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中凡

陳中凡的叔父陳玉樹 (1853－1906)，字惕庵，肄業於南菁書院，受教於清季著名學者王先謙，並在其指點下完成《毛詩異文箋》十卷。陳玉樹是鹽城的名孝廉，曾任尚志書院的院長。

陳中凡“自10歲至15歲，從叔父讀書，受他的影響至深”。陳玉樹為人方正、清廉，平日常以“不受一自辱之錢，不作一近恥之事”自勉，又以曾參“少諷誦、壯議論、老教誨”與弟子相勉。陳中凡受其薰沫，得益匪淺。陳玉樹1904年（清光緒三十年)秋應聘為三江師範學堂提調，曾撰寫《教育芻言》三卷。也許是受叔父影響至深且仰慕其人品學問的緣故，

陳中凡1909 年由淮安中學堂考入兩江師範學堂公共科，儘管當時叔父已病歿四年。在兩江時，陳中凡常在周末去楊公井附近的金陵刻經處聽講佛學，遂對哲學產生濃厚興趣。從兩江師範畢業后，他即赴滬江大學補習英文。

1913年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

1918年至1919年，陳中凡在附設於北京大學的國史編纂處任纂輯員，同時兼任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國文專修科教員。他曾加入蔡元培發起的“進德會”；同時與鄧中夏、許德珩等一起，擔任《國民雜誌》編委，這份雜誌是學生救國會主辦，反帝、反軍閥的傾向十分突出。由於陳中凡支持學生參加“五四”運動，因此被女高師校方解聘。後來由新校長毛邦偉介紹，才重任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國文部主任。

1921年仲夏之月，陳中凡由京返寧，應國立東南大學之聘，任國文系教授兼主任。他對女高師國文部的學生說：“三年來，我忙於編教材，很少還鄉，家中妻子，未及兼顧。近日南京東南大學寄來聘書，我考慮再三，躊躇不決。繼思何不效古人記妻寄子法，把你們寄託給摯友胡小石先生。他為人正直，博學多才，書法遒勁，擅長詩歌、修辭之學，我向校長推薦，已獲贊同，不知你們意下如何 ? ”同學受教三年，與師生情深，只是先生欲與師母團聚，在情在理，不便挽留，只能噙頷首。

不久，陳中凡攜胡小石一齊來到教室，說：“關於胡先生的品格和學問，我上次已介紹過了，現在我把級任的擔子交給他來挑，非常感激。你們要認真學習，把他的學問傳受過來。”胡小石則說：“自古‘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我承中凡兄之託來北京，和你們共同切磋，談不上傳授……”。

陳中凡與胡小石都是兩江師範學堂的畢業生，他們神交已久，1920年春兩人在上海梅庵先生家初次相晤，即感投緣。該年11月，經陳中凡的推薦，胡小石離滬北上，在北京女高師任教。事過六十多年，二老的女弟子、華東師範大學教授程俊英還清晰地記得在北京女高師讀書時，陳中凡與胡小石“記妻寄子”的難忘一幕。

1921年8月至1924年11月，陳中凡在國立東南大學任國文系教授、系主任。

1924年7月，國立西北大學及陝西省教育廳合辦暑期學校，函聘國內著名教授前去講學。計有北大教授魯迅、夏元14位名教授。國立東南大學應邀講學的有三位教授：陳中凡(國文系)、吳宓(西洋文學系)、劉靜波(文海，政治系)。

陳中凡主講的題目是：(1)中學國文教學法；(2)中國文學演進之順序；(3)讀古書的途徑。西北之行，“往返凡四十有九日”。講學之餘，陳中凡等遊覽名勝，大開眼界。他在後來寫的《陝西紀游》一文中說：“遊蹤所及，舉凡太華終南之奇，河渭伊洛之廣，函谷潼關之險峻，昔所嚮往者，莫不登臨，一攬無餘，信足名生平之賞矣。”令陳中凡難以忘懷的是，他曾與魯迅先生等同行，有機會聽魯迅先生“小題大做”笑斥“蒼蠅之聲”。

陳中凡與政治系教授劉靜波同行，乘津浦路火車北行，到徐州改走隴海路，經商邱、開封到鄭州。恰逢魯迅、夏元、王桐令等自北京南下，於是偕同西行。第二天早晨蒼蠅嗡鳴，擾人清夢。魯迅先生說：“《毛詩·齊風》所詠：“‘匪雞則鳴，蒼蠅之聲'，於今朝驗之矣。”過洛陽時，曾任北大理科學長的夏元曾特地拜訪軍閥吳佩孚。吳問夏：“在北大教什麼課 ? ”夏答：“擔任新物理中的電子研究。”吳指其壁上所懸八卦圖問：“此中亦有陰陽變化奧妙，能為我闡述否 ? ”夏回答：“此舊物理，與新物理非一回事。”吳佩孚強詞奪理：“舊有舊的奧妙，新有新的道理。”夏元拜訪歸來，與眾教授談及此事，眾人皆笑，魯迅揶揄道：“這也是蒼蠅之聲耳。”有人問劉靜波教什麼課，劉答：“研究國際問題，尤其是‘大國家主義'。”魯迅說：“是指帝國主義吧 ? 其擾亂世界，比蒼蠅更甚於百倍。”有人回憶“五四”運動時，蔡孑民 ( 元培 ) 先生在天安門發表演說，強調“只有洪水能消滅猛獸”。遂有人感嘆問：“這些蠅營狗苟的瑣屑，自當同時消滅否 ? ”魯迅先生回答說：“這雖是小題大做，將來新中國自有新環境，當然把一切害人蟲一掃精光。”魯迅先生討厭蒼蠅，曾在《戰士和蒼蠅》、《夏三蟲》等雜文中痛斥過那些營營嗡嗡的“蟲豸們”。西北之行，陳中凡聽魯迅三斥“蒼蠅之聲”，印象極為深刻。五十多年後，他在《魯迅到西北大學的片斷》中回憶了這段往事。

陳中凡一直以學長事胡小石，北上南下，共學共事。1920年秋，陳中凡約胡小石一起北行，到女高師任教。 1921年夏他南下到國立東南大學主持國文系不久，即舉薦胡小石南來，“已得當局首肯，中途為忌者所阻，未能如願以償。”1924年9月，金陵大學改組國文系，胡小石出任教授兼系主任，與當時已在金大兼職的陳中凡共事。不到一個學期，陳中凡匆促南行，赴廣州中山大學任教。1926年春回到金大，兩人又得聚首共事、賞奇析疑的機會。1927年因維護還是變更金陵大學舊制等事，兩位先生意見不一，致生齟齬。陳中凡遂於1928年春改赴暨南大學任教，“從此音問隔絕20餘年”。

1952年院系調整，時在金大任教的陳中凡到了南大中文系，與胡小石、汪辟疆並稱中文系“三老”。陳中凡和胡小石遂共事一堂，“共謀互相幫助，切實改進教學工作。” 1962年胡小石溘然病逝，陳中凡深感震驚，“至於惋愕不知所措”。他追思兩人五十多年來共學共事的關係，以及聚散離合的波折，更是浮想不斷，感觸萬端。他寫了《悼念胡小石學長》一文，並“謹擬挽章一聯表示衷心的悼念”：

三年共學，十年共事，愧季札縞舼相投，蒼茫流水高山，幾人知己？

四卷存稿，五卷存目，嘆子敬人琴俱杳，惆悵涼風天末，何處招魂？

陳中凡與胡小石既為兩江師範學堂同窗，又同在東大、中大、金大和南京大學共事多年，相互引為同調，雖曾有過隔閡，終能坦誠相見。陳中凡以“季札”、“子敬”相喻，其意真切，其情可感，令後生小輩至今感嘆不已。

粉碎“四人幫”時陳中凡已是近90歲的老人，但他和全國人民一樣，精神振奮，歡欣異常。他從1978年至1980年還是每年去北京一趟，參加全國政協的全體委員會議，並列席全國人大會議，關心和參加討論國事。

1980年，他在北京參加會議時，應北京圖書館《文獻》叢刊編輯部之邀，為《中國當代社會科學家》一書撰寫了“自傳”，其中有這樣二段話表達了他的心聲：“我決心以有生之年，竭盡綿力，為祖國早日實現‘四化’作貢獻”；“學校的黨政組織對我們老教師關心照顧無微不至。比起舊社會老人的晚景凄涼，時有失業之虞來，我內心充滿了幸福感，熱切希望我國廣大的社會科學教育工作者，安定團結，朝氣蓬勃，在黨的領導下，和全國人民一道，同心同德，為祖國的‘四化’建設作出卓越的貢獻”。他把自己多年收藏的圖書、字畫、古物等分別贈送給自己任教的南京大學及南京博物院，又把自己建造的三幢房屋贈送給國家辦大學。

1982年7月22日，陳中凡病逝。他的追悼會由江蘇省政協主席包厚昌主持，南京大學黨委書記章德致悼詞。悼詞中說：“陳中凡教授的逝世是我國教育界、學術界的一大損失。陳中凡教授一生追求光明與進步。他服務教育事業的奮發精神，他耕耘學術園地的刻苦精神，他堅定不移的愛國主義精神，他熱愛黨、熱愛社會主義的革命精神，永遠值得我們學習。”

陳中凡治學根基深厚，從研究書目學、諸子群經到文學批評史，以及先秦、兩漢、隋唐五代、宋元金文學史等，無不涉獵，后致力於中國戲劇史的研究，在文學、歷史學、哲學乃至目錄學、古文字學、教育學、藝術史諸方面均有建樹。喜藏書，所藏善本古籍被稱為“收藏一絕”。其藏書樓“清暉山館”收藏自稱為“藏書十萬卷，字畫三百幀，首都淪陷，盡付劫灰。”余者流入書肆。

1924年在國立東南大學任教期間，曾主編《國學叢刊》，提倡用科學的方法整理國故。同年曾應邀去西安講學(同時被邀請的有周樹人(魯迅)、孫伏園、蔣廷黻等人)，擔任講題為中學國文教學法、中國文字演進之順序和讀古書的途徑三個內容。

1927年開始發表作品，出版了我國第一部《中國文學批評史》，此後數十年內他出版的專著有《書目舉要補正》、《古書校讀法》、《諸子書目》、《經學通論》、《中國韻文通論》、《中國大文學史 (上古文學---清代文學)》、《漢魏六朝散文選》、《兩宋思想述評》、《中國民主思想發展史》、《民主與教育》等十餘部。結集有《陳中凡文集》。

《陳中凡年譜》

《學林清暉（文學史家陳中凡）》

陳中凡的人生信條是“三不”與“三書”：不做官、不納妾、不吸煙，以讀書、教書、著書為終生樂事。新中國成立后，經過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他的“三不”與“三書”不大放在嘴上講了，但其精神內涵還時時表現在對弟子的教誨中。尤其當他藏否人物的時候，譬如談到某某人（往往曾是他的學生）做了官，總是掩蓋不住那種惋惜之情或鄙夷之意。

蔡元培捍衛大學的獨立性，反對政黨或政府干涉校政，這一思想也對陳中凡先生影響頗深。陳老不到三十歲即成名，當過國立東南大學國文系主任、國立廣東大學（中山大學之前身）文科學長。一九二八年他任上海暨南大學國文系主任，次年任文學院院長。他邀左傾進步人士如許德珩、李達、鄧初民等任教授，造成很大社會影響。教育部高教司向他提出警告，他不予理睬。噹噹局進一步干涉校政之時，他便憤而辭職了。

陳老最瞧不起那種在當官的面前俯首貼耳、低三下四的文化人。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他很欣賞這句話，認為這是孟子高於孔子的地方。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孟子身上有一種文化人的獨立品格。陳老的《五十生日自述》曰：“暇便高吟樂便歌，漫將身世怨蹉跎。廿年浪跡恩仇少，半世羅捲軸多。心比蟬清惟飲露，夢斷歐鳥每驚波。古人五十知天命，壯志猶懷逐日戈。”這正是他的“三不”、“三書”的寫照。就是這樣一位“清暉山館主人”，曾叫江蘇省主席陳果夫十分難堪。1934年，陳老賦閑在家，省主席陳果夫約見他。中凡先生到時，陳果夫適有事外出，由弟陳立夫熱情招待，稍候片刻，陳果夫至。客氣寒暄一番之後，省主席要陳中凡支持江蘇省的教育事業，表示要聘他當省教育廳長。中凡先生當即以“三不”信條相告，拒絕了省主席的“好意”。為了扭轉這尷尬的局面，陳果夫說：“陳先生的家鄉鹽城，學校多，教育素稱發達，這也是我們江蘇省的光榮啊。”

“不過——”陳中凡對這位大官的粉飾太平頗為反感，冷冷地笑了一笑，說：“我們鹽城不光學校多，在上海拉黃包車、當野雞的也很多。”他的意思是說，鹽城受苦受窮的人多，他們得不到受教育的機會。

話不投機，不歡而散。陳果夫叫手下人通知首都各校，不準聘用陳中凡這位自由主義者。

陳中凡受蔡元培的影響，不論做學問還是交朋友，均持“兼容並包”的態度。他在北京大學學習與任教期間，與陳獨秀、李大釗、胡適、劉師培、黃季剛等新舊左右各派人士均有交。他與陳獨秀私交甚篤，但按照他的“三不”主義，並不參加陳獨秀組織領導的黨派政治活動。抗日戰爭爆發前，陳獨秀在南京被保釋出獄后，在陳中凡家住了一個多月。那時的陳獨秀，一方面早已被中共開除，一方面又坐了國民黨的監牢，對革命前途十分悲觀，個人情緒也很頹喪。他天天在陳中凡面前發牢騷，罵國民黨，也罵共產黨。但陳中凡只和他談學問，談友誼，不談政治，不談“黨務”。陳獨秀把在獄中同居的潘女士帶到陳中凡家住。陳中凡熱情照拂，臨別時勸他：“你那黨務，我看不要再搞了。”幾年之後，陳獨秀病死於四川江津，陳中凡發表文章悼念他，還寫了一首充滿感情的詩《哭陳仲甫》。

陳中凡與李大釗的交情也很深。在他擔任北京女高師國文部主任兼教員時，革除學校封建保守習氣，邀請北大新派教授（如李大釗、胡適等）與“國故派”教授（如劉師培、黃季剛等）來校講課。李大釗講“社會學”與“女權運動史”，新理論、新方法頗受歡迎，陳中凡與他的個人友誼也加深了。后陳中凡到南京東南大學任教，仍與李大釗有書信往來。一九二七年李大釗被軍閥殺害，陳中凡聞訊大悲。一九三七年，李大釗犧牲十周年，陳中凡有《紀夢》一詩，表現了他對舊友的敬仰與思念。詩中記他在夢中與李大釗見面，“共執手兮道故，情抑塞兮忿捐。”待到魂駭夢醒，仍伏枕情牽。

陳老晚年喜歡唱崑曲，曾把崑曲名家俞振飛請到家裡來授藝。凡是他的弟子，必須習唱崑曲，不及格者不得畢業。在他的弟子當中，吳新雷唱得最好，深得俞振飛嘉許。一九六五年，在全校歡送畢業生的文藝晚會上，大家要求陳老唱一曲。時年七十八歲的陳老邀他的弟子梁淑安女士同台清唱《長生殿》“驚變”一折的“攜手向花間，暫把幽懷同散”一段，白髮蒼蒼的陳老唱唐明皇，二十七歲的梁女士唱楊貴妃，由師兄吳新雷吹笛伴奏，成為了一次有很高文化品位的業餘演出。事隔一年，“文革”開始。毛澤東關於戲劇的“批示”在報上公布，這次師生同台度曲的佳話，曾多次作為“封資修”的例證受到“紅衛兵”的批判。

“文革”開始，經歷過多次歷史暴風雨的陳老師並不知道它的來頭，甚至誤以為是一次真正的“文化革命”。“紅衛兵”叫“三名三高”人物主動減薪。陳老在大太陽底下排隊表態，登記減薪。中文系師生集隊唱《東方紅》，陳老師不濫竽充數，他像崑曲那樣放開喉嚨唱，當全體已經唱完時，還聽他一個人拖著長長的腔——他耳背，不知別人已唱完，由此可見其認真的程度。擔提起他與梁女士同台度曲事，他並不認為自已有什麼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