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文弼

黃文弼（1893.4—1966.12），男，字仲良，湖北漢川人，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考古學家，西北史地學家。清光緒十九年三月初八(4月23日)生，1966年12月18日在北京病逝。

1918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

1919年到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任教，並於1927～1930年參加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的內蒙古、新疆考察活動。

1934～1937年任西北科學考察團專任研究員。

1935年以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委員身份派駐西安任辦事處主任，進行整理碑林等工作。抗日戰爭期間任西北聯合大學和四川大學教授，又任西北大學歷史、邊政兩系主任。

1947年任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研究員。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1964年被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

黃文弼4次去新疆考察，對西北史地和新疆考古的研究卓有貢獻。他曾在吐魯番附近考察高昌古城遺址和交河古城遺址，發掘雅爾湖的麹氏高昌墓地，在羅布淖爾北岸發現了石器時代遺址，發掘漢代烽燧遺址，又在塔里木盆地周圍地區進行調查。1957～1958年的考察，足跡遍及南北疆的哈密、伊犁、焉耆、庫車及阿克蘇、喀什、巴楚、和田等地區。

黃文弼在考古學上的主要貢獻是：根據實地考察所得，論證了樓蘭、龜茲、於闐、焉耆等古國及許多古城的地理位置和歷史演變；判明了麹氏高昌的紀年順序和塋域分佈；提出了古代塔里木盆地南北兩河的變遷問題；更為探討新疆地區不同時期的歷史文化積累了相當豐富的資料。

代表作《高昌陶集》(1934)、《高昌磚集》（1951增訂）、《羅布淖爾考古記》(1948)、《吐魯番考古記》(1954、1958)、《塔里木盆地考古記》(1958)、《新疆考古發掘報告》(1983)、《西北史地論叢》(1981)等。

從1927年夏天首次進新疆起，到1966年冬天離開人世，39年間黃文弼四進新疆，總行程38300公里，可謂中國考古史上的長征。

近些年來，西部考古和西部探險掀起了一股熱潮。黃文弼的名字還時常被考古學家和探險者們掛在嘴邊，他的“三記”、“兩集”仍然是人們進入戈壁前的必讀書。

黃文弼是中國解放前惟一到過新疆羅布泊地區進行考察工作的中國考古學家。在讀書和執教的年代里，他就對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和瑞典人斯文赫定一次又一次在我國邊疆發掘、搜掠大量文物珍品，使之流散國外的行徑感到十分氣憤，立志要去邊疆考古，為這一帶光輝燦爛的文明史跡免遭破壞作出自己的貢獻。

1901年，斯文赫定在羅布泊北發現了“樓蘭古城”，轟動世界。中外學者相信，樓蘭古城是絲綢之路上繁盛一時的古樓蘭國目前被發現的最重要的歷史遺跡，它對研究新疆以至中亞的古代史、絲綢之路的歷史變遷、中西文化的交流與相融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然而直到1927年，中國科學家才到樓蘭考察。從此，樓蘭地區的古代文明在中國學者的手中揭開了新的一頁。

那一年春，斯文赫定率一個大型遠征隊第5次來華，準備去我國西北部進行科學考察，並與北洋軍閥政府達成了不平等協議：不準中國科學家參加，採集品全部運往國外。消息傳來，中國學術界強烈反對，最後達成由中國和瑞典聯合組成中國西北科學考察團，斯文赫定、徐炳昶任團長，採集品全歸中國所有的協議。

黃文弼作為北大學者，參加了考察團。這是他第一次赴內蒙、新疆考察，歷時3年多，行程18830公里。儘管當時考察環境極其艱苦，但黃文弼從不輕易放過任何可以利用的寶貴時間。他在新疆考察期間的日記，大半是經一天艱苦跋涉后，晚上在蠟燭或月光下寫成的，有些線路圖甚至是在零下10多度時迎著風沙騎在駱駝背上繪就的。當他結束考察，帶著80餘箱採集品回到北平，已是“形容枯瘦，牙齒脫落”。他在樓蘭城東北發掘遺址所獲得的70多枚寫有明確西漢紀年的漢文木簡，至今仍是樓蘭研究中的珍品。

在考察團與斯文赫定相處的日子裡，他既熱情地予以合作，也嚴肅地反對其損害中國主權的言行。1930年去樓蘭遺跡考察時，斯文赫定竟將瑞典的國旗插在沙丘上，黃文弼當場提出嚴正抗議：“這是中國的領土，不許插上外國的國旗！”他一邊說著一邊拔掉瑞典國旗，插上了中國國旗。斯文赫定在他日後出版的《長征記》中，稱讚黃文弼是個“博大的學者”。

1934年，黃文弼風塵僕僕，第二次進新疆複查高昌、樓蘭故地及天山南麓許多古址。

這兩次考察是最為困難的。那時到新疆，不要說鐵路，就連公路也沒有，交通主要依靠駱駝和毛驢，通過沙漠戈壁還要帶水、帶糧食和燃料。黃文弼不畏艱難，每次外出身攜用來裝水的新疆土產葫蘆和拓寫碑文的筆墨紙張，這種習慣一直到1943年交通幹線通了汽車仍保持著。l929年春，為了探尋埋藏在荒漠中的古迹和古河床，揭示塔里木盆地的古代文明和地理變遷，黃文弼用重金購置了10頭駱駝，以1個月零3天的時間穿越了“日出沙深口冒煙，日落石凍馬蹄脫”的塔克拉瑪干大沙漠。

此外，考察中政治惡劣和自然險阻給黃文弼帶來的也是難以想象的困難。

1927年入疆時，新疆省長楊增新把考察團設在內蒙古額濟納河的氣象儀器當做大炮，於是如臨大敵，派出一個團的兵力防守在哈密一線。當他弄清考察團的團長不等於軍隊的團長時，才准許考察團有條件地進入新疆。

次年夏天，黃文弼沿著塔里木盆地邊緣進行考察活動時，楊增新被刺殺了，新上台的金樹仁對考察團設置了更多的障礙，密令沿途道、縣監視黃文弼的行動，阻撓他的考察。幸虧沿途的一些老於世故的道、縣官僚要為自己留後路，所以金樹仁的命令並沒有得到認真執行，考察團幾經周折才克服一個又一個障礙。

1943年，黃文弼已年過半百，但他對考古事業、對祖國民族的熱愛絲毫沒有減退。就在這一年，他第三次赴新疆。途中他感慨地對同伴說：“斯坦因和斯文赫定這兩位外國人，面對浩瀚戈壁的惡劣氣候，在死神的威脅下，在死去許多隨從后，仍不放棄掠奪中國文化的野心，一再深入到新疆境內許多古代文明遺址。我們中國人難道無動於衷嗎？小夥子，你還年輕，要為中國人爭氣啊！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新疆五十萬分之一的地圖，是斯坦因僱用印度人測繪的，我們身為中國人難道不引以為羞嗎？難道我們就不應該為新疆考古多做一些工作嗎？”

這次實地考察使黃文弼考察到了斯坦因的新疆五十萬分之一的地圖所沒有測到的空白點，為中國人爭了一口氣。

黃文弼當年9月底轉向南疆，翌年返回內地。這次較前兩次有利的條件是，有汽車作交通工具了。他利用這一有利條件，力爭多做些工作，廢寢忘食，不知倦怠。行程將轉至巴里坤的時候，黃文弼患了嚴重的痢疾，那時他已經50多歲了，加上多年來受沙漠惡劣氣候的折磨，人已瘦得不成樣子。同車從事綜合考察的專家們，都勸他在哈密稍事休息，養好病再前進。但他鼓足勇氣仍堅持工作，帶著一葫蘆水和筆墨紙張到天山廟去拓印漢碑。他又利用考察的間隙，在烏魯木齊給各族人民講解新疆的歷史地理知識。

1957年，年過花甲的黃文弼第四次進新疆。一年裡，他與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同事共調查了古城、遺址及寺廟約127處，並在焉營、庫車做了一些發掘工作，採集實物頗為豐富。

漫長歲月里，支撐著黃文弼在新疆考古的長征路上頑強跋涉的精神動力是對祖國深沉的愛。1960年2月，當獲悉美國政府和蔣介石集團簽訂所謂“合同”，企圖以展覽為名，大規模地掠奪我國在台灣的文物的消息，黃文弼萬分憤怒。他與尹達、夏鼐、徐炳昶、郭寶鈞等人共同發表抗議文章《堅決反對美國政府劫奪我國在台灣的文物》，揭露出美帝分子偷竊、盜買、巧立名目騙取我國文物的罪惡行徑，並且警告“美國政府必須立即停止這種無恥的盜劫行為”，並且嚴正聲明：“這批文物無論運到哪裡，勢必追回！”

1966年，黃文弼已是風燭殘年。早年在西北大沙漠中度過的時間太長，體力消耗太大，但他依然抱病執筆，想把自己的最後一點心血，獻給祖國文化事業。然而“文革”爆發后，禁閉、抄家、游斗、戴高帽子，使這位正直的老人受到了莫大的侮辱。12月18日，他與世長辭，終年73歲。據其子黃烈講，老人家臨終前還盼望著有那麼一天，能繼續他所未完的工作。

在後人印象里，黃文弼是個乾瘦老頭兒，揣著手，駝著背，氣喘吁吁，總是躑躅獨行。他和家人關係並不密切，而只熱衷工作。但是只要有年輕人向他請教學問，他便從不吝惜時間，不知疲倦地長談。

他被稱為“中國西北考古的第一人”，甚至有人認為，在黃文弼之後，中國的考古學才“逐漸發展形成為一門學科”。作為自學考古學的傳統知識分子，黃文弼的考察日記對專業之外的事，無論“岩石土壤、山川氣候”，還是宗教民俗等，都不惜筆墨。後人高度評價了這些關於社會經濟以及民族關係的史料，認為它們是“通過公共知識分子的視野、手筆”才得以留存下來。

時至今日，有研究者慨嘆，當西方考古學在中國建立流水線、“批量生產”科班人才時，他的這條將考古、歷史、地理、宗教等學科相結合的道路，已經顯得有些“不正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