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寒松

次年入生活周刊社工作，參加編輯《生活》。自此成為鄒韜奮的左右手、生活書店創辦人之一。1933年韜奮被迫出國，《生活》編務由胡愈之和他負責。后又和杜重遠創辦《新生》周刊，並為《太白》半月刊編委。1935年因《閑話皇帝》一文涉及日本天皇，發生“新生事件”，被迫流亡國外。回國後於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任中央上海市文委委員，並任生活書店編審委員等職。1942年赴蘇北解放區，任《鹽阜大眾》總編輯兼社長。1946年到上海，曾任《民主》、《群眾》、《新文化》等刊編輯。新中國成立后，歷任 江西省教育廳廳長、省委宣傳部副部長等職。病逝。著有《 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等。

上世紀30年代，1935年6、7月間，上海發生了一件震動全國的大事，那就是“新生事件”。

1933年12月，著名愛國民主人士、新聞出版界前輩鄒韜奮主編的《生活》周刊被國民黨反動派以“同情福建人民政府”的罪名予以查封禁止出版。當時韜奮正在國外考察，他的戰友愛國民主人士、工商界名人杜重遠就接過這一要求停止內戰、抗日救國的火炬，利用他知名人士的身份和社會上多方面的關係，向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申請登記，創辦《新生》周刊。獲得批准后，這本周刊就由杜重遠出面任主編，原《生活》周刊的編輯艾寒松任編輯。創刊號於1934年2月15日出版。內容仍為呼籲國共合作共同抗日；同時針砭時弊，要求進步。由於內容符合大眾意願，封面形式又與《生活》周刊大致相同，因此受到廣大讀者歡迎，銷數不斷上升，繼續發揮了激發人民群眾抗日救亡熱情的輿論作用。不料出到1935年5月4日2卷15期，因發表了一篇易水寫的《閑話皇帝》的文章，文中提到了日本天皇是個生物學家，對生物學很有研究。日本皇宮內有實驗室，他大半時間花在蝶類的分析研究上。評論說如果他的畢生精力能多用於研究工作則成就將更大。這本來是很正常的說法，並無惡意，並且按照國民黨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規定，先將原稿送審后才發表的。可是上海的日文報紙大嚷大叫，向國民黨興師問罪，日本駐上海總領事藉機挑起事端，煽動日本浪人遊行示威；又以侮辱日本天皇為借口向上海市政府提出“嚴重抗議”，要求“國民黨及國民政府向日謝罪”，“處《新生》作者、編者徒刑”等。國民黨政府一一允諾，交上海法院審判。法院開庭之前，杜重遠的親友都勸他不要出庭；有些熱血青年則願代杜受審。但是杜重遠不願牽連書店和朋友，毅然挺身出庭。法院判決前兩天，國民黨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競聯名發令：“此次《新生》記事，確有不敬之處，殊屬妨礙邦交，以後國民務須尊敬皇家之尊嚴，嚴禁同類記事，違者嚴懲不貸”云云。法院終於判處杜重遠一年二個月徒刑(此時杜寓居於金神父路安和新村);禁止《新生》周刊出版；並在暗中不斷追查作者易水。這個易水究竟是誰呢？原來就是艾寒松的筆名。

艾寒松本名艾逸塵，生於江西高安，1930年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平時愛讀《申報》、《生活》等愛國進步報刊，也給各種報刊撰寫有關青年修養和進步思想的文章。他發表在《生活》周刊上的第一篇文章是《青年煩悶之由來》，以後就陸續在這本刊物上刊出不少對青年進步有益的文稿，為此受到《生活》主編鄒韜奮的器重，約期會晤交談融洽，就被邀請參加了《生活》的編輯工作，成為韜奮的助手。這一時期正當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侵略中國。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更是危機日深，而國民黨反動派卻高呼“攘外必先安內”忙於內戰，對日寇卻採取了步步退讓屈膝投降的政策。這時《生活》在鄒韜奮、胡愈之、畢雲程、艾寒松和徐伯昕等思想先進、熱愛祖國的學者專家主持下，內容越辦越好，銷數越來越多，曾達到當時全國雜誌銷數的首位，受到了國內和海外廣大讀者的歡迎。由於國民黨反動派對日本屈服，對人民鎮壓，《生活》的言論就抨擊得更尖銳更有力，因而也遭到了國民黨反動派的更加忌恨。就在韜奮被迫出國考察，《生活》周刊實際由艾寒松主持的時候，下了毒手，明令禁止《生活》周刊出版。到了“新生事件”發生，杜重遠被判徒刑，敵人仍在追捕作者易水。艾寒松因處境危險，上海無法存身，就在1935年9月被迫出國，先至法國巴黎，后又去蘇聯莫斯科參加中國共產黨在國外出版的中文《救國時報》編輯部工作。在1938年2月抗日戰爭緊張激烈時，他從國外回到武漢，與戰友重逢格外感到親切，擔任了生活書店總務部主任，緊張地投入了新的戰鬥。隨著抗戰形勢的變化，生活書店總管理處由武漢遷至重慶。艾寒松改任生活書店編審委員會委員，負責編輯部日常工作。當時印刷出版條件非常困難，但在他努力下仍完成了艱巨的任務。由於上海淪為“孤島”后，英、法等國的租界還存在；與香港、新加坡等海外物資運輸交通往來未斷；紙張、油墨、印刷用品也都可通過香港由海外輸入，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作家文化人還滯留在上海，上海仍是組稿出版的重要陣地。為此生活書店總管理處於1939年9月調派艾寒松到上海主持組稿出書工作。他在敵偽特務威脅下不避艱險，關心進步知識分子，組織到不少稿件，還參加了《集納》期刊的編輯；同時擔任了中共地下黨的文委委員，積極從事統戰工作，團結文化界人士。

艾寒松對革命工作無限忠誠，為黨的事業竭盡心力。他對人謙和忠厚樸實，與書店同事相處融洽，大家對他都很敬愛。1940年，我從廣東梅州市梅縣區調回上海，同他相處過一時期，經常與他交談，在分析抗戰形勢，指點革命前途和個人修養等方面都得到他很大的幫助。我的二弟周遇春在戰亂中失業，經生活書店經理徐伯昕先生同意進香港生活書店工作，曾擔任將進步書刊運往內地供應讀者的任務。1940年又冒著日寇封鎖、搜查和國民黨軍隊沿途設卡查禁的危險，將大批書刊飄洋過海到台山，經梧州、柳州到桂林，就在桂林工作。1941年桂林分店被國民黨反動派封門停業后他回到上海。艾寒松很關心他的工作和生活，介紹他進綠寶鮮桔汁公司任職。這一年他舉行婚禮，留在上海的生活書店同事都來道喜，艾寒松應邀做了證婚人。當時有幾個地痞流氓企圖搗亂敲詐，但看到證婚人身材高大氣宇軒昂，吹口琴的樂隊又都是年輕力壯的小夥子，邪不敵正，終於悄悄溜走，沒有發生事端。這是艾寒松當年在“孤島”上的一個小插曲。

1942年，艾寒松經黨安排調往蘇北解放區，任鹽阜行政公署文教科長、阜東縣委宣傳部長、《鹽阜報》總編輯等職。在敵偽軍隊頻繁掃蕩特務漢奸嚴密封鎖非常艱險的情況下，他與戰友們一起克服種種困難堅持把報紙按期出版，為解放區軍民提供了精神食糧。抗日戰爭勝利后，組織上又調他到上海工作。為了避免國民黨特務的注意，他化妝改名隱蔽在上海西南角偏僻地方建立起黨的地下秘密聯絡點。他與妻子孩子一家四口擠住在六平方的房間里，過著非常艱苦的生活，為黨做工作，並為《民主》周刊等進步雜誌寫稿。有一天他在途中突然遇到一個在解放區認識而後來叛變成了特務的人，當時他雖然機智地躲開，但是已被發現，並遭追捕。黨就決定要他全家撤離上海，先至天津，再經交通員引路通過層層封鎖線歷盡艱險到達了河北平山縣中共中央所在地，受到了周恩來等領導同志的熱烈歡迎。

全國解放后，艾寒松奉調南下，任江西省教育廳廳長。1953年又調至武漢任中共中央中南局黨校副教育長。1957年再調回江西任江西省委候補委員和省黨校校長、省委宣傳部部長等職。他根據上級指示和有關方面要求，為了黨的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廢寢忘餐，夜以繼日地編寫出《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一書，於1952年6月出版。1957年他根據黨的“八大”精神作了修訂，還增加了“反對破壞黨的團結統一和集體領導的個人迷信”這一重要章節。修訂本出版后受到廣大黨、團員和積極分子熱烈的歡迎。各級黨校和各單位黨組織紛紛將此書作為黨課教材。這本書從1952年初版起至1963年止共出了七個版本，印刷了三十一次，發行了近千萬冊。這一時期是艾寒松一生中工作最順利、心情最舒暢的日子。我們這些生活書店的老同事都為他高興，祝願他作出更大的成就，萬萬沒有料到這時已經是山雨欲來的前夜了。在那是非顛倒的年代里，寒松遭受殘酷迫害，這裡就不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