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餘

1.詞的別稱。《蜀中詩話》：“唐人長短句，詩之餘也，始於李太白。”清人李良年《詞家辨證》：“今詩餘名，除《望江南》外，《菩薩蠻》、《憶秦娥》稱最古。”

2.指詩歌字面外的內容。元人袁桷《輞川圖》詩：“詩中傳畫意，畫里見詩餘。”

3.曲的別稱。清人戴褐夫《<天籟集>序》：“《天籟集》者，元初白仁甫所作詩餘也。詩餘莫盛於元，而仁甫之作，尤稱雋妙。”

詩餘是一種文學形式，從萌芽到定型，需要一個或長或短的過程。這種已定型的文學形式，還需要另一個過程，才能確定其名稱。詞是從詩分化出來，逐漸發展而成為脫離了詩的領域的一種獨立的文學形式，其過程是從盛唐到北宋，幾乎有二三百年的時間；而最後把這種文學形式定名為“詞”，還得遲到南宋中期。

有人解釋詞的名義，常常說：“詞又名長短句，又名詩餘。”這裡所謂“又名”，時間概念和主從概念，都很不明確。好象是這種文學形式先名為詞，後來又名為長短句，後來又名為詩餘。但是，考之於文學發展史的實際情況，卻並不如此，事實恰恰是：先有長短句這個名詞，然後又名為詞，而詩餘這個名詞初出現的時候，還不是長短句的“又名”，更不是詞的“又名”。

胡元任《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序於紹興四年甲寅(1134)，後集序於乾道三年丁亥(1167)，全書中不見有“詩餘”這個名詞，也沒有提到《草堂詩餘》這部書。王楙的《野客叢書》成於慶元年間(1195－1200)，書中已引用了《草堂詩餘》，可見這部書出現於乾道末年至淳熙年間。毛平忡《樵隱詞》有乾道三年王木叔序，稱其集為《樵隱詩餘》。以上二事，是宋人用“詩餘”這個名詞的年代最早者。稍後則王十朋詞集日《梅溪詩餘》，其人卒於乾道七年，壽六十。廖行之詞集曰《省齋詩餘》，見於《直齋書錄》，其人乃淳熙十一年進士，詞集乃其子謙所編刊，當然在其卒后。林淳詞集曰《定齋詩餘》，亦見《直齋書錄》，其人於乾道八年為涇縣令，刻集亦必在其後。此外凡見於《直齋書錄》或宋人筆記的詞集，以“詩餘”標名者，皆在乾道、淳熙年間，可知“詩餘”是當時流行的一個新名詞。黃叔腸稱周邦彥有《清真詩餘》，景定刊本《嚴州續志》亦著錄周邦彥《清真詩餘》，這是嚴州刻本《清真集》的附卷，井非詞集原名。現在所知周邦彥詞集，以淳熙年間晉陽強煥刻於溧水郡齋的一本為最早，其書名還是《清真集》，不作《清真詩餘》。

南宋時人並不以“詩餘”為文學形式的名詞，它的作用僅在於編詩集時的分類。考北宋人集之附有詞作者，大多稱之為“樂府”，或稱“長短句”都編次在詩的後面，既沒有標名為“詞”，更沒有標名為“詩餘”。南宋人集始於詩后附錄“詩餘”。陳與義卒於紹興八年，其《簡齋集》十八卷附詩餘十八首。但今所見者乃胡竹坡箋注本，恐刊行甚遲。高登的《東溪集》，附詩餘十二首。登卒於紹興十八年，三十年後，延平田澹始刻其遺文，那麼亦當在淳熙年間了。況且回來人們所見的《東溪集》，已是明人重編本，不能確知此“詩餘”二字是否見於宋時初刻本。宋本《后村居士集》，其第十九、二十兩卷為詩餘，此本有淳熙九年林希逸序，其時后村尚在世。然《后村大全集》一百九十六卷，其卷一百八十七至一百九十一，共五卷，則題作“長短句”，可見南宋人編詩集，如果把詞作也編進去，則附於詩后，標題日“詩餘”，以代替北宋人集中的“樂府”或“長短句”。

“詩餘”成為一個流行的新名詞以後，書坊商人把文集中的詩餘附卷裁篇別出，單獨刊行，就題作《履齋詩餘》、《竹齋詩餘》、《冷然齋詩餘》，甚至把北宋人周邦彥的長短句也題名為《清真詩餘》了。這樣，“詩餘”好象已成為這一種文學形式的名稱，但是，我們如果再檢閱當時人所作提到詞的雜著，如詞話、詞序，詞集題跋之類，還是沒有見到把作詞說成作詩餘，由此可知“詩餘”這個名詞雖出現於乾道末年，其意義與作用還不等於一個文學形式的名稱。個人的詞集雖題曰“詩餘”，其前面必有一個代表作者的別號或齋名。詞選集有《草堂詩餘》、《群公詩餘》，“草堂”指李白，“群公”則指許多作者，也都是有著名的。一直到明人張蜒作詞譜，把書名題作《詩餘圖譜》，從此“詩餘”才成為詞的“又名”。這是張蜒造成的一個大錯。

《草堂詩餘》的宋人序文已佚不可見，不知當時有無解釋“詩餘”名義的話。其他宋人著作中，亦不見有所說明。直到明代楊用修作《詞品》，才在其自序中說：

詩餘者，憶秦娥，著薩蠻為詩之餘，而百代詞曲之祖也。今士林多伯其書而昧其名，故余所著《詞品》首著之雲。

以李白的憶秦娥，菩薩蠻二詞為“百代詞曲之祖”，這是南宋時人黃叔暘的話，見於《唐宋名賢詞選》，其上句中“為詩之餘”，則是楊用修自己的話。但這句話等於沒有解釋，他不過加了一個不起作用的“之”字。到底李白這兩首詞何以為詩之餘，這個“塗”字的正確意義是什麼？仍不可解。從下一句揣摩起來，他似乎說：這兩首詞對於詩的關係，則為支流別派；對於後世的詞曲，則為租爾。詞出於詩，所以稱為詩餘。

明清兩代研究詞學的人，根據各自的體會，對於詩餘，有了種種不同的解釋，也展開了論辨。

俞彥《愛園詞話》云：

詞何以名詩餘？詩亡然後詞作，故曰余也。非詩亡，所以歌詠詩者亡也，詞亡然後南北曲作。非死亡，所以歌詠詞者亡也。謂詩餘興而樂府亡，南北曲興而詩餘亡者，否也。

這一段話，意義是可以了解的，但語文邏輯卻大謬。既然肯定了“詩亡然後詞作”、“詞亡然後南北曲作”，為什麼立刻就自己否定了這樣提法，說是“非詩亡”、“非詞亡”呢？既然亡的是“所以歌詠詩者”和“所以歌詠詞者”又何必先肯定“詩亡”和“詞亡”呢？

俞氏之意，以為詩本該是可以歌詠的，到後來，詩亡失其歌詠的功能，於是有詞代之而興，此時人們歌詠詞而不歌詠詩了。所以說詞是詩之餘。再后，詞也亡失其歌詠的功能，於是南北曲代之而興，此時人們歌詠南北曲而不歌詠詞了。但是，在這裡，俞氏卻不說南北曲是詞之餘。他以為可以歌詠的詩歌，都是樂府。詩在可以歌詠的時候，也是樂府。詩到了不能歌詠的時候，詩還是詩，但已不是樂府了。因此他說：不是詩亡，而只是詩亡失了它的樂府功能。詞（詩餘）在它可以歌詠的時候，也是樂府，所以不能說“詩餘興而樂府亡”。同樣，南北曲興起之後，詩餘只是亡失了它的樂能，故不能說是“詩餘亡”了。

探索俞氏這段話的意味，實際上他以為詩與詞都是樂府之餘，但是他卻說“詩亡然後詞作，故日余也。”這個“余”字的意義和作用，仍然沒有解釋清楚。

陳仁錫序《草堂詩餘四集》云：

侍者，余也。無餘無詩，詩易余哉？東海何子曰：‘詩餘者，古樂府之流別，而後世歌曲之濫觴也。元聲在，則為法省而易諧；人氣乖，則用法嚴而難葉。’余讀而韙之。及又曰：“詩亡而後有樂府，樂府缺而後有詩餘，詩餘廢而後有歌曲。……凡詩皆余，凡余皆詩。余何知詩，蓋言其餘而已矣。

東海何子，指華亭（今松江縣）何良俊，這些話見於武陵逸史本《草堂詩餘》，陳氏引用來解釋“詩餘”。何氏之意謂詞出於古樂府，而古樂府則出於詩三百篇。因此，“詩餘”的意義是詩三百篇的緒餘。這個“詩”字應當理解為《詩經》。陳氏推演何氏之說，得出兩句非常晦澀的話：“詩者，余也。無餘無詩。”意謂後世一切詩歌，都是《詩經》的餘波別派，詩三百篇如果沒有餘波別派，則後世無詩歌了。所以，“凡詩皆余，凡余皆詩”。凡是一切後世詩歌，都是《詩經》的餘波，凡是繼承《詩經》的作品，都是詩。最後，他說：“余何知詩，蓋言其徐而已矣。”這個“詩”字，又是指《詩經》的，他自謙不懂得《詩經》，只能談談《詩經》的餘波——詞——而已。

這一段序文中用“詩”字有不同的涵義，以致晦澀難解，明代文人，就喜歡寫這種“惡札”。同書又有一篇秦士奇的序文云：

自三百而後，凡詩皆余也，即謂騷賦為詩之餘，樂府為騷賦之餘，填詞為樂府之餘，聲歌為填詞之餘，遞屬而下，至聲歌亦詩之餘，轉屬而上，亦詩而餘聲歌。即以聲歌、填詞、樂府，謂凡余皆詩可也。

此文也是發揮何良俊、陳仁錫的意見，以詞為《詩經》之餘。“聲歌”即指南北曲。

吳寧作《榕園詞韻》，其《發凡》第一條云：

詞肇於唐，盛於宋，溯其體制，則梁武帝《江南弄》，沈隱侯《六憶》已開其漸。詩變為詞，目為詩餘，烏得議其非同一論？屈子《離騷》名詞，漢武帝《秋風》，陶靖節《歸去來》亦名詞，以詞命名，從來久矣。由今言之，金元以還南北曲皆以詞名，或系南北，或竟稱詞。詞，所同也；詩餘，所獨也。顧世稱詩餘者寡，欲名不相混，要以詩餘為安。是編仍號《詞韻》，從沈去矜氏舊也。

吳氏以為詞出於齊梁宮體詩，足當詩餘之稱。又以詞為通名，凡楚詞、六歌詞、南北曲，皆可稱為詞，則無以區別於《花間》、《草堂》形式的詞。因此，他主張以“詩餘”為詞的正名庶幾專指這一種文學形式。但是，吳氏雖持此觀點，而他的書還不便改名《詩餘韻》，因為他這部書是在沈去矜《詞韻》的基礎上改訂的。

按：屈宋楚辭、漢武、陶潛的歌賦，在文學史上，向來用“辭”字，而不用“詞”字。“辭”為文體專名，而“詞”則為通名，如歌詞、曲詞等。宋元以後，才有人把“楚辭”寫成“楚詞”，南北曲在金元間雖然亦稱為詞，但至明清間已逐漸稱之為曲。故“詞”字的涵義，在宋代則正在由通名演變為專名，到元明以後，則已固定下來，自成為一種文學形式的正名，不會與楚、漢、金、元辭曲相混。吳氏主張以“詩餘”為詞的正名，我們暫且不必討論其當否，從他所說“詩變為詞，曰為詩餘，烏得議其非通論？”這句話看來，可知他是針對汪森而說的。汪氏把詩和樂府分為兩個系統，他以為詞源於樂府，故否定其為“詩餘”，吳氏以為詞是從詩衍變而成的，故應當名為“詩餘”；但是他所舉的《江南弄》、《六憶》等卻是齊梁樂府，可知他關於樂府與詩的概念是混淆的。

清初，汪森序《詞綜》云：

自有詩而長短句即寓焉，《南風》之操、《五千之歌》是已。周之頌三十一篇，長短句居十八；漢《郊祀歌》十九篇，長短句居其五；至《短蕭饒歌》十八篇，篇皆長短句。謂非詞之源乎？迄於六代，《江南》、《採蓮》諸曲，去倚聲不遠，其不即變為詞者，四聲猶未諧暢也。自古詩變為近體，而五七言絕句傳於伶官樂部，長短句無所依，則不得不更改為詞。當開元盛日，王之渙、高適、王昌齡詩句流播旗亭，而李白菩薩蠻等詞，亦稱為稱為歌曲。古詩之於樂府，近體之於詞，分鏢並騁，非有先後。謂詩降為詞，以詞為詩之餘，殆非通論矣。

此文觀念，較為明白。汪氏以為詞的特徵有二：其形式為長短句，其作用為樂府歌辭。以這兩個特徵為標準：以求索於文學史，則《南鳳》、《五千》、《周頌》、漢樂府，都具有這兩個特徵，故以為詞之起源在古樂府。這意見與俞愛相同，不過俞氏只提出一個特徵：有歌詠之道，而未直接提出樂府。至於“長短句”這個名詞的意義，汪氏亦與元明以來許多人的見解一樣。以為長短句只要句法參差不齊的詩，就是長短句。他似乎不知道唐人以七言句為長句，五言句為短句，所謂長短句，專指五七言句法混合的詩體，古樂府雖有句法參差不齊的，還不能稱為長短句。

又汪氏以為唐人工七絕歌詩是詩，李白菩薩蠻等作是詞，二者既同時并行，故不能謂詞出於詩。這個觀點，亦有未妥。五七絕歌詩和菩薩蠻等詞的最初形式，在唐代同樣是樂府歌辭，沒有近體詩與詞的分界。以上兩點，是汪氏持論未精審處。

李調元作《雨村詞話》，其序言亦談到了詩餘：

詞非詩之餘，乃詩之源也。周之頌三十一篇，長短句屬十八；漢《郊祀歌》十九篇，長短句屬五；至《短蕭鐃歌》十八篇，篇皆長短句，自唐開元盛日，王之渙、高適、王昌齡絕句流播旗亭，而李白菩薩蠻等詞亦被之管弦，實皆古樂府也。詩先有樂府而後有古體，有古體而後有近體，樂府即長短句，長短句即古詞也。故曰：詞非詩之餘，乃詩之源也。

此文雖然好像完全抄襲汪森的文章，但結論卻不同。汪氏以古近體詩為一個系統，古今樂府歌辭為另一個系統；而李氏則以為今之詞即古之樂府，而古詩則導源於樂府，因此，詞非但不是詩之餘，亦不是古樂府之餘。因為詞本身即同於古樂府，而為詩之所從出，所以他的結論是詞“乃詩之源也”。基於這一觀點，故李氏視王之渙、高適、王昌齡的歌詩，與李白的菩薩蠻等詞，同屬於古樂府，這又是和汪氏不同之處。

宋翔鳳《樂府餘論》中亦有一段詮釋“詩餘”的話：

謂之詩徐者，以詞起於唐人絕句，如大白之清平調，即以被之樂府。太白憶秦娥、菩薩蠻，皆絕句之變格，為小令之權輿，旗亭畫壁賭唱，皆七言斷句。后至十國時，遂競為長短句，自一字、兩字至七字，以抑揚高下其聲，而樂府之體一變，則詞實詩之餘，遂名之曰詩餘。

作者以為詞是從唐人絕句演變而成，故應當名為詩餘。他並不否定詞的樂府傳統，不過他認為詩變而後“樂府之體一變”，這個觀點卻顛倒了。

蔣兆蘭《詞說》有一段關於“詩餘”的評論：

詩餘一名，以《草堂詩餘》為最著，而誤人為最深。所以然者，詩家既已成名，而於是殘鱗剩爪，余之於詞；浮煙漲墨，余之於詞；詼嘲褻諢，余之於詞；忿戾謾罵，余之於詞，即無聊酬應，排悶解醛，莫不余之於詞。亦既以詞為穢墟，寄其餘興，宜其去風雅曰遠，愈久而彌左也。此有明一代詞學之蔽，成此者，升庵、鳳洲諸公，而致此者，實“詩餘”二字有以誤之也。今亟宜正其名曰詞，萬不可以“詩餘”二字自文淺陋，希圖塞責。

此文將“詩餘”解釋為詩人之餘興，幾不宜寫入詩中的材料，都寫在詞里。於是詩保存其鳳雅的品格，而詞成為一種庸俗文學。名之曰“詩餘”，即反映了詞的品格卑下。蔣氏慨嘆於明詞之所以不振，由於明人對詞的認識不高，詞體不被尊重，詞風也就墮落。因此他反對“詩餘”這個名稱，其意見恰與吳寧相反。

況周頤《蕙風詞話》對“詩餘”作為另一種解釋：

詩餘之“憐”，作贏餘之“余”解，唐人朝成一詩，夕付管弦，往往聲希節促，則加入和聲。凡和聲皆以實字填之，遂成為詞。詞之情文節奏，並皆有餘於詩，故曰詩餘。世俗之說，若以詞為詩之剩義，則誤解此“余”字矣。

況氏此義講詞的起源，仍用朱熹的“易泛聲為實字”之說，但他又說詞的“情文節奏，並皆有餘於詩”，這就兼及到詞的思想內容了。他以為詞的內容、文辭、音樂性，都比詩為有限余，所以名曰詩餘。他以“詩之乘義”為誤解，這是針對蔣兆蘭而說的。

從楊用修以來，為“詩餘”作的解釋，以上諸家可以作為代表。他們大多從詞的文體源流立論，承認“詩餘”這個名稱的，都以為詞起源於詩。不過其間又有區別，或以為源於二百篇之《詩》，或以為源於唐人近體詩，或以為源於絕句歌詩。不贊成“詩餘”這個名稱的，都以為詞起源於樂府，樂府可歌，詩不能歌，故詞是樂府之餘，而不是詩之餘。亦有採取折中調和論點的，以為詞雖然起源於古樂府，而古樂府實亦出於《詩》三百篇，因此，詞雖然可以名曰詩餘，其繼承系統仍在古樂府。綜合這些論點，它們的不同意見在一個“詩”字，對於“余”字的觀念卻是一致的，都體會為餘波別派的意義。

蔣兆蘭、況周頤兩家的解釋都是新穎的。況氏對“詩”字的觀念還與宋翔鳳同，對“余”字的觀念卻是他的創見，不過他的解釋，恐怕很勉強，蔣氏把“詩餘”解釋為“詩人之餘興”，這就完全與文體源流的觀點沒有關係。

宋人著作中，雖然不見有正面解釋“詩餘”的資料，但從一些零言斷語中，卻可以發現不少意見，為蔣兆蘭理論的來源。《邵氏聞見后錄》有一條云：

晏叔原監穎昌府許田鎮時，手寫自作長短句上府帥韓少師。少師報書云：“得新詞盈卷，蓋寸有餘而德不足者。願郎君損有餘之才，補不足之德，不勝門下老吏之望。”

這裡所謂“有餘之才”，本來並非專指倚聲填詞，不過讚美其才情富麗，但一百年後，王稱為程地垓的《書舟詞》作序文，則云：

昔晏叔原以大臣子，處富貴之極，為靡麗之詞，其政事堂中舊客尚欲其損有餘之才，豈未至之德者，晏叔原獨以詞名爾，他文則未傳也。至少游，魯直則已兼之。

這顯然是誤解了韓少師的話。韓意乃規勸小晏要修德行，而不要逞文才。王氏卻解釋為小晏作詞之才有餘，而作詩文之才不足。他以為“有餘之才”指詞，“未至之德”指“他文”，這樣就反映了他的觀點是以詞為詩文之餘事了。

黃庭堅序《小山詞》，亦說晏叔原之詞，乃“嬉弄於樂府之餘，而寓以詩人之句法。”他把詞稱為“樂府之餘”，又以為《小山詞》之不至於墮落到里巷俗曲者，由於它們還有“詩人之句法。”因此，他在下文論定小晏的詞“可謂狎邪之人雅，豪士之鼓吹”。這裡可以見到黃庭堅論詞的觀念，他以為詞是樂府之餘波，是里巷俗曲，如果象晏叔原那樣用詩人之句法作詞，就可以化俗為雅，樂府是詞的形式，詩是詞的風格。這樣，“詩餘”的意義，就已微露端倪了。

此後，有一些資料可以合起來探索：

“公吟詠之餘，溢為歌詞，有《平山集》盛傳於世。”（羅泌跋歐陽修《近體樂府》）

“右丞葉公，以經術文章，為世宗儒。翰墨之餘，作為歌詞，亦妙天下。”（關注題《石林詞》）

“竹坡先生少幕張右史而師之。稍長，從李姑溪游。與之上下其議論，由是盡得前輩作文關紐，其大者固已掀揭漢唐，凌歷騷雅，燁然名一世矣。至其嬉笑之餘，溢為樂章，則清麗婉曲，是豈苦心刻意而為之者哉？”（孫兢序《竹坡長短句》）

“唐宋詩益卑，而樂府詞高古工妙，庶凡漢魏。陳無已詩妙天下，以其餘作詞，宜其工矣，顧乃不然，殆未易曉也。”（陸遊跋《後山居上長短句》）

以上諸文，雖然都沒有直接提出“詩餘”這個名詞，但是以作詞為詩人之餘事，這一觀念實已非常明顯。至於這個觀念之形成，亦有它的歷史傳統，孔仲尼說過：“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孔氏的教育目的，以培養人的德行為先，其次才是學文，故學文是德行的餘事。到了唐代的韓愈，他是古文家，做古文也做詩，不過他說；“餘事作詩人。”作詩成為學文的餘事了。從此以後，詩人作詞，詞豈非詩人之餘事么？蔣兆蘭解釋“詩餘”，與歷代諸家的解釋不同，他也沒有引證宋人這一類言論，使人以為他是逞臆而談，為詞的地位卑落打抱下平。其實，我認為，他的解釋是有根據的，符合於宋人對詞的觀念的。“詩餘”正是詩人之餘事，或說餘興亦可，並不是詩或樂府的余派。

現在可以弄清楚：在北宋時，已有了詞為“詩人之餘事”的概念，但還沒有出現“詩餘”這個名詞。南宋初，有人編詩集，把詞作附在後面，加上一個類目，就稱為“詩餘”，於是這個名詞出現了。但是，這時候，“詩餘”還不是詞的“又名”，甚至，這個時候，連“詞”這個名詞也還沒有成立。只要看上文所引幾條資料中，凡講到詞這種文學形式的地方，邵伯溫稱“長短句”，黃庭堅稱“樂府之餘”，羅泌、關注稱“歌詞”，孫兢稱“樂章”，陸遊稱“樂府詞”。惟有王偁的《書舟詞序》中稱“叔原獨以詞名爾”，這裡才用了“詞”字，但這個“詞”字還不是文學形式的名詞，而只是“歌詞”、“曲子詞”的省文。

再后一些時間，書坊商人把名家詩文集中的“詩餘”部分抄出，單獨刊行，於是就題其書名曰“某人詩餘”，詞選集也就出現了《草堂詩餘》、《群公詩餘》等等書目。這時候，“詩餘”二字還不能單獨用，其前面必須有主名，表明這是某人的“詩之餘事”。整個南宋時期，沒有人把做一首詞說成做一首詩餘。

直到明代，張蜒作詞譜，把他的書名題作《詩餘圖譜》，從此以後，“詩餘”才成為詞的別稱。從楊用修以來，絕大多數詞家，一直把這個名詞解釋為詩體演變之餘派，又從而紛爭不已，其實都是錯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