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人銘

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

無多言，多言多敗；

無多事，多事多患。

安樂以戒，無行所悔。

勿謂何傷，其禍將長；

勿謂何害，其禍將大；

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家語》無此二句）

勿謂莫聞，天妖伺人。（《家語》作“勿謂不聞，神將伺人”）

熒熒不滅，炎炎奈何；

涓涓不壅，將成江河；

綿綿不絕，將成網羅；

青青不伐，將尋斧柯。

誠不能慎之，禍之根也。（《家語》作“誠能慎之，福之根也”）

曰是何傷，禍之門也。（“曰”《家語》作“口”，當從之）

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

盜怨主人，民害其貴。（《家語》作“盜憎主人，民怨其上”）

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

故后之下之，使人慕之。

執雌持下，莫能與之爭者。

人皆趨彼，我獨守此。（“趨”《家語》作“取”）

眾人惑惑，我獨不從。（前句《家語》作“人皆惑之”，“從”作“徙”）

內藏我知，不與人論技。（后句《家語》作“不示人技”）

我雖尊高，人莫害我。

夫江河長百穀者，以其卑下也。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戒之哉！戒之哉！

《金文銘》載劉向《說苑·敬慎篇》：“孔子之周，觀於太廟。左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名其背曰”云云，《孔子家語·觀周》所載與此大致相同，很可能就抄自《說苑》。劉向在漢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以光祿大夫之職受詔校經傳諸子詩賦，遍覽皇室藏書，所著《說苑》保存了大量先秦史料。1973年河北定縣40號漢墓出土了一批竹簡，其中有先秦古籍《儒家者言》，許多內容見於《說苑》，足以說明《說苑》之真實可信。道家向來被稱為黃老之術，以《金人銘》對照《老子》，亦可知其為《老子》的思想源頭。

古人是很慎重發表言論的。警惕啊！警惕啊！

不要多講話，多講話多敗事；

不要多生事，多生事多禍患。

身處安樂之中一定要防備無善行造成的災禍所帶來的悔恨。

不要說哪裡會有什麼損傷，它的禍害會不斷地滋長；

不要說哪裡會有什麼危害，它的危害將會越來越大；

不要說哪裡會有什麼殘害，它的禍患已經慢慢形成。

不要說沒有人會聽到，上天會在暗中窺視人類。

小小的火苗不及時撲滅，不久熊熊的大火就將會象決口的黃河一樣。

細小的溪流沒有阻塞，最終將匯成江河。

微小的東西如能連續增加，將來也可能成為一張大網。

細小的惡苗不及時拔掉，將來只有用斧頭來清除。

你果能聽進我的教誨，並謹慎去做，這才是幸福的根源。

到處亂講話會帶來怎樣的傷害呢？那簡直就象走到災禍的門口，而不自知。

凶暴、強橫的人是沒有好結果的，爭強好勝的人最終將碰到敵手。

包藏盜心的歹人無不嫉妒擁有財富的主人，人民有怨恨往往歸咎於君上。

古代賢明的君主，知道普天之下誰都不願別人處在自己上邊，所以能禮賢下士，屈已而尊人；知道天下的人都不喜歡別人超過自己，所以後來賢能的聖王雖身處顯位而能待人和氣恭敬、做事謹慎，以減少自己德行的缺失，最終得到人們的愛戴和仰慕。常常保持柔弱以平等的態度對待下面的人，就沒有人能超越你了。

人常爭名逐利，我獨守此左道，人們對這種行為都迷惑不解，我卻獨自堅信不移。

智慧和技能深藏內心不顯露炫耀，我雖處在尊貴的高位，人們也都不會傷害我了。

有誰能在這方面下功夫，那就象江河，雖然表面笨拙、凝重，而能以寬大的胸懷容納百川，是因為它處在低下的地位。

高高在上的天空，幽深渺茫，人的思想無法窮盡它的邊際。

天道悠遠，無親無私，人們的所有無不來自它的恩賜，而天卻能屈居人下，做為常人的我們，又有什麼放不下的呢？

一定要時刻警惕啊！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上古三代文》卷一於《金人銘》後有“案”云：“此銘舊無撰人名，據《太公陰謀》、《太公金匱》，知即《黃帝六銘》之一。”《黃帝六銘》之說，始自《漢書·藝文志》，誤。按，向宗魯《孔子家語》卷三、《說苑校證》卷十、《古詩歸》卷一所載《金人銘》，雖各有異文，但其中的“安樂必戒，無行所悔”(“戒”一作“敬”，意同)卻是頗可注意的，因為據《大戴禮記》卷六《武王踐阼第五十九》可知，這兩句為周武王所書“席前左端之銘”與“席前右端之銘”句，則《金人銘》之作年，其上限就必在周武王書《幾銘》等諸《銘》之後。而《孔子家語》卷三、《說苑校證》卷十、《古詩歸》卷一，又明載“孔子之周，觀於太廟”而得見《金人銘》，則其作年之下限，又必在之前。二者合勘，《金人銘》應為西周早中期之“古逸”。

《金人銘》與《老子》的關係，是顯而易見的。明何孟春、前輩學者如黃方剛、武內義雄、鄭良樹等等 也都有論說。比如《金人銘》：“無多言，多言多敗”，《老子》：“多言數窮，不如守中”；《金人銘》：“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老子》：“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金人銘》：“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眾人之不可先也，故后之。”《老子》：“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是以聖人慾上人，必以言下之；欲下人，必以身後之。”《金人銘》：“執雌持下，人莫逾之。”《老子》：“知其雄，守其雌。”《金人銘》：“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老子》：“江海所以能為百穀王，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穀王。”《金人銘》：“天道無親，而能下人。”《老子》：“天道無親，常與善人。”鄭良樹先生指出《老子》在孔子前成書並採用了《金人銘》，《金人銘》在孔子以後嚴重散亡竄亂。

《金人銘》是目前我們所掌握的最古老的完整文獻。

證據一，根據劉向《說苑》和《孔子家語》，《金人銘》是孔子之周觀於太廟從金人背上抄錄下來的。《金人銘》作為文獻的出處，可以說是非常獨特的，它不出於簡帛竹書，而是銘刻在銅人背上，不存在後人塗改和增刪的可能性，比之載於簡帛竹書的文獻，是最為可靠的。從這一點來說，所有上古文獻，沒有任何文獻比《金人銘》更為可靠。《金人銘》作為孔子親自抄錄的文獻，時間、地點、人物、背景、載體、內容均十分明確，是具有完整意義的極端重要的文獻。孔子刪《尚書》，《虞書》、《夏書》怎麼來的我們不清楚，但《金人銘》怎麼來的非常清楚，所以《金人銘》作為上古文獻，比《虞書》、《夏書》還要可靠。這一點是古代所有的文獻不能相比的。

證據二，《老子》一書多處摘引《金人銘》言論，老子並視《金人銘》作者為其“教父”（帛書本為“學父”），《老子》曰：“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強梁者不得其死”為《金人銘》之言。從《老子》一書的內容來看，幾乎整個《老子》一書都是在闡述和演繹《金人銘》的思想。

根據證據一和證據二，《金人銘》是明確早於老子和孔子的文獻，證據確鑿，是沒有任何爭議的。

證據三，《逸周書》是重要的西周文獻，其《和寤解》載：王乃出圖商，至於鮮原，召邵公奭、畢公高。王曰：“嗚呼，敬之哉！無競惟人，人允忠；惟事惟敬，小人難保，后降惠於民，民罔不格，惟風行賄，賄無成事。綿綿不絕，蔓蔓若何，豪末不掇，將成斧柯。”武王所言“綿綿不絕，蔓蔓若何，毫末不掇，將成斧柯”為《金人銘》之言。

證據四，根據《大戴禮記·武王踐阼》的記載，武王從上古《丹書》中摘引作為席之銘的“安樂必敬，無行可悔”，作為楹之銘的“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均系《金人銘》之言。據楹之銘所載，“毋曰胡殘”、“毋曰胡害”、“毋曰胡傷”，和孔子所錄“勿謂何傷”、“勿謂何害”、“勿謂何殘”內容一致，但用詞更為古老，《丹書》所載當系《金人銘》古本。

證據五，《六韜·守土》載：文王問太公曰：“守土奈何？”太公曰：“無疏其親，無怠其眾，撫其左右，御其四旁。無借人國柄。借人國柄，則失其權。無掘壑而附丘，無舍本而治末，日中必彗，操刀必割，執斧必伐。日中不彗，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執斧不伐，賊人將來。涓涓不塞，將為江河。熒熒不救，炎炎奈何？兩葉不去，將用斧柯。是故人君必從事於富。不富無以為仁，不施無以合親。疏其親則害，失其眾敗。無借人利器。借人利器，而為人所害不徑於世。”

賈誼《治安策》載：“黃帝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是知太公所引皆黃帝言論。“涓涓不塞，將為江河。熒熒不救，炎炎奈何？兩葉不去，將用斧柯”為《金人銘》之言。

從商末太公與武王多次徵引《金人銘》言論來看，《金人銘》在先周時期就已存在，《金人銘》亦是明確早於武王與太公的先周文獻。

證據六，雖然我們不知道周太廟之金人立於何時，但它遠遠要早於老子和孔子是明確的。梁思成在《中國雕塑史》中認為，《孔子家語》金人銘中之金人，“蓋亦我國銅像中之最古者也”。這個中國最古之銅像曰“古之慎言人也”，《金人銘》對這個最古之銅像而言都是遠古時代的言論，《金人銘》之古老是不言而喻的，可以說是目前我們所掌握的最古老的完整文獻。

第二，文獻論證。

證據一，《太公金匱》明指《金人銘》系黃帝之作。《太公金匱》載：武王問：“五帝之戒可得聞乎？”太公曰：“黃帝云：‘餘在民上，搖搖恐夕不至朝，故金人三緘其口，慎言語也。’”（唐馬總《意林》卷一）

《莊子.徐無鬼》載：“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則以《金版》、《六韜》，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嘗啟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女商是魏武侯宰臣。魏文侯三十八年(前387年)，文侯卒，魏擊即位，是為魏武侯(次年為魏武侯元年)。魏武侯在位16年，於周烈王五年 (前371年)卒，系戰國初期。女商在戰國初期將《詩》《書》《禮》《樂》與《金版》《六韜》相提並論，說明《金版》《六韜》是春秋時期就已存在的主要經典。《金版》即《太公金匱》，所謂太公金匱，就是銘刻於金版的太公言論。

《金人銘》當為春秋時期孔子之前的作品

清人嚴可均《全上古三代文》卷一依劉向《說苑·敬慎》輯錄了一篇先秦佚文《金人銘》，全文如下：

我（據《孫卿子》補），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莫聞，天妖伺人。熒熒（《家語》作焰焰）不滅，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將成江河；綿綿不絕，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誠不能慎之，禍之根也（《家語》作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家語》作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怨主人，民害其貴。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后之下之，使之慕之，執雌持下，莫能與之爭者。人皆趨彼，我獨守此；眾人惑惑，我獨不從。內藏我知，不與人論技。我雖尊富，人莫害我。夫江河長百穀者，以其卑下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

這篇佚文，有兩個問題需要討論：一是其最早著錄於何處，二是其大致創作於何時。

按嚴可均輯錄的依據和學術界的一般看法，《金人銘》首見於《說苑·敬慎》（註：海內外學術界言及《金人銘》者，多稱其首見於《說苑·敬慎》，如武內義雄《老子原始》、黃方剛《老子年代之考政》、鄭良根《〈金人銘〉與〈老子〉》等文皆持此說。），但筆者以為，此文當最早著錄於《荀子》。《太平御覽》卷三百九十引《孫卿子·金人銘》云：“周太廟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我，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毋多言，無多事！多言多敗，多事多害。”小注云：“《皇覽》云：‘出《太公金匱》，《家語》、《說苑》又載。’”據小注可知，嚴可均從《說苑·敬慎》所輯《金人銘》實本於《荀子》。後人或是未能留意《太平御覽》此則記載，或以為此處《荀子》未存《金人銘》全文，而將首錄權歸在了《說苑》名下。其實，認為《荀子》未存《金人銘》全文是一種誤解，《荀子》中的《金人銘》原文和《說苑·敬慎》以及之後的《孔子家語·觀周》（註：《漢書·藝文志》著錄《孔子家語》二十七卷，列在《論語》類，可見其早於《說苑》。但今本《孔子家語》是在晉人王肅作注后流行起來的，其卷次與《漢志》不同，內容又多見《說苑》等數種漢代典籍，故長期被視為王肅偽作。隨著河北定縣、安徽阜陽漢墓中與今本《孔子家語》內容相似的竹筒的出土，傳統觀點有所改變，已有人認為今本《孔子家語》的原型漢初以前就已存在。不論怎樣，《孔子家語》和《說苑》皆晚於《荀子》則是肯定的。）中所存之文一樣，應當是完整無缺的，之所以《荀子》僅存《金人銘》開頭數語，是因為《太平御覽》的編者在徵引時根據需要作了刪節。筆者這一判斷可從《太平御覽》卷五百九十得到印證，該卷在引錄《孔子家語》所載《金人銘》全文後又加小注云：“《荀卿子》、《說苑》又載。”如果當時注者所見《荀卿子》中的《金人銘》僅開頭數句而非全文，便不可能針對《孔子家語》中所存《金人銘》全文而稱《荀子》“又載”。據此，《金人銘》首錄於先秦的《荀子》無疑。需要說明的是，今本《荀子》無《金人銘》，《太平御覽》所引乃《荀子》佚文。

關於《金人銘》的創作時間，歷代學者的看法相去甚遠。嚴可均將該文的著作權歸在黃帝名下。其《金人銘》按語云：“此銘舊無撰人名，據《太公陰謀》、《太公金匱》知即黃帝六銘之一。”嚴氏所說的《太公陰謀》具體指下面一段文字：“武王問尚父曰：‘五帝之戒，可得聞乎？’尚父曰：‘黃帝之時，戒曰：“吾之居民上也，搖搖恐夕不至朝。”故為金人，三封其口曰：“古之慎言人也。”……’武王曰：‘吾今新並殷，居民上也，翼翼懼不敢息。’尚父曰：‘德盛者守之以謙，守之以恭’”據此可知，嚴氏所謂“黃帝六銘之一”說不足憑信。即便《太公陰謀》所記周武王與師尚父的對話有文獻依據，其師尚父向周武王所介紹的黃帝鑄金人之事也屬古代傳說性質，意在藉助傳說中的古聖王告誡周武王謹慎施政，以德治國；師尚父僅稱黃帝鑄造金人並“三封其口”，並未言及在其背上刻鑄銘文，所謂“古之慎言人也”之語雖與今見《金人銘》首句相同，但那是師尚父複述黃帝的話，並非指銘文內容；且不說黃帝乃遠古傳說人物，即便實有其人，當時文字尚未產生，何來《金人銘》這樣成熟的長篇銘文？可見後來孔子在周之太廟所見金人背上所刻《金人銘》當為後人依此古傳說之例，新鑄金人並始刻之《金人銘》，收藏於周史資料庫。歷代學者關於《金人銘》產生時代的看法與嚴氏相反，認為《金人銘》不僅不是出自古黃帝之手，甚至亦非先秦時代的作品，乃為漢人劉向的偽作。這一結論是由人們對《說苑》一書性質的確認得出的。如劉知幾稱《說苑》“廣陳虛事，多構偽辭”，蘇時學稱其“未盡精醇，亦嗜奇愛博者之病”，朱一新稱其“不復計事實之舛誤”，余嘉錫稱其“有所增益於其間”，屈守元稱“《說苑》之倒近乎‘兼儒、墨，合名、法’，‘街談巷語，道聽途說’（並《漢書·藝文志》語）的雜家和小說家”等。以上觀點皆有道理，但已如前文所證，《金人銘》並非首見於《說苑》而是最早著錄於《荀子》，所以，不論《說苑》性質如何，劉向偽撰《金人銘》的問題都不存在。

那麼，《金人銘》究竟創作於先秦的哪一時期呢？筆者以為，當在春秋時期，最晚亦在孔子之前。理由有三：其一，學術界認為《金人銘》與《席銘》（《大戴禮》卷六《武王踐阼》引）、《楹銘》（同上）、《周書》（《戰國策·魏策一》載蘇子引）、《黃帝語》（《太公兵法》引）四文同源(P368)，若真如此，與四文相比，《金人銘》所依據的古源頭最為完整，其對古源頭保存得也最多。如，有五組句子保存在《金人銘》中，一為“安樂必戒，無行所悔”；二為“勿謂何傷，其禍將長”；三為“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四為“勿謂何殘，其禍將然”；五為“勿謖莫聞，天妖伺人”。而《席銘》僅保存了第一組，《楹銘》保存了中間三組。又如，《金人銘》還保存了四組句子，一為“熒熒不滅，炎炎奈何”；二為“涓涓不壅，將成江河”；三為“綿綿不絕，將成網羅”；四為“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而《黃帝語》缺第三組，《周書》則僅保存了第四組，另加第一組和第三組的各一句。依古籍由繁刪簡易由簡增繁難的通例，《金人銘》自然早於其它四文。筆者甚至認為，《金人銘》與四文不只是同源關係，很可能《金人銘》本身即是四文的源頭，四文乃分別節錄、拼湊《金人銘》而成。若然，作為戰國中期之前的四文（註：鄭良樹《諸子著作年代考》第16頁對四文的年代作了如下判定，云：“我們當然不會相信《語》是黃帝時代的作品，也很難相信《席》及《楹》是西周早年的文獻，然而，我們也不相信它們是戰國晚期的文字。《周》為蘇子所見引，此蘇子為蘇秦，大概符合實情。”筆者以為，鄭氏將四文視為戰國中期以前的作品比較合乎實際，今從之。），其源頭《金人銘》自當早於戰國。其二，《老子》承襲了《金人銘》。這一點鄭良樹《〈金人銘〉與〈老子〉》一文有精闢考證。《老子》第四十二章、七十九章分別與《金人銘》“強梁者不得其死”、“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句全同；其第五章及六十六章分別與《金人銘》“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及“夫江河長百穀者，以其卑下也”句意相近；其第七章及六十六章與《金人銘》“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后之下之，使人慕之”句意相合；其二十六章與《金人銘》“執雌持之，莫能與之爭者”句意亦相合。這些相合之處說明《老子》承襲了《金人銘》而不是相反，因鄭氏找到了強有力的證據。云：“《老子》第四十二章‘強梁者不得其死’，自謂是‘人’教他的，他將此‘人’認為‘教父’，而即以此教導他人；可見《老子》此處是有所依據，並非自我編造的。然則，這個‘人’是誰呢？除了《金人銘》之外，其他先秦古籍再也沒有‘強梁者不得其死’的句子；然而，這個‘人’應該是很清楚了。就此條來說，《老子》用《金人銘》文字是很容易的；如果說是《金人銘》拼湊《老子》而成，就很難想像了。”(P18)鄭氏此論甚確。老子其人和《老子》其書的時代，儘管存在著諸多爭議，然其與孔子同時、其書早於《論語》的通常說法是不可能被輕易否定的，因此，影響其書的《金人銘》定在孔子之前。據此，《荀子》、《說苑》、《孔子家語》所稱此《金人銘》即乃“孔子之周，觀於太廟”時所見“右階之前”金人背上鑄刻之銘文，是可信的。其三，《金人銘》與春秋時期銘文文體的形式特徵相吻合。春秋之前的西周銘文格式、布局、行文是程式化的，戰國中期以後銘文則走向衰落，唯春秋時期的銘文風格比較自由靈活。正如馬承源所說，“春秋時期，周室東遷，五霸興起。周王朝的中央集權逐漸分散到列國諸侯之手，他們各霸一方，各自為政，冶銅鑄器各得其便。因此，這個時期的青銅器銘文也表現出了較強的隨意性”，“格式比較單調，記述也較自由”(P359-360)。《金人銘》不拘程式，行文靈活，富有文采，與春秋時期銘文特徵正相吻合。因此，它既不大可能是戰國時期的銘文，也不大可能是西周時期的銘文（《文心雕龍·銘箴》所說“周公慎言於金人”將《金人名》視為西周早期周公的作品的說法不足憑信），而應當是春秋時期的銘文，至晚在孔子之前。

慎言之教的歷史背景及孔子教說引用《金人銘》

在古代專制政體下,“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而一個人的榮辱成敗生死,又何嘗不往往 系之於言.所以注意為言之道由來已久.古文《尚書·大禹謨》說:惟口出好、興戎”(嘴是能交好於內外的,但也會興起戰爭).這種說法比人們常說的“口是禍之門,舌是斬身刀”,少了點片面性。慎言之教在商末周初周族的統治者身上表現得最明顯。西伯昌 (文王 )處商紂無道之世 ,險以言語招禍。 《史記· 殷本紀》載紂王用炮烙及其他嚴刑峻法對付不滿他的百姓及諸侯。時西伯昌與九侯、鄂侯同為三公 ,九侯之女因不能從淫而遭獨夫紂殺害 ,其父九侯被剁成肉醬 (醢 );鄂侯力爭 ,結果遭殺后乾肉 (脯 );西伯聞而竊嘆 ,崇侯虎向獨夫紂告發 ,結果西伯被囚 里 ,幸得西伯臣屬行重賄才獲赦。帛書《要》言“紂乃無道 ,諱而辟咎” ,即在這種背景下說的。文王的“諱”不但在行為上 ,而且在語言上。周初天子、王臣均重視慎言 ,是與其翦商前後的憂患意識相連的。《逸周書· 小開解》載武王教導後嗣有言“何 [盍 ] 非[彼 ]躬? 何慎非言?” 《逸周書· 周祝》為周室祝官之辭 ,表現了周禮精神面貌的一方面 ,

其中關於慎言的如“榮華之言後有茅 [污穢 ]”與“萬民之患在口言”等。 《黃帝金人器銘》記載了武王與師尚父的對話:

武王問尚父曰: “五帝之誡 ,可得聞乎?”尚父曰: “《黃帝之戒》曰: `吾之居民上也 ,搖搖恐夕不至朝 ,故為金人 ,三封其口曰古之慎言。 ’ ”

刻有“古之慎言人也”銘文的金人存放於周廟;孔子西觀周室 ,於周史官處得睹金人背上的銘文 ,因囑弟子記錄下來而得以流傳。孔子評說“此言雖鄙而中事情。 《詩》曰: `戰戰兢兢 ,如臨深淵 ,如履薄冰。 ’ 行身如此 ,豈以口遇禍哉! ” “鄙”謂句語俚俗 ,“中事情”則謂言中其實。孔子日後說《易》引用了《金人銘》的文句 ,可見此銘給予孔子極大的影響。帛書《二三子》雲:

《易》曰: “聒囊 ,無咎無譽。 ”孔子曰: “此言箴小人之口也。小人多言多過 ,多事多患 ,……”

其中“小人多言多過 ,多事多患”即套用《金人銘》“無多言 ,多言多敗;無多事 ,多事多患”的文句。小人固然要慎言 ,賢人君子同樣要慎言;帛書《易之義》強調慎言: “君子言於無罪之外 ,不言於又罪之內”,這正是孔子評價老萊子“終日言 ,不在尤之內 ,在尤之外”的另一種表達方法。孔子評述 武子說: “邦有道則知 ,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 ,其愚不可及也。 ”評述銅伯華之行說: “國家有道 ,其言足以治;無道 ,其默足以容。 ”這與《易之義》“又口能斂之 ,無舌罪 ,言不當其時則閉慎而觀”的文義是一致的。孔子這裡所言國無道則愚及其墨足以容 ,是針對臣道的層次而言的。

慎言是周族統治者強調的德性內容 ,目的是不亂言不亂說從而更有效的治國平天下 ,因而屬於君道的層次。 《金人銘》的內容原本針對統治者的貴族教材 ,所以《文心雕龍· 銘箴》說: “周公慎言於金人。 ”孔子以《金人銘》的慎言用於君子與小人 ,打破壟斷拋開政治分位 ,就個人（普通大眾，既孔子有教無類之意）的成德立言 ,這已經改變了周初慎言的主要方向。

孔子言聖人不但慎言 ,還要多言（與口無遮攔不同，出口必是慎言之後有利於大眾的良言精句）。帛書《二三子》說: “聖人之言也 ,德之首也。 ”“聖人壹言 ,萬世用之。唯恐其不言也 ,有何箴焉?”孔子所說的聖人是從成德的角度而言的。孔子把聖人的教說看作不開口則以，一開口就是人類理性及道德的最高依憑 (德之首 ) ,“聖人壹言 ,萬世用之”顯示了人類的理性是有普遍性與永恆性的 ,人類的道德本心亦然 ,無任何的例外。然而只有聖人可以完全表現出理性的光輝及圓滿的德性 ,為人類的生活作照明 ,所以聖人的良言教說愈多愈好。文武周公都是聖人 ,他們自己亦努力實踐謙慎的德性 ,而孔子從成德的角度謂聖人要多言 ,可見孔子已將周文中對統治者的道德要求轉化為對個人道德的要求 ,由孔子對傳統文化的自覺反省而凸顯了中國文化是以成就道德為價值取向的文化體系。

謹慎其言,遲鈍其語

孔子再三強調慎言、訥言。《論語》中反覆提及“慎言”。子貢曾請教孔子何為君子之道，子曰：“君子慎言。”《論語》中有“敏於事而慎於言”(《學而》)、 “君子欲訒於言而敏於行”(《里仁》),都是說工作必須勤勞敏捷,但是說話務須謹慎遲鈍。因為第一“古之言之不出’,“以約失者鮮矣”(《里仁》)。第二.“多閱閱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聞圈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為政》）多聽、多看,有懷疑的地方加以保留,然後慎言鎮行其 余,就會減少錯誤,少去許多後悔的事,這樣,官職與傣祿就在這裡面了。換句話 說，必須謹慎其言,勤勞其事。

同時孔子還認為說話遲鈍 —“訒”、“訥”是“仁”所必備的。《顏淵》: “仁者,其言也訒”。《子路》: “剛、毅、木、訥近於仁”。前三者即剛強、毅力、質樸.但如果沒有言語不輕易出口的“訥”,那是很難成 其“仁”的。當時司馬牛不解,間道訒,難道是仁 ? 孔子答曰: “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在孔子看來.言語 遲鈍意味著不冒失,不一觸即發,無失言,該說什麼、不該說什麼,是經過慎重考慮的,如果施之於為政,自然少些誤民之舉,所以一位仁者的語 言必須是不輕 易出口的。孔子的這些說教往往給人一種謹小慎徽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