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震叔

盛震叔，原名鳴遠，乳名小毛，曾用名曾舒、雨辰、姚鳴，漢族。1912年3月，生於餘杭縣閑林鎮（今閑林街道）一個茶商家庭。家中排行老三，長兄鴻遠解放初病故，二兄鵬遠1934年遠赴南洋，從事華僑教育工作，現僑居新加坡，大妹為家庭婦女，小妹眉遠，早年參加革命，已離休，定居杭州。盛震叔11歲進餘杭縣立小學，后升杭州省立第一中學，1929年考入省立湘湖鄉村師範學校，畢業后投身教育事業

1931年畢業於湘湖師範。傾慕陶行知，畢生從事教育工作，歷任餘杭、蕭山、奉化和安徽、廣東、上海、廣西等地中、小學校長、教員等職。

1933年11月在上海參加陶行知舉辦的生活教育社，對“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的理論，奉為至理，身體力行。辦學求實求新，主張因材施教，循循善誘；提倡文體活動，親為學生撫琴伴奏；講課扼要清晰，引喻得宜，深入淺出；生活儉樸，待人熱情，頗受師生敬仰。

1937年3月協助中共黨員方與嚴籌建成城出版社，並為杭葦主編的《少年知識》雜誌撰稿。國民黨逮捕沈鈞儒等民主人士，盛與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聯合發表宣言，呼籲釋放“七君子”。8月，日軍進攻上海，與薛暮橋等同赴南昌，籌備江西農村合作出版社。年底，任新四軍駐贛辦事處秘書。

1939年1月任浙西行署《民族日報》採訪部主任、《民族周報》主編，受中共浙西特委之託，掩護省政工隊地下黨員徐珍(現名貝紋)、王致和到報社工作。

1941年皖南事變后，在《上海周報》撰文揭露國民黨製造皖南事變真相，並寄發海外，擴大影響。1942年春，皖南事變中被俘的賴少其和邵宇，從上饒集中營脫逃到上海找震叔。雙方雖素不相識，因革命情誼，積極為他倆籌足路費，安排赴蘇中根據地。

1945年9月在蘇南根據地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日戰爭勝利，隨新四軍北撤。先後在蘇、魯任建設大學隊委主任，山東大學講師、預科主任，山東濰坊市教育局副局長兼黨總支書記等職。

1949年隨南下縱隊挺進上海，接管中小學，先後任上海市教育局秘書室主任、職工教育處處長、辦公室主任、黨總支書記等職。

從教育救國到抗日救亡的轉變

1931年，盛震叔從湘湖師範畢業后，在家鄉閑林鎮小執教，他發揚湘湖師範求實求新的教育精神和辦學傳統，主張廢除對學生的體罰，採取因人施教、循循善誘的教育方式；力主革除男女有別的封建禮教，提倡男女學生同桌讀書；將周會改為同樂會，舉辦舞蹈、演講、講故事等活動，深受學生歡迎。

1933年11月，因傾慕陶行知，盛震叔到其開辦的上海工學團任教，並對陶行知先生的“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的理論奉為至理，身體力行。在上海教學期間，他結識了許多進步人士和地下黨員，如王洞若等同志，思想上受到很大的影響。當時的上海，蔣介石已叛變革命，為配合其反革命軍事圍剿，強化法西斯專政，對白區的進步文化和愛國民主運動加緊鎮壓。黨在上海的中央局及其下屬機關遭到破壞，倖存的組織和團體不得不向周邊及其他地區轉移。盛震叔也跟隨組織離開上海，到廣東大埔縣立二中任考核部主任。每年寒暑假，只要有機會他都會回上海工學團通報情況，和進步人士一起生活，上海工學團則把他當作駐外地貫徹“生活教育”的實踐者。

1935年，盛震叔從廣東轉入廣西，在地下黨的安排下，任廣西國民基礎教育研究院編輯，並在院辦的學習班兼任講師，向學生講哲學、唯物論，宣傳進步思想。在其影響下，大多數學員成了共青團員，有的加入共產黨，走上了革命道路。同時，他還和同事杭葦一起發起成立“拉丁化新文學研究會”；積極參與地下黨領導的新文學運動。在抗戰前，地下黨領導的新文學運動是團結和教育組織進步青年的重要手段，在學生、工人中影響較大。但在國民黨直接統治區是禁止的，因廣西當局為擺脫南京蔣介石政府控制而承認了該進步組織，中共廣西地下黨組織利用敵人這一矛盾，團結黨外進步力量開展各種活動。翌年，廣西當局迫於南京政府壓力，鎮壓進步活動。教育廳長兼教育學院院長、愛國民主人士雷沛鴻被免職，研究院停辦。盛震叔根據地下黨指示，離開廣西返回上海。此時困擾盛震叔的已不僅僅是教育與現實的矛盾問題，在民族矛盾日益加劇的情況下，引起他思索的是國家的前途問題。他不再滿足於只忠實地貫徹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的理論與實踐，開始積極地投身於抗日救亡的社會活動中，他參加了“國難教育社”，從思想上組織上投身革命。在上海，他一面協助方與嚴老師籌辦《成城出版社》，並為《少年知識》雜誌撰稿，一面又廣泛接觸上海文化界進步人士。當國民黨逮捕沈鈞儒等七君子事件發生后，他與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聯名發表宣言，要求國民黨當局釋放七君子。

投身敵後抗日的文化人

“八一三”上海抗戰爆發后，盛震叔積極投身上海抗日救亡行動。1937年9月，盛震叔隨薜暮橋等黨的領導人轉移到江西南昌，籌辦“農村合作出版社”。12月，新建的新四軍軍部從武漢移駐南昌，盛震叔被任命為新四軍駐贛辦事處秘書。此時，上海淪陷，京滬杭各地許多文化藝術團體以及知名人士，相繼撤到南昌，要求新四軍駐贛辦事處給予支持。他的熱情接待，讓許多人對這個不穿軍裝的新四軍年輕戰士留下深刻的印象。1938年10月，省主席黃紹竑接受物產調整處視察員張鍚昌（中共黨員）提議：雲和、龍泉、遂昌三縣建立“經濟實驗縣”，把這些縣首先建成抗日救亡的戰略基地。在實施改組縣政府時，一批共產黨和進步青年分別擔任這三個縣的政府要職。盛震叔根據軍部駐贛辦事處的安排，出任遂昌縣教育科長。1939年1月，由於國民黨浙江省黨部的CC派系向省主席黃紹竑施壓，三縣被迫改組，進步力量撤離。盛震叔由中共浙西特委於潛地區黨的負責人賀千秋安排，撤離遂昌，轉入浙西任《民族日報》採訪部主任和《民族周報》主編。當時，省政工隊二大隊一中隊中共特支黨員徐珍（貝紋）、王致和在黃湖等村開展抗日救亡宣傳活動，在農民、手工業工人中培養積極分子，因發展地下黨員的工作出色引起行署懷疑，指名調回天目山軟禁。盛震叔受中共浙西特委之託，以報社周刊人員緊缺為由，讓徐珍、王致和到報社做內勤工作，並以自己一家三口性命為其擔保，才使徐珍（貝紋）、王致和同志得到保護。1940年6月，浙西反共逆流此起彼伏，盛震叔在《民族日報》的工作已無法堅持，根據上海地下黨的意見，盛震叔和部分同志迅速撤回上海。在上海，盛震叔一面為由蘇聯駐滬領事館支持、張宗麟等主持出版的進步刊物《上海周刊》撰稿，並利用親屬關係將刊物郵寄海外，揭露國民黨製造皖南事變的真相。一面在英法租界的私立儲能中學和英國教會所辦的麥倫中學任教。這兩所中學均由當時的進步人士領導，師生中有不少共產黨員，解放前被譽為中等中學中的民主堡壘。盛震叔的家也成為進步師生聚會場所。有的學生在投奔解放區之前，為避免家庭發現阻攔，往往先把行李放在他家，伺機出發。還有些分散在各地的原浙江政工隊的同志，也先後來到上海找盛震叔，並通過他的關係轉赴解放區。1942年春節前夕，皖南事變中被俘、從上饒集中營逃脫的知名畫家賴少其（曾任安徽省文聯主席）和邵宇（中國人民美術出版社顧問、全國文聯常委）突然來到上海找盛震叔，當時上海已籠罩在白色恐怖之下，盛與賴、邵兩人素不相識，僅憑口頭被告知是某地下黨同志介紹而來。盛震叔不顧個人安危，冒險接待，同時為他們籌措去蘇中根據地的盤費。賴少其到達蘇中之後，曾在報上發表過《海上憶盛君》一文，記述在上海時與盛震叔接觸的那段日子。另外，盛震叔出於對青年的期望，趁賴、邵在他家時，冒著風險邀請一批進步學生到家中聽他們講述皖南事變和上饒集中營的真相，對學生的教育極其深刻。1945年1月，經上海黨組織安排，盛震叔赴蘇南二專署，被任命為三川中學校長。同年9月，由金新、陸平東介紹參加中國共產黨。10月，隨新四軍北撤，在蘇魯地區先後出任建設大學隊委主任、山東大學講師和預料主任。這兩所大學學員多為來自白區的進步青年和解放區的地方幹部，主要為解放戰爭和國家建設培養人才，都是抗大式學校。后又任維坊市教育局副局長兼總支書記。1949年初，盛震叔調南下縱隊任中隊長，隨軍挺進上海，參與完成接管上海市中小學工作。上海市人民政府建立后，盛震叔被分配到市教育局，先後任秘書室主任、職工教育處處長。1955年4月，正當組織希望盛震叔在職工教育上更有作為時，時年43歲的他，英年早逝，令人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