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承祜

1905年11月1　日生於安徽省樅陽縣田埠村。

1930年　畢業於日本廣島高等師範理學部。

1930—1932年　在日本廣島大學（原名文理科大學）研究部深造。

1933—1936年　任安慶女子中學教員。

1936—1937年　任保定農學院教授，兼北平中法大學生物學系講師。

1937—1938年　任安徽大學農學院教授。

1938—1947年　任陸軍軍醫學校藥科生藥學系主任、教授。

1947—1949年　任國防醫學院藥科生藥學系主任、教授，兼代藥科科長。同時兼同濟大學理學院生物學系教授。

1949—1952年　任華東人民醫學院藥學系副主任、教授，兼生藥學教研室主任。

1954—1987年　任上海第二軍醫大學藥學系副主任、教授，兼生藥學教研室主任。

1951—1988年　任中國藥學會各屆理事、上海藥學分會副理事長、理事長（現任名譽理事長）。

1988—　任上海第二軍醫大學藥學院教授。

1995年12月29日　逝世於上海。

李承祜，1905年11月1日出生於安徽省樅陽縣田埠村。從小酷愛植物，小學畢業后考入杭州甲農中學。畢業后，就讀於濟南農學院園藝系。1924年9月，考取公費留日，於1925年4月就讀於廣島高等師範理學部，1930年畢業後繼續在廣島大學（原名文理科大學）研究部深造。

1932年5月，他響應中國留日學生總會“歸國抗日”的號召，幾經周折后回國，先在安慶女中任教，后在保定農學院任教授，兼北平中法大學講師。1937年在安徽大學農學院擔任教授。

1938年，他受聘於陸軍軍醫學校藥科，1939年，輾轉到達貴州省安順，從此一直從事藥用植物學與生藥學的教學工作。1947年，軍醫學校遷回上海，改名為國防醫學院，他除在藥科生藥學系任主任、教授和代理藥科科長外，併兼任同濟大學理學院生物學系教授。

1949年，上海解放，他響應組織號召，參加籌建華東人民醫學院（后改名為上海軍醫大學，第二軍醫大學），並任藥學系副主任兼生藥學教研室主任。為了集中精力從事藥學教育，他於1950年辭去同濟大學的兼職，專心致志地參加我軍第一所高等藥學科系的組建工作，從學科的設置、教材的選擇和編著、教具及標本的籌措到師資培養和學風，都一一過問。當時圖書和標本均甚缺乏，他主動將自己保存了幾十年的在日本和國內採集的1000多份標本捐獻給學校，並把數百本書刊拿出來供教研室使用，為我軍的高等藥學教育事業立下了汗馬功勞。

“文化大革命”期間，他的身心倍受摧殘，但始終抱著堅定的信念，是非分明，不向邪惡勢力屈服。獲得平反后，他不計前嫌，滿腔熱情地投入工作。他積極帶領教研室同志們一道奮戰，一起重編教材，擴建葯圃，補充教具和切片標本，以恢復教學秩序。培養研究生制度恢復后，1978年，他是第一批被授權的生藥學碩士及博士研究生導師。他雖年事已高，但仍堅持親自為研究生開設植物解剖學和植物分類學等課程，親自指導研究生課題設計、實驗及論文撰寫等工作。

早在30年代，他便開始收集資料，編印了許多實用的講義。1946年，他的《藥用植物學》在貴州省刊印，並作為校際交換徵求意見。其後經過多次修訂，於1949年作為大學課本公開發行。這是中國第一部以現代科學觀點編寫的藥用植物學大學用書，較系統地介紹子藥用植物有關的形態學、生理學和分類學，為後期的生葯鑒定、藥用植物栽培與成分探討等提供了基礎理論。該書著重介紹國產藥用植物，並附表介紹其分類、藥效及成分。此書出版后，國內藥學院系普遍採用，作為教材或教學參考書，受到一致的讚揚。1951年及1953年，他編著出版了《藥用植物的經濟栽培》上、下冊。1952年，又正式出版了大學課本《生藥學》，此書取材精新，內容豐富、實用，除大量引進近代國外生藥學研究方法和成果外，還緊密地結合中醫藥特色，較系統地介紹常用生葯的分類、來源、性狀、成分、理化鑒別、功效等，附錄中較詳細地介紹了植物性生葯的各種檢驗方法，受到當時同行的一致好評。

李承祜受農業為立國之本的影響，從小就有志學農。在農中學習期間，對植物和中草藥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經常利用課餘、假日到田野山間採集標本，不恥下問於牛郎村婦，每遇到有用的民間草藥，總是悉心辨認。偶遇草醫、俚醫，更是追本逆源。在大學期間，他刻苦攻讀，在植物解剖學、植物分類學和植物栽培等方面打下了紮實的基礎。從日本留學歸國后，開始教授生物學、普通植物學和植物分類學等課程。在此期間，他接觸了許多古代的本草專著，產生了強烈的興趣。他覺得中醫藥有其豐富的內涵，但就其分類角度來看是不夠精密的，應該引進現代科學的內容，使其獲得進一步的發展。1938年，他受聘於陸軍軍醫學校藥科。在貴州省安順的艱苦環境里，他整整工作了8年。他一直在教學科研第一線，與學生一起利用荒山野地開闢葯圃，經常帶領學生上山採藥認葯，對安順地區藥用植物分佈和生態環境進行調查，並試種除蟲菊、顛茄、曼陀羅、洋地黃、美鼠李等重要的藥用植物，以擴大學生的知識面。但結合教學需要，編寫了多種較實用的講義和實驗指導。

進入50年代，他的教學科研活動更加繁忙，當時他已多年患有嚴重近視、白內障和糖尿病等疾病，但他長期帶病堅持工作。他編著的《藥用植物學》、《藥用植物的經濟栽培》、《生藥學》和主編的《中國藥用植物圖鑑》等都在這個時間問世。這些著作對中國、我軍藥學專業的成長，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

近60年來，他先後講授過生物學、普通植物學、植物分類學、植物解剖學、植物病理學、樹病學、藥用植物學和生藥學等課程。他自編講義，認真備課，一絲不苟。他講課深入淺出，旁徵博引，十分形象生動，深受學生歡迎。他非常關心教師隊伍的成長，特別是對中青年教師更是關懷備至，要求他們循序漸進，打好紮實的基礎，既大膽放手讓他們干，又手把手地細心加以指導。幾十年來，他為中國的科學和教育事業培養了幾代專業人才。

李承祜於1956年5月參加了中國共產黨。他先後立過二等功、三等功。1957—1960年，先後四年被評為上海市和解放軍總後系統的先進工作者和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1960年參加全國文教衛生系統先進工作者代表大會，1981年，出席全國科協先進工作者代表大會。《解放軍報》曾於1960年和1981年兩次登載他的先進事迹，表揚他忠誠黨的教育事業，積極開展科研活動和全心全意地為黨工作的精神。

李承祜除日常工作外，還有許多社會工作。他歷任第二、第三、第四屆上海市人民政治協商委員會委員，總後衛生部醫學科學技術委員會委員，全軍藥學專業組組長，中國藥學會理事，中國藥學會上海分會副理事長、理事長、名譽理事長，生葯分會主任委員，衛生部藥典委員會委員兼中藥組組長，中國科學院上海藥物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委員，上海市醫藥管理局技術顧問，還歷任《藥學學報》、《解放軍醫學雜誌》、《藥學文摘》、《中國中藥雜誌》、《中國藥學雜誌》、《中成藥研究》、《人民軍醫》、《人民軍醫藥學增刊》、《上海中醫藥雜誌》、《藥學教育》、《上海科技報》、《大眾衛生報》等報刊的編委、顧問或主編。

李承祜對中國的藥學事業和藥學教育做出了較大的貢獻，為創建具有中國特色的生藥學科辛勤地耕耘，為中國現代中醫藥學的發展付出了巨大的勞動。他治學嚴謹，工作勤奮以及永不停頓的探索和奉獻精神，給我們樹立了光輝的榜樣。

中華民國時期，由於國民黨政府推行消滅中醫的政策，使中醫藥瀕臨絕境。李承祜針對那種“篤信西藥，鄙棄國葯”的民族虛無主義思潮，在《藥用植物學》一書序言中大聲疾呼中國藥物的重要性：“歐美諸國猶不能忽視，而我們自己絕不能妄自菲薄，應以不偏不倚之態度，按國家人民經濟之能力，與夫道地物產之情形，將吾國舊有本草予以科學之整理，精密之研究，俾能有所發明，以裨益國人之健康，減少對外之漏厄，是不特藥學界之光，抑亦我民族之幸也。”

李承祜一貫關心中國的藥學事業，特別是中醫藥事業的發展。60年代初，他曾參加《全國十二年科學遠景規劃》的制訂，積極倡導發展祖國的新藥學體系，他認為：“抓好教育，提高全行業的素質，是發展中醫藥的根本；既注意發揚中醫藥特色，又注意大力引進現代科學技術，是發展中醫藥的方法；擴大生產保證供應，不斷提高中藥質量和提高臨床治療水平，是發展中藥的目的。他這些富有遠見卓識的意見大都被《規劃》所採用，對中國中醫藥方針政策的制定也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1980年，他先後兩次以“科技工作者的建議”的形式上書有關領導部門，以大量的事實說明加強中藥的研究和管理已刻不容緩。意見上送后，引起了國務院、衛生部及國家醫藥管理局的重視。這些意見對醫藥行業的治理整頓工作，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平時在教學過程中，李承祜經常宣傳中醫藥是一個偉大的寶庫。在講中藥發展史時，他從本章的起源講到歷代本草專著的偉大成就，以大量的史實介紹中國古代光輝燦爛的醫藥文化，為學生熱愛中醫藥事業，投身於中醫藥事業，播下了一顆顆具有強勁生命力的種子。

50年代，他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委員會委員，70年代，兼中藥組組長。他除了大量審閱各地起草的文稿，協助兄弟單位提供必要的技術資料外，還親自組織制定4種中藥的質量標準，撰寫起草說明。他對待中藥的真實性和質量標準持十分嚴謹的科學態度，審查資料時實事求是、認真負責，常逐字逐句推敲，標點符號亦不輕易放過。他和同志們一道澄清了許多混亂品種，維護了藥典標準的統一性和嚴肅性，為中國的中藥質量標準工作做出了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