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印花布

廣義的藍印花布：包括扎染、蠟染、夾染和灰染。傳統的扎染、蠟染、夾染和灰染大多以藍靛為染料，雖然防染的方法不同，但成品都是藍白相間的花布，所以可以統稱為藍印花布。其共同點是材料為布（或手織布），染料為植物藍靛，製作過程為手工操作。

狹義的藍印花布：人們長期以來習慣於把以植物藍草為染料，用黃豆粉和石灰粉為染漿，刻紙為版，濾漿漏印的灰染藍白花布稱為藍印花布。

具體操作：從蓼藍草中提取藍作染料（靛藍），把鏤空花版鋪在白布上，用刮漿板把防染漿劑刮入花紋空隙漏印在布面上，干後放入染缸，布下缸20分鐘后取出氧化、透風30分鐘，一般經過6至8次反覆染色，使其達到所需顏色。再將其拿出在空氣中氧化,晾乾后颳去防染漿粉，即顯現出藍白花紋。因為是全手工印染，干后的漿不免會有裂紋，形成了手工藍印花布特有的魅力----冰裂紋，而機印花布或沒有採用傳統的技藝的藍印花布則藍白分明，毫無手工的痕迹，因此對傳統技藝的保護迫在眉睫！藍印花布的圖案吉祥喜慶、為近世三百年來平民百姓所喜聞樂見。

藍印花布一般可分為藍底白花和白底藍花兩種形式。藍底白花布只需用一塊花版印花，構成紋樣的斑點互不連接，例如：梅、蘭、竹、菊。白底藍花布的製作方法，常用兩塊花版套印，印第一遍的叫“花版”，印第二遍的叫“蓋版”。蓋版的作用是把花版的連接點和需留白地之處遮蓋起來，更清楚地襯托出藍色花紋。另一種印製白底藍花的方法，是以一塊單獨的印花版襯以網狀物，花版的紋樣無需每處連接，刻好後用膠和漆將花版粘牢在大面積的網狀物襯底上，然後再刮印漿料。有的藍印花布還是雙面的，這就需要在正面刮漿干透后，利用拷貝桌在反面對準正面紋樣再刮漿一次，這樣染后就可得到雙面的藍印花布。

藍印花布是一種曾廣泛流行於江南地區民間的古老手工印花織物。她那樸拙幽雅的文化韻味，在中國傳統民間藝術中堪稱獨樹一幟，千載之下散發著東方文化魅人的芳香。

藍印花布源於秦漢，興盛於商業發達的唐宋時期，《古今圖書集成》卷中記載：“葯斑布——以布抹灰葯而染青，候干，去灰葯，則青白相間，有人物、花鳥、詩詞各色，充衾幔之用。”

在資本主義萌芽的明清之際，葯斑布已普遍流行於民間，所以《古今圖書集成》物產考曰：“葯斑布俗名澆花布，今所在皆有之。”《光緒通州志》記載：“種藍成畦，五月刈曰頭藍，七月刈曰二藍，甓一池水，汲水浸入石灰，攪千下，戽去水，即成靛，用以染布，曰小缸青。”

現代所見藍印花布的樣式，多數為明清一代的作品。這些以藍印花布製成的蚊帳、被面、包袱、頭巾、門簾等生活用品，樸素大方、色調清新明快，圖案淳樸典麗，曾深受歡迎。因此，染坊業一度成為地方上的顯業。史載宋元之際桐鄉藍印花布極為繁榮，形成了：織機遍地，染坊連街、河上布船如織的壯觀景象，其中，石門（古稱玉溪）的“豐同裕”、“泰森”等染坊店一時成為行業中的翹楚。所制“瑞鶴鳴祥”、“歲寒三友”“梅開五富”、“榴開百子”等久負盛名。

簡單、原始的藍白兩色，創造出一個淳樸自然、千變萬化、絢麗多姿的藍白藝術世界。藍印花布的紋樣圖案都來自於民間，反映了百姓的喜聞樂見，寄託著她們對美滿生活的嚮往和樸素的審美情趣，在題材和內容上，老百姓那種健康和質樸的心靈，在民間藍印花布上得到了形式和內容的完美統一，因而藍印花布確實真實地反映了一種深厚的文化和藝術積澱。

藍印花布的圖案取材於百姓喜聞樂見的民間故事戲劇人物，但更多的是由動植物和花鳥組合成的吉祥紋樣，採用暗喻、諧音，類比等手法盡情抒發了民間百姓憧憬美好未來的理想和信念，因此在民間的傳統習俗上，藍印花布佔有相當位置。以前，女兒出嫁時一定要帶上母親早已準備好的一條用靛藍布做成的飯單，這樣的習俗是顯示女兒嫁到男家后“上得廳堂，下得廚房”的治理家政能力。姑娘出嫁時的衣被箱里必定會有一、二條藍印花布被面，大都是龍鳳呈祥，鳳戲牡丹圖案的“龍鳳被”，稱之為“壓箱布”。可見在當時藍印花布是老百姓生活中必不可少的。

絲綢印花古代名叫“染纈”，加工技術種類多，各有不同名稱，後來發展成“藍底白印花布”的一種，宋元時就材料說名“葯斑布”；就染法說名“漿水纈”。轉用到棉布印染，成一般性流行商品時，必然是在明代松江棉布大量生產以後，但其發軔也許會早至公元前，可聯繫到西南地區織作的白疊、闌干布上頭去。白疊布用木棉織成，闌干斑布似有織有染，在漢代和西北生產的細毛織物“罽”及“毾（登毛）”同樣受人重視。印花絲綢現存較早材料是長沙戰國楚墓一件被面，花紋不詳細。其次是西北出土的一片晉代成品，上印重疊斑花，如照唐宋名稱，應名“瑪瑙纈”。

染纈的沿起，二儀實錄以為“秦漢間始有，陳梁間貴賤通服之。隋文帝宮中者，多與流俗不同。次有文纈小花，以為衫子。焬帝詔內外官親侍者許服之。”此書記載史事常多以意附會，不可盡信，惟談及染纈在六朝流行，隋代宮中亦重視，還不太荒謬。搜神後記曾提及紫纈事。唐人記載稱代宗寶應二年，啟吳皇后墓，有繪彩如撮染成作花鳥之狀。小說則以為玄宗柳婕妤妹，性巧，因發明花纈。雲仙散錄記“郭元振落梅妝閣有婢數十人，客到則拖夗央纈（裙），群參一曲”白居易詩“黃夾纈林寒有葉”又說“成都新夾纈”，就實物和文字聯繫分析，可知染纈盛於唐代，技術也成熟於唐代。唐代絲織物加工，已使用過種種不同的複雜技術，大致可分成兩大類：第一類包括色彩複雜的文錦和兩色花或本色花的綺、縠、綾、羅以及花紋突起的剪絨、薄如煙霧的“輕容”“鮫綃”紗。這些絲織物除剪絨外，其餘加工方法，都是在織機提花過程中一氣呵成。第二類包括各種不同的“刺繡”和“貼絹”、“堆綾”、“泥金銀繪畫”、“染纈”等等。加工方法都是在絲織物成品上或衣裙材料成品上，另外通過複雜手續完成的。

唐代中等以上人家婦女的衣裙和家庭日用屏風、幛幔，多應用染纈。現存材料有重要參考價值的，應數甘肅敦煌和新疆發現品以及日本正倉院部分藏品。從這些材料分析，得知唐代至少已有三種染纈技術普遍流行：即蠟纈、夾纈和絞纈。

一“蠟纈”，就是我們常說的“蠟染”。它又分單色染和複色染兩種。複色染有套色到四、五種的。因不同顏色容易相互浸潤，花頭多比較大，無論是串枝花或團科花，構圖飽滿，特別宜於作幛子簾幕。元明時流行的通俗讀物“碎金”中記過九種染纈名目，有檀纈、蜀纈、撮纈（即撮暈纈）、錦纈（當指方勝格子式、繭兒纈、漿水纈、三套纈、哲纈、鹿胎斑（即宋之鹿胎）。內中說的“三套纈”大致就指這種生產品，名目似乎也是民間通稱，因為根據元明文獻記載和明初絲織物分析，元明人實在已不生產這種高級印染絲綢。常聽人說現代西南蠟染從唐代蠟纈發展而出，事實或者正相反。西南蠟染原有個更久遠的傳統，應從木綿織物的闌干斑布算起。唐代蠟染技術上的成就，絕非某人發明，很可能是從西南兄弟民族方面傳入中原加以發展的結果。到宋代中原蠟染技術在應用上已日趨衰退時，西南民間卻依舊流行蠟染，名“點蠟幔”，和廣西黎、傜族精美提花棉布“黎單”同為人所愛好。又朝鮮在唐代從中國傳去的染纈法，北宋時也還流行，應用到普通幛子類。”高麗圖經“二十八：纈幕，非古也，先儒謂系繪染為文者謂之纈。麗俗今治纈尤工，其質本文羅，花色即黃白相間，爛然可觀。其花上為火珠，四垂寶網，下有蓮台花座，如釋氏所謂浮屠狀。然猶非貴人所用，惟江亭客館於屬官位設之”。

染纈由於技術條件限制，圖案紋樣和錦緞多不相同，即同一種圖案，和色效果也不一樣。唐代蠟染的圖案式樣，除實物外，在繪畫中還有些線索可尋，例如宋徽宗摹張萱操練圖中有兩三位婦女衣裙，就屬於染纈中的“蠟纈”或“夾纈”。虢國夫人游春圖中也有幾個騎馬人衣服是“蠟纈”，不是錦繡。史傳稱：開元天寶之際，楊氏一門得寵，小器易盈，爭學奢侈，貴妃用刺繡工八百人，楊氏諸姨則用金玉錦綺工達千人。記載雖容易誇張失實，但由於當時統治階級的奢侈靡費形成一種社會風氣，染纈的花樣翻新，可能和這個時期關係格外密切。此外唐陶俑表現著染纈的也相當多，唐三彩常用的花斑和宋人所說的“瑪瑙纈”，技術處理實有相通處。敦煌壁畫中佛菩薩的穿著、經變故事和供養人的部分穿著，以及藻井、屏風、幛幔上都還保留下許多重要參考材料，值得我們注意。

唐代不僅婦女衣裙用染纈，男子身上的袍襖同樣有使用它的，如張議潮出行圖中的兵衛儀從騎士，身上穿紅著綠，染纈就占相當重要分量。北宋帝王出行身前有兩萬多御前步騎隊伍護衛，照宋史與服志和周必大鹵簿服裝記載，其中一部分就必須著某種花鳥獸染纈團衫。這種染纈團花小袖齊膝襖子以及花纈帽，還是根據唐“開元禮”制度而來的，可知開元時就有用染纈作軍服的制度。又敦煌晚唐“勞度義斗聖”圖中幾個舉袖迎風的婦女和另外坐在一旁幾個披袈裟的羅漢僧徒，也同樣有著染纈的。女的身上所著名叫“團窠”纈；羅漢身上披的袈裟，作水田方罫山水縐折紋的，照唐宋習慣應當叫作“山水衲纈”。水田衣的使用，當時算是一種時髦。

二“夾纈”的製法是用縷空花板把絲綢夾住，再塗上一種漿粉混合物（一般用豆漿和石灰作成），待干后投入染缸加染，染后晾乾，颳去漿粉，花紋就明白顯出。宋人筆記說的“葯斑布”，碎金說的“漿水纈”就指這一種，說它是藍底白印花布的前輩，大致是不錯的。這樣作成的染纈，花色必淺於其他部分；如用花板夾住，直接於鏤空處用顏色刷染，花色就深於其他部分。後者雖也叫染纈，但材料並不曾入過染缸。（三套纈中可能也有用刷染法加工的。）這種染纈必用花板，較早的記載有北宋張齊賢著洛陽紳搢舊聞記稱“洛陽賢相坊，染工人姓李，能打裝花纈，眾謂之李裝花。”其次是宋史輿服志載政和二年詔令：“后苑造纈帛，蓋自元豐初置為行軍之號，又為衛士之衣，以辨奸詐，遂禁止民間打造。令開封府申嚴其禁，客旅不許興販纈板。”到南宋后已解禁，所以朱熹文集中攻彈唐仲友文即說到假公濟私，用公家纈板染私人彩帛事。又夢梁錄談臨安市容時，說到許多彩帛鋪，所謂彩帛，部分即印花纈帛。

用此法印到布上的名“葯斑布”，相傳出於宋嘉定中歸姓，圖書集成引舊記稱：“葯斑布出嘉定及安亭鎮，宋嘉定中歸姓者創為之。以布抹灰葯而染青。”（圖書集成卷六八一、蘇州紡織物名目）這種印花布，明清之際又名“澆花布”，同書松江條稱：“葯斑布俗名澆花布，今所在皆有之。”

又夾纈和蠟纈用同一技術加工的，有嶺外代答所記“傜斑布”：“傜人以染藍布為斑，其紋極細。其法以木板二片鏤成細花，用以夾布，而熔蠟灌於縷中，而後釋板取布投諸藍中。布既受藍，則煮布以去其蠟，故能受到極細斑花，燦然可觀。故夫染斑之法，莫傜人若也。”“傜人……或斑布袍褲。婦人上衫下裙，斑爛勃（上學下垂），惟其上衣斑紋極細，俗說尚也。”

三“絞纈”是把成匹絲綢或衣裙成品，照需要把某部分用線縛著、縫著或作成一定襞折，用線釘固，染后曬乾，再剪去線結，就自然形成一定圖案，有蝴蝶、海棠、蠟梅、水仙等等簡單小簇花樣。最簡便的是唐人所謂“魚子纈”，比較複雜的則為“撮暈纈”。宋人筆記所謂“撮暈花樣”、“瑪瑙纈”，碎金中提起的“鹿胎纈”，大都和這種染纈分不開。一般說來，絞纈作法比較簡便，並且能隨心所欲作成個人愛好的花樣，不受纈板限制，因此在當時人應用上也就相當普遍。不過既然非商品生產，容許個人匠心獨運，出奇制勝，又必然有人會逐漸把它作得極及精美。絞纈和其他染纈一樣，也可使用套色加工。“撮暈”和“鹿胎”在北宋都特別提出加以法律禁止，反映出這類高級染纈，加工技術必相當煩瑣，不下於套色蠟染。

“鹿胎”似以川中生產特別講究，觀史傳禁令可知。宋史食貨志：“詔川陝織造院，自今非供軍用布帛，其綿、綺、鹿胎、透背、六銖、欹正、龜殼等緞匹、不須買織。”又仁宋天聖時，“詔減罷錦、綺、鹿胎、透背……。景祐物……其後歲輒增益梓路紅錦、鹿胎，慶曆四年減鹿胎。”

撮暈雖已知為染纈類，“鹿胎”一名過去卻很少有人明白是什麼。從比較材料分析，可推測屬於染纈，花紋屬於梅花斑，以紫紅為主。洛陽牡丹記稱：“鹿胎花者，多葉紫花，有白點，如鹿胎之紋。故蘇相禹珪宅有之”，可知鹿胎為紫地白花。牡丹記又稱：“鹿胎紅者，……色微紅帶黃，上有白點如鹿胎，極化工之妙。歐陽公花品有鹿胎花者，乃紫花，與此頗異”，可知也有紅地白斑的。又宋人著洛陽花木記，說芍藥中有：“黃纈子、紅纈子、紫纈子、白纈子”四種。可知有用芍藥花樣的，至少且有黃紅紫三色。至於白纈，註明為千葉白花，又可知花是本色，底子染綠。又“一捻紅”系“淺紅中有深紅一點，易作纈”。芍藥譜說，紅色深淺相雜，類湖纈，得知湖纈系深淺紅相雜。宋代工藝圖案重寫實，從這些花的著錄中也可得到纈和鹿胎基本紋樣若干種面貌。

又鹿胎紫的花紋，實創於六朝，相傳陶潛著的搜神後記，就提到這種花纈：“淮南陳氏于田種豆，忽見二美女著紫纈襦，青裙，天雨而衣不濕。其壁先持一銅鏡，鏡中視之，乃二鹿也。：鏡中是鹿，可知身著紫纈即作梅花斑。

唐代機織工人，已經常能夠織造配色華美、構圖壯麗的錦緞，達到高度藝術水平。且能織金錦，用小簇花鳥作主題的本色花綾，又因為和當時官服制度相關，更容易得到全面發展的機會。染纈和刺繡雖然同屬於絲綢加工，在應用上卻相似而不盡同。貴族婦女衣裙，歌妓舞女衣裙，凡是代表特種身份或需要增加色彩華麗效果時，服飾加工多利用五色奪目的彩綉、縷金綉和泥金繪畫。這些大量反映在唐人詩歌中，從詩歌描寫中考查，我們還可知道這種高級絲織物加工的主題畫案，經常用的是什麼花，什麼鳥和某幾種常見的昆蟲。這些花鳥昆蟲形象和表現方法，現存實物中不夠多，可是另外卻留下許多十分可靠的樣稿可以參考，最重要的是大量唐代青銅鏡子上的花鳥浮雕。絞纈法極簡便的是十字紋樣，明清有的地方性紡織物中，還採取這種絞纈加工。圖案充分保留唐氏風格的，惟西藏人民織造的五色“氆氌”特別有代表性。

應用染纈在唐代既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它不會影響到其他工藝部門。顯而易見的是它和當時三彩陶器花紋彩色的相互關係。有些三彩陶的寶相花和小簇花，都可能是先用於絲綢染纈後來才轉用於陶器裝飾的。正如同一般說的攪釉木紋陶，實出於犀毗漆的模仿。

染纈多宜於用在熟軟薄絲綢上。一般染纈多用青碧地，正如唐史所稱：“婦人衣青碧纈，平頭小花草履”，是某一時期流行制度。從出土三彩俑上還可看到一些青碧纈衣裙的基本樣式。但唐人已習慣用紅色，由退紅（又名“不是紅”，和“肉紅”“杏子紅”相近）到深色胭脂紅，紅色實包括了許多不同等級。部分花纈必然是要利用這不同等級的紅色形成美麗效果的。古代紅色染料主要是紫草和紅花，宋代以後才大量從南海運入蘇木。紅花出西北，所以北朝一來有“涼州緋色為天下之最”的記載。但到唐代紅花種植已遍全國，四川也有大量生產，所以蜀錦多紅地。其實唐代不僅蜀錦著名，蜀中染纈也有一定地位。唐韋綬傳就稱：帝嘗過韋綬院，時天寒，綬方寢，帝復以妃子所著蜀纈袍而去。白居易詩又有“成都新夾纈”句子讚美蜀纈。史稱後唐庄宗派宦官白正嗣入蜀監軍，還時得蜀錦五十萬匹。后些時期孟昶投降於宋，庫入綾錦彩帛數目加倍多。這是大量絲織物中的彩帛，照唐代習慣，是所謂染彩為文的絲織物，也就應當包括有各種時新花紋的染纈。

染纈圖案不斷在發展中，但受材料的技法限制，照例保留下更多更美觀簡便的花樣，到後來繼續流行。唐代過渡期在五代，陶谷清異錄稱：“顯德中創尊重纈，淡墨體，花深黃。二部郎陳昌達，好緣飾，家貧，貨琴劍作纈帳一具。”由於愛好，甚至窮書生的琴和劍都賣去，換一頂時新染纈帳子。這一面反映社會風氣的影響，另一面也說明染纈的新花樣。這種深色地的花纈，到北宋時還流行，後來被政府用法令禁止，技術才失傳。宋錦中有“皁方團白花”、“褐方團白花”等等名目。按錦織不出這種花樣；如從染纈去研究，則還有些線索可尋。宋史輿服志載天聖二年詔令：“在京士庶，不得衣黑褐色地白花衣服並藍黃紫地撮暈花樣。婦女不得將白色褐色毛段並淡褐色匹帛製造衣服，令開封府十月斷絕”詔令中舉的黑褐地白花衣服及藍黃紫地撮暈花樣，都明指染纈。一種日用生產品由政府用法令禁止，可知成品流行必相當普遍，生產又相當費工。

北宋染纈禁令中，還有禁止“跋遮那纈”一項，初步研究知道“跋遮那纈”指的應當是一種加金的印染絲綢。至於這種高級絲織物加工技術，是否和當時新疆金綺工有關，或者直接和名畫家“尉遲跋質那”有關？我們一時還難解決。這裡已涉及北宋染纈問題。前邊已提到北宋在某一時期中，曾禁止民間使用染纈，市上出售裝花纈板的商人也算犯罪。這種創於五代，流行宋代，深色地黃白花的染纈，因受禁止而斷絕，我們是否可從別的線索得知它的花紋圖案基本調子？以個人意見，直接材料雖不多，間接比較參考材料最重要的還是陶瓷，例如北方山西晉陽窯、南方福建建陽窯、江西吉州窯，幾種深色黑紫釉印花點椀盞，有作銀星斑的，有作黃兎毫斑的，有作玳瑁皮或鷓鴣翅斑的，有作犀皮漆中波羅斑的——特別重要是吉州窯燒造的紫褐釉印黃白花鳥三鳳或四合如意的茶盞花紋，圖案組織基本上還是唐代式樣，和染纈完全相通。由此啟示，得知當時的確必有這種深色底子黃白花的染織物存在而且流行，才同時或稍後能具體反映到陶瓷製作上.

藍印花布是一種歷史悠久的傳統手工印染製品。傳說有一個姓梅的小夥子不小心摔了一跤，摔在了泥地里，衣服變成了黃顏色，怎麼洗也洗不掉，但人們看到后卻很喜歡，然後他就把這件事告訴他一個姓葛的好朋友。後來他倆就專門從事把布染成黃色，又有一個很偶然的機會，他們把布晾在樹枝上曬乾時不小心被風吹到了地上，地上正好有一堆蓼藍草，也就是現在所說的板藍根草，它裡面有一種成分叫靛藍，可以把布染成藍色，等他們發現這塊布的時候，黃布已變成了一塊花布，“青一塊、藍一塊”他們想這奧秘肯定在這個草上，此後，兩人又經過多次研究，終於把布染成了藍布，梅葛兩位先生也就成為了藍印花布的祖師爺。

南通藍印

江蘇南通地處美麗富饒的長江三角洲沖積平原，東臨黃海，南倚長江，氣候溫宜，山清水秀，物阜民豐，素有“崇川福地”之稱。南通曆來是人文薈萃之地，吳越文化，荊楚文化，齊魯文化在此融匯，形成了江海平原獨具特色的地域文化風情。在千餘年的歷史中，南通人民創造並發展了豐富多彩、名噪四方的民間工藝。諸如扎染、彩錦繡、哨口風箏（板鷂）、木版印畫、工藝葫蘆等。

南通藍印花布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民間工藝品之一。由吳元新創辦的南通藍印花布博物館已被列為中國藍印花布傳承基地，由他負責申報的"南通藍印花布印染技藝"已列入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南通也被命名為----藍印花布之鄉，這些榮譽稱號，與吳元新30多年來默默的在藍印花布領域不斷研究，堅持將傳統傳承了下來是分不開的。

南通民間藍印花布始於明代，流傳至今。經過一代代民間藝人尤其是當代民間工藝家的不懈努力，從單一的土布製品走向多種面料的製品，從生活實用型走向實用、裝飾多種類型、從田野阡陌走向城市都會，達到了它前所未有的輝煌。

2013年，南通藍印花布入選20個“江蘇符號”。

江蘇南通地處美麗富饒的長江三角洲沖積平原，東臨黃海，南倚長江，氣候溫宜，山清水秀，物阜民豐，素有“崇川福地”之稱。

南通曆來是人文薈萃之地，吳越文化，荊楚文化，齊魯文化在此融匯，形成了江海平原獨具特色的地域文化風情。

在千餘年的歷史中，南通人民創造並發展了豐富多彩、名噪四方的民間工藝。諸如扎染、彩錦繡、木版印畫、工藝葫蘆等。

南通藍印花布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民間工藝品之一。由吳元新創辦的南通藍印花布博物館已被列為中國藍印花布傳承基地，由他負責申報的"南通藍印花布印染技藝"已列入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南通也被命名為----藍印花布之鄉，這些榮譽稱號，與吳元新30多年來默默的在藍印花布領域不斷研究，堅持將傳統傳承了下來是分不開的。

南通民間藍印花布始於明代，流傳至今。二甲鎮（余西古鎮）是藍印花布的發祥地。經過一代代民間藝人尤其是當代民間工藝家的不懈努力，從單一的土布製品走向多種面料的製品，從生活實用型走向實用、裝飾多種類型、從田野阡陌走向城市都會，達到了它前所未有的輝煌。

2013年，南通藍印花布入選20個“江蘇符號”。

沂蒙山區蘭陵古縣歷史悠久，可人們只知蘭陵有酒，殊不知蘭陵有布，藍印花布是一種曾廣泛流行於民間的古老手工印花織物。她那樸拙幽雅的文化韻味，在我國民間藝術中堪稱獨樹一幟，散發著東方文化魅力的芳香。大仲村鎮境內有一個被譽為是“布痴”的老人——相友文，他印製藍印花布和生產藍印花布的資金完全是靠自己種植農作物收入來補貼的。這位老人正在用他自己的方式捍衛著沂蒙的布魂。

藍印花布傳入桐鄉大概在元代。明清以後，藍印花布的印染廣泛應用於民間。

據清光緒年間《石門縣誌》記載，當時政府已專設織染局，其中在冊的染匠有十九戶。又據桐鄉崇福、石門、烏鎮、濮院等鎮鎮志記載，清末民國初這些地區以藍印花布為業務的民間染坊遍布各處，其中影響較大、歷史較長的有石門的豐同裕染坊和崇福的藍茂豐染坊、協大染坊等。

所謂“蠟染”，清代田雯所著《黔書》中記載：“裳服，先以蠟繪於布，而後染之。既去蠟，則花見。”這一技術輾轉傳入昌邑后，經過幾代能工巧匠的反覆研究、試驗、改進、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工藝。工藝上的重大改革主要在兩個方面。

一是將蠟染所用的蠟，改為用石灰和豆面調成的糨糊。這種原料比蠟豐富易得，又容易塗在布上。

二是發明了鏤刻花版技術。將各式各樣的圖案鏤刻在版上，如同印刷一樣，可使花布上的白花標準化、定型化，避免了蠟染圖案的隨意性，而且大大提高了印花速度。

鏤花版，是昌邑藍印花布生產中的一項關鍵性工藝，而製作花版之前的圖案設計，更是一種決定花版價值的藝術創作活動。

製作花版，先要用毛頭紙7層打成紙殼，曬乾后，將設計好的圖案描在紙殼上。然後根據圖案形狀，分別用方、圓、長、扁等各種刻刀將圖案部分鏤空，使紙殼成了花版。最後用桐油油漆兩三遍，晾乾后即可使用。

元末明初，余西場先民為避兵火，攜家譜、典籍舉族自江南群體遷來通州，夾雄厚財力，居於余西場，同時，也有藍印花布傳統工藝。城南染坊園藍印花布染坊最多。

解放后，余西鎮區，主要藍印花布染坊有：王子標染坊，季長春染坊，馮家染坊，衙門口染坊。公私合營時，季長春染坊合營至南通城；馮家染坊合紅營至余西區二甲鎮，該企業體制幾度變遷延續至今，藍印花布工藝也從余西古鎮傳至余西區二甲鎮，再在南通市名揚海內外。

余西古鎮正在參評中國歷史文化名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