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古要論

全書共三卷十三論。上卷為古銅器、古畫、古墨跡、古碑法帖四論；中卷為古琴、古硯、珍奇（包括玉器、瑪瑙、珍珠、犀角、象牙等）、金鐵四論；下卷為古窯器、古漆器、錦綺、異木、異石五論。此書後來又由王佐增補為十三卷，題為《新增格古要論》，書成於天順三年（1459）。王佐字功載，號竹齋，江西吉永人。主要增補為墨跡、古碑法帖部分，此外新增金石遺文、古人善書畫者、文房論、誥敕題跋及雜考等，對原著次序也作了調整，但其識見遠不及原著。

此書在明景泰七年至天順三年間(1456～1459)，由王佐對墨跡石刻等部分多所增補，章次也有變更，易名《新增格古要論》，共十三卷。王佐字功載，號竹齋，江西吉水人。他主要增補了墨跡、古碑法帖部分，又新增了金石遺文、古人善書畫者、文房論、誥敕題跋和雜考等，文字雖然增加了很多，但在內容上除墨跡碑帖部分有所論述之外，其他多為雜抄，遠不如曹昭原著的見識。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只著錄曹昭三卷本，乾嘉學者亦皆輕視王佐新增十三卷本。又萬曆年間胡文煥所刻《格致叢書》中，另有五卷本《格古要論》，次第與曹昭原本及王佐新增本均不相同。

《格古要論》是明代存世最早的一部論述文物概述、名玩優劣、作偽手法和真偽鑒別的文物鑒賞專著。該書成書於明朝洪武二十年。作者曹昭，字明仲，江蘇松江人，生卒年不詳。據《格古要論·序》1 中所述，其父曹貞隱，“平生好古博雅，素蓄古法帖、名畫、古琴、舊硯、彝、鼎、尊、壺之屬，置之齋閣，以為珍玩”。在這種家庭環境熏陶下，曹昭“自幼性本酷嗜古，侍於先子之側，凡見一物，必遍閱圖譜，究其來歷，格其優劣，別其是否”，可見其賞鑒功底的積累而非一時一日。他在序中還提到“常見近世紋挎子弟，習清事者必有之，惜其心雖好，而目未之識因，因取古銅器、書畫、異物，分高下，辨真鷹，舉其要略，書而成編，析門分類，曰《格古要論》，以示世之好事者”，這也是曹昭撰書的原因。

該書本分門別類介紹鑒賞古物，故全書共三卷十三論。“每門又各分子目。多者三四十條，少者亦五六條。”2 即每論又分為若干綱目。如古琴論又細分為偽斷紋琴、唐宋琴、斷紋琴等。編寫方法為記事兼論述，鑒賞、考證亦堪精詳。

《格古要論》的分類框架是在宋代以來古物的分類基礎之上建立起來的，它也承襲了宋代一些關於古物著錄的書籍。其中比較明顯的是南宋鴿撰《洞天清錄》，該書內容分為古琴辨、古硯辨、古鐘鼎彝器辨、怪石辨、研屏辨、筆格辨、水滴翰墨真跡辨、古今石刻辨、古今紙花印色辨、古畫辨，其中相關部分也有一些條目相同或相似，琴辨中的斷紋、偽斷紋、古琴樣制、古琴陰陽材、古琴色、純陽琴，與《格古要論·古琴論》中的斷偽斷紋、古琴樣、古琴陰陽材、古琴色、純陽琴是一致的，受其影響可見一斑，但其內容則體現了個人的認識和見聞，記述差異較大。

曹昭原著《格古要論》為三卷本，刻印於明洪武二十年，明萬曆年間，由周履靖選入《夷門廣牘》叢書中，清乾隆時收入《四庫全書》。對於曹昭原本，“郎瑛《七修類稿》，尚欲更廣其門目”3 ，認為門類之中曹昭原著尚有諸多需要增加的條目。

明景泰七年（1456）吉水王佐得到經過舒敏編校的“舊二本，俱分為五卷”，將其增補改編成十三卷本，至天順三年（1459）成書。當時仍襲舊名，即後世所論的《新增格古要論》。萬曆丙申胡文煥得王佐增補本后，“重定其目，分其卷”，選編成五卷本，並輯入《格致叢書》中，雖然其分卷不同於王佐的增補版本，但內容基本上與十三卷本基本一致。於是，三卷本、十三卷本、五卷本並存於世。增補本所增內容雖然十分豐富，但此書自清代乾嘉以來，諸學者和賞鑒家因其雜抄而尊崇曹昭本，新增本遂不受重視。

四庫提要論及《格古要論》評價道：“其於古今名玩器具真贗優劣之解，皆能剖析纖微。又諳悉典故，一切源流本末，無不厘然，故其書頗為賞鑒家所重”。書中很多論述的確代表了明初金石學家的看法，為後世著作和收藏所要參考的工具書之一，如明代張應文撰《清秘藏》之“敘古今名論目”中提及“周密《雲煙過眼錄》、《圖繪寶鑒》、曹仲明《格古要論》··…等書皆考古之士不可缺者也” 4 ，其中所引用相關內容也俱出曹昭書。《格古要論》在清代以來更是受到重視，《四庫全書》也肯定了此書的意義：“凡分十三門，其銅器、古畫、墨跡、碑帖、古研、窯器七門，古人所已論，珍奇、金鐵、漆器、綺綉、異木、異石六門，則自昭始創也。賞鑒器玩略具於斯。”

不僅是《格古要論》中的許多觀點受到後人推崇，而且其撰寫體例也被后入所沿用，像陳繼儒的《妮古錄》、文震亨的《長物志》等等，都可見到《格古要論》的影子。此類鑒別古物真偽和價值的專著，與宋代以來盛行甚至泛濫的博古收藏之風密切相關。隨著古物交易的發展，藏家對古物真偽、優劣的認識因時間久遠、作偽技術的發展而愈加模糊，因此鑒定、辨偽逐漸成為一種必要。到了明初，一些有豐富賞鑒經驗的藏家在前人的基礎之上進行系統地著述，開創了古物賞鑒的局面。明曹昭《格古要論》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得以問世。同時，《格古要論》的出現也開啟了明代士人執著於文房清玩的新風潮。

注1：曹昭的序在原本及新增諸本中均有記載。

注2：《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二十三，子部三十三，雜家類七，《格古要論》·三卷（衍聖公孔昭煥家藏本）。全文如下：“明曹昭撰。昭字明仲，松江人。其書成於洪武二十年。凡分十三門，曰古銅器，曰古畫，曰古墨跡，曰古碑法帖，曰古琴，曰古硯，曰珍奇，曰金鐵，曰古窯器，曰古漆器，曰錦綺，曰異木，曰異石。每門又各分子目。多者三四十條，少者亦五六條。其於古今名玩器具真贗優劣之解，皆能剖析纖微。又諳悉典故，一切源流本末，無不厘然，故其書頗為賞鑒家所重。郎瑛《七修類稿》嘗議其《琴論》后當入《古笙管》，《淳化帖》后當收譜系一卷。珍寶欠祖母綠聖鐵，異石欠大理仙姑，異木欠伽楠香，古銅欠布刀等錢，古紙欠藏經紙，且珍奇后當設一羽皮，如狐貉、孔雀、翡翠、豹兕之類而文房門亦不可不論云云。其言雖似有理，然其書不過自抒聞見，以為後來考古之資，固與類書隸事，體例有殊，要未可以一二事之偶未賅備，遽訾其脫漏也。惟所論銅器入土千年色純青如翠，入水千年色綠如瓜皮一條，孫炯《硯山齋珍玩集覽》以為信如所言，則水銀色、褐色、墨漆古色者，又將埋於何地，而深譏其說為未確，是誠不免於疏駁耳。”

注4：明張應文：《清秘藏》卷上，子部，雜家類，雜品之屬，子部一七八，雜家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