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川幸次郎
吉川幸次郎
吉川幸次郎（1904～1980）
Yoshigawa Kōziro
吉川幸次郎1904年3月18日出生，是神戶市兵庫縣一商販的次子。1916年入神戶第一中學（現為兵庫縣立神戶高等學校）。1926年畢業於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文學科。吉川幸次郎是文學博士，國立京都大學名譽教授，東方學會會長，日本藝術院會員，日本中國學會評議員兼專門委員，日本外務省中國問題顧問，京都日中學術交流座談會顧問，日中文化交流協會顧問，中國文學和歷史研究家。吉川幸次郎是文學博士，國立京都大學名譽教授，東方學會會長，日本藝術院會員，日本中國學會評議員兼專門委員，日本外務省中國問題顧問，京都日中學術交流座談會顧問，日中文化交流協會顧問，中國文學和歷史研究家。1980年4月8日因腹膜炎逝世。法名是“文徳釋幸善”。安葬於大谷本廟。死後被追授從三位勛一等瑞寶章。其子吉川忠夫也是著名中國史學者，京都大學名譽教授，日本學士院院士，東方學會會長，專攻中國中世思想史。
狩野直喜與清帝宣統退位時亡命日本的國學大師王國維有深交，經其傳授清儒的治學方法，因而奠定了“京都學派”的實事求是學風。
吉川幸次郎，字善之，號宛亭，日本神戶人。1923年，考取京都帝國大學，選修中國文學，師從著名漢學家、“京都學派”創始人狩野直喜教授。吉川幸次郎被稱之為”漢學泰斗“。
狩野直喜與清帝宣統退位時亡命日本的國學大師王國維有深交，經其傳授清儒的治學方法，因而奠定了“京都學派”的實事求是學風。
1928年，吉川幸次郎留學嚮往已久的北京大學，拜楊鍾義為導師，從馬裕藻、錢玄同、沈兼士，專攻中國音韻學。平時喜逛琉璃廠，成了古書鋪的常客。楊鍾義精通考據學，對吉川的治學和行為有很大影響。吉川幸次郎難忘中國，喜穿長袍，一口北京腔，與中國學人結下深厚的友情。
吉川幸次郎
“會讀”是吉川的發明，廢止從來死板的單獨授課方式，師生共聚一堂，集思廣益，公開討論，相互低礪。吉川主講慣用中國語朗讀，因而研究員都必須懂中國語，且學者們上課多著中國服裝。
1940年前後，太平洋戰爭方酣，京大學人多因反戰而被投獄，吉川幸次郎因親華而受監視。他閉門寫作；1947年以《元雜劇研究》著作，獲文學博士學位。
吉川幸次郎是“京都學派”的代表人物，講學認真，與“東京學派”針鋒相對。東京學人保守，有時歪曲歷史。當時轟動全國的論爭，因1927年，郭沫若在日本發表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著作而引發。書中用唯物史觀以甲骨文字論證中國古代社會的原始形態。京都學人不僅贊同，進而作深入的研究；東京學人卻對之口誅筆伐，認為商朝純屬虛構，並無其國，說甲骨文也是偽造。後來這種謬論不攻自破。
1967年，吉川幸次郎在人文科學研究所所長任內退休，改聘為名譽教授，獲國家文化勳章。1974年，郭沫若率領中國文化訪日團到日本，受到日本學術界的盛大歡迎。翌年，日本政府派吉川幸次郎為團長回訪中國大陸，並以珍藏《永樂大典》殘卷，原式影印本贈送給中國社會科學院。
吉川幸次郎
一、西方文學屬於幻想之學，中國文學屬於寫實之學。但由於受西方影響，當前的中國文學、東方文學，雖亦傾向於虛構，然而現實主義仍是中國文學的主要方面。文學如果都朝虛構發展是不夠的。因此，要向中國的寫實主義文學學習。
二、中國文學強調修辭，從而使文學呈現豐富多彩的氣象，的確有利於他種文學的借鑒和表現。
三、他國文學，多屬為文學而文學，唯美主義傾向較重；中國文學強調美善一致。向中國文學學習，有助於他國文學表現一種倫理道德，即生活的美感和人類的理想。
四、世界文學中，沒有一個能象中國那般強調榜樣的，這一點也很值得他國學習。
五、中國文學發展緩慢，因此便有許多東西挖得較深，尤其是對日常生活的開掘和表現，都有益於他國文學的開拓和發展。
六、中國文學歷來都是世界性的文學，儘管今天還不是。中國人很早以前就認為自己的文學具有世界意義，從而表現了一種廣闊高尚，容納萬象的偉大胸懷。“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論語，子罕》)就已經具備了世界文學的意義。
以上七大特色、六項意義，概括地闡明了吉川幸次郎四十年前在京都大學執教時就已形成的中國文學觀。在日本漢學界，能對中國文學作出如此精到分析的，無人能出其右。
吉川幸次郎著作等身，《吉川幸次郎全集》二十六冊，皆為有關中國學術之論著，是他畢其一生研究中國的豐碩成果。
為日本藝術院會員。獲文化功勞者稱號。著有《唐宋傳奇集》、 《支那人的古典與他們的生活》、《胡適傳》、《唐代的詩與散文》、《中國文學與社會》、《中國散文論》、《杜甫筆記》、《新唐詩選》、《中國的智慧》、《唐代文學鈔》、《漢武帝》、《中國的宋元畫》、《日本文明中的“吸收”與“能動”》、《三國志實錄》、《元明詩概論》、《論語譯註》、《中國散文選》、《中國文學論集》、《中國古典論》、《中國詩史》、《中國文學史》、《陶淵明傳》、《吉川幸次郎全集》(24卷)等。
《漢の武帝》，東京：岩波書店，1949年12月。
《中國の知恵》，東京：新潮社，1958年。
《中國文學入門》，東京：講談社，1976年。
《唐代の詩と散文》，東京：講談社，1976年。
《杜甫私記》，東京：築摩書房，1980年。
《元雜劇研究》，鄭清茂譯，藝文印書館，1977年1月。
《中國文學史》，陳順智、徐少舟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
《我的留學記》，錢婉約譯，光明日報出版社，1999年9月；中華書局，2008年4月。
《讀杜札記》，李寅生譯，鳳凰出版社，2011年2月。
《宋元明詩概說》，李慶、駱玉明等譯，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9月；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1月。
三年的留學生活，養成了吉川幸次郎深厚的中國情結。這一時期及此後的一段時間內，吉川不僅在學術研究的價值取向、方式方法上，而且，在生活處世的衣著談吐、行為舉止、甚至思想情感上，都熱衷於與中國趨同。以至於多次被人誤認作是中國人。在中國留學結束回日本前，吉川在江南購書，由於漢語好、買書多，在較多交談后，仍被書店老闆的父子認作是從北京來的採購書商。回日本后，在較長一段時間裡，他仍然穿著中國人穿的長衫，舉手投足猶如中國人，被京大教授桑原騭藏誤認為是從中國來的留學生。當他知道這樣的誤會後，心中暗自高興，為自己形神兼備地接近自己的研究對象而得意。還有一件意味深長的事，就是吉川上課、演講時，他所說的“貴國”指的是日本，而“我國”指的是中國。應該說，這中國是他從中國典籍中讀解出來的、理想的儒教文明國。他是把儒家中國視為自己的精神家園，把中國文化作為自己本國的文化，來從事學術研究的日本中國學家。
1923年考取京都帝國大學，選修中國文學。
1926年京都帝國大學中國哲學文學科畢業，1928年赴中國，在北京大學留學。
1931年回國，任教於母校京都大學，並任東方文化研究所研究員，從事《尚書正義》與《毛詩正義》的校定，並與青木正兒從事元曲的校注。
1939年任東方文化研究所經學文學研究室主任。
1945年任東方文化研究所商議員。
1946年任文部省人文科學委員會委員。
1947年任京都大學文學部教授，同年以《元雜劇的研究》獲文學博士。
1947年參加創刊《中國文學報》。
1953—1954年赴美國考察，在洛克菲勒基金會資助下，從事中國問題研究。
1954年參加《世界美術大系》(26卷本，平凡社刊)第14卷《宋元畫》的編寫。
1955—1956年任《中國古典選》(10卷本，朝日新聞刊)主編。
1955—1958年參加《世界大百科事典》(33卷本，平凡社刊)中國文學部分的編寫。
1959年在日本中國學會第11屆學術大會上作了《宋詩的地位》的報告。
1959—1961年參加《中國古典文學全集》(33卷本，平凡社刊)的編譯，主編第7卷《京本通俗小說·清平山堂活本》
1960年赴莫斯科參加第25屆國際東方學家會議。
1962年參加“《詩品》的綜合研究”(此項目文部省科學研究費撥款90萬日元)，具體負責“《詩品》的批評與它的對象的研究”。
1963年在日本中國學會第15屆學術大會上作了《從文學史上看明代》的報告。
1965—1966年任《世界文學小辭典》的編集委員兼中國文學主編。
1967年在人文科學研究所所長任內退休，改聘為名譽教授，獲國家文化勳章。
1970—1974年參加《世界大百科事典》(33卷本，平凡社刊)中國文學部分的修訂。
1973年參加《中國講座》(5卷本，築摩書房刊)的編寫，主編第2卷《舊體制下的中國》。
1975年任日本政府文化使節團團長訪問中國。同年出席日本文部大臣永井道雄召開的文明問題座談會，任會議顧問。
1976年任《中國古典名著總解說》(自由國民社刊)的總指導。
1977年與小川環樹一起完成編輯《中國詩人選集》(33卷本，岩波書店刊)。同年7月，日中文化交流協會68次常任理事會聘請為該會顧問。
1978年任京都日中學術交流座談會顧問。
1979年4月再次應邀訪華。
1967年，吉川幸次郎在人文科學研究所所長任內退休，改聘為名譽教授，獲國家文化勳章。1974年，郭沫若率領中國文化訪日團到日本，受到日本學術界的盛大歡迎。翌年，日本政府派吉川幸次郎為團長回訪中國大陸，並以珍藏《永樂大典》殘卷，原式影印本贈送給中國社會科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