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誌

1.亦作“方誌”。記錄四方風俗、物產、輿地以及故事傳說等的簿冊。

《周禮·地官·誦訓》：“掌道方誌，以詔觀事。”鄭玄 註：“說四方所識久遠之事以告王。”

《後漢書·西域傳論》：“至於佛道神化，興自 身毒，而二 漢 方誌莫有稱焉。”

《文選·左思》：“方誌所辨，中州所羨。”張銑 註：“方誌謂四方物土所記録者。”

北魏 酈道元《水經注·汝水》：“余以 永平 中，蒙除 魯陽太守，會上台下列山川圖，以方誌參差，遂令尋其源流。”

2.詳細記載一地的地理、沿革、風俗、教育、物產、人物、名勝、古迹以及詩文、著作等的史志。方誌分門別類，取材豐富，為研究歷史，特別是地方史的重要參考資料。

《全國地方志聯合目錄》收錄我國歷代方誌八千二百餘種，每種註明卷數、版本、纂修者及藏書單位，可參閱。

起源

編修 方誌是中國悠久的文化傳統。我國的地方志源遠流長，其內容由簡單到複雜，體例由不完備到比較完備有一個逐漸定型化的過程。

方誌起源的問題，歷來眾說紛紜，但主要有兩種意見：一是方誌起源於史，它是從古代史官的記述發展而來的，像《周禮》中所提到的外史掌“四方之志”，可能就是方誌的源頭；二是方誌脫胎於地理學，是由我國古代最早的地理著作《尚書·禹貢》和《山海經》演變而成的。《尚書·禹貢》記載了戰國前的方域、物產、貢賦等，《山海經》記載了遠古時的山川、形勢、物怪等，它們被認為是方誌的雛形。

東漢初期，會稽人袁康撰《越絕記》一書，記吳越二國史地，這是一部具有方誌性質的史學著作，在方誌編撰史上有開創之功，被後世的很多學者視為中國方誌的鼻祖，所謂“一方之志，始於《越絕》”。現代學者傅振倫認為“《越絕書》先記山川、城郭、冢墓；次及記傳，獨傳於今，後世方誌，實仿此”。可以說，《越絕書》是國內現存的最早的地方志。

起源於史

如梁啟超說：“最古之史，實為方誌。”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方誌起源於《周官》。所謂周官指周朝王室的官制，后成書《周禮》亦稱《周官》，宋代司馬光在《河南志序》中認為，周官中的職方、土訓、誦訓的職掌，於後世方誌都不無相似之處。清代方誌學家章家誠從“志為史體”角度出發，認為春秋戰國時期那些記載地方史事的書籍，如晉之《乘》、楚之《禱杌》、魯之《春秋》等，應是最早的方誌。後代許多學者也認為這些史書，類似後來地方志，具有地方志的雛形，應稱為方誌之源。

脫胎於地理著作

即所謂方誌來源於《禹貢》、《山海經》之說，認為方誌是從輿地學科（地理書）演變而成的。禹貢是《尚書》中的一篇，作者不詳，著作時代無定論，近代多數學者認為約在戰國時。這部書用自然分區方法，記述當時我國的地理情況，把全國分為九州，假託為夏禹治水以後的政區制度，詳細記載了當時黃河流域的山嶺、河流、藪澤、土壤物產、貢賦、交通等。長江、淮河等流域也有記載，但較為粗略，是我國最早一部科學價值很高的地理著作。

《山海經》，共有18篇，是由《山經》、《海經》、《大荒經》等3部分組成，作者不詳，各篇著作時代亦無定論，近代學者多數認為不出於一時一人之手，其中14篇是戰國時作品。《海經》內四篇則為西漢初年作品。內容主要為民間傳說中的地理知識，包括山川、道里、民族、物產、藥物、祭祀、巫醫等，保存了不少遠古的神話傳話。事實上，從體裁到內容，這兩部地理書對方誌的形成和發展影響很大，致使歷代地方志，多與地理書混雜相兼。

鼻祖是《越絕書》《吳越春秋》

持這種觀點的學者，是從這幾本書的體例和內容更近似方誌而言的。認為方誌應兼史、地之長。因此，清代方誌學家洪亮吉在《澄城縣誌》序中說：“一方之志，始於《越絕》。”《越絕書》15卷，判斷作者為東漢袁康和吳平（但此二人皆於史無考），記述春秋戰國時期越國地方（今浙江和江蘇一部分地區）的歷史沿革、城市建設、山川、人物、生產情況和風俗習慣等內容，與後世方誌的體例、內容很相近。《吳越春秋》全書15卷，為東漢趙燁撰，記吳越二國興亡始末，今存10卷，前五卷敘吳，起自太伯，迄於夫差，后5卷記越，始於無餘，終於勾踐。是書只記人物，不載地理及都邑，就方誌而論，雖比不上《越絕書》充實和周備，但對後世影響也很大。為此，范文瀾認為東漢會稽郡人趙燁著《吳越春秋》，又有無名氏著《越絕書》，兩書專記本地掌故，開方誌的先例。《華陽國志》，晉常璩撰，全書12卷，附錄一卷，記述以巴蜀為中心的西南地區的地理沿革和歷史變遷。對於政治、歷史人物等方面的記載尤為詳盡。也有些學者認為它是方誌的前身。對此，譚其驤教授有不同看法，他認為“史”與“志”不同，東漢的《越絕書》、《吳越春秋》以及《華陽國志》，與隋唐以後的地方志不同，是地方史。近來，有的專家學者認為，方誌應當出現於秦漢統一的國家之後，它發端於《地記》。

多源說

以上幾種說法，都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故長期並存，但卻互相排斥。現在不少的地方志專家、學者認為，一門新學科的誕生，往往不會突然出現的，而是在相當長時間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方誌就是由史、書、志、記、錄、傳、圖、經等各種不同體裁的書籍，互相滲透和逐漸融合而來的一種特定體裁的著作。因此，方誌並非起自一源，而是起自多源。我國地方志，是在歷史的長江河中，從各方面汲取源泉而逐步演化而來的。

方誌的發展從它的形態特點看，可分為地記、圖經和方誌三個階段：

地記階段(1—6世紀)

相當於東漢至南北朝。這一時期方誌的主要形式是反映一方風土人物的“地記”，內容和文字大都比較簡略，而且體例也多因人而異。代表著作除上述《越絕書》外，還有東晉常璩的《華陽國志》。《華陽國志》是我國現存的一部最早的、比較完整的以志命名的地方志，它記載了公元4世紀中葉以前今四川、雲南、貴州三省以及甘肅、陝西、湖北部分地區的歷史、地理、人物。

圖經階段(6—12世紀)

相當於隋、唐至北宋。志書的主要形式是輿圖和說明文字相結合的圖經或圖記。“圖”指的是一個行政區的疆域圖，宋王應麟在《玉海》中稱“圖則作繪之名，經則載言之訓”，即圖經是圖加文字說明，圖經開始以圖為主，以經為輔。從現存唐代《沙州圖經》、《西川圖經》殘捲來看，唐代圖經的體例、類目已有區劃、官署、河流、驛道、學校、寺廟、古迹、歌謠等項，已形成一個較為完善的地方志體例。隋唐時天下一統，朝廷詔令編寫地方志。隋有《諸郡物產土俗記》、《區宇國記》、《諸州圖經集》，唐代有《括地誌》、《元和郡縣圖志》，后因圖亡，改名為《元和郡縣誌》，都是由中央編纂的全國性總志。唐建中元年（780年）規定各州郡每三年編選一次圖經報中央，后又改五年一次，這種制度為以後的朝代所仿效。

方誌階段(12—20世紀)

相當於南宋至今。此時期的志書幾乎都稱方誌，是方誌體的成熟時期。中國地方志體例基本定型、內容趨於完備是在宋代。這時，“地記”。“圖經”等已經基本上被“志”所取代，方誌記述的重點也開始從地理情況到社會的眾多方面，“人物”和“藝文”在方誌中佔據了比較重要的地位，形成了後來方誌的一般格局。像《太平寰宇記》、《元豐九域志》，以及被稱為“臨安三志”的《乾道臨安志》、《淳祐臨安志》、《咸淳臨安志》，都是當時具有代表性的地方志。

元大德七年（1303年），修成《大元一統志》1300卷，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規模巨大的全同一統志，為明清兩代修大一統志提供了範例和模式。明代志書約有1500餘種，現存400餘種。清代是修志極盛時期，乾嘉之際三修《大清一統志》，形成舉國上下修輯方誌的高潮，政府還明確規定各省、府、州、縣60年修一次，各地都設有專11的修志機構，許多文人學者也競相編纂、輯錄方誌，出現了一大批方誌學家和高質量的方誌，保存至今的達5500種之多。

中國的地方志，經過幾千年的發展，體例、內容逐漸完備，積累的數量也極多。可惜的是，許多方誌在流傳過程中都已亡佚了，特別是宋代以前的方誌。目前國內收藏的地方志，據《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的統計有8500多種，這個數字，幾乎相當於現存全部古籍的十分之一。其中以北京圖書館最多，約6000部，上海圖書館次之，約5000部，南京圖書館居第三，約4000部。大學圖書館的收藏也不少，北京大學第一，南京大學第二，北京師範大學第三；寧波天一閣收藏明代地方志最有特色，1961年以來已影印出版《天一閣藏明代地方傑選刊》107種。

我國方誌不少流散到國外。美國人從1869年起就有意搜集我國珍貴圖書，其中有方誌5500多種，僅哈佛大學就藏有宋明珍貴方誌上百種。日本所藏比美國還多。此外，英、法、德、意、荷蘭、瑞典等國也都有收藏。

1.中國方誌的類型有主體與支流之分。主體類型主要是按行政區劃而定，全國性的叫“一統志”，如《大明一統志》、《大清一統志》；省的叫“通志”，如《河南通志》等；州、府、縣、鄉、鎮也各有州志、府志、縣誌、鄉志和里鎮志；此外還有衛志。關志。鹽井志、土司志等。支流類型就自然對象分，則有山志、水志、湖志、塘志、河闡志等；就人文對象而分，則有書院志、古迹志、寺觀志、遊覽志、路橋志等，另外記一方之瑣聞、軼事，也兼及政治、經濟、文化的雜誌也屬此類。

2.數字方誌是把新舊的地方志掃描錄入電腦，可以在網路上閱讀，即電子版的地方志書就是數字方誌，隨著網際網路的發展人們漸漸脫離書本，地方志數字化是未來的趨勢。

地方志的性質決定了它具有地方性、廣泛性、資料性、時代性和連續性等特徵：

尤論是省、市、縣綜合志，還是專業志，都有一定的明確的地域範圍。地方志記述一個地域範圍內的事物，地方性是其特徵之一。所謂地方性有兩層含義：一是有特定的空間範圍，二是有鮮明的地方色彩。方誌既是地方性的文獻，故無論記人、記事、記物都不能脫離本鄉本土，事事緊扣地方，“審名以紀地”，“據地以書人”，反映“一方之情”。方誌之所以必要，是因為“風俗以南北而異”，各地情況互不相同，不能沒有記載各地情況的書、方誌的能事就在於反映地方特色。如宋范成大《吳郡志》寫出了蘇州古城“池館林泉號稱吳中第一”的特點；清乾隆《永清縣誌》詳載了女真族賈氏漢化的過程；清乾隆《豐潤縣誌》著重介紹了當地的桃花針、豐胰、麥笠和綆酒；《黔書》著力於貴州的少數民族人物；《遵義府志》則記載了山東柞蠶傳人後遵義府綢發展的盛況這些方誌都注目於當地有標誌性的事物，寫出了與眾不同的地方。

地方志記載的範圍雖限於一個區域單位，即所謂一邑之小，但其內容卻極為廣泛。從縱的角度看，既記古又記今，從橫的角度看溉記自然、地理，又述政治、經濟、軍事、文化，還記社會風土人情、人物，不僅是有關自然科學的“博物之書”，而且是一地社會科學的“一方之全書”。在現代，地方志被譽為“地方百科全書”。誠如著名學者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一書的序言中所說：

紀地理則有沿革、疆域、面積、分野，紀政治則有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紀經濟則有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紀社會則有風俗、方言、寺觀、祥異，紀文獻則項有人物、藝文、金石、古迹。

地方志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一部資料書、工具書，沒有大量的資料是寫不成的。重視資料了作是歷代修志的傳統，志書是以歷史的客觀實際來反映其興衰起伏的因果關係，所以資料性是志書的基本特徵。方誌不直接探索自然和歷史的發展規律，只提供資料，為科研或需要者使用。因此，在編纂形式上，採用記敘文體，述而不論，把是非褒貶寓於記述之中；而且對採集的資料，注意科學排比，如實記述；反對宣傳色彩，反對空話套話和文藝色彩。舊時許多志書的“凡例”，差不多都有要求紀實的條文，例如嘉靖《永豐縣誌》就有“三不書”的規定：凡無考者不書，物無用之泛者不書，仙釋無稽不書，所以，方誌有著十分強烈的資料性特徵。也正因為這樣，方誌成為史家的取材，並成為給地方官提供資政輔治的參考材料，使各朝代各種人都樂於接受。相反，如果志書的資料不足，且直接褒貶，宣傳色彩濃厚，其價值就會大打折扣。歷史上當權者焚書不少，但對方誌卻不願意燒或不敢燒，其原因就在於此。

方誌以記當代為主，故有“隔代修史，當代修志”之說。方誌既然著眼於當代，那麼，時代變了，方誌的內容、形式、風格也要隨之改變，所以，每部方誌都不可避免地要打上時代的烙印，標明其時代特徵。以貴州的幾部志書為例，道光《貴陽府志》反映的是清代貴陽城的情景，民國《續安順府志》反映的是新舊時代更迭時期安順的情景，而《遵義新志》則反映了抗日時期遵義的景觀。可見，志書產生的時代不同，它的時代特徵也不一樣。藉助方誌的時代性，可連續考察一個地區的歷史和現狀，總結經驗，以利於各方面事業的發展。

方誌的連續性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方面是指志書部部相承不斷修，一部方誌在首次編成刊印后，間隔一段時間，一般就要進行續修，首次編纂的方誌，往往追根溯源，以該書當地新近發生的情況，補首次志書之未及；第二方面是指志書記述事物的連續性，志書在記述事物時，要按時間順序記清其起源、發展變化，特別注意轉折性的變化和現狀，做到記述不斷線。

因為方誌具有如上一些特點，所以它的功用也是多方面的。依照傳統的說法，地方志具有“資治、教化、存史”三大功能。所謂資治是指，對於地方行政官吏來說，志書是施政必備之書，正所謂“治天下者以史為鑒，治郡國者以志為鑒”；所謂教化，是指志書不僅是“官書”，也是“百姓”生活必備之書，能夠起到“揚善懲惡，表彰風化”的作用；所謂存史，是指志書具有“補史之缺、參史之錯、詳史之略、續史之無”的存史價值。

近代還有人把地方志的功能進一步細化為六條：一是社會制度之委曲隱微不見於正史者，往往於方誌中得其梗概；二是前代人物不能登名於正史者，往往於方誌中得其姓氏；三是遺文佚文散在某部者，賴方誌然後能以地為綱有所統攝；四是方誌多祥物產稅額、物價等事實，可以窺見經濟狀態之變遷；五是方誌多詳建置興廢，可以窺見文化升降之跡；六是方誌多詳族姓之分合門第之隆衰，往往可與其他史實互證。

隨著時代的變遷，地方志的價值也在發生著一些變化。當代學者黎錦熙在《方誌今議》中認為方誌作用有四：一、科學資源；二、地方年鑒；三、鄉土教材；四、旅行指導。在今天看來，一部好的方誌不僅具有保存地方文獻、幫助政府決策的功能，而且還具有充當鄉土教材、提供科研資料的重要作用。其重要性越來越明顯，所以至今各地仍在組織人才編寫地方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