有的文化。在“茫茫九派流中國”的江河文化中，獨放異彩，為構建“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文化作出自己的貢獻。以江河為單位去看文化現象，去剖析其文化系統、成分、結構與特質，對大江大河如此，對從屬或分支的小江小河也如此。這意味著對中國文化有了新的視點，這就是新的江河文化論。每個國家、每個民族、每個地域的文化，都是由其江河文化的系統、成分、結構與特質所決定的，都是可以此為其作出文化分析和定位的。這樣，對中華民族文化構成的分析和定位，除以地域傳統文化為單位的系統之外，新增了以江河文化為單位的系統。由此，中華民族文化的構成，就可以說是由黃河、長江、珠江等大江大河文化所構成的多元一體的系統。當今世界上以大江大河流域命名區域文化，已成學術共識。珠江與黃河、長江，在國際上齊負盛名。中國的三大河在“華夏江河傳記叢書”中均有立傳。從文化史而言，《長江文化史》（上、下冊）已於1995年12月出版，《黃河文化史》（上、中、下三冊）也於2003年5月出版，均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專家領銜主編。珠江作為中國第三大母親河，也理所當然應有自己的文化史。所以，《中國珠江文化史》的完成和出版，可以說是填補了我國江河文化史的學術空白，具有現實和歷史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