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埏

李埏（1914～2008），字子沂，號幼舟，彝族，雲南路南縣人。我國著名歷史學家和教育家、雲南大學中國經濟史學科創建者。早年受業於張蔭麟、吳晗、錢穆、陳寅恪等史學大師，深得史學真傳。畢生研究中國古代史，對中國土地制度史和中國商品經濟史的研究尤為深入。

他還多次應邀到復旦大學、廈門大學等國內高校以及劍橋大學、牛津大學等海外名校講學交流，在振興祖國學術文化和加強中外學術交流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

論著

《不自小齋文存》（雲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11月）

論文

論我國的“封建的土地國有制”（《歷史研究》1956年第8期）

《水滸傳》中所反映的莊園和矛盾（《雲南大學學報（人文科學）》1958年第1期）

“良丁”和“丁牛”（《史學月刊》1959年第9期）

試論殷商奴隸制向西周封建制的過渡問題（《歷史研究》1961年第3期）

略論唐代的“錢帛兼行”（《歷史研究》1964年第1期）

開滇的庄蹻應即起義的庄蹻（《思想戰線》1975年第5期）

試論歷史局限性（《思想戰線》1975年第6期）

試論中國古代農村公社的延續和解體（《思想戰線》1979年第3期）

從錢帛兼行到錢楮並用（《宋史研究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經濟史研究中的商品經濟問題（《經濟問題探索》1983年第3期）

北宋楮幣史述論（《思想戰線》1983年第2-3期）

“元”乎？“充”乎？“訖”乎？——吐魯番出土的唐朝高昌縣給田文書中■字作何解釋的問題（《思想戰線》1987年第6期）

關於中國封建地主階級的幾個問題（原載《中國封建地主階級研究》，《歷史研究》編輯部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3月版）

《滇雲歷年傳》校點本前言（《雲南社會科學》1989年第4期）

馬援安寧立銅柱辯（《思想戰線》1990年第3期）

薪盡火傳 繼長增高——書《中國民族史》后（《雲南社會科學》1991年第6期）

孟子的井田說和分工論——讀《孟子》札記（《社會科學戰線》1991年第1期）

北宋西北少數民族地區的生熟戶（《思想戰線》1992年第2期）

宋初秦隴竹木——讀史札記之一（《雲南社會科學》1992年第4期

張蔭麟先生傳（《史學史研究》1993年第3期）

三論中國封建土地國有制（《思想戰線》1996年第1期）

《中國傳統市場的歷史演變》序（《雲南社會科學》1997年第2期）

夏、商、周——中國古代的一個歷史發展階段（《思想戰線》1997年第6期）

《史記·貨殖列傳》時代略論（《思想戰線》1999年第2期）

評辛著《禹貢新解》（《雲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3期）

《史記·貨殖列傳》引《老子》疑義試析（《歷史研究》1999年第4期）

讀《史記·貨殖列傳》札記三篇（《思想戰線》2000年第2期）

論中國古代商人階級的興起——讀《史記·貨殖列傳》札記（《中國經濟史研究》2000年第2期）

《唐宋茶業經濟研究》序（《農業考古》2000年第2期）

太史公論庶人之富——讀《史記·貨殖列傳》札記（《思想戰線》2002年第1期）

1914年11月21日，李埏出生於雲南省石林縣（原路南縣）。四歲入私塾，十歲后就讀於昆明市立第一小學、省立第一中學。1935年7月，以全省第一名的優異成績，由省教育廳保送入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 “七·七”事變后，轉入西南聯大，受業於張蔭麟、吳晗、錢穆、陳寅恪等史學大師，深得史學真傳。1942年畢業后旋即考入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1942年入浙江大學任教，1943年入雲南大學任教。其間勇敢投身愛國民主運動，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者聯盟”。1949年12月，雲南和平解放后，歷任雲南大學教授會第一任主席、雲南大學籌捐委主委、雲南大學工會籌委會主席、昆明市教育工會籌委會主委、雲南省圖書館館長、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等。

在“文化大革命”中，由於與吳晗先生的親密關係，更由於對真理的追求和剛正不阿的品格，李埏被視為吳晗在雲南的代言人，被打成雲南的“三家村”，受盡種種打擊摧殘。八十年代重新投入教學工作，於1980年開始招收研究生。1985年2月以72歲高齡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並任中國經濟史學會顧問、中國宋史研究會副會長、雲南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名譽所長、雲南省經濟史學會理事長、雲南大學封建經濟史研究室主任、雲南大學中國經濟史研究所名譽所長等。執教六十餘年，矢志不渝，先後開設《中國通史》、《宋史》等課程，首開《中國古代經濟史》，開創了雲南大學中國經濟史學科，前後共培養博士12名，碩士20餘名，皆屬一時之秀。還多次應邀到復旦大學、廈門大學等國內高校以及劍橋大學、牛津大學等海外名校講學交流，1986年雲南大學中國經濟史學科被列入雲南省首批省級重點學科，2000年組建了雲南大學中國經濟史研究所。如今雲南大學中國經濟史學科已碩果累累，享譽海內外學界。

李埏先生治學嚴謹，不輕信，不盲從，“治史明義”、“通史致用”是他治學的兩大特點，畢生研究中國經濟史和中國古代史，對中國土地制度史和中國商品經濟史的研究尤為深入。在土地所有制形態、古史分期、農村公社以及地主階級等重大問題上獨樹一幟，是中國土地國有制和西周封建論的重要代表。另一方面，他從理論上對商品經濟史的地位及其理論作了深刻的分析和揭示，創造性地將土地制度史與商品經濟史有機地結合起來，被公認為中國古代商品經濟史研究的開拓者之一。同時他還在“重農抑商”、“唐宋貨幣經濟”、“雲南地方經濟史”等方面的研究中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

2008年5月12日上午8時15分，李埏先生因病搶救無效於昆明逝世，享年94歲。

作者：林文勛

當我們站在世紀之交的交接點上回溯20世紀雲南學術史的發展歷程時，我們會發現有一位世紀老人，始終抱著對科學和真理執著追求的態度與精神，不計名利，孜孜耕耘，把畢生奉獻給了雲南的學術和文化教養事業。他不僅勤於著述，循循育人，為後人留下了大量的學術珍品，為社會培育了大批的棟樑之材，而且以他不懈的耕耘和開拓，使雲南的經濟史學科孕育而生平脫卻襁褓躋身國內、國際領先行列，成為具有重要影響的名牌重點學科，在雲南學術史上留下了永遠不可抹去的歷史痕迹，這位世紀老人是何許人？就是著名經濟史學家，雲南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李埏先生。

李埏先生字子泝，號幼舟。1914年11月21日出生於雲南省路南縣一個傳統書香家庭。四歲入私塾發矇讀書，1928年，先生入昆明市立第一小學高小二年級就讀。憑著刻苦好學和鍥而不捨的求知精神，1929年，全市小學畢業會考，先生獲甲等第三名。同年3月，並以第二名的優異成績考入省立第一中學。中學的課業十分繁重，先生不以為苦，反以為樂。除經常超額完成學習任務外，還廣泛涉獵小說、詩詞、戲劇、電影、體育等多方面知識和技能。初中時，先生的作文《深秋的農人》（短篇小說）便收入學校編輯的《國文觀摹錄》石印發行。高中時，每學期都以“品學兼優”獲雲南省教育廳的甲等獎學金。三年級時還在上海中華書局主辦的全國徵文比賽中獲獎。1935年高中畢業，先生名列全省會考甲等第二名。

中學的學習不僅使先生學到了許多知識，而且使他增強了對學習重要性的認識。在高中時期發表的《以學愈愚說》一文中，先生認為：人的成敗不在於智愚而在於“學與不學”。“高明進之之方惟‘學’之一字，為其不二之法門”。“雖有過人之智而無過人之學則智不足美”。抱著對知識的渴求，先生高中畢業時的最大願望就是能夠到北平求學。1935年7月，先生在強手如林的競爭中，奪得雲南省教育廳報送北京師範大學公費生第一名，經北師大複試，入歷史系學習。從遙遠的西南邊陲來到千年古都北平，神州的壯麗河山使先生深切感受到古國的偉大，而日本浪人的橫行又使先生為民族的前途和命運悲憤不已。入學未及半年，先生便不懼反動軍警的鎮壓，勇敢地參加了震驚中外的“一二。九”運動。1936年秋冬，北大著名教授錢穆先生受聘到北師大講授“秦漢史”，先生得親承教誨，從此定下了立志史學的決心。

1937年“蘆溝橋事變”爆發，先生回滇借讀於雲南大學。在回滇的途中，先生巧遇吳晗教授，從此結下深厚的師生情誼。在雲南大學借讀兩月後，先生到大理師範學校任教半年。1938年8月，西南聯大在昆明開學，先生立即回昆轉學入西南聯大歷史系學習。在那裡，先生深得吳晗、錢穆、張蔭麟諸位大師的言教身教，走上了研究經濟史和宋史的道路，曾先後撰寫和發表了《北宋楮幣起源考》、《宋代四川交子兌屆考》、《宋代交子發展史》等一批論文，成功地解決了交子起源和兌界的懸案，為學術界讚譽。。吳晗、張蔭麟兩位大師見先生才華橫溢，勤學刻苦，遂介紹先生加入“中國實學研究會”，成為該會僅有的兩名學生會員之一。先生的學術研究基石即奠定於此。

1940年7月，先生畢業於西南聯大，旋以優異成績考入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師事向達、姚從吾教授，潛心攻讀研究生學業。1942年夏張蔭麟教授在浙江大學病重，召先生前往服侍，先生不惜中斷只有一年即將完成的研究生學業迅速趕往貴州遵義，任教於浙江大學史地系。當年10月下旬，張蔭麟教授辭世。恩師的英年早逝使先生悲痛不已。但不幸中萬幸的是，1943年春，錢穆教授應浙江大學之聘前往遵義作短期講學，先生沒有想到在這偏僻的小城竟能與他日夜思念的另一位恩師再度重逢。在錢先生講學的日子裡，先生隨侍左右，又得恩師悉心指點。遺憾的是錢先生講學一月即返川。臨別之際，錢先生手書杜工部《奉簡高三十五使君》五律相贈，既寄託他對先生的厚望，也紀念他們之間的忘年之情。詩云：“當代論才子，如公復幾人。驊騮開道路，鷹隼出風塵，行色秋將晚，交情老更親。天涯喜相見，披豁對吾真。”同年六月，先生突然接慈母仙逝噩耗，即向校方告假回滇奔母喪。料理喪事畢，因老父傷感逾恆，不忍遠遊，遂應雲南大學歷史系主任徐嘉瑞之約，受聘為雲南大學講師，講授《中國通史》、《宋史》等課程。1948年晉陞為副教授。其間，曾為校方選送法國留學，並為此從孔令忠神甫學習法語。但因法國淪陷，赴法留學遂成泡影。

四十年代中後期，正值國民黨腐朽已極，社會動蕩，物價飛漲。迫於生計，先生兼任中學英語教員，《民意日報》“文史副刊”編輯，碰上有生以來最為苦忙的時期。但即使如此，先生也沒有忘記自己所鍾愛的學術研究和倡明雲南學術文化的責任。就是在此之時，先生先後撰寫發表讀史札記十數篇和《輪高小和初中的歷史教材》等文，並完成《路南縣沿革大事系年要錄》上下冊。為振作西南聯大北遷后雲南學術文化的沉寂狀態，1946年，先生受五華學院和雲南大學之託，敦請錢穆先生來昆講學。在錢先生兩度蒞昆講學期間，先生以錢先生胃疾加劇乃賃屋同住共爨，並隨侍講筵、做筆記，再次留下了感人至深的師弟高誼。據錢先生的回憶：“余與李家同食”，“由李埏妻親任烹調。同桌五人，余乃儼如其家之老人。然而從此余之一日三餐遂獲妥善之解決，余之體力亦日健。”

與此同時，在進步人士和中國地下黨員的幫助下，勇敢地投身於愛國民主運動，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者聯盟”，積極為中國地下黨的刊物《新雲南》撰寫稿件。1949年12月，雲南和平解放，先生被選為雲南大學教授會第一任主席，兼任雲南大學募捐委主委、雲南大學工會籌委會主席、昆明市教育工會籌委會主委，積極組織教師遊行示威，迎接中國人民解放大軍進駐昆明。

新中國的建立，使中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先生親自目睹了這一切，於是發自內心地感到中國共產黨的偉大。懷著對黨的事業的忠誠和熱愛，先生傾心投入了新中國破舊創新的偉大事業之中。1950年5月，先生奉命接管雲南省圖書館，旋任館長。1951年10月，參加雲南武定地區的土改工作，並任工作大隊秘書、羅次北廠鄉、武定烏龍鄉等工作點點長。基於對黨的認識和對黨的事業的親身實踐，先生確立起了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堅定信念。20世紀50年的初那幾年，他把過去所讀的古籍全收起來，盡讀馬列之書及許多較早用馬克思主義觀點進行研究的中外史學家的著作。通過對馬克思主義的潛心研究，先生的歷史觀和治史理論發生來根本性的轉變，巨大地激發了他早已奠定的深厚學術功力。此後，獻身曾多次上山下鄉，進行勞動鍛煉。這非但沒有阻止先生深厚學術功力的迸發，反而使他的經濟史研究與自己對農村社會的深刻認識有機地契合在一起，從而進一步豐富了他的歷史哲學和治史方法，煥發出更加旺盛的學術生命力。1954年，先生為了專心治史，在雲大和省圖二者不可得兼的情況下，力辭省圖書館館長之職，只在雲南大學執教。時隔僅一年有餘，先生便在《歷史研究》1956年第8期發表了著名論文《論我國的“封建的土地國有制”》。文章從理論上首次對土地國有制、大土地佔有制和大土地私有製作了科學的區分，進而分析了土地國有制的起源及其與地理環境、農民大起義和中央集權之間的內在聯繫，指出我國古代的土地制度是封建的土地國有制、大土地佔有制、大土地所有制、小土地所有制和殘餘的村社所有制多種形態同時並存，互為消長盈縮。該文發表后，引起學術界強烈反響，受到著名歷史學家侯外廬先生的高度評價，中國科學院因此特聘先生兼任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自此至1964年，先生又在《歷史研究》和雲大學報等刊物相繼發表了《<水滸傳>中所反映的莊園和矛盾》、《龍崇拜的起源》、《試論殷商奴隸制向西周封建制的過渡問題》、《略論唐代的“錢帛兼行”》等長篇論著。這些論文，對土地所有制、古史分期、商品經濟等重要問題作了深入的分析探討，提出了重要的學術創見，先生被公認為是中國土地國有制和西周封建論的重要代表、中國古代商品經濟史研究的開拓者。在教學上，先生始終把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及時貫穿到整個教學過程之中，教學內容新穎、豐富，啟迪和培養了無數青年學子。先生長期講授《中國古代史》，至六十年代初，適應教學專門化的要求，第一次開出了《中國古代經濟史》，以此開始了創建雲南大學中國經濟史學科的歷程。為配合這門課程的教學，先生編寫了《中國封建經濟史專題》、《唐宋經濟史》、《宋代史稿》、《唐宋社會的等級分析》等教材與講義，推動了雲南大學教材建設的發展。與此同時，1962年至1963年，先生應《雲南日報》《文化生活》版之約，撰寫了《讀書與灌園》、《立志》、《唐太宗的以人為鏡》、《善於人同》、《漫談創業與守成》等歷史雜文十餘篇。這些文章以生動的故事、明快簡潔的文字，寓深刻哲理於古今漫談之中，或教導年輕人立志、讀書，或譬喻革命建設中的成敗教訓，充分反映了先生誨人不倦的無私奉獻精神和古為今用學術實踐。

科學研究和教學的巨大創穫將先生的學術事業推進到了一個輝煌的黃金時期。然而不幸的是，接下來的卻是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浩劫。在“文化大革命”中，由於先生和吳晗教授的親密關係，更由於先生對真理的追求和剛直不阿的品格，先生被視為吳晗在昆明的代言人，最早遭到揪斗，先是被打成雲大“三家村”的急先鋒，后又被定為“四家店”的骨幹，被剝奪了教學和科研的權利。其間，經侯外廬先生舉薦，郭沫若先生曾致函商調先生入京協助編撰《中國史稿》，此事競因某些人利用權力阻止未能成行。但在這樣的逆境中，先生也從未停止對真理和科學的不懈追求。在“文革”尚未結束的1975年，先生即在《思想戰線》上發表《試論歷史的局限性》一文，針對大有來頭的“無限拔高”和“不應寫歷史局限性”的謬論發表不同意見。為此，先生雖然受到無情圍攻，險遭不測，但他並沒有放棄自己的論點，體現了先生敢為真理赴湯蹈火的大無畏精神。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科學的春天到來，先生歡欣鼓舞，積極投身於教學與科學研究工作。1978年即撰寫了《試論中國古代農村公社的延續和結體》一文。然而，此時先生已高達65高齡，痛感歲月的流逝和十年浩劫的損失，先生的思想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他考慮得最多的已不是個人的發展，而是想利用有生之年培育發展雲南大學的經濟史學科，促進祖國的學術文化繁榮。1982年冬，先生創建了全國第一個封建經濟史研究室。建室伊始，先生撰寫了《我愛公孫樹》的雜文，用肺腑之言表達了他“爺爺栽樹，孫子吃果”的矢志不渝信念和要乘垂暮之年種下一小株公孫樹苗的美好心愿，並堅信：“在這樣美好的時代，我們這株小小的公孫樹苗一定會欣欣向榮，茁壯成長的”先生的遠大胸懷溢於言表。1983年，先生髮表了《經濟史研究中的商品經濟問題》。文章從政治經濟學的兩個最基本範疇——生產和交換及其相互關係入手，揭示了交換的重要作用，指出商品經濟發展的軌跡就是一個社會或一個時代的經濟曲線，呼籲大力加強商品經濟史的研究。文章發表后，引起強烈反響，對中國商品經濟史研究的開展起了導先路的作用。1983年《中國經濟史年鑒》將該文作為有助於推動經濟史學科建設和發展的重要論文詳加介紹和評述。同時，先生由於《歷史研究》編輯部、南開大學等單位的學者共同發起在昆明召開了“中國封建地主階級研究學術討論會”，在史學界產生重要影響，至今仍被稱為一次空前的盛會。會上，先生髮表了《關於中國封建地主階級的幾個問題》，對地主的界說，地主的產生、地主階級與中央集權制的關係以及地主階級的更新作了精闢的論述。文中指出，商品經濟的一定程度的發展是地主階級產生和發展的前提。春秋戰國時期，貨幣經濟衝擊著農村公社，引起公社內部齊民的貧富分化。富者必然要剝削貧者，但由於雙方均為齊民，不能採取抑良為賤手段進行剝削，而只能藉助於租佃契約這種經濟關係，於是產生了地主和佃農，產生了封建地主製成關係。這比之於把地主階級的產生簡單地歸結為階級鬥爭的結果，顯然更具有說服力。地主，特別是決定地主階級性質和動向的庶民地主，與手工業者，商賈之間，不僅沒有等級界限的障礙，反而有商品經濟這一經濟通道，因此得以不斷更新，從一個方面導致了地主階級的長期存在。1986年，先生聯合雲南大學研治經濟史的同仁，共同組建了雲南大學中國經濟史學科，旋即被批准為省級重點學科，經“七五”期間建設，邁入了國際國內先進行列。同年十二月，先生還前往河北廊坊市參加了中國經濟史學會成立大會並被選為顧問。會上，先生作了熱情洋溢的發言，起到了重要的鼓舞作用。回昆不久，先生便進一步聯合省人民銀行、省財政廳、省方誌學會、雲南民院、雲南財貿學院等近三十個單位的經濟史研究力量，於1987年3月21日在昆明成立了雲南省經濟史學會。會上，先生被選舉為理事長，他號召全體會員共努力，開創雲南經濟史研究的全新局面。這樣，經過先生數年不懈的努力和倡導，雲南大學和雲南省的經濟史學科終於從無到有，從小到大，脫卻襁褓，邁步走向全國乃至世界。此後，1988年和1990年，先生聯合山東大學、貴州民主學院等單位，分別在山東煙台和雲南昆明召開了兩次中國土地國有制史學術討論會。1996年，在先生的努力下，又在昆明召開了中國宋史研究會第七屆年會。

先生即是一位高瞻遠矚的史學家，又是一位身體力行的實踐者。1984年2月，先生以七十二歲高齡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這既是他對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執著追求的人生歸宿，又是新的人生鞭策。入黨后，先生忘卻了那令人傷感的“老”字，深切感受到：“老之一字，共產黨人之字典中無之”。在不久學校舉行的歡迎兩山英雄座談會上，先生朗誦了一位前輩學者“戰士死於沙場，教師死於講座”的警句與英雄互勉。1990年，先生被選為雲南大學優秀黨員。同年，雲大在《思想戰線》開闢“雲大學者專欄”介紹先生，他手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的千年古訓以自勉。胸懷這樣的思想境界，先生拋卻了遲暮之感，全身心投入科研、教學及各種社會工作之中。八十年代至今，先後出版了《中國封建經濟史論集》、《中國封建經濟史研究》、《中國古代土地國有制史》、《宋金楮幣史系年》、《滇雲歷年傳點校》等具有重要影響的學術著作，發表了《再論我國的封建的土地國有制》和《三論我國的封建的土地國有制》等一批具有重要影響的的學術論文，對中國土地制度史，中國商品經濟史和唐宋經濟史的研究作了系統的總結和升華。他創造性地將中國土地制度史和中國商品經濟史的研究有機地結合起來，指出商品經濟是導致各種土地所有制之間互為消長盈縮的根本原因，並據此分析了戰國以迄宋元明清商品經濟與土地制度變化發展的內在聯繫。在唐宋經濟史領域，先生不僅全面系統地整理了宋金時期紙幣的資料，成功地解決了唐宋貨幣史中一些長期懸而未決的重大難題，而且將唐宋時期的貨幣發展變化放在商品經濟和中國貨幣史發展的大背景之下，做了最為深刻的精闢的揭示。近幾年，為追溯中國商品經濟史的起始階段，先生花了大量時間和精力研究《史記．貨殖列傳》。《貨殖列傳》記載的歷史，始於公元前5世紀初的春秋季年，，迄於前2世紀末的武帝元鼎年間，歷時約四百載。這是一個生產力大發展，生產工具革命的時代；是一個社會大分工突飛猛進的時代；是一個商品經濟興旺活躍的時代；是一個平民走到歷史前台，創造歷史的偉大時代，由此形成中國歷史上商品經濟發展的第一個高峰。通過系列論文，先生不僅深刻地揭示了這個時代豐富多彩的社會內涵，而且糾正了數百年來沿襲的錯誤，受到著名哲學史專家張岱年先生的高度評價。

1980年，先生招收培養研究生。1982年，先生被批准為唐宋經濟史碩士生導師，1986年又被批准為博士生導師，為國內唯一的唐宋經濟史研究生導師。對先生來說，教書育人，他一貫視為己任，樂此不疲。招收培養研究生以來，先生更感責任重大。他以驚人的毅力，承擔起此項繁重的工作，工作量年年位居校系前列。目前（1999年），先生共培養博士生15名，碩士生20名，皆屬一時之秀，為祖國人才的培養做出卓越的貢獻。曾被雲南省教育當局授予教書育人先進工作者稱號。

八十年代以來，先生先後擔任雲南大學學術委員會委員、副主任、校學位委員會委員、校文科教師專業技術職務評定委員會主任委員，雲南大學學報編輯部顧問等職，兼任雲南省政協委員、文史資料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經濟師學會顧問、中國宋史研究會副會長、雲南省經濟史學會理事長、省錢幣學會副會長以及陝西師範大學唐史研究所兼職研究員、貴州民族學院兼任教授、雲南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名譽所長等職。同時多次應聘到復旦大學、廈門大學、暨南大學、貴州民族學院等高等院校講學。1990年，又遠赴英倫，到劍橋大學、牛津大學、倫敦大學等世界著名學府作學術交流。先生在振興祖國學術文化和加強中外學術文化交流方面同樣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回顧先生的人生歷程，他以奮鬥和開拓的一生在學術文化史上寫下了重要的光輝篇章。1992年，雲南大學為先生舉行從事學術活動五十周年紀念大會，中共雲南省委宣傳部在賀信中高度評價先生是學術研究的宗師，是獻身教育事業的楷模。1996年，雲南電視台在“雲南人”專欄節目中將先生列為“今朝風流人物”做專題報道。先生不愧為學術文化史上的宗師和楷模，不愧為學術文化史上的風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