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丁伯根

姓名：簡·丁伯根（Jan Tinbergen）(1903-1994)

生卒：1903年-1994年

描述：荷蘭經濟學院教授

籍貫：荷蘭海牙

簡·丁伯根1903年出生於荷蘭海牙。19歲（1922年）時，丁伯根考入了荷蘭萊頓大學，攻讀物理學，23歲畢業后，經過三年的努力，於1929年獲得物理學博士學位。但是，就在這時，他的志趣已經不在物理學方面，而轉到經濟學方面了。促使丁伯根有這種轉變的原因是他對數學有特殊愛好。即便是在專攻物理學時，他也著重於研究物理學中的數學問題。他的博士論文就是以“物理學和經濟學中的最小值問題”為題的。數學是丁伯根由自然科學工作者轉向經濟學家的橋樑。簡·丁伯根被譽為經濟計量學模式建造者之父，他發展了動態模型來分析經濟進程。由於他的科研成就，1969年被授予諾貝爾經濟科學獎。

簡·丁伯根一生都專心致志於使數理經濟學同統計分析結合在一起，為創建資產階級經濟計量學而堅持不懈。簡·丁伯根的研究活動對西方經濟學的貢獻，大致可分為三大階段。在每個階段都有其獨特的開創性的研究成果，開拓了經濟理論及政策的新里程碑。

在第一個階段——1929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與其他經濟及統計學者一起，共同努力使經濟計量學成為一門科學。丁伯根在數量經濟學理論上有三個貢獻：一是提出了現代動態經濟分析和"蛛網理論"；二是根據歷史統計資料，利用數學和數理統計方法，對各種商業循環理論進行統計檢驗，這是經濟計量學給自己規定的主要任務；三是在《商業循環理論的統計檢驗》一書中，首次用48個方程式替美國建立了完整的宏觀經濟計量模型，把通行的統計方法用於宏觀經濟問題的研究，從而開創了一個全新的經濟學分支，即經驗宏觀經濟學。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50年代中期，是丁伯根的學術活動和理論創造的第二個階段。這一時期，他在現代經濟政策理論上的新貢獻，就是把他在荷蘭中央計劃局的經驗和在經濟政策的廣闊領域內參加討論的結果，提高為系統的經濟政策理論，成為規劃短期經濟政策的基礎。這些政策理論主要體現在《經濟政策論》、《經濟政策的集中和分散》和《經濟政策：原理和設計》三本書中。

丁伯根的學術活動的第三個階段是50年代以後。1955年，他從荷蘭中央計劃局退休后，仍在許多國際組織中任職或擔任一些國家政府的顧問，因而能連續多年全力投身於長期發展計劃的方法研究和實踐。丁伯根關於發展計劃的理論比較集中地反映在《發展計劃》一書中，其主要內容是關於發展計劃的一般經驗總結。書中首先闡述長期計劃、中期計劃和年度（短期）計劃的相互關係，其次是計劃的準備工作，再次是編製計劃步驟。丁伯根在這一時期的另一貢獻是關於國際經濟理論。他在《國際經濟一體化》一書中系統地闡述獨立國家之間的經濟關係的實質，指出各國之間的經濟交往主要包括產品轉移和生產要素的轉移兩大類。

總之，丁伯根對西方經濟學的貢獻主要是創建或參與創建了現代動態經濟學、經濟計量學、經驗宏觀經濟學、發展計劃的理論以及國際經濟合作和一體化的政策和理論。

由於他50多年來在經濟計量學方面，特別是在"發展和應用動態模式於經濟過程分析"中的貢獻，1969年，同弗里希一道榮獲首屆諾貝爾經濟學獎。

丁伯根1967年獲埃拉斯穆斯獎金，還曾獲得20餘個大學授予的榮譽學位。

丁伯根的主要著作有：《商業循環理論的統計檢驗》（1939年）、《1921——1933年美國的經濟周期》（1939年）、《經濟計量學》（1959年）、《經濟政策論》（1952年）、《經濟政策的集中和分散》（1954年）、《經濟政策：原理和設計》（1959年）、《1870——1914年英國的經濟周期》（1956年）、《論文選集》（1959年）、《改造世界經濟》（1962年）、《經濟增長數字模型》（與博斯合著，1962年）、《國際經濟一體化》（1965年）、《發展計劃》（1968年）、《收入分配》1975年）等。

他的弟弟尼可拉斯·丁伯根是1973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

經濟計量學模型

1936年，丁伯根創立了一個具有24個聯立方程式的荷蘭經濟模型。他相信，聯立方程是反映大量不同性質的經濟活動水平相互依存關係的最好手段。

丁伯根創建的模型包括與凱恩斯學派相一致的收入形成和消費支出方程式。模型中的消費是一個可支配收入的函數，並把商品和勞務的需求作為經濟活動總水平的主要因素。他的模型還包括出口與進口，將貨幣流量分為價格和數量，並將滯後計入一些方程式中。這個早期模型還體現了工資性通貨膨脹與就業之間的負相關關係，這個問題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後期經菲利普斯曲線描繪后，受到了廣泛的關注。丁伯根在評價這個早期及後來的模型時曾經非常謹慎地指出，它們對經濟過程的描述從實質上說，並不是純新古典主義的。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期，國際聯盟要求丁伯根創建當時各種經濟周期理論的經驗驗證方法。當時，對經濟活動的波動有很多解釋，但是，對這些解釋加以全面論證的可靠方法，一直沒有被發明。這個項目的研究成就集中體現在丁伯根於1939年發表的《經濟周期理論的統計檢驗》一書中，此書共分兩冊。在第一冊中，集中檢驗投資活動理論，丁伯根闡述了經驗方法並提供了它的應用實例。丁伯根的分析採用了標準的多元回歸分析，同時也運用已有方法去解決宏觀經濟問題。第二冊的基本意圖是建立一個宏觀經濟模型，從而說明經濟的周期。它是一個包括有48個聯立方程的方程組，構成了應用於美國經濟的一個完整的宏觀模型。丁伯根不是著眼於每個單一的經濟階段，而是創立了一個統一的動態模型。他還進行了用於預測的數量分析。

宏觀經濟模型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前一直未受到學術界的廣泛關注，但在後來的許多年中，它卻使經濟學界發生了革命。近幾十年來，宏觀經濟計量模型的預測能力儘管還不夠可靠，但卻越來越得到經濟學家、工商界人士和政府官員的高度評價。在經濟計量學領域中，丁伯根對於動態理論方面的貢獻和利用統計學對經濟周期理論進行驗證的嘗試，尤為人所稱道。他是最早應用方程式進行動態分析的，這個方法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末成為一種模式。丁伯根還因創建了說明單個市場周期的“蛛網理論”而受到讚譽。這個理論闡述了價格變化的反應有一年的滯後期，而需求的反應則是即時的。更廣為人知的是，丁伯根最早創立了經濟計量學模型，它保證了可靠的短期經濟預測，並導致多種短期政策的選擇，奠定了他的經濟計量學理論重要創始人的地位。

經濟政策分析

1945年，丁伯根擔任了新成立的荷蘭中央計劃局局長。在這期間，他專註於經濟政策制定的一般理論問題。為了系統地論述經濟政策問題，丁伯根將政策變數劃分為三類，即目標、數據和工具。他認為，只有工具變數至少與目標變數相等時，政策才會變得富有效率。這個觀點成為進行全部政策分析的基本前提，但在當時，政策目標通常是被分開來考慮的。丁伯根把經濟政策看做是由許多相關的政策目標組成的，而這些政策目標的實現又依賴於足夠數量的政策手段。這是丁伯根的一個具有創新意義的見解。丁伯根不是把經濟政策看做是一個政策制訂者享受絕對決策權力的狀況，而是強調了更為複雜化的分散政策制定的狀況。他考察了在特殊情況下集中決策與分散決策相比的優缺點。在分散決策中一個值得注意的理論誤解是，決策者往往受到其他決策人行為的影響，也就是類似的寡頭狀況下的決策方式。

丁伯根明確指出了分析問題和政策研究之間的區別。在分析問題中，政策手段是既定的，經濟變數（例如，收入、就業和國際收支平衡）取決於有關模型，而政策研究則相反。丁伯根發展了一種“決策模型”，該模型不是一開始就給出一些政策和對其結果加以預測，而是把一些目標（例如，社會接受失業與通貨膨脹水平）作為既定的，並推導出實現這些目標的最優政策。

丁伯根還發展了一個應用於政策分析的數量框架，並由此提出，最優方式是政策制定分散化與集中化的混合，從原則上講，分散化是最優的，但是，外部經濟與規模經濟又要求更多一些集中決策。丁伯根對缺少超國家決策機構尤為關注，他認為一個國家的政策會對其他國家產生影響，因此這樣的機構是必要的。

丁伯根的目的在於用數學表示經濟政策決策中的各種問題。他強調經濟觀點的數學化具有精確性，但是，他又謹慎地說明，這些經濟觀點不可能獨立於學術、法律、技術和心理因素之外。丁伯根的政策理論並不是抽象的福利經濟學，而是直接涉及實際經濟中的實際政策。他積極發展能夠迅速地用於推進當前經濟政策的設計與實施的理論。他在1956年發表的《經濟政策：原理與設計》一書，是不同的經濟學家論述在實踐研究中所遇到的理論問題的系列著作中的一本。全部著作主要都是採用定量分析而不是定性分析。丁伯根在他的著作中談到，自己的研究主要得益於他經歷中的兩個方面，即在中央計劃局的工作以及與朋友們對經濟政策多方面的探討。他的許多觀點，都得到了荷蘭工黨的認可。他的基本目標是將經常處於膚淺、盲目方式的爭論引導到客觀、科學的分析中去。

丁伯根法則是由丁伯根提出的關於國家經濟調節政策和經濟調節目標之間關係的法則。

其基本內容是，為達到一個經濟目標，政府至少要運用一種有效的政策；為達到幾個目標，政府至少要運用幾個獨立、有效的經濟政策。所以丁伯根法則告訴我們：一種工具，實現一種政策目標最有效率，而如果試圖用一種工具實現一種以上的政策目標時，便會因目標之間的衝突而降低效率，甚至會背離目標而出現更加失衡的狀態，即一種政策工具只能解決一個問題。

國際收支的貨幣分析法及其在外部均衡調節上的思想，與休謨的價格鑄幣流動機制在本質上是一致的，那就是通過國內貨幣的緊縮以改善外部均衡。但是國內貨幣的緊縮對國內經濟有緊縮作用，因而國際收支的貨幣分析法與價格鑄幣流動機制都是以犧牲內部均衡為代價從而換取外部均衡的改善。這在古典主義的世界里之所以行得通，是因為在工資價格充分彈性及貨幣數量論的經濟學假設下，內部均衡將自動達到，政府根本就沒有維持內部均衡的必要。然而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這種以犧牲內部均衡為代價的外部均衡調節思想很難實行。這是因為1930年代誕生的凱恩斯主義為政府干預經濟提供了理論支持，而一個民選的政府也必須維持物價穩定和充分就業。因此布雷頓森林體系時期的政府在內外均衡的問題上有時處於一種尷尬的境地，而這種尷尬的境地是以前的國際金融理論所無法解決的，無論是吸收分析法，還是貨幣分析法。為解決內外均衡的衝突問題，經濟學家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其中基礎性的工作由荷蘭的經濟學家丁伯根給出，其理論精髓被總結在“丁伯根法則”中。在此基礎上，米德給出了丁伯根法則一個實際中的一個特例（“米德衝突”可以視為內外平衡矛盾的一個特例），從而將丁伯根法則運用內部均衡和外部均衡衝突的實際中。

關注於發展中國家問題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丁伯根將注意力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的長期增長與發展問題以及國際合作與一體化問題上。他對貧困國家的問題具有敏銳的直覺，同時也被歐洲經濟共同體與比利時、荷蘭、盧森堡經濟聯盟的成立所激勵。丁伯根在發展領域的成就，是他對人道主義活動的貢獻和他的人類理想主義的觀點的自然結果。他希望能夠幫助這些國家彌補因殖民主義的壓迫所造成的不幸。

1955年，丁伯根辭去中央計劃局的職務，在荷蘭經濟學院任發展計劃學科教授。他開始就發展問題進行廣泛的研究，同時還擔任了一些發展中國家及聯合國有關機構的顧問。1966～1972年，他擔任了聯合國發展計劃委員會主席，這是一個關於獨立發展問題的專家顧問團體。丁伯根將自己的精力投入發展中國家的實際問題中，並就政策的選擇問題進行廣泛的巡迴講演，他決心為縮小富國與窮國之間的差距而工作。

增進國際合作和經濟一體化，是丁伯根考慮的政策問題。在1965年的著作《國際經濟一體化》中，丁伯根論證了國際經濟一體化是自主國家之間國際經濟關係的實質。他將政策建議與經濟科學有機地結合起來，同時一旦超越了這個界限，他總是認真地提醒讀者。丁伯根認為國際合作應該更加計劃化，並看到每個國家對短期利益的重視而引起了嚴重的政治問題。他主張減少進口限制、統一間接稅、自由兌換貨幣等政策。這些措施將使其他的政策手段更為分散化。丁伯根對於經濟一體化的純理論討論並不滿意，並極力主張，關於這方面的進一步研究要多搞一些定量分析。

除了對國家之間關係給予關注以外，丁伯根還對促進第三世界國家的長期發展做出了廣泛的努力。丁伯根的發展模型是利用這樣的假定而設計的，即在發展中國家只有極少的數據可以利用，計劃者、管理者和從事發展計劃的政治家們的技能是有限的。他設計了三種主要的模型。第一種是建立在三個計劃階段上的簡單宏觀模型。第一階段，即宏觀階段，經濟變數的總水平被作為目標，對全國的產量、儲蓄、投資、資本和進出口規模製訂計劃。在第二階段，經濟將根據地理區域和產業或部門進行分類，應用投入—產出模型和部門產出係數，總體活動水平將在各部門之間加以分攤。最後，在計劃的微觀階段，對單個項目進行評價和規劃。

相反，丁伯根所設計的第二類模型是以單個項目為出發點，制訂了一個由許多微觀計劃組成的宏觀計劃。他還發展了與政策手段的聯繫更為密切的大型聯立方程組。這些發展模型源於他對經濟周期研究中的經濟計量模型方法論。

丁伯根建議，在發達國家應該發展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同時，不發達國家應將目標定位於勞動密集型產業和技術。這將使這些國家的就業和收入機會最大化。他強調，政府應該創造有利於發展的社會環境，使工商界及公眾了解發展的潛力和優勢，應該提供充足的基礎投資並採取措施推動與鼓勵私人投資。丁伯根認為，政府應該尊重人們的偏好，但是，他又主張，如果公眾觀點在某些方面缺乏遠見，政府就須考慮這些方面。

與他一貫的觀點相同，丁伯根的目標是將數量科學分析應用於發展問題。他認為，這些社會問題當離那些富有感情色彩的演講儘可能遠一些，並服從於嚴謹的分析。儘管如此，在《發展的設計》一書的結束語中，丁伯根還是談到：“然而，我們不應忘記，科學知識和洞察力在發展政策領域中所起的作用在長時間內都將僅僅是適當的。生活中相關的太多，而變化太大，以至於不可能離開對人類關係很強的直覺感而作出決策。”

《國際秩序的重構》

丁伯根對大範圍研究方法的贊同可以在他的著作《國際秩序的重構》中找到證明，這是一篇提供給與他合作的羅馬俱樂部的報告，它吸取了其他社會科學的精華。報告強調了這樣一個問題：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新國際秩序，來滿足當前與未來的迫切需要，其目標是要剷除當前國際關係體系中的不公平狀況。

作者還主張：“創立一個更好的世界，也就是承認社會有責任保證個人與集體滿足和建立某些國際、國內體制，在這種體制下，機會及獲得這些機會的手段的分配要比現在更為公平。”他提出的三個最急迫的問題是軍備競賽、人口控制和食物供給。丁伯根對人類福利的深切關注以及他對經濟狀況研究的綜合觀點集中體現在這裡。與許多當代經濟學家不同，丁伯根一貫摒棄那些遊離於社會聯繫之外的經濟問題的狹窄概念。

發展中國家政府顧問（阿拉伯聯合共合國，土耳其，委內瑞拉，蘇利南，印度尼西亞，巴基斯坦，以及其他國家）；

國組織顧問（歐洲煤鋼聯營，國際復興開發銀行（世界銀行），聯合國秘書處，以及其他專門和地區組織）；

荷蘭皇家科學院和一些外國科學院院士，15個大學（主要是歐洲大學）的名譽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