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談
自由談
創刊后一直以刊載低級趣味性文字為主。1932年12月1日至1934年5月9日，該刊由黎烈文主編期間，銳意革新，內容偏重雜文、短評等民主、自由言論，請魯迅、茅盾、陶行知、巴金等撰寫文章。1935年10月31日一度停刊，1938年10月10日復刊，1949年5月終刊。
《申報》副刊《自由談》是中國現代最著名的副刊之一。1932 年底,《申報》總經理、中國“報壇巨子”史量才借《申報》創刊60 周年之際，對《申報》進行了重大的改革，大膽啟用了剛從法國留學歸來的年輕編輯黎烈文任《自由談》的編輯。黎烈文以激進的編輯方針，團結了魯迅、茅盾、葉聖陶、郁達夫等一大批進步作家,《自由談》面貌由是煥然一新，內容偏重雜文、短評等民主、自由言論，引導廣大市民關注社會事件，開展社會批評，拓展世界眼光，研究社會問題，傾注人文關懷，多方位構建上海現代都市文化，使《自由談》成為進步輿論的重要陣地，他的繼任張梓生也傳承了他的編輯思想和風格。《自由談》作為信息和知識的傳播載體——同時也是思想意識和文化觀念的傳播載體，在滿足上海市民精神文化消費需要的同時，也以報紙所特有的信息溝通和文化傳播功能影響了上海都市文化的形成。
夏衍曾說過，黎烈文成功主辦《自由談》,就是靠抓住了一個魯迅。的確如此，這時期魯迅撰寫的雜文成為《自由談》的一面旗幟。這些文章，後來被魯迅編入《偽自由書》、《准風月談》、《花邊文學》等文集。魯迅在《自由談》上發表的文章,“時有對於時局的憤言”,“出於時事的刺戟”，而“論時事不留面子，砭錮弊常取類型”。
《申報》1933年1月30日載《逃的辯護》一文，這是魯迅在《申報·自由談》發表的第一篇雜文，署名何家干。全文如下：
古時候，做女人大晦氣，一舉一動，都是錯的，這個也罵，那個也罵。現在這晦氣落在學生頭上了，進也挨罵，退也挨罵。
我們還記得，自前年冬天以來，學生是怎麼鬧的，有的要南來，有的要北上，南來北上，都不給開車。待到到得首都，頓首請願，卻不料“為反動派所利用”，許多頭都恰巧“碰”在刺刀和槍柄上，有的竟“自行失足落水”而死了。驗屍之後，報告書上說道，“身上五色”。我實在不懂。
誰發一句質問，誰提一句抗議呢？有些人還笑罵他們。
還要開除，還要告訴家長，還要勸進研究室。一年以來，好了，總算安靜了。但不料榆關失了守，上海還遠，北平卻不行了，因為連研究室也有了危險。住在上海的人們想必記得的，去年二月的暨南大學，勞動大學，同濟大學……，研究室里還坐得住么？北平的大學生是知道的，並且有記性，這回不再用頭來“碰”刺刀和槍柄了，也不再想“自行失足落水”，弄得“身上五色”了，卻發明了一種新方法，是：大家走散，各自回家。
這正是這幾年來的教育顯了成效。
然而又有人來罵了。童子軍還在烈士們的輓聯上，說他們“遺臭萬年”。
但我們想一想罷：不是連語言歷史研究所里的沒有性命的古董都在搬家了么？不是學生都不能每人有一架自備的飛機么？能用本國的刺刀和槍柄“碰”得瘟頭瘟腦，躲進研究室里去的，倒能並不瘟頭瘟腦，不被外國的飛機大炮，炸出研究室外去么？
阿彌陀佛！
一月二十四日。
《申報》1933看5月19日載《天上地下》一文，部分如下：
中國現在有兩種炸，一種是炸進去，一種是炸進來。
炸進去之一例曰：“日內除飛機往匪區轟炸外，無戰事，三四兩隊，七日晨迄申，更番成隊飛宜黃以西崇仁以南擲百二十磅彈兩三百枚，凡匪足資屏蔽處炸毀幾平，使匪無從休養。……”（五月十日《申報》南昌專電）
炸進來之一例曰：“今晨六時，敵機炸薊縣，死民十餘，又密雲今遭敵轟四次，每次二架，投彈盈百，損害正詳查中。……”（同日《大晚報》北平電）
應了這運會而生的，是上海小學生的買飛機，和北平小學生的挖地洞。這也是對於“非安內無以攘外”或“安內急於攘外”的題目，做出來的兩股好文章。住在租界里的人們是有福的。但試閉目一想，想得廣大一些，就會覺得內是官兵在天上，“共匪”和“匪化”了的百姓在地下，外是敵軍在天上，沒有“匪化”了的百姓在地下。“損害正詳查中”，而太平之區，卻造起了寶塔。釋迦出世，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天上地下，惟我獨尊！”此之謂也。
現在一提起《自由談》，人們馬上會想起魯迅先生，想起他對這個副刊成長所付出的勞力。這一點無可置疑。不過茅盾先生的功績也不小，魯迅在《偽自由書》的《後記》里，就是將茅盾和自己並提的。《自由談》改版之初，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那篇《編輯室啟事》說：“編者為使本刊內容更為充實起見，近來約了兩位文壇老將何家干先生和玄先生為本刊撰稿，希望讀者不要因為名字生疏的緣故，錯過‘奇文共賞’的機會！”提的也是兩個人。國民黨文人甚至說魯迅沈雁冰壟斷《自由談》，可見茅盾先生在《申報·自由談》的發展中有著不可磨滅的功跡，而茅盾先生的文章在反映舊上海都市文化方面也有著其獨特的一面。
《申報》1932年12月27日載《"自殺"與"被殺"》一文，這是茅盾先生在《申報·自由談》發表的第一篇雜文，部分如下：
我是詛咒自殺的。然而對於這位痼疾者的自殺，我卻只有感動了！難道我們能夠非議這樣嚴肅的人生態度么？假使他沒有那不可醫的痼疾，那他一定是非常勇敢的生活鬥爭的戰士罷？假使一個民族有那樣嚴肅的人生態度，這民族一定是不可侮的罷？
有這種嚴肅認真的人生態度的，也不僅是日本民族；我不過隨手舉了一個日本人的例。並且我們也不可以誤會日本帝國主義的蠻橫的武力侵略就和日本人民此種嚴肅的人生態度有什麼因果關係。不是的！那完全是兩件事！但是反過來說，沒有此種嚴肅的人生態度的國民，卻不免要弄成受人侵略而不敢抵抗，常常呼號國恥而只有五分鐘的熱度。我們社會內號稱中堅分子的一般中等階級就是最缺乏那樣嚴肅認真的人生態度！所以復興閘北災區的資金要用獎券的方法來募集，所以救濟東北難民要開遊藝會，要用電影明星舞女名妓來號召！所以在冰天雪地中對日本帝國主義抵抗的，只有向來被賤視的窮苦老百姓了！
嚴肅認真，絲毫不肯苟安的人生態度！不能夠堂堂地做一個於社會於人類有用的人，那還不如死了罷！不能夠堂堂地過合理的人的生活，那還不如拚了命罷！這應該是我們的旗幟，我們的信條！
因為醉生夢死的人即使他不肯"自殺"，遲早要"被殺"！
除魯迅與茅盾在《申報·自由談》上馳騁的主將外，郁達夫、徐懋庸也給《自由談》寫了不少精美雜文。在《自由談》上發表文章較多的還有陳望道、夏丐尊、葉聖陶、鄭振鐸、老舍、巴金、風子（唐弢）、陳子展、臧克家、田間、張天翼、靳以、柯靈、李輝英、鄭伯奇等。
《申報》1933年2月25日載郁達夫文章《一文一武的教訓》。全文如下：
中國在最近又接著了兩位外國導師的教訓，一位是文的，一位是武的。
文的，當然是那位油嘴老翁蕭伯納。他在北平對新聞記者說：中國人的一種奇異的特性，是他們對一切外國人的那種不可思議的客氣和親善，而在他們自己的中間，卻老是那麼不客氣，老在打著仗的。他又說，長城是無異於平常的矮牆了。
武的，就是新近攻進熱河來的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大炮和飛機。這些大炮和飛機，也在笑著對中國人說：你們中國人對外國人真客氣，對自己的老百姓真太不客氣。東三省一讓幾千幾萬里，現在這熱河，等你們的戰時公債弄到手，後援慰勞金收集起來之後，少不得又要退讓的。長城一道，本來是築以防外國的來侵的，現在卻作了外國人的堡壘和界線，總算是中國人替外國人費力築成的防禦工事了。
一面想起在所謂國難期中的山東，四川，貴州的戰爭，真不得不令人佩服，佩服這兩位外國導師的教訓的確切。末了，我只好來抄兩句改兩句舊詩，以表彰我大中華民族的進步。
改《詩經》：兄弟鬩於牆，外迎其侮。
抄人嘲李鴻章翁同和詩：宰相合肥天下瘦，軍機常熟庶民荒。
改昔人詠長城詩：秦築長城比鐵牢，當時城此豈知勞，可憐一月初三夜，白送他人作戰壕。
《申報》1932年12月1日載林語堂文章《秋天的況味》一文，部分如下：
秋天的黃昏，一人獨坐在沙發上抽煙，看煙頭白灰之下露出紅光，微微透露出暖氣，心頭的情緒便跟著那藍煙繚繞而上，一樣的輕鬆，一樣的自由。不轉眼繚煙變成縷縷的細絲，慢慢不見了，而那霎時，心上的情緒也跟著消沉於大千世界，所以也不講那時的情緒，而只講那時的情緒的況味。待要再劃一根洋火，再點起那已點過三四次的雪茄，卻因白灰已積得太多，點不著，乃輕輕的一彈，煙灰靜悄悄的落在銅爐上，其靜寂如同我此時用毛筆寫在中紙上一樣，一點的聲息也沒有。
《申報》1933年6月29日載徐懋庸《“藝術論”質疑》一文，全文如下：
魯迅先生的譯文，據說是不容易懂的。但我近日讀他所譯的《藝術論》，對於下一節文章，是敢於自信，百分之百地懂得了的。
這是其中所引旅行家巴敦的《東非洲諸大湖遊記》中的一節，文云：“瓦仰安提族的黑人們，經過敵對他們的種族所住的部落旁邊時，為要不因自己的模樣，激怒他們，便不帶武器。但在自己的家裡，他們卻全都武裝起來，至少，也帶著棍子。”
《藝術論》的作者蒲列汗諾夫引了這例子，以說明達爾文所說的“對立（Antitheses）的根源”，即他自己名之曰“矛盾的衝動”的。他還加以解釋道：“瓦仰安提的黑人，在非武裝不可的時候，卻解去武裝，乃是向敵人表示：我遠離了關於自衛的一切思想，我完全相信你的寬仁。”
我之看懂這一節譯文，並非由於這節譯文特別易懂，而是因為這節文學所說的事實，就在眼前，過於親切，所以使我恍然大悟。
然而，我疑心魯迅先生的譯文，有幾處錯誤。所謂“非洲”，我以為當作“亞洲”，“黑人”該是“黃人”，至於“瓦仰安提族”，則當意譯為“漢族”。
這譯本，是根據日譯本重譯的，則這錯誤之責，也許當由日譯者負之；不然，便是蒲列汁諾夫弄錯的；再不然，則是巴敦先生記錯，或有意為“漢族”諱。
要是再不然，那麼，難道非洲的黑人中，真有“瓦仰安提”這一族，而且這一族與亞洲的黃人漢族，在進化的過程上，竟有什麼淵源么？
《申報》1933年9月15日載老舍文章《勵友人書》，部分如下：
狗本食肉之獸，不得已乃改而吃糞，意識不能決定生活狀態，而生活狀態實決定意識的形式：雖馬克司復生，不易吾言喲！
我們的字典上沒有“恥”字。恥是抽象的，麵包與女子是具體的。不信，你要為國難發愁而七日不食，恥則恥矣，可是你那個“象”即被閻王抽去，這是玩的嗎？反之，你舒舒服服吃點喝點戀點，身胖因而心廣，人說你是亡國奴，你正自肥頭大耳朵，哪個更近於生命的真實？在生命上，小事是一 切：大事根本沒有一件。記住了這個，高明的你。以臉說吧，它是為有人說你的大衫不漂亮而紅的；難道日本人打了南京幾炮也值得紅臉？南京又不是你的私產——自然你若在那兒有處小房便另一個說法了。就是別著急，瞎混著比什麼也強。
與其他作品和舊上海文化
《自由談》刊載了大量的小說、散文、詩歌、民歌、漫畫等文藝性作品，這些作品通過文藝的方式，對廣大市民進行現代性意識的教育，拓寬了他們的眼界，促進他們對國際形勢的分析，對國內形勢的認識，對社會問題的探討，對民生問題的關注。
《申報》1934年3月14日載陳璐民歌《妹妹送哥哥》，部分如下：
紅絮褲，綠裡子，比不得娘家做女兒；娘家睡到早飯熟，婆家等不到雞子啼。鍋里燒飯瓦里蒸，哥哥來了正相親。心想留哥吃頓飯，問聲公婆不作聲。一送送到大門門口，拉到哥哥一隻手；一送送到籬笆下，拉著哥哥說陣話；一送送到菱角塘，菱角開花白洋洋；一送送到斑鳩窠，斑鳩向我笑呵呵。
《自由談》成為一個站在時代前面的副刊，得到讀者的熱情褒揚。但在這一面看好的同時，一定不可避免地受到另一面的貶抑。為了保住這塊綠洲，黎烈文等與舊勢力尤其是針對國民黨的壓迫、陷害，進行了曲折頑強的鬥爭。但由於黑暗勢力過於強大，黎烈文最終不得不做出讓步。1933年5月25日，他刊出一條《編輯部啟事》:“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實在是“天下有道”,“庶人”相應“不議”。編者謹掬一瓣心香，籲請海內文豪，從茲多談風月，少發牢騷。儘管少談大事，不發牢騷，黎烈文在主編《自由談》僅1年零5個月後，還是被迫辭職了。張梓生接任主編后，仍繼續刊登進步作家的作品，另增加了一些散文、小品。國民黨除加緊文字檢查外，還利用特務小報製造謠言，威脅張梓生。1935年10月31日，張梓生登出《自由談》停刊啟事並辭去主編職務，這個創辦24年之久的著名副刊最終被迫告終。華文報刊文獻《申報》詳細記載了《自由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