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頭遺址

公元前1800年左右，在中國新石器時代傳統核心區域文化普遍衰落、文化格局徹底改變的大背景下，核心地帶中持續發展的區域僅剩下洛陽盆地。洛陽盆地二里頭都邑代表的社會進入廣域王權國家階段，中原腹地形成多元一體的王朝文明。

二里頭都邑的規劃理念、宮室布局和建築形制等代表的都邑制度，青銅禮器群和玉禮器群代表的器用制度，呈現出社會等級分明、統治格局有序的人文景觀。二里頭都邑代表的文明被商王朝和周王朝繼承並進一步發展，歷經後世很多朝代的傳承，成為影響中國古代都城的核心文化基因，二里頭文化也成為此後數千年間連續發展的中華文明的主根主脈。整合考古發現、傳世文獻和歷史地理等研究成果，學術界主流認為二里頭都邑代表的文明最優指向是夏王朝。

二里頭都邑宮城居中及中軸線理念已初步彰顯“建中立極”的思想，北魏洛陽城將帝都“建中立極”的理念發揮到頂峰。可見，夏代晚期直到北宋時期，洛陽盆地的伊洛河兩岸形成了一個“神聖地帶”，歷代把這裡作為“神聖空間”來對待，這種觀念至少是從二里頭都邑開始的。

縱觀中華大地的五千年文明史，夏商周至北宋的三千年歷史長河中，二里頭都邑所在的洛陽盆地長期作為王朝的主都或副都，承載了黃河文化的主根主脈，也承載了中華文明的主根主脈。洛陽盆地長期作為政治和文化中心形成的“神聖空間”，成了中華民族的一個精神家園，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二里頭考古遺址公園等成為人們遨遊“神聖空間”的熱點目的地。

1899年甲骨文的發現和1928年安陽殷墟的發掘，證實了殷商的存在。對《史記·殷本紀》的肯定，必然引發出《史記·夏本紀》也為信史的認識。由此，二十世紀50年代考古界提出了夏文化探索的課題。

1959年夏，中國著名考古學家徐旭生先生率隊在豫西進行“夏墟”調查時，發現了二里頭遺址，從此拉開了夏文化探索的序幕。

經考古工作者對二里頭遺址數十次的考古發掘，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收穫，1977年，夏鼐先生根據新的考古成果又將這類文化遺存命名為“二里頭文化”。

二里頭遺址範圍為東西約2公里，南北1.5公里。包含的文化遺存上至距今50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下至東周、東漢時期。此遺址的興盛時期的年代為公元前二十一世紀至公元前十六世紀的夏文化時期，考古界將其主要階段稱為“二里頭文化”。

從1960年至今，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發掘隊（今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二里頭工作隊）對遺址的發掘與研究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20世紀60年代初至70年代末 考古人員建立了一至四期文化框架序列，揭示了1號、2號宮殿基址，發現了青銅冶鑄遺址，清理了不同等級的墓葬，確定了遺址的都邑性質。

第二階段：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 考古人員進行了一系列的搶救性發掘，其中包括鑄銅作坊遺址；發現了多處建築遺址和墓葬，出土大量陶器、青銅器、玉器、漆器、綠松石器等。

第三階段：20世紀90年代至今 自2001年起，工作隊對宮殿區進行系統鑽探與重點發掘，發現並清理大型建築基址數座；對宮殿區及其附近的道路進行了追探，在宮殿區外圍，發現了縱橫交錯的大路；2003年春季，對已發現的道路進行了解剖發掘，並發現了宮城城牆；2004年，又在宮城以南發現了另一堵始建於二里頭文化第四期的大型夯土牆以及綠松石器製造作坊等重要遺存。2011年，經過考古人員一年多的考古發掘，又有一座保存很好的早期大型夯土基址被發掘。此基址台基坐北朝南，總面積超過2100平方米，由至少三進院落及東圍牆、東廡組成，至少經過三次修建或增建。考古人員推斷，其年代為二里頭文化第二期，距今3600年至3700年，這是目前為止發現的年代最早的多院落大型宮室建築遺址。在宮城東北部、宮室建築群以北發現的一處巨型坑，總面積約2200平方米，據專家介紹，這一遺址，為探索偃師商城相關祭祀制度的源頭提供了重要線索。

2020年10月18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二里頭工作隊領隊趙海濤在談及二里頭遺址考古最新成果時說，在遺址中心區原先發現的“九宮格”式布局、宮殿區和作坊區外有圍牆的基礎上，發現“井”字形道路延伸範圍更大，道路兩側多有牆垣，新發現與原南北向道路平行的道路。

根據眾多史料記載，夏都斟鄩的位置大致在伊洛平原地區，洛陽二里頭遺址的考古發掘也基本證實了這一點。經碳14測定，二里頭遺址絕對年代，在約公元前1900年左右，相當於夏代，距今有4000多年的歷史，總面積為3.75平方公里，內有大型宮殿遺址。眾多考古學家認為，二里頭文化遺址就是夏代都城遺址，即夏斟鄩的所在地。

古本《竹書紀年》記載：“太康居斟鄩，羿又居之，桀亦居之。今本《竹書紀年》又載：“仲康即帝位，據斟鄩。”

《括地誌》云：“故鄩城在洛州鞏縣西南五十八里，蓋桀所居也。”

《史記·夏本紀》云：“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桀又居之”。羿即后羿，為東方夷族的一個首領，他乘太康無道、夏民怨憤，入居斟鄩，執政，拒太康於外。太康卒，扶仲康即王位，仍居斟鄩。

《史記·孫子吳起列傳》載：“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

《國語·周語上》載：“昔伊、洛竭，而夏亡。”

本著嚴謹的角度來看，夏朝以及其都城確實還未發現能證明自身的系統文字。但根據二里頭遺址範圍以及都城規模來看，其所在地區為上古三代中原王朝統治中心地區，其代表的王朝，若不是史書記載的夏朝，那是其他王朝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

新世紀以來的鑽探與發掘結果表明，二里頭遺址沿古伊洛河北岸呈西北—東南向分佈，東西最長約2400米，南北最寬約1900米，北部為今洛河沖毀，現存面積約300萬平方米，估計原聚落面積應在400萬平方米左右。其中心區位於遺址東南部的微高地，分佈著宮殿區和宮城（晚期）、祭祀區、圍垣作坊區和若干貴族聚居區等重要遺存；西部地勢略低，為一般性居住活動區，常見小型地面式和半地穴式房基以及隨葬品以陶器為主的小型墓葬。

二里頭文化第一期遺存在遺址中東部區域有廣泛的分佈，文化堆積範圍逾100萬平方米。由於破壞嚴重，它究竟屬於一個大型聚落抑或是由數個聚落組成的大遺址群，尚不得而知。這一時期的遺存已顯現出不同於嵩山周圍同時期一般聚落的規模和分佈密度。遺存中已有青銅工具、象牙器、綠松石器等規格較高的器物和刻劃符號發現。此期的二里頭遺址很可能已是較大區域內的中心聚落。從聚落時空演變的角度看，作為二里頭文化中心聚落的二里頭在伊洛平原的出現具有突發性，而沒有源自當地的聚落髮展的基礎。如此迅速的人口集中只能解釋為來自周邊地區的人口遷徙。

從第二期開始，二里頭都邑進入了全面興盛的階段，其城市規劃的大的格局已基本完成。中心區由宮殿區、圍垣作坊區、祭祀活動區和若干貴族聚居區組成，這一時期的遺存開始遍布現存300萬平方米的遺址範圍。新的發掘結果表明，宮殿區在此期已得到全面開發。其中，3號、5號基址所代表的大型多進院落宮室建築群開始營建，院內開始埋入貴族墓；該區域的外圍垂直相交的大路已全面使用。官營作坊區興建了圍牆並開始生產銅器，可能還有綠松石器。

從判定考古學文化最重要的元素——陶器上看，具有二里頭文化特色的陶器群形成於二里頭文化第二期。作為東亞歷史上最早的核心文化，在文化因素上取大範圍吸收、大規模輻射之勢的二里頭文化，也是始於二里頭文化第二期的。自二里頭文化第二期始，二里頭文化向北越過黃河，向東、西方向也有所推進，而向南推進的力度最大。

公元前1750年左右，二里頭文化的居民開始在此營建大型聚落。二里頭文化一期時的聚落面積就超過了100萬平方米，已發展成伊洛地區乃至更大區域的中心。如此迅速的人口集中應為來自周邊地區的人口遷徙。這一時期的出土遺物包括貴族用器，如白陶、象牙和綠松石製品，以及青銅工具，但由於晚期遺存對該期堆積的嚴重破壞，聚落的布局尚不清楚。

區的面積不小於12萬平方米，其外圍有垂直相交的大道，晚期築有宮城。大型宮殿建築基址僅見於這一區域。貴族聚居區位於宮城周圍。中小型夯土建築基址和貴族墓葬主要發現於這些區域。其中宮城東北和宮城以北，是貴族墓葬最為集中的兩個區域。綠松石器製造作坊和鑄銅作坊都位於宮殿區以南，已發現了夯土牆。這一有圍牆圈護的作坊區應是二里頭都邑的官營手工業區。祭祀活動區位於宮殿區以北和西北一帶，東西連綿約二三百米。這裡集中分佈著一些可能與宗教祭祀有關的建築、墓葬和其他遺跡。

都邑主幹道網位於宮殿區的外圍。已發現的四條大路垂直相交，略呈井字形，顯現出方正規矩的布局。保存最好的宮殿區東側大路已知長度近700米。大路一般寬10餘米，最寬處達20米。這幾條大道的使用時間均較長，由二里頭文化早期沿用至最晚期。這是迄今所知我國最早的城市道路網。

這一龐大的中心城市最終在二里岡文化晚期淪為一般聚落，遺存僅見小型房址、灰坑、墓葬等，它們疊壓或打破了二里頭文化的宮殿基址。此後，聚落徹底廢毀。

二里頭都邑的中心區分佈著宮城和大型宮殿建築群，其外圍有主幹道網連接交通，同時分割出不同的功能區。製造貴族奢侈品的官營手工業作坊區位於宮殿區的近旁；祭祀區、貴族聚居區都拱衛在其周圍。上述種種，無不顯示出其王都所特有的氣派。由上述發現可知，二里頭遺址是迄今可以確認的最早的具有明確規劃的都邑。就現階段的認識而言，二里頭遺址的布局開中國古代都城規劃制度的先河。

二里頭文化第三期持續著第二期以來的繁榮。總體布局基本上一仍其舊，道路網、宮殿區、圍垣作坊區及鑄銅作坊等重要遺存的位置和規模幾同以往。但與前一期相比，這一階段的遺存也出現了若干顯著變化，值得關注。首先是在宮殿區大路上偏內側增築了宮城城牆，宮城城牆圍起的面積超過10萬平方米。一大批大中型夯土建築基址興建於此期。在宮城南大門中軸線上，興建起了面積達1萬平方米的1號基址。宮城東部，二里頭文化第二期是由前後相連的多重院落組成的3號、5號基址已廢毀。這一區域有一個宮室建築和使用的空置期，前後約數十年的時間，原來的3號基址的遺墟上散布著小型房址和灰坑等。新建的2號、4號基址另起爐灶，採用單體建築縱向排列，壓在被夯填起來的3號基址的原址上。其中2號基址的主殿和部分院落，是在填平夯實3號基址北院內的大型池狀遺跡的基礎上建成的。兩個時期的建築格局大變，同時又基本上保持著統一的建築方向和建築規劃軸線，是頗耐人尋味的。

隨著宮城城牆與一批新的大型建築基址的興建，宮城內的日常生活遺跡，如水井、窖穴等在數量上顯著減少。這一現象似乎昭示了宮殿區功能的變化。在圍垣作坊區的北部，一處面積不小於1000平方米的區域被用作綠松石器的生產。與此同時，鑄銅作坊開始生產作為禮器的青銅容器。除了青銅禮器，貴族墓中也開始隨葬大型玉禮器，其奢華程度較二里頭文化第二期又上了一個台階。聯繫到大型宮室的營建，有學者認為真正的“朝廷”與“宮廷禮儀”應是發端於此期的。

二里頭遺址的考古發掘已持續了四十多年，遺址內發現的二里頭文化遺跡有宮殿建築基址、平民居住址、手工業作坊遺址、墓葬和窖穴等；出土的器物有銅器、陶器、玉器、象牙器、骨器、漆器、石器、蚌器等。遺址的中部發現有30多座夯土建築基址，是迄今為止中國發現的最早的宮殿建築基址群。其中，最大的兩座已正式發掘。宏偉的1號宮殿建築基址平面略呈正方形，東西長108米，南北寬100米，高0.8米，面積達1萬多平方米。根據出土的遺跡現象，可以將1號宮殿建築基址的主殿復原成一個“四阿重屋”式的殿堂，殿前有數百平方米的廣庭。基址四周有迴廊。大門位於南牆的中部，其間有3條通道。這樣的宮殿建築只有掌握了大量勞動力的統治者才能建成。由此也可證明，當時的生產力水平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程度。二里頭遺址的宮殿建築，雖時代較早，但其形制和結構都已經比較完善，其建築格局被後世所沿用，開創了中國古代宮殿建築的先河。

二里頭遺址的宮城，是迄今可確認的中國最早的宮城遺跡。縱橫交錯的中心區道路網、方正規矩的宮城和具有中軸線規劃的建築基址群，表明二里頭遺址是一處經慎密規劃、布局嚴整的大型都邑。它是迄今可以確認的最早的具有明確規劃、且後世中國古代都城的營建規制與其一脈相承的都邑遺址，其布局開中國古代都城規劃制度的先河，許多形製為後世沿用，號稱“中華第一王都”。

此外，在二里頭遺址上，考古人員還發現了中國最早的城市主幹道網，大路最寬處20米左右，相當於現代的4車道公路；發現了中國最早的車轍，這在東亞歷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由此也可以知道，在商人在殷墟時期引進馬車前的數百年，中原地區已有用車傳統。

二里頭遺址發掘的墓葬，已有數百座之多，但大部分為中小型墓，規模較大者只有1座，位於2號宮殿夯土基址的北部正中。中、小型墓葬規模雖然不大，但隨葬品十分豐富，其中也不乏精品。

二里頭遺址清理的手工業作坊，包括鑄銅、制玉、制石、制骨、制陶等作坊遺址，清理出大量青銅器、玉器、骨器、陶器製品。其中青銅爵、青銅斝形制古樸莊重，這是中國發現最早的青銅容器，用合范法鑄造。這些青銅器的鑄造，標誌著中國青銅器鑄造進入了新紀元。這裡出土的青銅器是中國最早的一批青銅器，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青銅器。

遺址中還出土數件鑲嵌綠松石的獸面銅牌飾，製作精美，表現出了極其熟練的鑲嵌技術，是中國最早的銅鑲玉石製品，也是不可多得的藝術珍品。其他銅器還有生產工具刀、錛、鑿等；武器戈、戚、鏃等；樂器鈴等。二里頭遺址的玉器數量豐富，風格獨具，器形有圭、璋、琮、鉞、刀和柄形飾等，多為禮器。

重大考古發現始見於二里頭文化晚期的1號、2號宮殿基址，是此前學術界確認的中國最早的大型宮殿基址。進入二十世紀90年代以來，二里頭遺址的發掘面積進一步擴大，成果層出不窮。2004年，考古人員在2號宮殿基址下面發掘出了一座時代更早、規模更大、結構更為複雜的大型建築基址，將迄今為止可確認的中國宮城的最早年代提前約百年左右。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二里頭工作隊隊長許宏介紹，這座現編為3號的建築基址屬於二里頭文化早期，它結構複雜，規模龐大。宮城面積逾10萬平方米，就對歷史資料的認識而言，它是中國古代最早的具有明確規劃的都邑，其布局開創了中國古代都城營建制度的先河。後世中國古代都邑營建制度的許多方面，都可以追溯至二里頭遺址，如縱橫交錯的道路網、方正規矩的宮城、宮城內多組具有中軸線規劃的建築群、建築群中多進院落的布局、坐北朝南的建築方向以及土木建築技術的若干側面等。此外，在宮殿區大路發現的車轍痕，是迄今所知中國最早的車轍遺跡，將中國雙輪車的出現時間上推至二里頭文化早期。貴族墓出土的大型綠松石龍形器，全長逾70厘米，由2000餘片形狀各異的細小綠松石片粘嵌而成，其用工之巨、製作之精、體量之大，在中國早期龍形象文物中都是十分罕見的，具有極高的價值。此次發現被評為200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

二里頭遺址的發現和發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在國內外具有重大影響。中國是地球上為數不多的有獨立起源的文明古國，是四大文明古國歷史唯一沒有間斷過的國家。但中國古代文獻中，有確切歷史記載，可以依靠的絕對年代只到公元前841年周厲王時。一些西方學者和疑古派一度懷疑夏朝的存在，懷疑禹是神話傳說中的動物（一條肉蟲），甚至主張東周以前無信史，把中國的歷史一下子縮短了一半，卻有些讓人不能接受。為此，國家在“九五”期間，把夏商周斷代工程列入重大科研項目，重點任務是要理清夏商分界與夏代的歷史脈絡。自二里頭遺址發現后，學者們為此爭論了四十年，經“夏商周斷代工程”多學科的交叉研究，新的考古發現與史書的相互印證，專家們認定，夏文化持續時間大約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紀至公元前十六世紀，後來被商朝取而代之。這意味著幾乎可以從二里頭遺址摸索到中華文明的起源了，明確寫出了孔子和司馬遷沒有搜尋到的中華“家譜”。

二里頭文化以其高度輝煌的王朝氣象、高度發達的控制網路和統治文明，成為距今3800-3500年前後東亞地區最早的核心文化、廣域王權國家，並率先進入王朝文明階段。在此過程中，中原腹地形成了以二里頭都城為中心的金字塔式聚落整體結構和眾星捧月式的聚落空間分佈格局。隨著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和“夏商周斷代工程”的開展，通過碳14測年、文獻記載、考古地層學等方面的綜合研究，二里頭文化主體部分為夏文化已被大多數人所接受。

關於二里頭遺址與夏文化之間的關係有兩種意見。一是二里頭一期至四期均為夏文化，四期的部分時期或者全部為夏遺民遺跡；另一種意見認為遺址的第一、二期是夏文化遺址，第三、四期是商湯都城的遺址。

一般認為第一、二期是夏文化遺址，第三、四期是商湯都城的說法是受夏商周斷代工程年表的影響，因為根據2005年、2006年中國考古學院利用系統測定法，將二里頭遺址的碳14測年限制在前1750年～前1500年（絕大部分測定的時間落在了前1730年～前1720年之間），這樣第三期的上限就是前1600年，四期就是前1560～1520年，但是由於二里頭的一期起步，二期發展，三期繁榮，四期衰落，一到四期連貫發展，中間沒有斷層，所以二三期作為夏商分界點不合適，很顯然夏商分界點在四期，這樣結合《古本竹書紀年》商朝共29王496年（兩漢都不止12帝，但是史書上都是用前漢十二帝、後漢十二帝來介紹兩漢皇帝，對於商朝少了一王，可能是傳抄的失誤，也可能是有一王不被承認）從前1046年商周分界上推496年到前1542年，正好落在了四期中間，非常符合二里頭遺址考古的遺址，所以二里頭意義非凡，既可以找到夏朝自太康到夏桀共12世15后的夏邑遺址，也可以從中找到夏商分界的合理年代。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許宏：“二里頭是“最早的中國”——東亞大陸最早的廣域王權國家，這本身已經非常有意義，其重要性不在於它是否為夏都。在整個東亞大陸從沒有中心、沒有核心文化過渡到出現一個高度發達的核心文化，二里頭正好處於這一節點上。二里頭的價值不在於最早也不在於最大，而是在這個從多元到一體的歷史轉折點上。這裡發現了中國最早的宮城——最早的“紫禁城”、中國最早的“井”字形大道即城市主幹道網、中國最早的中軸線布局的宮室建築群、中國最早的車轍、中國最早的官營手工作坊區、中國最早的鑄銅作坊和綠松石器製造作坊、中國最早的青銅禮器群等。從考古學本位看，這些已足夠了，暫時不知道二里頭“姓夏”還是“姓商”，並不妨礙我們對二里頭遺址在中國文明史上所具有的歷史地位和意義的認識。”

2020年11月25日，國家文物局在京召開“考古中國”重大項目重要進展工作會，通報了河南二里頭遺址等5項重要考古發現。國家文物局副局長宋新潮出席會議。

2020年7月13日上午，二里頭遺址保護和申遺專家座談會在市文物局召開。這標誌著二里頭遺址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工作啟動。

二里頭遺址博物館

國家文物局原副局長劉曙光，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中國“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李伯謙，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首席專家、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王巍，中國建築設計研究院總規劃師、建築歷史研究所名譽所長陳同濱，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考古學會副理事長陳星燦等與會專家對二里頭遺址申遺工作紛紛表示贊成和支持，並圍繞進一步加大二里頭遺址保護力度給出意見和建議，就系統規劃二里頭遺址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工作的策略和技術路線進行科學研判。

61年的發現和研究表明，距今3800年至3500年的二里頭遺址，揭示了以大型夯土建築為代表的宮室制度、以青銅禮器為代表的器用制度等王朝禮儀制度及王朝國家的誕生過程，是早期國家的突出代表。李伯謙認為，二里頭遺址是歷史遺留的“寶庫”，隨著考古發掘不斷深入，將會有更多新發現，通過申遺，可以讓更多人關注並參與二里頭遺址的保護工作，對堅定文化自信、推動“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都有積極意義。

與會專家建議，相關部門要儘快收集篩選相關基礎考古材料、二里頭地形圖及測繪圖等資料，編製好申遺文本，爭取使遺址早日列入“中國世界遺產預備名單”，進而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借鑒國內外考古遺址申遺成功案例，進一步加大人力物力投入，做好二里頭遺址的發掘和深入研究，同時加大宣傳力度，為申遺成功營造良好氛圍；在堅持保護優先的同時，探索對遺址和考古成果進行多元化展示，讓歷史文化資源進一步“活起來”，成為傳承歷史文化、維繫民族精神的強大載體。

目前，市文物局已基本完成申遺資料收集工作，正在進行資料篩選。下一步，我市將快速提升二里頭遺址保護、發掘水平，進一步凝聚合力，圍繞加快副中心城市建設、打造國際人文交往中心持續發力，爭取二里頭遺址早日列入申遺預備名單。

省文物局副局長賈連敏，副市長魏險峰參加座談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