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侯乙墓

湖北隨州，扼北進中原之門戶，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在春秋戰國時期，它是楚國問鼎中原必經之處，從地勢看，隨棗走廊和南陽盆地作為當時南北要衝，又是華夏北方中原文化與南方楚文化交匯之地。戰國時，這裡曾存在過一個小諸侯國——曾國，由於它實在太渺小，以至於在留存至今的史籍中完全找不到對它的記載。然而，隨著1978年曾侯乙墓的開啟，小小曾國開始在2000多年後名揚四海。墓中共出土各類隨葬品約15404件：青銅器宛如剛放入地下，漆木器鮮妍如新，竹簡墨跡清晰，尤其是配套完整的編鐘、編磬等樂器更是世所罕見。

曾侯乙墓出土的以編鐘為代表的萬件文物，以在文化藝術和科學技術上的輝煌成就而震驚世界，作為墓主人的曾侯乙也因而備受世人關注，然而曾侯乙史籍無載。

曾侯乙墓萬件文物中以車馬兵器最多，其種類之全、數量之眾、綜合功能之強，前所未見。其中射遠兵器居多，長桿兵器尤為特殊，且有極為罕見的矛狀車軎，這些都是用於車戰的武器裝備，說明曾侯乙是一位擅長車戰的軍事家和指揮官。

曾侯乙墓隨葬數量龐多的樂器，鐘磬銘文中有大量樂理樂律銘文，顯示了曾侯乙生前對於樂器製造與音律研究的重視程度。墓內還有大量鑄造極精的青銅器珍品，及繪畫、雕塑藝術、書法精品，並且大量文物並非冥器，而是曾侯乙生前所用之物，多為他親自督造，說明他興趣廣泛，具有多方面的才華和較高的藝術鑒賞力。

曾侯乙墓整個槨室由底板、牆板、蓋板共171根巨型長方木鋪墊壘疊而成，使用成材楠木達500立方米。木槨頂面及四周填塞防潮木炭6萬公斤，木炭之上努築青膏泥、白膏泥，上面蓋鋪石板，再努築五花土直達墓口。曾侯乙青銅架楠木彩繪主棺（分內、外棺）重達7000公斤，槨內分作東、中、北、西四室。

墓主居最大的東室，曾侯乙木棺，雙重，屍體由多層絲織物包裹，墓主45歲左右。外棺有青銅框架，內棺外面彩繪門窗及守衛的神獸武士。東室放置主棺一具、陪棺八具；西室放置陪棺十三具；北室放置兵器、車馬器及竹簡；中廳大約是墓主人的音樂室、禮賓接待廳，內置大量禮樂器；在東室通往中廳的門洞處置放狗棺一具。地宮東西長21米，南北寬16.5米，距地表深13米，面積為220平方米。

曾侯乙青銅架楠木彩繪主棺（分內、外棺）重達7000公斤，另有彩繪陪棺21具。陪葬者均為13-25歲女性。

湖北省隨州城西北約2千米處的擂鼓墩依山傍水，是絕佳的風水寶地。傳說在戰國時期，楚莊王為平息宰相鬥越椒的叛亂，親自在此擂鼓，指揮軍隊作戰，將士奮力搏殺，一舉而平叛亂。因為這場惡戰，擂鼓墩的名字流傳至今。

1978年2月底，隨縣（今隨州市）城郊一座小山包上，武漢空軍某部雷達修理所在擂鼓墩東團坡一帶擴建廠房，開山炸石，紅砂岩炸出一大片褐色的土層，前來視察工作的廠領導鄭國賢懷疑是一座大型古墓。

3月10日，聯合勘探小組成立。19日，時任湖北省博物館副館長兼考古隊隊長的譚維四連同兩名技術人員趕到現場。3月20日起，考古人員開始對該墓葬進行鑽探發掘。他們手持探鏟，向地下打孔探測，隨著探孔越來越多，墓坑的範圍也越來越清楚。探測表明，墓坑東西長21米，南北寬6.58米，總面積220平方米。單就槨室而言，就有190多平米，比長沙馬王堆一號墓大6倍，比湖北江陵鳳凰山168號墓大14倍，比出土越王勾踐劍的湖北江陵望山一號楚墓大8倍。這樣大的木槨，在當時的中國尚屬首例，這種構築在岩石上的岩坑豎穴墓，在南方還是第一次發現。

果然不出所料，經過初步勘探，發現墓坑上層已經遭到了嚴重破壞，且有地下水溢出來，已經無法進行原封不動的保護了。譚維四建議立即動手發掘，以最大限度搶救文物，這一建議得到認可。然而更為揪心的情況發生了，勘探人員在墓坑中部偏北的位置發現了一個面積大約0.5平方米的盜洞，古墓中的文物會不會蕩然無存了呢？沉重的疑問夾著幾許絕望籠罩了現場的工作人員。譚維四帶領隊員們對盜洞進行了認真清理，發現裡面灌滿了淤泥，還有幾塊散碎的石板，這又是一個不好的徵兆，說明這座古墓已經進水了。現場的很多人都泄了氣，認為這已經是一個沒有發掘價值的古墓，裡面的文物極可能遭到盜掘和水蝕，很難保存完好了。但是譚維四堅持挖掘，在他的極力主張下，勘探小組向上級提出發掘申請，得到了湖北省委和國家文物局的批准。

經過將近2個月的籌劃和準備工作，1978年5月11日，曾侯乙墓的發掘工作正式開始。隨著墓坑的殘存填土被完全清除后，覆蓋墳墓的47塊巨型石板完全顯露出來。考古工作者動用大型吊車揭開石板，發現石板之下是厚約250厘米的夯土，夯土下又有一層10厘米～30厘米厚的青膏泥，青膏泥下又是一層厚厚的木炭，這層厚厚的木炭，總量達到6萬千克。5月22日，木炭被清除完畢，墓室上層的槨板暴露無遺。考古工作者動用大型吊車揭開石板，只見槨室內一片渾水，水面上漂浮著幾具木棺。在抽水的同時，為防止木棺將下面的陪葬品砸壞，又動用起重機將漂浮的木棺一一弔出來。打開棺蓋，裡面是一些女性的遺骨，年齡在13歲～25歲之間。這樣的女屍，整個墓穴一共有23具。經專家認定，這些女屍應該是為墓主人陪葬的人殉，近年來也有學者認為這些女子就是平日為墓主人曾侯乙演奏歌舞的樂工。

隨著水位一點點下降，人們發現這是一個豎穴木槨墓，掘於紅色沙礫岩之中，平面為多邊形，沒有墓道。墓坑東西長21米，南北寬16.5米，深度在13米以上。木槨共有12道槨牆，槨高3.1米～3.5米，由171根長條木板壘成，達380立方米。墓室按方位分東、中、西、北四室，均為長方形，中、北、東三室寬度一致，均為4.75米。

東室放置主棺，棺有內外兩層，皆為木質。外棺鑲有青銅框架，長3.2米，寬2.1米，高2.19米，重達3.29噸。頂部棺蓋上分佈著12個銅鈕，棺蓋青銅框架由2根縱梁和4根橫樑卯榫結合而成。棺壁以透雕、浮雕、圓雕等技法雕飾花紋，有雲紋、三角形紋等，尤其以龍紋變化複雜，色彩艷麗，對比強烈，線條流暢。更為奇特的是外棺一側下方開一門洞，有人猜測，這也許是為了讓棺內之人的靈魂能夠自由出入而特設的。

內棺長2.49米，頭寬1.27米，足寬1.25米，高1.32米，用木板接榫而成。內棺兩側的圖案極為別緻，中間繪有對開的格門，圍繞格門的上下左右，繪有龍、蛇、鳥、獸等形象，內容詭秘神奇，圖像總計900多個。門兩側繪武士，頭生雙角，軀體像魚又像獸，手持雙戈戟，兩眼凝視前方。有人說，這大概是繪製者想象的陰間兵士的形象，希望他們的國君死後在陰間有兵士站崗護衛，保護其安全。棺面上繪製的神獸長著鹿一樣美麗的角，卻有鶴的長頸和翅膀。在中國古代，鶴和鹿都是吉祥的動物，神仙經常乘坐仙鶴飛翔。也許，這個鹿角立鶴就是準備馱著主人升天的神鳥。經初步鑒定，棺內裝殮的正是此墓的主人，男性，身高1.61米～1.63米。結合出土於主棺旁的一件刻有“曾侯乙之寢戈”銘文的戈，可以斷定棺內之人是戰國時期曾國的諸侯，名“乙”，因此稱之為“曾侯乙”。而此件短戈，就是曾侯乙寢宮守衛所使用的武器。

墓的中室放置隨葬的禮器和樂器。最開始，考古隊員們是在積水面上驚喜地發現3個木架上分別掛著3組青銅鑄造的編鐘。木架下面還有幾層，水下會不會有更多更大的編鐘呢？譚維四判斷，槨室深3.3米，現在剛剛露出1米左右，下面還有2米多深的積水，水下肯定有支撐物。透過水麵的波光，他隱約看到了巨大的影子。由於擔心鍾架失去平衡造成倒塌，譚維四下令放慢抽水的速度。時間一點一點地流逝，眾人焦急而興奮地注視著逐漸下降的水面。5月24日，多件甬鍾出土，第二層居中鍾架上有20多件，南架上有9件，西架上有15件。5月25日，第三層編鐘架上露出大型甬鍾，而西北架上的銅人也從泥中挖出。至此，一套規模宏大、氣勢磅礴的編鐘終於全部露出了真面目。整個鐘架由幾個銅人支撐，銅人雙手上舉，腰佩銅劍，雙目平視前方，神情平靜從容，做工精細，栩栩如生。

西室置殉葬人木棺13具，北室放置兵器及車馬器等。四間墓室共出土禮器、樂器、漆木用具、金器、玉器、兵器、車馬器和竹簡約15404件，許多器物造型奇特，形象逼真，紋飾華美，充分體現了南方楚文化與北方中原文化在隨地交融匯通的特點。

墓中共出土禮器、樂器、漆木用具、金玉器、兵器、車馬器和竹簡15000餘件，僅青銅器就共計6239件。其中曾侯乙編鐘一套65件，是迄今發現的最完整最大的一套青銅編鐘。青銅禮器主要有鑊鼎2件、升鼎9件、飼鼎9件、簋8件、簠4件、大尊缶1對、聯座壺1對、冰鑒1對、尊盤1套2件及盥缶4件等。經鑒定，使用了渾鑄、分鑄、錫焊、銅焊、鑲嵌、鉚接、熔模等青銅器製作工藝，說明戰國時期南方楚地的青銅冶鍊技術同樣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其中尊盤系用先進的失蠟法鑄造，表現出戰國時期青銅冶鑄業所達到的高水平。

先秦時代，對禮器的使用是有嚴格規定的，其中又以鼎的使用為核心內容。天子用鼎數最多，為九鼎，諸侯七鼎，大夫、士人又逐層遞減。曾侯乙墓中有鑊鼎2件、升鼎9件、飼鼎9件、簋8件，明顯僭越了諸侯能享有的鼎數，已近於天子之制。這表明在曾侯乙生活的時代，自商周以來的禮樂制度已經遭到破壞，出現了禮崩樂壞的現象。

鍾在我國商朝時就已出現，最初只有3到5枚，到周朝增到9至13枚，戰國時發展成61枚。人們按鐘的大小、音律、音高把鍾編成組，製成編鐘，演奏悠揚悅耳的樂曲。迄今為止，中國的考古發掘中共有40多套編鐘出土，但數量最多、保存最好、音質最高的則非曾侯乙編鐘莫屬。

整套編鐘數量之多，做工之精細，氣魄之宏偉，令人驚嘆不已，堪稱戰國時期青銅樂器的巔峰之作，被譽為“國之瑰寶”。從音效上看，編鐘所用青銅是以高純度的銅、錫、鉛按一定比例冶鍊而成，鐘壁厚度、鐘的形制的設計，都達到了完美極至、無可挑剔的地步，如此才保證了編鐘絕佳的音響效果。全套鍾以人、獸、龍、花和幾何紋為裝飾，採用圓雕、浮雕、陰刻、彩繪等多種技法，以赤、黑、黃諸色映襯青銅本色，莊重肅穆，精美壯觀。有學者對曾侯乙墓的出土文物進行了系統的研究，認為曾侯乙墓編鐘是科學技術史上一項最早而又複雜的系統工程，具有完備的技術體系和豐富的工程技術語言，具有世界一流的鑄造技術。它不僅是中國古代科技與藝術完美結合的真實寫照，而且為科技未來的發展作出楷模。

曾侯乙編鐘共65枚，其中1枚是戰國時楚惠王贈送的鎛，稱“楚王熊章鎛鍾”。該鐘通高92.5厘米，重134.8千克，腔體呈扁橢圓形，與其他64枚鍾最明顯的不同點，在於鐘口平整。鐘體頂部為蟠龍式複式鈕，由上下2對蟠龍對稱組成，上面1對蟠龍形狀較小，引頸對銜，下面1對蟠龍形體較大，回首卷尾，形象惟妙惟肖，生動傳神。鉦部兩側以淺浮雕龍紋為襯，每一部分鑄有5個圓泡形飾，圓泡凸面上亦浮雕龍紋。鉦間鑄有31字銘文：“隹（惟）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陽，楚王熊章，作曾侯乙宗彝，奠之於西陽，其永持用享”。大意為楚惠王五十六年（前433），楚惠王在西陽接到了曾侯乙去世的消息后，在西陽遙祭他，並為他鑄造了這件鎛鍾，以供其永享。這段銘文不僅說明曾國和楚國有著十分密切的關係，而且為曾侯乙墓的斷代提供了有力的證據。據此，曾侯乙死亡的最可能時間為公元前433年。而對曾侯乙屍骸進行碳－14測定后，也表明其死於公元前433年～公元前400年，死時約42歲～45歲。

據《史記卷四十·楚世家》記載，楚昭王十年（前506），吳王闔閭和其胞弟夫概率兵攻打楚國，大獲全勝，最後攻破楚國的都城郢。破城之時，楚昭王逃走，奔至雲夢澤時，被吳軍射傷。楚昭王逃到鄖國，鄖國國君的弟弟認為楚昭王不仁不義，要殺他。於是楚昭王又急忙逃到隨國，吳王闔閭隨後率兵而至。隨侯緊閉城門，調兵遣將，嚴陣以待。吳王闔閭在城下對隨侯說，周天子的子孫，分封在江漢流域的都被楚國滅掉了，隨國遲早也會被楚國滅掉的，你還是早點把楚王交出來，讓我殺掉他。隨侯堅決不肯，說：“隨國與楚國世代友好，你不要再說了，楚昭王不在隨國，他已經逃走了。”吳王沒法，只好帶兵離開了隨國。楚昭王由此逃過一劫，心中充滿了對隨侯的無盡感激。隨後楚國援軍秦軍趕到，大敗吳軍，夫概見大勢已去，撤兵歸國，自立為王。吳王闔閭得知這一消息后，慌忙帶兵離開郢都回到吳國。楚昭王回國複位，下令楚、隨世代鍾友好，不相攻伐。有專家判定，隨國其實就是曾國，隨侯就是曾侯乙的先輩。由此我們不難想象，楚昭王的兒子楚惠王熊章，為了報答曾侯乙先人的救父之恩，特意將這枚精美的鎛鍾送給曾侯乙，以示友好。

編鐘分八組，共分三層懸掛在銅、木做成的鐘架上。鍾架全長10.79米，高2.73米，由六個佩劍的青銅武士和幾根圓柱承托著。編鐘分上中下3層，形制各異。最下一層由12枚長乳甬鍾和1枚鎛鍾組成，分成2組懸掛，其中9枚懸掛在倒趴著的虎形獸上面；中間一層33件，分3組懸掛，有短枚甬鍾1組11件，無枚甬鍾1組12件，長枚甬鍾1組10件；最上一層19件，稱“揭鍾”。橫向看，從左到右編鐘依次增大；縱向看，由上而下依次增大。懸掛方式亦不相同，上層為插掛，以插銷入鍾鈕；中層為鉤掛，掛鉤為框架鉤和焊鉤2種；下層環掛，掛鉤分趴虎套環和雙桿套環2種。

六十五枚編鐘的總重量達3500千克，其中，最大者通長153.4厘米，重203.6千克，它的重量、體積在編鐘中是罕見的。鐘上大多刻有篆體銘文，鍾、架、鉤上共有銘文3755字，內容為編號、記事、標音及樂律理論。甬鍾刻有記事銘文，均為“曾侯乙乍時”5字，標明編鐘為曾侯乙所擁有和享用。上層十九枚鐘的銘文較少，只標示著音名，中下層四十五枚鐘上不權標著音名，還有較長的樂律銘文，詳細地記載著該鐘的律名、階名和變化音名等。標音銘文不僅標示了該鐘的懸掛位置，亦標明了敲擊的部位及其發音的名稱。整套編鐘有律名28個，階名66個，構成了十二半音稱謂體系。通過這些銘文，可知各諸侯國所用律名並不相同，更可清楚地辨析曾國與楚、晉、齊、申、周等國律名的對應關係。鍾銘所載內容，絕大多數聞所未聞，簡直就是一部不朽的中國古代樂律理論典籍。這些銘文，便於人們敲擊演奏。曾侯乙編鐘音域寬廣，有五個八度，比現代鋼琴只少一個八度。鐘的音色優美，音質純正，基調與現代的C大調相同。考古工作者與文藝工作者合作探索，用此鍾演奏出各種中外名曲。

通過對墓中出土文物進行綜合分析，專家認為這套編鐘的擊奏工具共有8件，並復原出了演奏時的場景。其中6件為“7”字形木槌，演奏時由3名樂工各執1對，分別掌奏中層的3組鍾，併兼顧上層鈕鍾，主奏旋律。另外2件擊奏工具為彩繪撞鐘大棒，長215厘米，粗6.6厘米，演奏時由2名樂工分別執掌，主奏下層大鐘，配以和聲。演奏時，樂工們必須面對國君，且奏且歌且舞，表現出了高超的演奏技藝。

“四龍曾徽”是1978年出土於隨州曾侯乙墓中的珍貴文物之一。能夠創造出世界音樂史奇迹的“編鐘”之國，其國徽同樣富裕美感和藝術享受。某曾姓教授曾說：“此徽的設計獨據一格。與一般古文不同。它集聚了文字與美術雕刻的美於一體。這四條龍，以陰刻與陽刻的雕刻手法分為兩組。各組中的龍，眨看形態相似。相互倒影。但細看，各龍的姿式卻各有所異。更難得的是無論將其正置或倒置，都能看出“曾”字”。

十六節龍鳳玉佩1978年出土於湖北省隨州市西北郊擂鼓墩曾侯乙墓東室墓主棺內。全長48厘米，寬8.3厘米，由13片鏤空的各種形式或圖案的玉片及24個圓環、半圓環或方扣連接而成。其中有4個銀挺玉插入，拆卸銀挺玉之後便成為5塊長度不同、環片多少不等的連環玉佩。摺疊起來便形成一塊玉團狀。第1塊玉有二片二環，第2塊玉有三片六環，第3塊小玉僅有二環，第4塊玉有三片四環，第5塊玉有五片六環。

此玉佩經過精心周密設計之後加工而成。第一塊玉上下片以自身凸出的玉環連成一體，上片近方形夔龍，下片是四角出夔鳳的渦文環；第二塊玉最上層一片鏤四個勾連活環，第二片是半橢圓形鏤空變相夔龍紋環，第三、四片琢成腰圓形片，均以十字間隔，每一空間內飾鏤空渦紋；第三塊小玉琢成飾以蛇紋的扁方形扣，中間一素環勾連一夔龍環；第四塊橢圓形玉7.3厘米寬，上下兩層腰圓玉片均為鏤空螭虎紋，各琢鏤二個固定的半圓環與側面出脊角的扁方二孔扣環連接，扣環飾夔龍紋；第五塊玉最上的方形玉片為鏤空夔龍紋，上下鏤二方孔，與其下之鏤空二夔龍、二蛇紋扁方孔玉片相連，再其下是以二環連接的尖首玉片，寬8.1厘米，飾鏤空蛇首紋，最下方的玉片為鏤空螭紋，有固定的半圓環。此佩紋飾均用隱起陰線琢法，起伏自然順理，琢工精巧嫵媚，是迄今發現的多節活動鏈狀玉佩中最長、最精美的一件，堪稱戰國玉雕中的瑰寶。

曾侯乙墓還出土一件四聯玉飾與此佩相似，如果用銀鋌插銷玉環可以將四聯玉飾與此佩連結起來。

此佩的功能和定名依舊存有不同意見，一種看法是用作佩飾，另一種看法是聯繫同時出土的小件玉鳥禽。認為是冠上裝飾，即冠纓。

尊高33.1厘米，口徑25厘米，盤高24厘米，寬57.6厘米，深12厘米。

尊敞口，呈喇叭狀，寬厚的外沿翻折，下垂，上飾玲瓏剔透的蟠虺透空花紋，形似朵朵雲彩上下疊置。尊頸部飾蕉葉形蟠虺紋，蕉葉向上舒展，與頸頂微微外張的弧線相搭配，和諧又統一。在尊頸與腹之間加飾四條圓雕豹形伏獸，軀體由透雕的蟠螭紋構成，獸沿尊頸向上攀爬，回首吐舌，長舌垂卷如鉤。尊腹、高足皆飾細密的蟠虺紋，其上加飾高浮雕虯龍四條，層次豐富，主次分明。盤直壁平底，四龍形蹄足口沿上附有四隻方耳，皆飾蟠虺紋，與尊口風格相同。四耳下各有兩條扁形鏤空夔龍，龍首下垂。四龍之間各有一圓雕式蟠龍，首伏於口沿，與盤腹蟠虺紋相互呼應，從而突破了滿飾蟠螭紋常有的滯塞、僵硬感。出土時尊置於盤內，兩件器物放在一起渾然一體。

尊是盛酒器，盤一般作水器用，二者合為一器，尊內盛摻有香草汁的酒，祭祀時酌以獻屍，賓禮時酌以飲客。整套器物紋飾繁縟，窮極富麗，其精巧達到先秦青銅器的極點。尤其是器上鏤空裝飾，透視有若干層次，系用失蠟法鑄造，即先用蠟做模，模外做范，加熱烘烤使蠟模融化流失，使整個鑄件模型變成一個空殼，再將青銅溶液澆灌至空殼內，就可鑄成所需的器物。這一發現，證實了在二千四百年前的戰國早期，中國的失蠟法鑄造技術已經達到極高的水準。尊和盤均鑄有“曾候乙作持用終”銘文。

青銅錯金磬架，通高109厘米、寬215厘米，由一對圓雕怪獸及其頭上插附的立柱為虡，兩根圓桿作橫樑，呈單面雙層結構。獸頂插附的立柱從腰、頂兩處與橫樑榫接。橫樑底等距焊鑄銅環，以串鉤掛磬。磬架施線條流暢的錯金雲紋。青銅錯金磬架，其磬架之精美、磬塊之眾多、編懸之明確、配件之完備，在考古發現的樂器中獨一無二。

32塊磬系用石灰石或大理石磨成，形若倨句，大小有異，分為兩層四組。最大者：鼓博10.8厘米、鼓上邊32.4厘米、鼓下邊27.5厘米、股博13.5厘米、股上邊22.3厘米、股下邊21厘米、厚2.68厘米，倨句163度。最小者：鼓搏4.9厘米、鼓上邊7.6厘米、鼓下邊6厘米、股博5.7厘米、股上邊6.6厘米、股下邊5厘米、厚1.4厘米，倨句155度。

一磬虡獸舌上有“曾侯乙作持用終”銘文。磬上刻有（其中有少量為墨書）編號和樂律銘文，計708字，意與曾候乙編鐘銘辭相通。經復原研究，知其音域跨三個八度，十二半音齊備。音色清脆，獨具特色。同出有銘磬匣3具，彩繪磬槌兩件。演奏時，需由1人雙手執磬槌，跽地而擊。

鹿角立鶴，鶴長喙上翹呈鉤狀，引頸昂首佇立，兩翅展開作輕拍狀，通高143.5厘米、鶴高110厘米。拱背，垂尾。鶴首兩側插有兩支銅質鹿角形枝杈。鶴的頭、頸和鹿角上有錯金幾何紋飾，其它部位有鑄成和鑲嵌的雲龍紋。

此器造型別緻，是一件獨具風格的青銅工藝精品。鶴和鹿是長壽和吉祥的象徵。把鹿角插入鶴頭，將二者置於一身，可稱之為“瑞鶴”。古人把仙人乘車叫“鶴馭”、“鶴駕”。此器出於墓主人棺側，可能反映了死者成仙升天的思想。

尊缶為古代盛酒器，通高124.5厘米、口徑48.4厘米、足徑69厘米，重327.5千克。這件大尊缶是目前所知我國先秦酒器中最大、最重的一件，堪稱“酒器之王”。它不但擁有足以傲視同類的巨大體型，而且在紋飾上也極盡精美，器表由細密複雜的渦紋、重環紋、蟠螭紋、綯紋、雷紋、蕉葉紋、帶紋、蟠蛇紋等構成，花紋花式統一，線條整齊劃一。大尊缶出土時，裡面還存有酒液。歷經二千四百多年沒有泄漏，可見缶的密封性之好。這件大尊缶不僅為我們了解曾國的人文歷史提供了珍貴實物資料，而且也讓人感受到了當時貴族的豪飲之風。

壺為敞口，厚方唇，長頸，圓鼓腹，圈足。左壺通高99厘米、口徑33.8厘米、蓋罩徑53厘米、底徑40.6厘米、重106公斤；右壺通高99厘米、口徑32.6厘米、蓋罩徑53厘米、底徑40.6厘米、重99公斤，銅禁長117.5厘米、寬53.4厘米、高13.2厘米、重35.2公斤。壺蓋有銜環蛇形鈕，蓋外沿套裝勾連紋的鏤孔蓋罩。壺頸兩側各有一攀附拱屈的龍形耳。器身飾蟠螭紋和內填蟠螭紋的蕉葉紋等。兩壺內壁均鑄有“曾侯乙作持用終”銘文。

禁面有兩個並列的中空圓圈，以承放大壺圈足。禁的長邊各有二獸足。獸口部和前肢銜托禁板，後足蹬地。禁面和側面均飾蟠螭等紋飾。

銅禁出土不多，迄今為止國內外僅見4件。在湖北省是首次發現。

這是古代用以冰（溫）酒的器具，通高61.5厘米、邊長62厘米、重170公斤。它由內外兩件器物構成；外部為鑒，鑒內置一尊缶。鑒與尊缶之間有較大的空隙，夏天可以放入冰塊，冬天則貯存溫水，尊缶內盛酒，這樣就可以喝到“冬暖夏涼”的酒。

鑒和尊缶均飾以變形蟠螭紋、勾連紋和蕉葉紋等，並均有“曾侯乙作持用終”銘文。此器結構複雜，造型奇特，工藝精湛，是一件具有特殊用途的大型酒具。同時出土兩件，造型、紋飾、大小均同。

雲紋金盞，盞通高11厘米、口徑15.1厘米、重2156克，匙長13厘米、重56.45克。直口，方唇，淺腹，平底。三個鳳首形矮足。腹上部有兩個對稱的環耳。蓋略大於盞口，蓋沿有三個等距離的外卡。蓋頂有一個圓形捉手。蓋面和盞口下飾雲紋、綯紋、勾連雷紋、蟠螭紋等。盞內放置金漏匙一件，方柄圓身，器身鏤空變形龍紋。

至遲到商代時，我國就出現黃金製品，但多為一些片飾。而此盞是仿銅的金制容器，反映了墓主人的特殊身份。這是目前所見我國先秦金器中最大最重的1件。

墓中還出土了編磬、鼓、瑟、笙、排簫等大量樂器，為研究中國古代音樂史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排簫、篪、琴（十弦琴、五弦琴）都是首次發現的幾種早已失傳的樂器。世界上不少民族都有排簫這種樂器，曾侯乙墓的2件排簫均是由13根竹質簫管編排而成，長短有序的簫管使得其形狀像鳥展開的單翼。專家對這2件古排簫進行了測試，其中1件有七八個簫管能夠吹奏出樂音，音階結構已超出五聲。篪是一種竹質橫吹管樂器，源自民間，後世逐漸失傳。篪在周代常與塤一起演奏，戰國時作為大型宮廷樂器之一，每當有神祀與宴饗活動時，宮廷樂工們將編鐘、編磬、建鼓、排簫、笙、瑟等樂器一齊奏響。

古文獻中對篪的記載有出入，如《廣雅》說篪8孔，《周禮·鄭玄注》雲篪7孔，《樂書》中說篪為6孔，如此混亂的記載，使今人難以準確詳細地判定其形狀。曾侯乙墓出土的2件篪解決了這一困惑。2件篪分別長29.3厘米和30.2厘米，都是用1節竹管製成，兩端管口封閉，管身開有1個吹孔、1個出音孔和5個指孔。管身通體髹以黑漆，以朱、黃色繞管身描繪出綵線花紋。根據曾侯乙墓篪，專家們成功地做了1件複製品，用複製品篪演奏，可吹奏出超出1個完整的五聲音階，加1個變化音，音色別有韻味。

笙是自古至今沿用著的一種管樂器，《詩經·小雅·鹿鳴》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可見笙與瑟是經常配合使用的樂器。曾侯乙墓出土的笙，可以分為十二簧、十四簧、十八簧3種，均用匏斗、蘆竹笙管、蘆竹簧片製成。笙簧因音頻高低而大小不一，框與舌間的縫隙細如髮絲，做工十分精細。經專家試奏，其聲音婉轉低回，古樸典雅，細膩迷人。戰國至秦漢之際，盛行“竽瑟之樂”，曾侯自然也不例外。不過，曾侯乙墓出土的瑟，其弦已腐朽，但瑟身依然保存完好，長167.3厘米，首寬42.2厘米，尾寬38.5厘米。瑟首端有1個長岳山，尾端有3個短岳山，張弦25根，另有木質瑟柱置於弦下。從其仿製品的演奏中，可品味其原有的濃郁韻味。

出土的一件漆木衣箱蓋上，畫面中央以篆書書寫一個“斗”字，古樸蒼勁，四周按順時針寫著二十八宿名稱，二十八宿東側繪有一龍，西側繪有一虎，關於“斗”字與環繞其周圍的二十八宿名稱，有專家指出，畫中的“斗”字代表著北斗星，將其畫在中央，表明地位突出，正反映了古人對北斗星的崇拜。二十八宿東側繪有一龍，西側繪有一虎，這與傳統天文學中的東方蒼龍、西方白虎正好對應，是考古發掘中所見年代最早的將北斗、青龍、白虎與二十八宿配合的實物，也是中國迄今發現的關於二十八宿全部名稱最早的文字記載，說明中國是世界上最早創立二十八宿體系的國家之一，表明至遲在公元前5世紀初，中國就有了完整的二十八宿體系。曾侯乙墓天文星象圖的出土，使得當時已經定稿的《中國大百科全書·天文卷》相關內容不得不重新修改，這一發現在世界範圍內引起了巨大的轟動。

曾侯乙墓的北室是兵器庫及車馬室，出土兵器數量之多，品種之繁，也反映了墓主人的不凡身份。兵器中最引人注意的是殳。對於殳，歷代典籍多有記載，可惜都比較簡略。歷經千載歲月，滄海桑田，後世竟然未有先秦“殳”的實物或圖形傳世，使得後人難以知道它的真面目。殳，有的史書上也稱作“杵”或“杖”，是先秦時代一種木或竹製成的長柄兵器，不但可用於防身自衛，還可用於裝備軍隊戰車。一般認為殳是由原始社會中狩獵用的竹木棍棒發展而成。

《尚書·武成》中有“血流漂杵”，“杵”就是商代士兵所使用的殳，那時的殳一般是用一根堅實的木棒製成。周朝把殳列入“車之五兵”之一，是用於實戰的兵器。《詩經·衛風·伯兮》曰：“伯也執殳，為王前驅。”《周禮》曰：“殳以積竹、八觚，長丈二尺，建於兵車。”又曰：“季秋之月……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從其記載可知殳的形制及其用途，五戎即五種兵器：戈、殳、戟、酋矛、夷矛，殳為其一。《考工記》也記載了“車之五兵”是戈、殳、戟、酋矛、夷矛，分別插在戰車上的固定位置，供士兵在作戰時使用，這樣可以長短兼備，遠近結合。關於殳的形制與尺寸，據《考工記》記載“殳長尋有四尺”，東漢人鄭玄注曰“八尺曰尋”，由此可見殳的長度為一丈二尺，即約3米。春秋戰國時代，諸侯爭霸，殳的使用更加廣泛。

據史書記載，城濮之戰時，晉軍臨戰前“遂伐其木，以益其兵”。而且隨著車戰的流行，殳也在改進，出現了青銅和鐵制的殳，殳柄為竹木混合製成，呈八稜柱形或圓柱形，柄端安有青銅或鐵制殳頭，在柄尾安裝有起保護作用、使柄尾經久耐用而不開裂的細長銅或鐵帽，大大提高了戰鬥力。

《六韜·軍用篇》有“方首鐵”的記載，“方首鐵”就是方形鐵頭的殳。《呂氏春秋·貴卒篇》也有關於中山國的力士穿著鐵甲、手持鐵杖作戰的記載，這裡的鐵杖，應該就是殳的變體。春秋戰國時期是殳作為典型兵器的輝煌年代。帝王或諸侯出巡時，前導勇士也執殳開道，即所謂“旅賁以先驅”。可見殳不僅是用於實戰的兵器，也用於天子諸侯的儀仗。而從其發展演變看，殳作為實戰兵器逐漸退出歷史舞台，越來越演化為儀仗之器。

秦始皇統一天下，秦軍所向披靡，擁有數量龐大、質量精良的兵器。然而此時作為車戰“五兵”之一的殳，其功用卻悄然退化。從秦始皇兵馬俑坑中出土的殳來看，全都是以青銅圓筒套的無鋒刃的儀仗器。漢承秦制，在漢代的儀仗中，殳被稱作“金吾”，銅製套頭，兩頭鍍金，御史大夫、司隸校尉等常常“執金吾”夾侍拱衛皇帝。漢代以後，隨著車戰淡出歷史舞台，殳也悄然湮沒。作為兵器的殳有沒有刃呢？

《毛詩傳箋》曰：“殳長丈二而無刃是也。”《說文解字》曰：“殳，以杖殊人也。”段玉裁對其做注曰：“杖者，殳用積竹而無刃。”《考工記·廬人》唐賈公彥疏曰：“殳，長丈二尺，無刃，可以擊訂人。”這些記載給後人一種錯覺，在很長一段時期里，人們認為殳是沒有刃的棍棒，其實這種判斷是完全錯誤的。早在春秋晚期，南方的楚、隨、吳、蔡等國就使用一種帶鋒刃的殳，即在積竹木柄（由竹木混合製成的柄）的一端裝一個呈三棱矛狀的銅殳頭，在另一端裝一個有尖刺的銅箍，這樣既可以刺殺，也可以砸擊，威力頗大。這樣形制的殳，在曾侯乙墓中也有出土。曾侯乙墓出土了多件帶銘文的實戰與禮儀用的殳，銳殳7件，晉殳14件。其中3件銳殳刃部較長，頂端有鋒，呈三棱矛狀，並在鋒后裝有帶尖刺的銅箍，一側刃上鑄篆書“曾侯越之用殳”，是中國迄今為止唯一一次出土自銘為“殳”的兵器，真正徹底解開了殳的形制之謎。晉殳兩端無刃，僅有銅套。兩種兵器的桿均為積竹木，以八棱形木杆為芯，每個棱面貼寬約1厘米左右的竹片，外面密纏絲線、革帶、藤皮，表面髹以紅漆或黑漆。桿通長329厘米～340厘米，粗2.8厘米～3厘米。墓中除殳外，還有戟、戈、矛、弓、盾、甲胄、箭簇等，幾乎囊括了戰國初期時所有的兵器種類。從數量上看，僅箭簇就有4500多件，被成捆地堆放著。

2400多年前的曾侯乙，擁有如此多的兵器，可見他的封國應該有相當的實力，其本人也頗熱衷軍事。從這些出土的兵器上，盡可以想象英姿勃發的曾侯乙率領軍隊，馳騁疆場，金戈鐵馬，威武雄壯的場景。

墓中出土金盞、金杯、金帶鉤及長達48厘米的十六節龍鳳玉掛飾，是曾侯乙生前奢侈生活的具體寫照。許多青銅器上有“曾侯乙乍（作持）”之類銘文，為判定墓主提供了證據。

曾侯乙墓出土的漆器有220多件，是中原與楚地墓藏中年代最早也是最為精彩的，而且品類全，器型大，風格古樸，體現了華夏中原與楚交匯區域青銅文化的神韻。

墓中還出土了大量的絲麻織品，由於年代久遠而且長期浸水，都已經腐爛，但仍為研究戰國早期的紡織工藝提供了寶貴的實物資料。通過檢測絲纖維，可以看出當時已經注意蠶繭的選用，繅絲質量較之早期也有提高。墓中還首次發現了絲麻交織的紗袋，經線或絲或麻，緯線則全部用絲，是世界上已知最早的絲麻混織品。在出土的絲麻織品中，包括紗、絹、錦、綉等多種織物，其中首次發現了一種用夾緯使經線現出暗花的單層幾何織錦，對我們了解商錦、周錦再到漢錦的發展過程和織造工藝具有重要價值。

墓中隨葬以九鼎八簋（guǐ，音軌）和編鐘、編磐為主的禮樂器，遵守了周代諸侯的身份，反映出先秦社會嚴格的禮樂制度，以及人們對天地、神明和祖先的敬畏。十二律俱全的64件青銅雙音編鐘（不包括楚王所送鎛鍾）、玲瓏剔透的尊盤和完整地書寫二十八宿（xiù，音秀）名稱的衣箱等，體現了先秦時期中國在藝術、技術、天文等方面的極高成就。

曾侯乙墓出土青銅禮器是歷年來我國出土青銅器數量最多、種類較全的一次。因發掘前未經擾動，真實地反映了墓主人享用器物的儀式，這在考古發掘中極為罕見。曾侯乙墓的青銅禮器的大體組合沿襲春秋時期的傳統：鼎成序、簋成套、鬲成組、豆成對，盤、匜匹配。曾侯乙墓青銅器造型奇特、工藝精湛、紋飾華美的特點，採用了渾鑄、分鑄、等冶鑄技術和平雕、浮雕、圓雕、透雕、錯金、鑲嵌、鑄鑲、銅焊、鑞（là，音臘）焊、鉚接等多種工藝，集先秦青銅製造技術之大成，集中反映了我國當時先進的冶鑄科學水平。

曾侯乙墓出土地編鐘、編磬（qìng，音慶）、建鼓、琴、瑟、笙、箎（chǐ，音尺）、排蕭8種共125件樂器。其中編鐘、編磬各1組，琴、箏、五弦各件，瑟5件，笙1件，懸鼓1件，還有建鼓、排簫、抱鼓等罕見樂器。用於擊奏樂器的工具12件，各種樂器的構件、附件1714件。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出土時各種樂器基本位於原位，排列有序，真實地再現了戰國時期樂器的組合情況。種類全，數量多，製作精，保存完好，其中其中不少樂器是新發現，為世界考古史上所僅則見。其中115件出自中室，用於演奏宗廟禮樂；另外10件出自東室，用於演奏房中樂（寢宮音樂）。這批樂器反映了公元前五世紀我國音樂文化的高度水平，是中國音樂史研究的珍貴資料。

曾侯乙墓出土的漆木用具是先秦墓葬出土最多的；墓中出土的金盞重2156克，是先秦最重的金器；墓中出土了大量的玉器，其中小動物有牛、羊、豬、狗、雞、鴨一類家禽家畜，似乎是祈禱五穀豐登、六畜興旺；墓中出土的兵器包括戈、矛、戟（jǐ，音幾）、殳(shū，音書)、弓、箭、盾、甲胄等，其中“殳”和多戈戟是考古發現中僅見或少見的兵器；墓中還出土了許多車馬器，其中兩件矛狀車具是用於增強戰車戰鬥力的新型車具；墓中出土的竹簡，總計共6696字，是目前所見時代最早的竹簡實物。

曾侯乙墓展覽陳列了該墓出土后最有代表性的文物，展現了2400年以前人們的精神世界和物質生活。

180多字銘文破解36年“曾隨之謎”

新華網武漢2014年10月21日電，“通過近幾年在隨州境內的文物考古發掘整理，我們接連發現了幾段重要銘文，其中曾侯輿（曾侯與）編鐘上的180多字的銘文清楚表明曾、隨是同一個國家，破解了困擾史學界36年的‘曾隨之謎’。”這是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隨州葉家山西周曾侯墓、文峰塔東周曾侯墓考古發掘領隊黃鳳春在20日召開的湖北省政協“隨州大遺址保護與利用”界別協商座談會暨重點提案督辦會透露的。

在隨州市博物館，這個鐘身刻滿銘文的編鐘。黃鳳春介紹，這是曾侯輿的編鐘，2013年出土於隨州文峰塔墓地，上面有180多個銘文，記載了戰國時期吳王伐楚，楚昭王逃到“曾”國的歷史。這段歷史在《左傳》中有詳細記載，不同的是《左傳》中保護楚昭王的國家是“隨”，曾侯輿編鐘用的是“曾”，“這就證實了，‘曾’‘隨’確實是一個國家。”

曾國貴為姬姓，葉家山墓地考古史料佐證定論

面對越來越大的爭論氣氛，黃鳳春在整理葉家山文物時，有了一個重大突破，“我們在一個青銅簋上發現了‘南公’的銘文，這個銘文意義重大！”銘文為“犺作烈考南公寶尊彝”，此處的南公，就是南公括（適），為姬姓，“《封神演義》裡面就有這個英雄人物，是西周早時期的滅商功臣。”

另外，曾侯輿編鐘上還有段銘文：“唯王正月吉日甲午，曾侯輿曰：伯適上通，左右文武；撻殷之命，撫定天下；王遣命南公，營宅汭土；君庀淮夷，臨有江夏。”

其意為，曾侯在追溯他的先祖伯括，即南公。南公適（括）受到天子重用，輔佐文王和武王，完成了攻打殷商的使命，最後安定了天下；周王派遣南公到南方經營疆土，警戒淮夷，監視江夏的異動。

黃鳳春稱，“伯適”指的是西周重臣、文王四友之一的南宮適。銘文的意思是，南宮適得到周王重用，輔佐周文王、武王，滅殷平定天下，周王即分封南宮適，到南方營建城址。

將這兩段指向南公括的銘文，與史書文獻記載相對應，可以推定曾國是西周早期被分封到南方的姬姓侯國。另外還有一件鐘的銘文說道，“曾侯輿曰：余稷之玄孫。”稷，為後稷，是周人的祖先。有關曾國姬姓的爭議，到此就可以塵埃落定。

黃鳳春說：“銘文出自曾侯墓，周王分封的是曾國，受封地在今隨州地域，也就是史書記載的隨國。”

葉家山西周曾侯犺墓一件簋上的銘文“犺乍剌考南公寶尊彝”也可佐證。黃鳳春解釋，曾侯犺稱“南公”為“考”，“考”為對逝去父輩的稱謂。曾侯犺就是被封於曾國的南宮適的後代。

“銘文是最有說服力的，有銘文為證，曾隨一家、曾即是隨，已沒有懸念。”黃鳳春說，我們的成果發布后，考古、史學界都沒有異議。

在湖北隨州文峰塔，春秋晚期曾侯墓墓葬中，發現“隨大司馬戈”。發現該戈屬於東周時期，其長21厘米、高15厘米，刃上清晰地刻著“隨大司馬獻有之行戈”的銘文（見右圖），是至今所有曾國墓葬群青銅器物發現中，唯一明確記錄歸屬為“隨國”的青銅兵器。

據了解，史料對隨國有記載，但不見隨國銅器出土，卻常發現曾國銘文銅器，而曾國在史料上並無記載。特別是1978年曾侯乙墓發現后，引起了學術界對曾、隨是否是一國兩名還是兩個國的“曾隨之謎”的大討論。

至此，延續36年“曾隨之謎”終於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