鈴木虎雄

鈴木虎雄（1878～1963）

Suzuki Torao

鈴木虎雄先生，其祖父鈴木文台、父親鈴木惕軒都是當時的著名漢學家，尤以鈴木文台博通群集。著述極豐。因而鈴木虎雄自幼即浸染於中國文學與日本儒學的濃郁的學術氛圍當中。及長，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漢學科后，又於1916年赴中國留學兩年，於1929年赴歐洲各國考察半年，更成為其在畢生致力的中國文學研究中得以開闊視野、融貫中西的重要因素。

鈴木虎雄先生對日本的漢學研究貢獻極大，在從中國留學歸國后，1919年即就任京都帝國大學教授，獲文學博士學位，1938年被敕旨任命為帝國學士院會員，1961年被授予日本文化勳章，1963年被列為一等功勛並授予瑞寶勳章，同年病逝，享年86歲。

鈴木虎雄先生在日本漢學界地位極高，現代著名漢學家青木正兒、吉川幸次郎、小川環樹都是出其門下的。正是由於其門下眾多的傑出承傳弟子以及其本身漢學成就的開創性，鈴木先生甚至被稱為日本近代“中國文學研究的第一人”（參見《日本漢文學大事典》，明治書院1985年出版）。

鈴木虎雄先生的學術成就是多方面的，在中國文學研究中，從《詩經》、《楚辭》、《文選》、《杜詩》一直到詞曲、戲劇、小說，幾乎對中國文學史的各個階段和各種形式都有專著或專文論及。不僅整理介紹了大量的中國文學精華，如其所著《陶淵明詩解》、《陸放翁詩解》、《玉台新詠集注》等，其中尤以全譯《杜詩》八冊，規模之巨，至今仍為日本的最完備的杜詩譯本；而且在諸多領域做出了開拓性的貢獻，如其所著《賦史大要》、《駢文史序說》等，皆為前無所本之作，所著《文心雕龍校勘記》，從《玉海》、《太平御覽》等類書中勾稽佚文、參校勘定之方法，即對范文瀾校訂《文心雕龍》有重要啟示與影響，尤其是其所著《中國詩論史》，作為批評史的開創之作，更為日本漢學極度推崇。而《中國詩論史》成就之本身，也正是與其學養之深廣緊密相關的。

1900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漢文學科，1903年赴中國台灣，任《日日新聞》社漢文部主任，1905年返回日本，任東京高等師範學校講師、教授。以《中國詩論文》獲文學博士，這是日本第一部研究中國古代詩史的著作。1928—1931年參加《國民文庫》的編輯，翻譯《杜少陵詩集》，這是日本第一次全部譯出杜甫詩歌的作品。1936年出版《賦詩大要》，探討中國詩歌的體裁形式的發展歷史。1948年出版《陶淵明詩解》，1950年出版《陸放翁詩解》，1953年出版《玉台新詠集》。創作之漢詩數千首，輯為《豹軒詩鈔》(6卷)。著有《支那文學研究》、《禹域戰亂詩解》、《白樂天詩解》、《(日譯)杜少陵詩集》等。

中國學術界對中國文學批評史的研究，早期的當以陳中凡《中國文學批評史》（中華書局1927年出版）、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商務印書館1934年出版）、羅根澤《中國文學批評史》（人文書店1934年出版）、方孝岳《中國文學批評》（世界書局1934年出版）、朱潤東《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開明書店1944年出版）為代表，其為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篳路藍縷，功不可沒，但對詩史論豐富內涵及其價值和影響的系統專論，卻迄今未見。僅從這一意義上看，日本學者鈴木虎雄的《中國詩論史》的重要價值，即已顯而易見了，但是不僅如此，該書早在1925年即由日本京都宏文堂書房刊行，比中國最早的批評史專著陳中凡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問世還要早出兩年，況且，作為該書主要內容的《論格調、神韻、性靈之詩說》、《周漢諸家的詩說》、《魏晉南北朝時代的文學論》等三篇系列論文早在1911年、1919年和1920年即分別發表於《藝文》雜誌，可見其對中國史論史乃至中國文學批評史的研究，郵局創建性功績。對此，日本當代著名漢學家吉川幸次郎即已指出：

作為文學批評研究者，先生著有《中國詩論史》，這是一本不僅早於日本的學者，甚至還早於中國學者羅澤根、郭紹虞等人的批評史著作的劃時代的創造性成果。（吉川幸次郎《繼承與開創——鈴木虎雄先生的學術業績》，《吉川幸次郎全集》第17卷）

細察陳中凡先生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其以鈴木此書為借鑒，也是有跡可尋的。但是，從中國學術界的總體看，鈴木此書問世后，並未得到清楚的了解和足夠的認識，則不能不說為一大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