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嶺
揭陽山、瘦牛嶺、飛泉嶺、貴人山等處的總稱
揭嶺，古揭陽縣建制以揭嶺陽面而定名揭陽縣，即揭陽嶺，是揭陽山、瘦牛嶺、飛泉嶺、貴人山以及猴子崠、巾、明、獨等處的總名稱。
《辭海》：“揭，通楬，標誌也。”秦時，由番禺經增城、博羅、龍川進入嶺東東部，必須翻越幾個山嶂(以鴻圖嶂為代表，鴻圖嶂海撥1277米)為標誌的蓮花山脈這段高山峻岭，因此取名“楬嶺”，並把它作為先置縣龍川和後置縣揭陽的分界。因山北為陰，山南為陽，所以取楬嶺之南的後置縣名為“揭陽縣”。
《方輿紀要一統志》云：“古藍田隘，一名石硿飛泉徑，置石馬營，自秦漢迄隋，為南北通道所必經，謂即秦戍守五嶺之最南關隘，是陳洪所居，於隘內之八鄉貴人村，實扼南北通衢也。貴人山高四千餘尺，跨揭陽、五華兩縣界，亘百里，貴人村以山為屏，形勢雄偉，為八鄉中之最大村，居民向以陳、許、魏姓族為大，自昔以剽悍著稱。”現貴人村仍有兩千多居民。
《廣東圖說》卷四十云：“飛泉嶺，城(指豐順舊縣城，現豐良鎮)西南九十里，一名揭嶺，山勢岩巉，最為險阻，往來大道，湯坑水出焉。”
《豐順縣誌》云：“南石示鄉之藍田隘，一名石硿飛泉徑，為秦戍守揭陽嶺最南之關隘。漢六朝均為南北交通之要隘，建有石馬營。迨唐宋，開通瘦牛嶺與潘田武寧驛官路銜接，此道廢。”
《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揭陽山”條云：“在廣東揭陽縣西北一百五十里，一名揭嶺；形勢岧嶢，南北二支，直抵興寧、海豐縣境，秦始皇伐百越，命史祿轉餉，祿留家揭陽，或以為即此山也。”
乾隆《揭陽縣誌》也云：“揭嶺今名飛泉嶺。距城八十里極界，脈自揭陽山來，形勢岧嶢，壁立百仞，周回數十里，層巒疊巘，人跡罕至，絕頂有泉湧出，飛空而下，其麓達陸豐、長樂之境，一曰揭嶺。
裴淵《廣州記》以為此秦戍五嶺之一，蓋潮惠之關隘，揭陽之北門也。飛泉嶺今割屬豐順縣。”
《揭陽縣誌》這段記載說得很具體，“飛泉嶺”是“揭嶺”的“今名”，是同一個地方，“揭陽之北門”，指明方位，“距城八十里極界”，說明具體的地點，“嶺今割屬豐順縣”更明確指出清初新置豐順縣時，已割屬豐順縣管轄。
揭陽什麼時候建縣？史學家大都說是漢元鼎六年(前111年)。其實，據一些史料記載，秦時就已置縣。明歐大任《百越先賢志》卷一寫道：秦平定南越后，在嶺南置南海、桂林、象郡，“並命史祿”留任“揭嶺長”。《方輿紀要》也云：“史祿轉餉，留家揭嶺，此為中土移民入潮之始。”上面所引《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揭陽山”條也云：“秦始皇伐百越，命史祿轉餉，祿留家揭陽，或以為即此山也。”這些記載都是史祿曾任“揭嶺長”的有力佐證。
南宋徐天麟《東漢會要》卷二十職官云：“縣萬戶以上為令，不滿為長，侯國為相，皆秦制也。丞各一人，尉大縣二人，小縣一人。”由此看來，“揭嶺長”是小縣縣令，史祿和南海郡尉一樣，是揭嶺縣尉并行使縣令職權，是戍守縣尉。其實到西漢時南海郡六縣才9613戶(《前漢書·地理志》)，平均一個縣才1600戶，可見秦漢時對邊遠郡縣的建立及官員的設置是採取靈活政策的。因此，揭陽設縣歸屬中央政府管轄在秦朝就已開始，而不是到漢朝公元前111年才開始，這是潮汕史乃至廣東史上不可忽視的大事。史祿是秦伐南越負責指揮“鑿渠轉餉”即修通靈渠運輸糧草的高級後勤指揮官，是有功之臣，而讓他留任小縣戍守縣尉，這也可看出秦朝增設揭嶺縣的主旨及其對防守閩越的高度重視。史祿任揭嶺長期間做了些什麼工作？後來的情況怎麼樣？史料沒記載，我們不清楚，不過據《史記·南越列傳》記載，趙佗建立南越國稱王后，為了鞏固其政權，採取一打一拉的手法，“因稍以法誅秦所置長吏，以其黨為守假。”同傳又云：“蒼梧王趙光者，越王同姓，聞漢兵至，及越揭陽令定，自定屬漢，越桂林監居翁諭甌駱屬漢，皆得為侯。”史定降漢后，被封為安道侯。據此，史祿後來可能被趙佗所殺，從同姓看，史定與史祿可能有親緣關係，所以南越國時，也曾置揭陽縣，並以史定為縣令。《漢書·兩粵傳》云：“漢伐南越，揭陽令史定聞漢兵至自降。”《揭陽縣誌》也云：“史定秦時人，仕南粵，為揭陽令，元鼎六年，漢兵下番禺，定決計屬漢。”都是明證。
祠堂，是族人祭祀祖先或先賢的場所。潮汕人歷來十分重視祠堂的建築，因為祠堂是代表著一個姓氏的精神表徵。潮汕地區人口密集，多聚族而居，因此無論在城鎮，還是在農村，不論規模大小，均各建築有祖祠、宗廟。這是一種“懷抱祖德”、“慎終追遠”，也是後代人“飲水思源”、“報本返始”的一種孝道表現。
揭西河婆三山祖廟歷史非常悠久，約有1400年的歷史。廟內供奉三山神，指的是揭西縣境內巾、明、獨三座名山之神。傳說由於三山神屢屢護國庇民、助唐扶宋、“大有功於國”，而被宋太宗詔封。三山祖廟現廟為1984年重建，1988年竣工，建築面積1378平方米。基本按照清代廟址、格局和神祗尊數復建。揭西三山祖廟凝集了三山國王崇拜的各種歷史信息和民俗信息，成為了三山國王文化的物化代表性建築。
先秦文明
滄桑史，一萬載；
古越人，辟草萊。
湖崗山，軟陶片；
火候低，證久遠。
岐山腰，遺工場；
新石器，此生產。
虎頭埔，古窯群；
存陶片，幾何紋。
桑浦山，古島嶼；
出土器，浮濱型。
洪崗麓，貝丘址；
有鹿角，作撬器。
蜈蚣嶺，多紡輪；
織葛史，地下存。
中夏村，青銅器；
三千年，銅鏽蝕。
揭陽鼎，盤口形；
三足式，無銘文。
華美埔，埋兵器；
西周時，文化遺。
江水濱，低山間；
古遺址，在在見。
文化址，是標誌；
古揭人，非蠻夷。
啟山林，開文明；
遺物在，供論證。
大中華，成一統；
多元性，構體系。
揭陽國，雖僻遠；
添磚瓦，有貢獻。
注 釋：
根據出土文物考證，揭陽已有一萬年以上的人類生活史，五六千年的文明史。是生活在這一帶的百越先民，啟扣山林，寫下揭陽史的第一篇。鄭剛在《嶺南文化何處去》一書中提出，所謂“嶺南文化”，必須從明代“嶺南三家”之初算起。揭陽文化是嶺南文化的一支，是否也應作如是觀？筆者以為，揭陽文化包涵著許多遠古文明的元素，所以，它的歷史應上推至這一文化（即新石器）的肇創時期，而不能截然切斷。
《揭陽文物志》稱揭東玉湖湖崗遺址內黑外紅的軟陶片，火候較低，其生產年代距今約4000—5000年，是目前揭陽地區發現的較早的新石器時期文化遺存。
文物考古部門於1961年在黃岐山塔下方發現磨製石器工場遺址，出土舌形與舟形錛，還有大量半成品石器。
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揭陽已在揭東縣地都、炮台鎮境內桑浦山地發現新石器時期遺址多處。出土文物屬考古學界所稱的浮濱類型，與閩西南同期文物有許多相同或相似的特徵，可證潮汕文化與閩南文化同一淵源的歷史聯繫。
揭東縣地都鎮洪崗山北麓的貝丘遺址，是揭陽地區迄今發現的唯一貝丘遺址，出土有作為撬器的鹿角與大量牡蠣殼，可證3000多年前人類生活在此，以採集蚝肉為食的事實，與《漢書·地理志》所載“越人嗜大蛤”相吻合。
在地都鎮境內的桑浦山蜈蚣嶺，文物工作者曾經發掘到大量陶紡輪，推測以其“款式及數量較多，似不限於織布，可能用於捻線編織漁網之用。”上古時，本地先人以葛為主要織布原料。
考古工作者於上世紀七十年代，在揭東縣雲路鎮中夏村北牛堆發現一座古墓，出土銅鼎、銅劍、銅鏃、銅鉞等器物。此後又在周圍的古墓中出土一些類似的青銅器。推斷為相當於中原戰國時期的文物。
迄今為止，考古人員已在雲路中夏一帶出土銅鼎3隻，以其形制獨有，筆者以為可以名之為“揭陽鼎”。《揭陽文物志》對該類文物的描述是：“這是一種盤口樹頸鼓腹、平底高斜足薄胎鼎。”
位於內外桑浦之交的地都鎮華美村隴埔沙丘上，曾於八十年代初期出土相當數量的銅矛、銅鉞、銅戈等。推斷為西周時期墓群的遺物。
在古代，中原人習慣於把嶺南地區稱為落後的少數民族（即蠻夷）的居住地。二十多年來，大量新石器時代先進文化遺存的出土，可證遠古時期，揭陽文化並不落後於內地文化，是多元一體的中華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
在過去，學術界一直認為黃河流域中原地區是中華文明發祥地。近十幾年全國各地大量出土文物證明，原先的中原為中華文明發祥地這個學說不太全面。北京大學李伯謙教授等乃提出中華文明多元一體之說。以此推論，揭陽遠古文明則為多元的中華文明的一個組成部分。
饒宗頤、邱立誠等學者、專家論證，揭陽這片地方，在春秋、戰國時期可能存在著一個由越人建立的王國，也即揭陽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