壺道人

壺道人出生於耕讀世家，心性淡泊，善飲，乃寓“真禪得道，清靜無為，醉里乾坤大，壺中日月長”之意，號壺道人，亦號壺廬、壺廬主人，晚號老壺、壺叟、壺公、壺翁等（作畫時落款署“壺塗”），齋館名心香室。清光緒丁酉年間（1897年），他與兄光倬同寓北京，是年參加鄉試未取。光緒末年，他知灌縣（今四川都江堰市），為清朝最後一任灌縣知縣。

入民國后，壺道人以前朝遺民自居，堅不出仕，潛心書案，鬻書印自給，以詩酒自遣，完現清心道骨、避世修行之古風。其因金石文章聲名遠播，求之者眾，而本人則諱言幣值，潤格每字以紹興黃酒一十五斗代之。川中名宿榮縣趙熙（1867—1948）《香宋詞》中一闋《八犯玉交枝》，對他的隱逸生涯描述殆盡，謹錄於後：

盛樹人大令工刻印，今陳鴻壽也，刻天山逸民見饋，蓋別十二年矣，感寄此詞

仙逸生涯，石交名宿，送老隔朝官府。曾到江源峰第一，正作青城山主。離堆煙樹，記與孤客尋秋，詩心黃葉風吹去。誰分浪聲淘盡，浮雲千古。百頭夢冷洞天，怕聞杜宇。欣然君尚如故。佔三徑芙蓉深處。借消暑，銅斑摹去。印花色，千紅成譜。一條生活周秦路。且兌酒餘杭，燕然定勒誰家土。

一字讎稽山酒三斛，大令印格也。

難怪印譜中“謝經略”一頁有批註“謝二方六字，酒未來”，我初不解其意，今始釋然。

有意思的是，作為“五老七賢”之一的壺道人，在那個動蕩年代對官僚的寄語卻是“兼聽”和“遁世”。1938年，書畫名家施孝長、盛光偉為舊時四川軍閥幕僚書寫了一副扇面。這把扇面為絹本，一面為施氏工筆重彩的高士撫琴圖，落款是“為荃叔先生屬正”。這幅畫是為劉文輝的幕僚劉荃叔所作。隱士是畫家慣用題材，常被用來反映文人的遁世心態。另一面是壺道人題的四言篆書：“集思廣益，本非易事，要當內持，定見天心，處在乎外，廣延納而，萬流赴壑，乃為盡善”，這幾句話是對軍閥之間爭鬥的勸言。

壺道人金石、書法、楹聯堪稱三絕，尤以篆刻名世，而石交名宿。趙熙比為今之陳鴻壽。其制印“朱文師秦璽，白文法漢鑄，由己書出，自立門戶，以切刀刊刻，如削鐵斬玉，極富金石氣概，又較為圓融含蓄，少露方折圭角，不似浙派末流瑣屑死板”（《近現代百家書法賞析》）。其於金石之學造詣頗深，作印線條起止轉承，盡顯筆墨韻致，故每取鐘鼎磚瓦之奇文古字入印，布局多變，饒有異趣。他還嘗試用隸、楷二體入印，亦不乏成功之例；更擅作肖形印，輔以干支，形閑神完，為近世印人所難及。其所學精粹多在印譜批註，如“凡作印須視印之大小、字之疏密為斷，故一印有一印之章法，落墨時一面目，落刀時一面目，修飾后又一面目，所謂文無定法，文成法立”；“作印不難於勻而難於不勻，不勻之勻，斯為至勻。此周秦璽所以高於漢印也”。其著有《篆文聯稿》、《吉金樂石》、《心香室印存》四冊、《壺道人印存》七冊等（惜未付梓）。

壺道人書法工真行隸篆，以篆著稱且傳世較多，而隸書稀見。其篆書取法秦漢碑；隸書宗漢；正書學唐，但於《瘞鶴銘》等六朝書得力甚多；行書學蘇，亦取法清代何猨叟、劉石庵，恪守古法而自有新意。早歲習秦小篆，筆勢圓滿，結構嚴謹。晚年則神遊三代，醉心吉金，所作大篆，字形端莊質樸，文雅大方，線條遒勁穩健，圓潤流暢，章法自然妥帖，氣血一貫，加以變化層出不窮，毫無板滯之弊。對於篆書，他在致其侄康侯函中說：“寫篆固貴平勻，既能平勻，又貴生辣，然此功甚不易到。我近年方有生辣之筆，惜已太晚無進步矣。吾侄所臨冒鼎已得貌似，可再臨散盤銘增加奇險之氣，火候到時自能出色”，其書學主張可見一斑。民國15年（1926年），蓉城書畫筆墨名店“胡開文”由青石橋移館春熙路北段，為壺道人以及謝無量、鄭曼陀、林吾墨、施孝長、嚴谷聲等書畫名宿代理潤格，一時洛陽紙貴，對愛好並需求金石書畫的社會人士起到了橋樑作用。民國30年（1941年），川中名廚羅國榮於華興街現錦江劇場側初組餐館，求一店招。壺道人取典《易經》“頤貞吉，觀頤，觀其所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之意，正書“頤之時”三字，筆法“自鐘太傅宣示表出，凝重疏朗，隸情篆韻，極見功力”，取意既典雅莊重，又把飲食的意義說得十分透徹，為羅之廚藝錦上添花。“頤之時”假古雅之風，不斷推陳出新，聲名遠播，形成了自己的風格。

壺道人幼承四世家學，讀書穎悟，兼工聯語。民國13年（1924年），其妻因瘡患病故，壺道人挽書“侍姑孝謹，教子令方，三黨齊稱賢，何以吉人年不永；世道艱難，家庭困苦，一瘡成絕命，可憐孤侄恨終天”，對仗工整，遣詞貼切，情深意長。青城山三清大殿、上清宮、成都文殊院等名勝處均存有壺道人的楹聯。壺道人在自家有聯稱：“詩社往來青玉案，晴窗檢點白雲篇”，乃述其隱逸生活；又有“勿憂拂意、勿喜快心、勿恃久安、勿憚初難”之語，嵌以“敝帚”朱文印，戒勉子孫，情致殷殷。

壺道人生性坦蕩，淡泊不失豪爽，睿智不乏平和，故而知音良多，所交皆一時名宿，家存之《心香室印存》、《印草》中多見當時政界、藝壇名士趙熙、向楚、劉存厚、任鴻雋、宋育仁等人名號齋館印。他與同道好友定期文酒雅集，“每約在頤之時”，啖天下美味佳肴，頌千古錦繡華章，妙語珠璣，扶醉而歸，以為快事。然杜康雖美，終有隱憂。壺道人自50歲后罹患痿壁之疾。民國13年，壺道人臨馮此山刻本《瘞鶴銘》贈給其子，記有“甲子六月大暑，手疾尚劇，吉皆侄乞臨此，幸勿示外人”諸語。壺道人於書畫篆刻之外，亦雅好琴、棋。四川古琴名家王華德先生回憶說：四川近代有大書法家盛光偉，號“壺道人”。在我所藏各琴中有一張“純陽琴”（底、面均是桐木，稱“純陽琴”），從琴身斷紋“大蛇腹”看，當是明代早期之物。此琴有“壺道人”題款，題款時間為清“光緒十六年”。

壺道人晚年多數時日居於成都外南紅瓦寺“待歸草堂”。有資料說“待歸草堂”亦是壺道人齋號，其實不然。它實是其幺女婿饒幼懷所置產業之稱。饒時任昆明川鹽銀行經理。壺道人多數時間在那裡生活和創作，直至新中國成立。其所育一子四女皆自食其力，小女餘澤（字慕瑩）能傳承家學，又有堂侄餘鼎、餘晉分別工於書法與篆刻。1951年秋，一代金石書法名家壺道人在送其長孫敬福參加中國人民志願軍后，於成都隆興街39號老宅無疾而終，享壽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