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

回憶起自己的童年來，眼前沒有紅，沒有綠，是一片灰黃。

七十多年前的中國，剛剛推翻了清代的統治，神州大地，一片混亂，一片黑暗。我最早的關於政治的回憶，就是“朝廷”二字，當時的鄉下人管當皇帝叫坐朝廷，於是“朝廷”二字就成了皇帝的別名。我總以為朝廷這種東西似乎不是人，而是有極大權力的玩意兒。鄉下人一提到它，好像都肅然起敬。我當然更是如此。總之，當時皇威猶在，舊習未除，是大清帝國的繼續，毫無萬象更新之象。

我就是在這新舊交替的時刻，於1911年8月6日，生於山東省清平縣（現改臨清市）的一個小村莊——官莊。當時全中國的經濟形勢是南方富而山東（也包括北方其它省份）窮。專就山東論，是東部富而西部窮。我們縣在山東西部又是最窮的縣，我們村在窮縣中是最窮的村，而我們家在全村中又是最窮的家。

我們家據說並不是一向如此。在我誕生前似乎也曾有過比較好的日子。可是我降生時祖父、祖母都已去世。我父親的親兄弟共有三人，最小的一個（大排行是第十一，我們把他叫十一叔）送給了別人，改了姓。我父親同另外的一個弟弟（九叔）孤苦伶仃，相依為命，房無一間，地無一壟，兩個無父無母的孤兒，活下去是什麼滋味，活著是多麼困難。概可想見：他們的堂伯父是一個舉人，是方圓幾十里最有學問的人物，做官做到一個什麼縣的教渝，也算是最大的官：他曾養育過我父親和叔父，據說待他們很不錯。可是家庭大，人多是非多；他們倆有幾次餓得到棗林里去揀落到地上的干棗充饑，最後還被迫棄家（其實已經沒了家）出走，兄弟倆逃到濟南去謀生：文化大革命中我自己“跳出來”反對那一位臭名昭著的“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作者，惹得她大發雌威，兩次派人到我老家官莊去調查，一心一意要把我“打成”地主：老家的人告訴那幾個“革命”小將，說如果開訴苦大會，季羨林是官莊的第一名訴苦者，他連貧農都不夠。

我父親和叔父到了濟南以後，人地生疏，拉過洋車，扛過大件，當過警察，賣過苦力。叔父最終站住了腳。於是兄弟倆一商量，讓我父親回老家，叔父一個人留在濟南掙錢，寄錢回家，供我的父親過日子。

我出生以後，家境仍然是異常艱苦：一年吃白面的次數有限，平常只能吃紅高梁麵餅子；沒有錢買鹽，把鹽鹼地上的土掃起來，在鍋煎煮水，崦鹹菜，什麼香油，根本見不到，一年到底，就吃這種鹹菜：舉人的太太，我管她叫奶奶，她很喜歡我。我三歲的時候，每天一睜眼，抬腿就往村裡跑（我們家在村外），跑到奶奶跟前，只見她把手一卷，卷到肥大的袖子裡面，手再伸出來的時候，就會有半個白面饅頭拿在手中，遞給我。我吃起來，彷彿是龍膽風髓一般，我不知道天下還有比白面饅頭更好吃的東西。這白面饅頭是她的兩個兒子（每家有幾十畝地）特別孝敬她的。她喜歡我這個孫子，每天總省下半個，留給我吃：在長達幾年的時間內，這是我每天最高的享受，最大的愉快。

大概到了四五歲的時候，對門住的寧大嬸和寧大姑，每到夏秋收割莊稼的時候，總帶我走出去老遠到別人割過的地里去拾麥子或者豆子、穀子：一天辛勤之餘，可以揀到一小籃麥穗或者谷穗、晚上回家，把籃子遞給母親，看樣子她是非常歡喜的。有一年夏天，大概我拾的麥子比較多，她把麥粒磨成麵粉，貼了一鍋白麵餅子：我大概是吃出味道來了，吃完了飯以後，我又偷了一塊吃，讓母親看到了，趕著我要打：我當時是赤條條渾身一絲不掛，我逃到房后，往水坑裡一跳。母親沒有法子下來捉我，我就站在水中把剩下的白麵餅子盡情地享受了。

現在寫這些事情還有什麼意義呢？這些芝麻綠豆般的小事是不折不扣的身邊瑣事，使我終生受用不盡。它有時候能激勵我前進，有時候能鼓舞我振作。我一直到今天對日常生活要求不高，對吃喝從不計較，難道同我小時候的這一些經歷沒有關係嗎？我看到一些獨生子女的父母那樣溺愛子女？也頗不以為然。兒童是祖國的花朵，花朵當然要愛護；但愛護要得法，否則無異是坑害子女。

不記得是從什麼時候起我開始學著認字，大概也總在四歲到六歲之間。我的老師是馬景功先生：現在我無論如何也記不起有什麼類似私塾之類的場所，也記不起有什麼《百家姓》、《千字文》之類的書籍。我那一個家徒四壁的家就沒有一本書，連帶字的什麼紙條子也沒有見過。反正我總是認了幾個字，否則哪裡來的老師呢？馬景功先生的存在是不能懷疑的。

雖然沒有私塾，但是小夥伴是有的：我記得最清楚的有兩個：一個叫楊狗。我前幾年回家，才知道他的大名，他現在還活著，一字不識；另一個叫啞巴小（意思是啞巴的兒子），我到現在也沒有弄清楚他姓甚名誰。我們三個天天在一起玩，洑水，打棗，捉知了，摸蝦，不見不散，一天也不間斷。後來聽說啞巴小當了山大王，練就了一身躥房越脊的驚人本領，能用手指抓住大廟的椽子，渾身懸空，圍繞大殿走一周。有一次被捉住，是十冬臘月，赤身露體，澆上涼水，被捆起來，倒掛一夜，仍然能活著。據說他從來不到官莊來作案，“兔子不吃窩邊草”，這是綠林英雄的義氣。後來終於被捉殺掉。我每次想到這樣一個光著屁股遊玩的小夥伴竟成為這樣一個“英雄”，就頗有驕傲之意。

我在故鄉只呆了六年，我能回憶起來的事情還多得很，但是我不想再寫下去了。已經到了同我那一個一片灰黃的故鄉告別的時候了。

我六歲那一年，是在春節前夕，公曆可能已經是1917年，我離開父母，離開故鄉，是叔父把我接到濟南去的。叔父此時大概日子已經可以了。他兄弟倆只有我一個男孩子，想把我培養成人，將來能光大門楣，只有到濟南去一條路。這可以說是我一生中最關鍵的一個轉折點，否則我今天仍然會在故鄉種地（如果我能活著的話）。這當然算是一件好事：但是好事也會有成為壞事的時候。“文化大革命”中間，我曾有幾次想到：如果我叔父不把我從故鄉接到濟南的話，我總能過一個渾渾噩噩但卻舒舒服服的日子，哪能被“革命家”打倒在地，身上踏上一千隻腳還要永世不得翻身呢？嗚呼，世事多變，人生易老，真叫做沒有法子！

到了濟南以後，過了一段難過的日子；一個六七歲的孩子離開母親，他心裡會是什麼滋味，非有親身經歷者，實難體會：我曾有幾次從夢裡哭著醒來，儘管此時不但能吃上白面饅頭，而且還能吃上肉；但是我寧願再啃紅高梁餅子吃苦鹹菜。這種願望當然只是一個幻想。我毫無辦法，久而久之，也就習以為常了。

叔父望子成龍，對我的教育十分關心。先安排我在一個私塾里學習：老師是一個白鬍子老頭，面色嚴峻，令人見而生畏。每天入學，先向孔子牌位行禮，然後才是“趙錢孫李”。大約就在同時，叔父又把我送到一師附小去念書，這個地方在舊城牆裡面，街名叫陞官街，看上去很堂皇，實際上“官”者“棺”也，整條街都是做棺材的。此時“五四”運動大概已經起來了。校長是一師校長兼任，他是山東得風氣之先的人物，在一個小學生眼裡，他是一個大人物，輕易見不到面。想不到在十幾年以後，我大學畢業到濟南高中去教書的時候，我們倆競成了同事，他是歷史教員。我執弟子禮甚恭，他則再三遜謝。我當時覺得，人生真是變幻莫測啊！

因為校長是維新人物，我們的國文教材就改用了白話。教科書裡面有一段課文，叫做《阿拉伯的駱駝》。故事是大家熟知的，但當時對我卻是陌生而又新鮮，我讀起來感到非常有趣味，簡直是愛不釋手。然而這篇文章卻惹了禍：有一天，叔父翻看我的課本，我只看到他驀地勃然變色，“駱駝怎麼能說人活呢?”他憤憤然了：“這個學校不能念下去了，要轉學！”

於是我轉了學：轉學手續比現在要簡單得多，只經過一次口試就行了。而且口試也非常簡單，只出了幾個字叫我們認，我記得字中間有一個“騾”字。我認出來了，於是定為高一。另一個比我大兩歲的親戚沒有認出來，於是定為初三。為了一個字，我沾了一年的便宜，這也算是軼事吧！

這個學校靠近南圩子牆，校園很空闊，樹木很多。花草茂密，景色算是秀麗的。在用木架子支撐起來的一座柴門上面，懸著一塊木匾，上面刻著四個大字：“循規蹈矩”。我當時並不懂這四個字的涵義，只覺得筆畫多得好玩而已。我就天天從這個木匾下出出進進，上學，遊戲。當時立匾者的用心到了後來我才了解的意思，覺得他是非我族類。

我雖然對正課不感興趣，但是也有我非常感興趣的東西，那就是看小說。我叔父是古板人，把小說叫做“閑書”，閑書是不許我看的。在家裡的時候，我書桌下面有一個盛白面的大缸，上面蓋著一個用高梁桿編成的“蓋墊”（濟南話）：我坐在桌旁，桌上擺著《四書》，我看的卻是《彭公案》、《濟公傳》，《西遊記》、《三國演義》等等舊小說。《紅樓夢》大概太深，我看不懂其中的奧妙，黛玉整天哭哭啼啼，為我所不喜，因此看不下去。其餘的書都是看得津津有味。冷不防叔父走了進來，我就連忙掀起蓋墊．把閑書往裡一丟，嘴巴里念起“子曰”、“詩云”來。

到了學校里，用不著防備什麼，一放學，就是我的天下。我往往躲到假山背後，或者一個蓋房子的工地上，拿出閑書，狼吞虎咽似的大看起來。常常是忘記了時間，忘記了吃飯，有時候到了天黑，才摸回家去。我對小說中的綠林好漢非常熟悉，他們的姓名背得滾瓜爛熟，連他們用的兵器也如數家珍，比教科書熟悉多了。自己當然也希望成為那樣的英雄。有一回，一個小朋友朋友告訴我，把右手五個指頭往大米缸里猛戳，一而再，再而三，一直到幾百次，上千次。練上一段時間以後，再換上砂粒，用手猛戳，最終可以練成鐵砂掌，五指一戳，能夠戳斷樹木。我頗想有一個鐵砂掌，信以為真，猛練起來，結果把指頭戳破了，鮮血直流，知道自己與鐵砂掌無緣，遂停止不練。

學習英文，也是從這個小學開始的：當時對我來說，外語是一種非常神奇的東西，我認為，方塊字是天經地義，不用方塊字，只彎彎曲曲像蚯蚓爬過的痕迹一樣，居然能發出音來，還能有意思，簡直是不可思議。越是神秘的東西，便越有吸引力。英文對於我就有極大的吸引力：我萬沒有想到望之如海市蜃樓般。

綜觀我的童年，從一片灰黃開始，到了正誼算是到達了一片濃綠的境界——我進步了。但這只是從表面上來看，從生活的內容上來看，依然是一片灰黃。即使到了濟南，我的生活也難找出什麼有聲有色的東西。我從來沒有什麼玩具，自己把細鐵條弄成一個圈，再弄個鉤一推，就能跑起來，自己就非常高興了。貧困、單調、死板，固執，是我當時生活的寫照。接受外面信息，僅憑五官。什麼電視機、收錄機，連影都沒有。我小時連電影也沒有看過，其餘概可想見了。

今天的兒童有福了。他們有多少花樣翻新的玩具呀！他們有多少兒童樂園、兒童活動中心呀！他們餓了吃麵包，渴了喝這可樂、那可樂，還有牛奶、冰激凌。電影看厭了，看電視。廣播聽厭了，聽收錄機。信息從天空、海外，越過高山大川，紛紛蜂擁而來：他們才真是“兒童不出門，便知天下事”。可是他們偏偏不知道舊社會，就拿我來說，如果不認真回憶，我對舊社會的情景也逐漸淡漠，有時竟淡如雲煙了。

今天我把自己的童年儘可能真實地描繪出來，不管還多麼不全面，不管怎樣掛一漏萬，也不管我的筆墨多麼拙笨，就是上面寫出來的那一些，我們今天的兒童讀了，不是也可以從中得到一點啟發、從中悟出一些有用的東西來嗎？

1986年6月6日

季羨林（1911.8.6~2009.7.11）：中國山東省聊城市臨清人，字希逋，又字齊奘。國際東方學大師、語言學家、文學家、國學家、佛學家、史學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歷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聊城大學名譽校長、北京大學副校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南亞研究所所長，是北京大學的終身教授。

早年留學國外，通英、德、梵、巴利文，能閱俄、法文，尤精於吐火羅文（當代世界上分佈區域最廣的語系印歐語系中的一種獨立語言），是世界上僅有的精於此語言的幾位學者之一。為“梵學、佛學、吐火羅文研究並舉，中國文學、比較文學、文藝理論研究齊飛”，其著作彙編成《季羨林文集》，共24卷。生前曾撰文三辭桂冠：國學大師、學界泰斗、國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