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定國

15歲被賣作童養媳。

1932年參加了王維舟的川東遊擊隊。

1933年10月參加中國工農紅軍。

同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後擔任過縣蘇維埃政權內務委員會主席、紅四方面軍婦女獨立團營長。

1934年1月被選派到位於巴中的川陝省蘇維埃學校學習。

1934年隨紅四方面軍參加長征。曾任中共營山縣委婦女部部長、縣蘇維埃政府內務委員會主席。參加了長征。后參加西路軍前進劇團。

1935年調到省委領導的新劇團（后改為紅四方面軍總政治部文工團）工作，隨劇團三過雪山草地。

1936年底隨紅西路軍西征，在甘肅永昌地區被馬步芳部隊俘虜。在獄中展開對敵鬥爭和營救紅軍戰俘工作，曾成功掩護紅軍女將領張琴秋。

1936年底隨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征戰甘肅河西走廊，在永昌不幸被俘，厲盡磨難和艱辛后，在黨組織的營救下脫險，后被送到黨中央設在蘭州的八路軍辦事處，並留在辦事處工作。

1937年秋逃離虎口，到達蘭州八路軍辦事處，經彭加倫介紹，毛澤東批准，和“延安五老”之一的謝覺哉同志在蘭州八路軍辦事處結婚。在延安時期王定國先後擔任邊區政府機關黨支部書記、行政秘書、延安市婦聯主任。

1937年後任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管理科科長。

1946年後，任延安市婦聯主任、中央法制委員會黨支部書記。

新中國成立后，任最高人民法院黨委辦公室副主任和謝覺哉秘書等職。她還是第五至七屆全國政協委員。

離休后的王定國積極投入社會活動，1984年參與創建了中國文物學會，任副會長。

1987年任中國長城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

1990年任中國幹部教育協會常務副主席。之後任司法部顧問、中國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副主任等職。

2009年9月，被評為雙百人物之一，現任 北京世界華人文化院名譽院長。

百歲老人王定國在80年革命歷程中，長征不止，達觀人生，樂於奉獻，力行和諧。她曾與伍修權同志一起，跑遍河西走廊，救助西路軍流散人員；跡遍布中國；她曾在94歲高齡時重走長征路，探望還健在的老戰友和房東鄉親。

2016年6月支持建立南開大學中共延安五老研究中心，王定國身上有著董必武、林伯渠、謝覺哉、徐特立、吳玉章五位老一輩革命家的家國情懷，可以說，她是延安五老思想偉大踐行者，中共黨員幹部風向標。王定國還致力於把中共延安五老研究會（中心）打造成為中國共產黨未來發展的一座風向標，為黨和國家建言獻策，培養優秀人才。

童養媳

1913年冬天，王定國出生在四川營山縣安化鄉一間四面透風的房子里。

20世紀20年代末的四川，軍閥混戰，民不聊生。王定國家沒有田地，沒有房子。唯一的棲身之所，是一個借別人的一面山牆搭起的茅棚。妹妹活活餓死了，因為沒錢安葬病逝的父親，三歲半的二弟被賣掉，換回四塊做棺材的木板和兩升麻豌豆。

王定國不得不早早地挑起了生活的重擔。還在六七歲的時候，她就到賣擔擔麵的麵食館推磨掙錢。說是推磨，實際上是把磨上的橫棍捆在肚子上，用整個身子推著磨盤轉，同時也防止睏倦了摔倒。因為推磨一般是在晚上，從天黑推到月照東牆。

父親死後，15歲的王定國被送到一戶姓李的人家當媳婦。嫁人、生子，這是絕大多數山裡妹子的命運軌跡。而王定國不同，她幸運地認識了楊克明、張靜波等一批地下黨。那時，川東地下黨來到營山秘密發動群眾、組織農會。王定國的兩個舅舅常常帶一些朋友來王定國家裡開會。那個簡陋的家成了農會活動的秘密聯絡點，而負責放哨的王定國和母親並不知道他們的真實身份，只知道他們是好人。舅舅的朋友中，“楊布客”是王定國最熟悉的一位。以賣布做掩護的地下黨員楊克明給王定國講了不少外面的新鮮事兒：山那邊小孩子上學不要錢，重慶的女娃兒不包腳等等。這些事讓王定國聽起來心裡發癢，恨不得跑出去看看。在楊克明的鼓勵下，王定國剪了長發，放開了剛裹不久的雙足，就這樣王定國邁出了婦女解放的第一步。後來，舅舅和朋友們湊了40多塊銀元，終於結束了王定國和李家的婚姻關係。

紅四軍戰士

獲得自由的王定國，配合農民協會四處宣傳放腳、剪髮、男女平等三件事，讓婦女勸男人不吸鴉片，動員婦 女參加農民協會。1933年10月，許世友率紅九軍解放營山，王定國參加了紅軍。西路軍戰鬥中，任紅5軍政治部主任的楊克明，同軍長董振堂和3000將士一起，戰死於高台一役。楊、董二人的頭顱，被敵人砍下邀功。1983年，到高台烈士陵園憑弔良師益友的王定國揮毫寫下：“烈士陵園物候新，巍峨遺像見成仁。將軍雖死山河在，留取丹心照後人。”

1935年，中央紅軍北上抗日，隨軍的劇團里有一個身材瘦小的女紅軍，負責服裝、化妝、演出雜務工作，她就是王定國。早在參加紅軍之前就入了黨，還擔負過地方革命負責人的王定國，由於平時就愛唱愛跳，被抽調到劇團來做宣傳工作。今天，王老是這樣講述她的宣傳隊的：“山高路險，道不好走，劇團走前面，當拉拉隊，大家看了唱歌、跳舞，忘了疲勞和艱苦，就走得快了。”她至今還記得當年的歌、慶祝蘇維埃發展的歌、罵賣國賊的京劇二簧調等等，“金沙江流水響叮噹，常勝的紅軍來渡江……”一首《渡金沙江勝利歌》還唱得聲情並茂。她說跳舞是李伯釗教的，比如《八月桂花舞》。長征路是異常艱苦的，劇團、宣傳隊要比別人多走了幾乎一倍的長征路。部隊行軍時，劇團必要在隊伍前頭趕路；休息時，演員們還得回過頭來進行慰問演出，從隊頭一直演到隊尾。有人說：舉世無雙的中國長征，紅軍是靠一雙腳板走了兩萬五千里的，那麼，宣傳隊員可能要走更多的路程了。

紅四方面軍的很多仗打得很慘烈，王老記得：“百丈關戰鬥，當時敵人把路全都堵住了，不讓我們走，犧牲了很多人。劇團的人也參戰，我們槍很少，大家都背著樂器趕路，手裡有扁擔之類的棍棒。也不是空手打仗，用棍棍棒棒打，有時候敵人不是正規軍，是土豪的隊伍，他們也沒有什麼槍。他們聽國民黨的指揮，不讓我們過，攔著我們，我們就和他們打，沖開一條血路。”

現在，人們都知道長征是艱苦卓絕的，女同志吃的苦比男同志更多。王老說：“那時都不知道苦了，有再大的困難我們也要衝出一條路，無路可退。我們想的，就是打開一條路，唯一目的就是為了和其他部隊會合。男女沒有什麼區別，打仗時不是說女的留下男的打，而是大家一起打。”但是，她承認：“過草地很艱苦，仗打得也很苦。草地沒有路，敵人多，我們人少，我們就是想盡一切辦法打，打得好就贏了，打得不好，人就沒了。可是，打了勝仗以後，劇團要去慰問我們的戰士，我們去唱唱歌，跳跳舞，歡迎歸來的戰士，他們就不想戰鬥的事了，忘記戰鬥的苦了。”

王定國隨劇團經過毛兒蓋來到卓克基，為過雪山做準備。就是在這裡，王老與謝覺哉偶然相遇，後來結成了終身伴侶。倉德山是紅軍戰士們翻越的第四座雪山。在那之前，戰士們已經翻過了夾金山、夢筆山、長板山。雪山上空氣稀薄，氣候變化無常。上山時，還是陽光明媚，爬到半山腰就雲遮霧罩，寒氣襲人。等爬到山頂時，氣溫更是急轉直下。爬上來時剛出了一身大汗，緊接著被冷風一吹，頓覺腰背冰涼。戰士們的雙手被凍得僵直，幾乎抓不住木棍，耳朵也彷彿是要被凍掉一般。就是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下，王定國和劇團的戰友們仍然堅持著為同志們鼓勁，他們用自己的歌聲和呼喊喚起同志們的鬥志。

過若爾蓋草地時，王定國的體重僅有50多斤。說起那段經歷，王老笑著說：“要是胖的話，哪裡過得來啊！踩到泥潭裡就要陷下了。”是的，在過草地時，有多少戰友就在身邊陷進了沼澤，沒能再爬出來。過草地時，最可怕的還是飢餓。綿延兩萬五千里的長征，紅軍戰士們沒有充備的口糧供給，能夠果腹的僅僅只有野菜和草根。但是，即便是野菜和草根也不可能支撐那麼多的隊伍一次次地採集，更何況有的“野菜”和“草根”是有毒的，長征的途中，就有許多戰士因為誤食了有毒的“野菜”，而永遠地留在了草地中。

長征路上，王定國一直非常幸運，她熬過了飢餓，躲過了敵人的子彈，走過了隨時可能吞噬人生命的草地。但是就在1936年，她的身上留下了永久性的創傷。當時，他們要翻越的雪山海拔都在4000米以上，空氣稀薄，終年積雪，在雪山頂上，她的一根腳趾永遠留在了那裡。近年來，有人採訪王老，問到她長征期間“丟”了個腳趾，她是這樣輕描淡寫地說的：“在雪山上，晚上睡著了。人多被子少，蓋不著，腳凍僵了。一摸，就斷了，凍掉了嘛！”作為一個年輕的紅軍女戰士，她沒有為自己的這根腳趾掉一滴眼淚。問她傷心不傷心，她回答說：“沒什麼傷心的，死活都說不準了，傷心？又不是我一個人，那麼多的人，傷心什麼？我們是穿著單衣服，一邊走一邊嘴裡嚼著辣椒翻過雪山的。”我們總說革命者的情懷，王老以極平常的語氣所說的往事，是不是最感人的情懷呢？

雖然，長征的道路是異常的艱苦和曲折，但是，王老記得更多的是艱苦中的快樂。她以輕鬆的口吻，說起和毛澤東主席過草地的往事：那時，毛主席和戰士們一起行軍，也不騎馬，徒步前行，還一路用濃重的湘潭口音給大家鼓勁兒。主席愛抽煙，長征途中沒煙葉，小戰士們就主動幫毛主席一個小忙：“我們是在同一條路上啊。他一路要抽煙，沒的抽啊！我們就找沒有毒的樹葉子，採下來，背在背上晾乾，然後給毛主席，他弄弄就抽。”毛主席一路上抽著戰士們為他卷的樹葉香煙，和戰士們說笑著，主席的樂觀也同樣感染了王定國，讓她更加堅定地戰勝這艱險的征途。

謝老結姻緣

蘭州重逢謝覺哉結為伴侶；整理謝老遺著500萬字。同謝老結婚時，王定國還是文盲；幾十年刻苦自學終於大 器晚成。獲救的王定國在蘭州八路軍辦事處找到了一個安全的庇護所，也遇到了自己的終身伴侶－－謝覺哉。實際上，他們並不是第一次見面。王定國的原名叫王乙香，19l3年2月4日農曆臘月二十八，出生在四川省營山縣的一個佃戶家庭。困苦的生活迫使她早早地挑起了重擔，六七歲的她，就要到賣擔擔麵的麵食館推磨掙錢。那時，軍閥混戰，民不聊生。王家也難逃噩運。由於沒有糧食，她的妹妹被活活餓死了，父親也因過重的壓力病故了。無奈的母親賣掉了乙香三歲半的二弟，才安葬了乙香的父親。為了活下來，只好把乙香給了鄰村的李家當童養媳。川東地下黨中心縣委委員楊克明以布客身份來山區開展工作。乙香簡陋的家，成了農會活動的秘密聯絡點。她從退婚、剪長發、解放小腳開始了鬧翻身、求解放的征途。193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迎接紅四方面軍許世友部進駐營山，先後任縣蘇維埃政權內務委員會主席、紅四方面軍婦女獨立營營長。1935年參加二萬五千里長征。

1935年6月，紅一、四方面軍在懋功會師。王定國所在的四方面軍與中央機關縱隊一起住在雪山下的藏族寨子卓克基，兩個方面軍都在為過雪山做準備。有一天，王定國和劇社的幾個戰友正在山坡下休息，一位留著鬍子的老同志拿著一包衣服向王定國走來。“鬍子”微笑著對王定國說：“小同志，請你幫幫忙，要過雪山了，請幫我把兩件單衣合起來裝上羊毛，縫成一件‘羊毛衣’。”她當時並不知道這個人就是後來被毛主席和黨中央譽為“延安五老”之一的謝覺哉同志。謝覺哉比毛澤東還年長十幾歲，在長沙第一師範小學曾和毛澤東同為教員。謝老古文底子好，深得毛澤東敬佩，視為老師，並在1925年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二天王定國送去縫好衣服的時候，“鬍子”老同志遠遠地招呼她，還特地囑咐她要多準備一些辣椒，過雪山時可以禦寒。

1936年12月5日，劇社奉命慰問從古浪突圍出來的紅九軍，不料與馬步芳部隊遭遇。敵人以為找到了紅九軍的軍部，飛機、大炮都用上了。苦戰中，劇社彈盡糧絕，傷亡慘重。敵人撲來，身材單薄的王定國舉著刺刀向敵人衝去……終因寡不敵眾，劇社餘下的30多人被敵人抓住了。“白天，不見太陽；夜晚，不見月亮。房陰森森，人孤零零，只有豺狼把牢房。”多年後回憶起被俘的境況，王定國寫下了這樣的詩句。幸運的是，一貫瘋狂屠殺、活埋紅軍戰俘的馬步芳，認為“劇社有用，留著不殺”。強迫紅軍戰士為他們唱歌跳舞，並且提出擴大劇社。

趁劇社擴大的機會，王定國和戰友們把一些沒有暴露身份的紅軍女幹部掩護進劇社，張琴秋就是其中的一位。西征中，張琴秋任西路軍總政治部組織部長，是敵人懸賞一千大洋捉拿的紅軍將領。被俘后，她化名苟秀英，裝成燒火做飯的炊事員。得知這個重要情況，王定國同戰友們商量，以劇社都是小孩不會做飯為名，提出讓“苟秀英”來劇社當炊事員。敵人沒有發現破綻，張琴秋順利來到劇社掩護了身份，躲過了一劫。張琴秋後來成為新中國的女副部長，王老尊她是“沒有軍銜的女將軍”。

據王老回憶，除了一位黨文秀烈士以外，劇社的團員後來都被組織上營救出來了。黨文秀犧牲得很冤枉。有一天晚上，白崇禧來青海視察，國民黨組織了一個歡迎晚會，要劇團演節目。黨文秀跳舞時不小心把鞋子甩到桌子上，打掉了茶杯，敵人以為是甩來的手榴彈，嚇的白崇禧都跑掉了。敵人把黨文秀給槍殺了。

後來組織上派來一個叫張文彬的來聯繫營救，又在蘭州成立八路軍辦事處，大家親切地稱作“八辦”。有幾千人被送回到八路軍。王定國獲救后就積極參加“八辦”的工作，經她手救出許多同志，也是在八辦遇到了謝覺哉。擔任蘭州“八辦”黨代表的謝覺哉，通過來接關係的人了解了被俘人員的情況。在他的日記中就有這樣的記錄：“張掖有地下黨，支部里有個女委員叫王定國。”等見了面，謝覺哉認出：這個王定國就是在長征途中替自己縫過“羊毛衣”的姑娘。而王定國覺得眼前這位長征中的最年長者不僅是位德高望重的上級領導，一位將自己從敵人魔掌中解救出來的救命恩人，更是一位可以生死相托、勝過兄長的親人。縫“羊毛衣”的棉線，成了結連理的紅線。回憶起和謝覺哉的結合，王老只說“同志們關心，組織上安排。”一個是長征途中年齡第二大、學富五車的革命家，一個是沒有文化、風華正茂的紅軍女戰士，能成為緊緊相依的革命伴侶，還有賴於時任“八辦”處長的彭加倫。彭加倫為“八辦”留住了這個幹練的女幹部，還以謝覺哉日夜奔波操勞，身邊也需要一位好幫手為由，勸說王定國留在謝老身邊。1937年10月，兩位志同道合的戰友，就在蘭州“八辦”簡陋狹小的平房裡，幸福地結成了一個革命家庭。從此，從蘭州、延安到北京，王定國幾乎一直在謝覺哉身邊工作。

直到1971年6月15日，謝覺哉與世長辭。王定國為失去良師、戰友、丈夫而痛不欲生。1978年，即謝老去世7年之後，按照胡耀邦“你最主要的任務是將謝老的遺著收集整理髮表，這將是對黨的重大貢獻”的要求，王定國開始清理謝老留下的手稿、日記。作為謝老的終生伴侶，王老得天獨厚地有了學文化的機會。這使得她在謝老走後的6年裡，先後整理、撰寫、出版了《謝覺哉傳》、《謝覺哉書信集》、《謝覺哉日記》、《謝覺哉評傳》、《謝覺哉文集》等多部歷史文獻時遊刃有餘。能把謝覺哉一生心血的結晶奉獻給黨和國家，王定國感到莫大的欣慰。

1978年開始的6年裡，王定國先後整理、出版了《謝覺哉傳》、《謝覺哉日記》、《謝覺哉詩集》、《謝覺哉文集》等近500萬字。

革命家

這個紅色家庭有五個兒子、兩個女兒。孩子們都很爭氣，有的還得了國際大獎。小兒子亞旭是母親的貼身秘書。翻開一本老照片集，一張四個孩子一溜排開的照片，中間的就是著名導演謝飛。

王定國酷愛書畫。客廳、書房和儲藏室里，放滿了幾十年來創作的書畫作品上千幅。她最愛畫的是梅花。花瓣是畫上去的，枝幹則是用嘴巴吹出來的，“吹畫”梅花栩栩如生。她最愛寫的字是“紅軍萬歲”。

實際上，王定國一天也沒有正規上過學。第一次走進學校大門，是在70年前。1934年1月，王定國和區蘇維埃政府的16名女同志被送到巴中蘇維埃學校學習，要求學員能記住、能講，最後要進行實習演講才算通過考試。大多數人都不識字，只能用腦子硬記下來。考試的時候她向全班宣講土地法，還得了第二名！

真正用“學文化”觸動王定國的，是謝老。謝老就每天擠出時間教她識字、學文化。從無數平仄有致的詩句到自傳《后樂先憂斯世事》的出版，從別有韻味的“王體”書法到一樹一木皆可入景的水墨畫，王定國幾十年如一日的自學，讓人看到堅持的力量。

夕陽未必遜晨曦。晚年的王定國是一名出色的社會活動家。她參與發起的“中國老年文物學會”，促成了《國家文物保護法》的頒布；她倡導成立的“山海關長城研究會”，組織有關電視台拍攝了許多專題電視片，促進了對長城的宣傳、保護；她還積極投入挽救失足青少年的活動，足跡遍布全國各地。

關注西部開發

謝老走了，王老離休了，但她那雙走過長征路的雙腳，並沒有停歇。1983年，王定國重訪甘肅，了解到一批滯留在甘肅、青海的西路軍被俘和失散人員生活困難。她認為，當年西路軍失敗的責任及後果，不能由這些無辜的戰友承擔，而且，這些人都已經到了風燭殘年，現在不解決，後人不了解這段歷史，更難以解決。於是，她和伍修權一起，自費跑遍河西走廊，越烏鞘嶺，跨湟水河，頂戈壁烈日，迎祁連朔風，為的是一項幾十年前沒能完成的任務——營救西路軍流散人員。她曾與陳雲夫人于若木等同志，發起挽救失足青少年活動，足跡遍布中國；她曾在76歲高齡時重返草地，在川北22個縣考察，為老區人民脫貧致富出謀劃策；她曾在92歲高齡時重走長征路，探望還健在的老戰友和房東鄉親……她真是個閑不住的革命老人，她的人生新長征正在愉快地進行著！

2003年，老人的小兒子謝亞旭就向母親提起：為了紀念紅軍長征70周年，想讓母親“重走長征路”。這個建議令王定國非常高興，對怎樣重走長征路，王老自有自己的打算，那就是“看看紅軍遺址，看看健在戰友，看看老區百姓”。在兒女們的一致支持下。2004年6月，王老到達四川省天全縣，這是她重走長征路的第一站。在瞻仰天全紅軍烈士陵園時，王定國聽說縣裡雇了頂滑竿要抬她上山，生氣了，她大喊：“我是紅軍啊，我自己能上去！”在高海拔的二郎山、在瀘定縣的大渡河邊，面對湍急的河水和搖晃的鐵索橋，九旬的王定國老人推開上前攙扶的人，隻身在100多米的橋上走了個來回。這哪像一位92歲高齡，負過戰傷，30年前又做過大手術的老人？

晚年的王老是一名公認的著名社會活動家。1984年以來，她參與籌備成立了中國文物學會，並擔任副會長，擔任副會長兼秘書長。織有關電視台拍攝了許多專題電視片，促進了對長城的宣傳、保護；參與籌備成立了中國幹部教育協會，擔任常務副主席；她還和于若木一起積極投入挽救失足青少年的活動。2006年是紅軍長征勝利70周年，很多機構邀請王定國外出參加各種活動，家人怕老人太累謝絕了，但只要被她知道了，總要批評大家，說：“人家請的是老紅軍，不是我個人，沒理由不去的。”

年過九旬的王老，在改革開放后的祖國各地走走看看，她把關注的重心特別放在了西部大開發上。

新年前的一個晚上，王定國的家中來了一位特殊的嘉賓——韓國前總理李壽成先生。在北京市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北京市友好法人俱樂部特邀理事梁華京先生等人的陪同下，李壽成先生慕名專程訪問了住在北四環的革命老人王定國。原來，出於對西部大開發的關注，當她聽說老戰友梁隆泰和賴賢夫婦之六子梁華京，向韓國政要推薦中國科學家張令玉教授在高品質高產量農產品食品安全和生命科學以及有機農業科學方面取得突出成就，從而使張教授的成果獲得“蔣英實國際科學文化獎”大獎時，非常高興，饒有興趣地聽取了梁華京的彙報，並特意在家中接待了韓國前總理李壽成等貴賓。

從國事要職退下來的李壽成先生，也是著名的社會活動家，現為韓國新鄉村運動中央會會長、21世紀韓中交流協會特別顧問。兩位同樣關心新農村建設的社會活動家相見，有許多共同語言。王定國老人盛讚李壽成先生為中韓兩國人民之間的友好交往做出的貢獻，當場簽贈自己的書畫集給了李壽成先生。熟悉漢文化的李壽成先生，欽佩王老永葆青春的精神，李壽成先生主動來到書畫案桌前，特意欣然提筆為王定國書寫了“健康長壽”四個大字，又簽上“韓國前總理李壽成”。李先生在中國從來沒有簽過“前總理李壽成”的字，這次是專門為王定國老人而書寫的，並委託蔣英實紀念事業會執行會長李萬峻先生，把以梁華京為封面人物的《真好人》雜誌回贈給了王定國老人，還詳細介紹了《真好人》是韓國主流媒體，雜誌全文轉載了《北京日報》的文章《梁華京：名譽館員的榮譽》，目的是表彰梁華京先生對韓中兩國民間科技文化交流，促進兩國乃至世界農村建設所作出的貢獻。

王老與李壽成的會面，在韓國社會引起不小反響。日前，韓國前國會統一外交通商委員會委員長、韓中民間團體交流聯合會會長金元雄來京。王定國老人在梁華京等晚輩陪同下，又一次應邀欣然出席歡聚，並興緻勃勃地參加了由中國文物學會理事劉欣編著的《清代皇宮珍藏品——中韓交流版（遼海出版社）》首發式。中韓雙方人士都盛讚年過九旬的王老精神飽滿，反應靈活。大家一起賞讀了王老的書畫作品。

2009年來到了，我們祝願96歲的紅軍老戰士王定國老媽媽心情愉快，健康長壽！

96年的人生中創造了無數奇迹：1933年參加紅軍，長征途中敵人的彈片擊斷了她的腿骨，她堅強地迎來革命的勝利；從文盲女到革命家——14歲參加革命后，刻苦學習，從一個目不識丁的農家女到著書立傳，成為今天很有影響的社會活動家；書法繪畫集一身——70歲開始練習書法和繪畫，丹青追憶紅軍歲月、讚美祖國壯麗山河；癌症老人——75歲，癌症切除手術在她身上留下30多厘米的疤痕，依然歡樂；她曾在92歲高齡時重走長征路，探望還健在的老戰友和房東鄉親……

如今，老人革命熱情不減，頭腦清晰，繼續發光發熱。2009年新年到來之際，我們滿懷崇敬來到老人身邊，聽她講述跟隨毛主席在長征途中的往事，一起感悟這位傳奇老人身上永葆的革命青春。

人物緬懷

王定國同志病重期間和逝世后，中央有關領導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慰問和哀悼

1913年2月王定國出生於四川營山。

1933年王定國參加革命工作，先後任四川營山縣蘇維埃政府內務委員會主席、婦女部長。

1935年王定國隨紅四方面軍參加長征。

1936年隨西路軍過黃河西征。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40年3月起王定國先後任陝甘寧邊區政府參議會事務秘書，延安市婦女聯合會主任，中共中央法制委員會黨支部書記等。

1948年9月王定國任華北人民政府司法部機要秘書。

新中國成立後任中央人民政府內務部機要科科長、文書科科長。

1959年起先後任最高人民法院黨委辦公室副主任、司法行政處副處長。

1966年調入全國政協辦公廳，任謝覺哉同志秘書。

1971年6月15日，謝覺哉與世長辭。王定國在謝老走後的6年裡，先後整理、撰寫、出版了大量謝覺哉文獻，總文字量多達500萬字。

1973年調入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

1977年任全國政協“謝覺哉文集辦公室”副組長。

1983年，從工作崗位退下來的王定國參與籌建了中國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中國老齡工作委員會

1994年2月離休。

2016年6月支持建立南開大學中共延安五老研究中心。

2016年12月入選“感動中國”2016年度人物候選人。

2020年6月9日，王定國同志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108歲。

2020年6月9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五屆、六屆、七屆全國委員會委員，國家機關事務管理局服務司原正局長級幹部王定國同志，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108歲。

王定國同志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內務部機要科長兼部黨組秘書。1959年調入最高人民法院，先後任院黨委辦公室副主任、司法行政處副處長。1964年調入全國政協，任謝覺哉同志秘書。1977年遵照胡耀邦“您最主要的任務是將謝老的遺著收集整理髮表，這將是對黨的重大貢獻”的要求，全國政協成立了“謝覺哉文集辦公室”（曾三任組長）王定國同志為副組長。相繼整理出版了《謝覺哉傳》、《謝覺哉日記》、《謝覺哉書信集》、《謝覺哉文集》。

二十歲婦女獨立營營長女扮男裝

十幾歲的時候，我被賣做童養媳，不到三個月，我就從那家跑出來了。跑出來以後我就回家了，家裡有當地下黨的，叫楊克明，他以賣布為名，從事地下活動，人們叫他“楊布客”。當時，我把裹腳布拆了，辮子剪了，因為留著辮子被人抓住就跑不掉了。

1932年，我跟著王維舟的川東遊擊隊走南闖北。他有一個侄子叫王波，當時在91師，要我跟著他們走，我就跟著他們打游擊去了。

1933年12月，營山縣委在消水河地區召開黨代表大會期間，我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記得那天晚上，縣蘇維埃組織部領導找到我，宣布我為中共正式黨員，無候補期。他們和我談了話，鼓勵我在今後的鬥爭中要更加堅強。入黨令我心緒萬千，心情激動，我感到自己終於有了依靠，有了人生的奮鬥目標。

當時我們的主要任務，是發動群眾給紅軍做鞋。不久縣黨委組織成立了婦女獨立營，主要任務是抬擔架、送彈藥，也要抓緊進行軍事訓練，準備打仗，我擔任了營長。

1934年1月，我們獨立營在五塊石打了一仗之後，剩下的100多人有一部分編入了川陝婦女獨立團，一部份分到了紅九軍、紅四軍、紅三十一軍。我和營山縣區鄉蘇維埃的16名婦女幹部被送到巴中蘇維埃學校學習。

由於我的成績優秀，後來到巴中保衛局工作，到婦女連當二排長。婦女連主要任務是看押犯人、配合主力紅軍打仗、保衛機關。女戰士參加早晚巡邏，活躍在山間峽谷，清剿土匪。我們還女扮男裝，隨同正規部隊作戰，打起仗來，不準說話、喊叫，怕敵人發現我們是女的。

長徵文藝戰士三次爬雪山過草地

1935年中央紅軍北上抗日，我在長征路上進了劇團。一路上，我三次爬雪山過草地，跟戰友們比別人多走了幾乎一倍的長征路。

因為我平時愛唱愛跳，組織上就將我調到劇團工作。初到劇團感到什麼都很新鮮，但真正上台參加文藝演出，還是沒有經歷過的。當時劇團大部分同志都和我一樣，是從農村出來的，誰也沒有接觸過文藝，都是憑一股子革命熱情。

我負責化妝、道具之類的工作，沒有什麼特別的講究。我記得是用墨汁畫眉毛，用買的紅紙等當作口紅。服裝更簡單，穿什麼就是什麼。很多衣服是從地主家裡拿來的，演地主的時候，就穿上他們的衣服。演老百姓的時候就穿老百姓的衣服。當時很困難，沒有什麼東西，用來化妝的東西非常少。

我們當時的演出主要是啦啦隊的形式，我們唱歌、跳舞，為部隊鼓勁、加油。演出最多的就是《八月桂花遍地開》這個舞蹈，走到哪兒都跳。

為了演出，我們必須先跑到前面等部隊上來，給前面的戰士表演完后，又要往後跑，給後面的部隊演出。演出完之後，又要再往前走，準備下一次演出。我們還必須到各個部隊演出，必須在各個部隊之間來回穿梭。因此，劇團基本上沒有休息時間。很多歌曲，都是一個旋律，然後根據紅軍的戰鬥情況改成不同的詞。

對戰士來說，劇團給他們送來的不僅僅是一場文藝演出，而是送來了一顆顆火熱的心。在面對生死相接的緊要關頭，戰士們需要沉著的思考，也需要歡快的歌聲。在特殊的戰鬥環境中，越艱苦，越需要文藝戰士用歌、用舞、用戲劇等等形式鼓舞人們克敵制勝的勇氣。

1935年6月，紅一方面軍的中央機關和紅四方面軍總部在懋功會合，在慶祝紅一、紅四兩大主力紅軍勝利會師的聯歡大會上，王老第一次見到了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王稼祥、劉伯承等中央領導人。

1936年1月中旬，劇團翻過夾金山到大炮山慰問紅五軍三十七團，那裡人煙稀少，野獸很多，經過艱苦行軍，走了整整兩天兩夜才趕到大炮山腳下的氂牛村。三十七團指戰員聽說我們冒著風雪，長途跋涉來前沿陣地演出，高興極了，提前為戰友做飯、燒水，並派人前往迎接。演出時，風像刀子一樣刮著戰士們的臉，而臉部肌肉凍僵了，手腳凍麻了，可這喧鬧的鑼鼓聲卻溫暖了每個戰士的心。

演員登場前，凍得渾身發抖，可一上場就什麼都忘記了，那惟妙惟肖、繪聲繪色的表演，撥動著每個戰士的心弦。演出結束，劇團戰士向指戰員們告別時，好多戰士激動得哭了。

西路軍時兩次腿部中槍

1936年大會師后，幾個方面軍的戰友們在一起大聯歡，慶祝這一盛大的節日。我們劇團就忙得不可開交，舉行晚會，演齣節目，熱鬧了好一陣。沒有多久，中央軍委命令下來了，為執行“寧夏戰役計劃”，紅四方面軍的九 軍、三十軍、五軍在陳昌浩、徐向前率領下西渡黃河，劇團也隨部隊行動。渡河點是在甘肅省靖遠縣河包口。為造船搭浮橋把會寧縣住房的門板都快取光了，劇團的同志一人背一塊。部隊過河后開始向北發展。這時河東形勢變化，敵人大舉進攻河東，部隊被迫取消了“寧夏戰役計劃”。

11月，中央軍委命令已過河的部隊組建為西路軍，向河西走廊行進，就是西征，接通由新疆至蘇聯的聯繫通道。我們劇團也就稱之為“紅西路軍前進劇團。”過河后，劇團跟總部行動。

戰鬥中，我右腿被流彈擊傷，劇團從士門到涼州時，我右腿又挨一槍，腿完全麻木了，天冷血流出來也凍成了冰，也不知道痛，包紮了一下照樣行軍。

走到了永昌又同總部會合，徐向前、陳昌浩都到了。我是排長，晚上還得查崗查哨，發現有個戰士該換班卻沒人來接班，我便叫他回去，自己替戰士放哨。但我腿傷未愈，只好坐著放哨，剛好徐向前也出來查哨，看見我坐著，便問：“你這個同志，怎麼坐著放哨？”我告訴他我的腿受傷了。他又問，“腿受傷，你怎麼出來站崗呢”，我說“是來查哨，發現一個戰士該換班，卻沒人來接，我就替他們站了”。徐向前聽了，忙叫來另外的戰士換下我。他既是表揚，又是責備的聲音，至今仍然迴響在我的耳邊。

那時，缺衣少葯，主要是用鹽水洗傷口，抹點凡士林，好在天冷傷口沒有潰爛，只是小腳趾爛掉了半截，也無所謂。雖然傷了骨頭但沒有打穿，我把腳趾骨斷端用棉花包得厚厚的，碰不著骨頭，就這樣繼續行軍打仗……

晚年寄情書畫

在王定國的居室里，四周掛滿了她寫的書法作品和畫的畫，書桌上鋪開了宣紙和擺放著文房四寶。王老是從70歲時開始學習書法和繪畫的，每天30分鐘至1小時，常年不斷。而今她的書法技藝大有長進，前來索字的人不少，王老總是一一予以滿足。談到練書法的好處時，王老說：宋朝詩人陸遊很喜歡書法，在鑒賞林和靖作品時說：方病，不藥而癒。方飢，不食而飽。把書法當葯和糧食，足以證明書法對人身心健康之功效。 “練書法時，必須排除雜念，凝神靜氣，物我皆忘，通過科學的指法、臂法、腕法、身法有機地將點畫輸送到字的結構中。書寫狀態會激活大腦神經細胞，使全身氣血通融，手臂和腰部的肌肉得到扭轉和鍛煉，達到強身健體之功效。”她：“我國不少書畫家都很長壽，齊白石、黃賓虹、何香凝、章士釗均享壽90歲以上，百歲以上的則有朱屺瞻、蘇局仙、孫墨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