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仲良

侯仲良，字師聖，宋理學學者，祖籍太原盂縣，華陰人，生卒年不詳。高祖父侯元和曾祖父侯暠都以武勇聞名，五代時期為北漢劉知遠部將，鎮守盂縣烏河川；祖侯道濟，生活在北宋盛世，始棄武從文，以儒學登科，為潤州丹徒縣令，以期頤之壽終，贈尚書比部員外郎。

仲良父侯可（1008-1079），字無可，“少時倜儻不羈，以氣節自喜”。成年後，他盡棄前好，而篤志為學，博覽群書，貫涉萬類。“若禮之制度，樂之形聲，詩之比興，易之象數，天文地理，陰陽氣運，醫藥算數之學，無不究其淵源”，終成一位“聲聞四馳”的飽學之士。後來遊學四方，寓居陝西華陰。侯可最精西北地理，談到當地山川道路、郡縣部族，無不備具。在當時對西夏戰爭中，他受韓琦之邀赴西北參與戍邊。其間，他開渭源地八千頃，圖謀恢復鄭國渠等古代水利工程，與當地戎人主動和解，為西北穩定做出了貢獻。程頤在《聞舅氏侯無可應辟南征詩》中盛稱其才能：“人稱孔子生關西，宏才未得天下宰，良謀且作軍中師”。侯可一生“以勤學新民”為責任，從不忘記重教興學，晚年仍深究理學，就學者眾多，“故自陝而西，多宗先生之學”。其甥程顥稱其學為“華學”。侯可曾從孫沔平定儂智高之亂，以功知巴州化城縣，力改巴中尚巫廢醫之俗。宋元豐二年（1079年），侯可病逝，官至殿中丞，葬於華陰縣保德鄉。據程顥撰《華陰先生侯可墓誌銘》載，侯可有二子，長名孚，次名淳。多方資料表示，仲良為其子無疑，按“淳”、“良”同訓，故仲良可能本名淳，排行第二，以字行。

侯可之姐侯氏，於宋景德元年（1004年）出生在太原，“自幼好讀書史，博知古今”。其父常感嘆：“恨汝非男子”。年十九，嫁伊川程珦。其生子六人，四子早夭，只存程顥、程頤兄弟二人，為宋代理學大家。皇祜四年（1052），侯氏病逝於江寧，始封壽安縣君，追封上谷郡君。

侯仲良就出生在這樣一個家學淵源深厚的家族，繼承其父“華學”理論，又融合兩位表兄二程的“洛學”學說。仲良“初從伊川（程頤號稱伊川）學”。（《山西通志》，以下同）但在程頤處求學“未悟”，“乃策杖訪濂溪（即周敦頤，新儒學奠基人，號稱濂溪先生）”，向他拜師求學。僅僅學了三天，就“自謂有得，看見天之廣大”。這種說法可能有些誇大，但也表明仲良在周敦頤啟發教育下，激發了靈感，思想認識有了飛躍。所以當他又回到程頤處時，程頤非常驚訝地說：“非從茂叔來耶！（茂叔即周敦頤）”可見程頤對周敦頤學識思想是多麼了解和敬佩。因為周敦頤也是程頤的老師，早在二程的父親程珦任南安通判時，結識周敦頤，便令二程前往拜師受學。周敦頤在幾十年遊宦生涯中，始終讀書講學，收徒傳道，以光大儒學為己任。他創立的“濂學”，以儒以本，援道入儒，道儒結合，為新儒學的誕生奠定了氣度博大的思想基礎，也為二程理學的形成提供了豐富的思想營養。因而被尊為宋代理學的宗主。侯仲良在這樣儒學大師的教育下，得到了思想的徹悟和學識的升華是很自然的。

但侯仲良基本思想淵源還是來自於程頤。仲良從小同二程親密來往，後來又從二程讀書，開啟了他探究理學的生涯。他對二程推崇備至，“言必稱二程先生”，並說：“吾以為志在天下，視不義富貴如浮雲者，二程先生而已”。（《宋史：胡安國列傳》）他不僅讚歎二程的人格品行，還把二程的事迹和學術思想記載於他的著作《雅言》一書中。我們熟知的“程門立雪”，就是他在《雅言》中記述程門弟子楊時、游酢，虛心向程頤求學的故事。楊時、游酢後來都成為二程的高門弟子，同仲良一樣都是理學的中堅人物。不過，由於侯仲良與二程的特殊關係，更是深得理學要義，被稱為“程門後傳”，“河東學派”。（《山西通志》）中記載他深通儒學，“邃心性理”。“性”、“理”即是二程人性論的基本思想。“性即理”的人性論既是二程倫理哲學的基礎，又是其道德修養的依據。他對二程這一理論核心有著精心的研究和深入的領悟。因而深得二程理學的真諦。就連當時大儒者胡安國也稱他“講論經術則通貫不究，商略時事則纖微皆察”。說明他對儒學的融會貫通和格物致知的能力是超乎常人的。即使在他四處遊學，晚年顛沛流離而貧病交加時，依然“安於籍古，守節不移”，（《山西通志》）始終堅守在儒家的精神道德境界中。

侯仲良在晚年經歷了北宋到南宋的變遷，在戰爭動亂中顛沛流離，於漳水之濱的荊門遇到了胡安國。胡是當時的名儒，著名經學家，曾私淑於二程洛學，因而對侯仲良非常看重，對他推崇備至，評價很高，也十分同情和感嘆他的遭遇，說：“時值艱難，使此輩身老貧賤，亦良可慨！”而仲良也對胡安國如二程一樣的崇敬，把他視為知己。靖康元年（1126年），胡安國讓自己曾師事程門高足楊時的兒子胡宏，在荊門拜侯仲良為師。從此胡宏在仲良的傳授下，以胡氏家學為底蘊，又兼得到了二程理學之正傳，形成了南宋湖湘派的學術風格和基本特色。

北宋末年，金兵南侵，文人紛紛南渡避禍，遂使中國文化中心南移。胡宏從荊門南渡到湖南衡山講學二十餘年，曾擔任嶽麓書院山長，執教於碧泉書院、道山書院等處，以振興儒家道統為己任，創立了湖湘學派。湖湘之士多求學於其門，尊仰其為一代師表。黃宗羲稱該學派在南宋之初治學氣勢為“最盛”。

胡宏之學，以性本論為基本特徵，來建立起他的理論思想體系。他的思想理論，既出於侯仲良所傳授的理學，又在繼承中有獨立發展。他的學說為南渡后倡明二程洛學立下了大功，是連結南北兩宋理學的重要環節。胡宏的這一學說，由其弟子張栻影響到朱熹。朱熹以理本論構造哲學體系時，又吸收改造了胡宏的性本論，提出了“性只是理”，“性，形而上者也”等思想。所以從朱熹的學說思想中，可以看到胡宏學說的啟發和承接。從侯仲良到胡宏，到張栻，再到朱熹，我們可以明顯看到二程思想的一脈相承，看到程朱理學體系的形成。其理論的博大精深，其形式的精緻完美都為前代所不及。程朱理學從此一直牢牢地居於官方哲學的地位長達700餘年就，其社會價值而言，對宋元明清國家的統一，社會的安定無疑是具有重大的建設性意義。（以上侯仲良內容部分據“路漫修遠”發表於新浪博客的《侯可、侯仲良與二程理學的淵源》一文）

侯仲良一生論講經述，通貫不窮，經歷兩宋間戰亂，從荊門一路南下講學，據《朱子語類》載，後來他還漂泊到了福建沙縣，與羅仲素等名士有交往，晚年因貧病交加，大概終老於福建，子孫蓋落籍於此。侯氏遺有著述《論語說》和《雅言》。《雅言》是侯仲良記載二程事迹和學說思想的重要著作，後人出於對侯仲良的崇敬，尊稱他為“侯子”，故其書又稱《侯子雅言》。我們熟知的楊時“程門立雪”和朱光庭“坐沐春風”的成語故事，就是由這部書記載流傳下來的。

（編輯：侯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