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江師範學堂

• 肇始“三江”（1902）

19世紀末，清王朝閉關鎖國，積弱積貧，歐美列強的“堅船利炮”一而再、再而三地轟開“天朝大國”之門，同時也轟醒了中國人民救亡圖存、變革自強的意識。“御外侮而欲求強，為求強而欲變革”的呼聲日高，“廢科舉，興學校”，不拘一格育人才，更成為維新變法的重要舉措。三江師範學堂便在這舉國上下求強思變的潮流中應運而生。

1901年，清廷迫於內外形勢，下令各省改書院為學堂。翌年又頒布了《欽定學堂章程》（即“壬寅學制”），將學校教育分為初等、中等和高等三等七級，形成了較為完備和系統的教育制度。

時任兩江總督劉坤一，與當時的湖廣總督張之洞、盛宣懷等結成“東南互保”聯盟，1901年7月，他和張之洞聯銜具奏《湖廣、兩江總督會奏三疏》（史稱“變法三疏”）。提出“育才興學之大端”四項：“一曰設文武學堂；二曰酌改文科；三曰停罷武科；四曰獎勵遊學。”（史家認為，“變法三疏”實際上是“清末新政的實施大綱”）。

1902年5月8日，劉坤一邀請張謇、繆荃孫、羅振玉等江蘇學者、名流商議興辦學堂事宜，達成共識：興學育才的主要困難是師資匱乏和資金短絀，而開辦高等師範學堂，不僅可以為各級學堂培育師資，而且“更可比辦高等學堂經費減省一半”。劉坤一在當日給張之洞的信中通報了此次商討的經過，力主興學“應從師範學堂入手“。

1902年5月15日，劉坤一會同江蘇巡撫，江蘇學政上奏《籌辦江南省學堂大略情形折》，5月30日，他再上《籌辦學堂情形折》，呈請在原設水師學堂、陸路學堂及格致書院外，另建小、中、高等三所學堂。即：將江南文正書院改為小學堂，鐘山書院改設中學堂，“均就原址酌量增茸”；省會高等學堂“課專門之學”，“規模必求宏敞，俾可廣育人才”，因而“聘翰林院編修繆荃孫為總教習”（註：繆荃孫是被聘為江寧高等學堂的“總教習”，而非師範學堂的“總教習”。 ），“設法籌款擇地建造，尼材鳩工，接續舉辦”。奏摺陳述了辦學須循序漸進、需注重課本與師資的主張，並云：“現已另設師範學堂，選中學淹通、人品端正者，授以演演算法、繪圖等事，學成給以文憑，使為小學堂教習。”

劉坤一病逝后，朝廷著李有棻護理兩江總督這段時間內，他對辦學堂中許多重要事情進一步作了具體籌劃。並將籌辦情形上奏朝廷。接著，張之洞繼任署理兩江總督，上奏《創辦三江師範學堂折》，力主“先辦一大師範學堂，以為學務全局之綱領”。他還開具了辦學的具體計劃，在總督府下設立兩江學務處，籌劃並管理辦學事宜。同時委派翰林院編修繆荃孫率員赴日本考察教育，隨後又聘請繆荃孫為三江師範學堂總稽查，負責籌建三江師範學堂。

學校取名“三江”的緣由，有兩種觀點：

一種觀點認為：南京當時為兩江總督駐節之地，兩江總督所轄江蘇、安徽、江西三省均處長江中下游，也即古代所指“揚州”地區。因而“三江”即寓“東南”之意，取名三江師範學堂，既不失古風，又與兩江總督管轄之地有所照應。（相傳大禹治水，分天下為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九州，而“東南曰揚州”；《書·禹貢》“揚州”記載：“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周禮·職方》“揚州”也云：“其川三江。”大概是指東南之地河川縱橫、水網交錯之意。）

另一種意見認為，安徽在歷史上曾屬江南省，“三江”即指“江蘇”（或“江寧”）、“江南”、“江西”三省之簡稱。《三江師範學堂章程》第一章第一節就“正名”曰：“本學堂名三江師範學堂，為江蘇、安徽、江西三省之公學。”也許這正是“三江”之名的由來。

• 學堂籌辦（1903）

1902年9月，朝廷著李有棻護理兩江總督，10月將籌辦三江師範學堂的情形上奏朝廷：江寧省城高等學堂暨府縣中小學堂分別興建、裁改，妥速籌備，次第開辦。

1902年11月8日（光緒二十八年十月九日）至1903年3月20日（光緒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二日），張之洞奉召再次署理兩江。三江師範學堂的創立，是他為期不到四個半月的二次署理兩江期間最大的政績。

（1）著手籌建三江。張之洞於1902年11月5日抵江寧，以鐘山書院為行館；“初九日接署兩江總督篆務”。在其《到兩江署任謝恩折》中，張之洞即闡明了“新政多端，以 造就文武人材為急”的考慮。

（2）設立兩江學務處。為了更好地推行興學事務，尤其是加快三江師範學堂的創辦，張之洞在1902年12月奏請設立兩江學務處，“專督全省學校事宜”。學務處總辦為江安督量道胡硯蓀觀察，而以銀元局志仲魯觀察、陸師學堂俞恪士觀察為副總辦。張之洞委派江寧銀元局官員為學務處副總辦，意在從銀元局籌集款項支持創辦三江。

（3）奏請創建三江。1903年2月5日（光緒二十九年正月初八），張之洞正式奏請創建三江師範學堂。張之洞的《創建三江師範學堂折》開宗明義，重申了“師範學堂為教育造端之地，關係尤為重要”的觀點，強調興辦教育，必須“扼要探源”，把握先後次序。“茲於江寧省城北極閣前，勘定地址，創建三江師範學堂一所，凡江蘇、安徽、江西三省人士皆得入堂受學。”奏摺詳盡而又具體地闡述了創設三江師範學堂的理由、意義、章程學制、生員定額、師資來源及構成、辦學經費及籌措渠道等等。

（4）專調湖北師範學堂長鬍鈞來寧參與籌建。兩湖書院畢業生胡鈞曾奉張之洞之命兩次赴日本考察教育，對日本的師範教育有很深的了解，張之洞調胡參加三江師範學堂的籌建，要他仿照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精繪圖式，詳定章程，總期學制悉臻完備合法”。

（5）派遣繆荃孫等赴日考察。1902年底張之洞即命繆荃孫、徐乃昌、柳詒徵等八人赴日考察教育。繆荃孫等為考察作了許多準備，1903年2月方才出發，4月11日奉新任總督魏光燾電召回到江寧。此次考察，主要是為了汲取日本師範教育成功經驗而用於三江師範學堂的建設發展。考察回國后不久，繆荃孫即被委任為三江總稽查，徐乃昌1905年任三江總辦，而柳詒徵則在1903年6月被錄用為三江的教習。

（6）聘請日本教習。張之洞主張師法明治維新之後形成的日本教育體制和理念。他不僅倡導留學東瀛，而且直接取才於異域，從日本聘請教習或顧問。他自1898年初即與日本東亞同文會建立了聯繫，先後聘請了24名日本教習和顧問到湖北各學堂任教。1903年1月18日（即奏設三江師範學堂之前18天），張之洞致函日本東亞同文會會長近衛文薍及副會長長岡護美，云：“金陵現擬設三江師範學堂”，“擬聘貴國師範教員12人”，其中一人擔任“教頭”，其餘受其調度。張之洞請近衛等代為物色性情懇勤、品行端正且具有教育經驗和歷練者，要求“正月半到金陵”，以便與中國教習“彼此互換知識”。經過函電往來，近衛派遣當時正在上海的同文會幹事長根津一趕赴南京，與張之洞“就三江師範學堂招聘教習之事，詳細研究”，並與張之洞所委派的代表俞明震（江南陸師學堂總辦兼學務處）、楊覲圭（三江師範學堂總辦兼學務處）和劉世珩（三江師範學堂總辦兼學務處）三人，於1903年2月26日達成《三江師範學堂擬聘日本教習約章》。協議共十二款，分別規定了聘請日本教習的數量、聘期、所任科目、課時、薪水、川資、診療費用等事項。

（7）延攬中國教習。張之洞出示曉諭，要求兩江所轄諸省官紳保薦“舉、貢、廩、增出身”中的學行兼優之士，通過分門命題考試，錄取50名，與所聘日本教習“互相教益一年”，再分別教授修身、歷史、地理、文學、算學、體操各科。原計劃農曆正月二十日取齊，但由於安徽、江西等地得信已遲，未及保送，因而延緩至二月初六，張之洞本擬“親臨貢院考試”，后因要事難以分身，請江寧藩台李薌桓等代為主考。初十日複試，十八日揭曉。在應試的370人中，僅錄取崇朴、程麟等20名。張之洞認為“考試僅憑文字，尚難知其品質”。因而要求兩江學務處官員在1903年3月18日（二月二十日）對通過複試者進行面試，“覘其言論，逐名加以考語，詳候核奪去留”。即便兩天之後就要交接離任，仍然毫不馬虎，足見張之洞對遴選三江師範學堂教習的重視和嚴格。

（8）借江寧府署先行開辦。張之洞在其《創建三江師範學堂折》中曾云：“學堂未造成以前，暫借公所地方”1903年3月，三江師範學堂在江寧府署開辦，張之洞參加了開辦儀式並與相關人員合影。（右圖：這張由南京師範學院段熙仲教授提供、《南京大學校史資料選輯》於1982年首次公開的照片，是可見的有關三江師範學堂的最早的照片，彌足珍貴。 ）

1903年3月20日，張之洞“卸署兩江督篆”，並於21日“啟程赴鄂，由漢口取道北上”。

• 學堂開學（1903—1905）

張之洞與魏光燾在1903年3月20日交接關防印信、王命旗牌。前後兩任總督隨後即與有關官員合影留念，其中包括兩江學務處和三江師範學堂的官員。六天以後，魏光燾“天甫黎明”即赴下江考棚參加尊經校士館的甄別考試。但由於魏光燾“須臨三江師範學堂履勘，以故出題后即命駕回轅”。魏光燾第一次視察三江。

（1）續聘教習。三江首次招聘中國教習僅錄取20名，未能足額，因而魏光燾命兩江學務處發出曉諭，囑各司道府州再次保薦，四月底齊集江寧，“特再行考試一次，以廣搜羅而昭公允”。共進行了三次續考，計錄取雷恆等50人，加上張之洞任內錄取的20名，共有70名。

（2）委任漢文總教習。三江的“漢文總教習”原擬聘請通州舉人范肯堂，因為范另有他就，因此魏光燾改聘湖南進士翰林吳獬，由兩江學務處下札委充。

（3）擇日開學，中日教習“互換知識”。1903年6月，三江所聘菊池謙二郎等11名日本教習均已到寧。三江師範學堂總辦楊覲圭便在6月19日召集“洋漢文教習會議”。除明確日本教習和中國教習各自承擔課程外，還確定中日教習彼此以“學友”稱呼。1903年6月25日，三江師範學堂開學。由於本年度尚未招收學生，因而所謂“開學”，即“華洋教習”互相教練、互換知識。即日本教習在中國教習指導下學習中國語言文學及經學；中國教習向日本教習學習日語及理化、圖畫等等。其目的如張之洞《創建三江師範學堂折》中所云：“俟一年之後，學堂造成，中國教習於東文、東語、理化、圖畫等學通知大略，東語教習亦能參用華語以教授諸生，於問答無虞扦格。”此時再招考師範生入學，則教學時可以不一定藉助翻譯，傳文達意避免誤會，又能節省時間。應當說這是一個很富創意的設想，但由於語言的阻隔，中日教習為期一年的“互換知識”並未達到預想效果。

（4）建堂工程基本竣工。三江學堂堂址，經張之洞選定在北極閣前，建築規劃由湖北師範學堂長鬍鈞參考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的藍圖而定。自1903年6月19日起“鳩工建造”，工程監督為知縣查宗仁。在魏光燾的督促下，工程進展順利。至1904年1月，即已造好“洋樓五所”，“局面極其宏敞”。而1904年日本東亞同文會也有報告說，三江師範學堂計劃興建的“五百四十室大校舍及職員住宅，已完成一半，來年二月即可竣工”。1904年8月間，魏光燾派員查勘三江建堂工程，發現工程監督查宗仁有疏忽之責，立即採取補救措施。1904年9、10月間，工程全部竣工。三江的中日教習均遷移至北極閣下新堂址。而魏光燾也在此前後奉調閩浙總督。三江浩繁、宏大的建堂工程，是在魏光燾任內開工並基本完成的。

（5）制訂《三江師範學堂章程》。1904年5月13日至7月7日（光緒三十年三月二十八日至五月二十四日），三江師範學堂總辦楊覲圭五次晉見兩江總督魏光燾。如此頻繁的晉見，應與制訂《三江師範學堂章程》及相關事務有關。這個章程由胡鈞負責草擬。章程“照奏定優級師範並附初級師範章程辦理”，凡十五章，分別規定了“立學總義”、“考試規則”、“學科課程”、“各員職務”，有關講堂、齋舍、操場以及禮儀、賞罰、放假、畢業服務等“條規”和“學堂禁令”。

（6）正式招生開學。1904年7月，三江師範學堂總辦楊覲圭通知兩江所轄各府州縣，三江師範學堂將在9月15、16兩天舉行招生考試。由於如期前來應試者人數有限，僅錄取120人。10月又舉行一次招考，錄取180人，共計300人。所取學生分為三年制初級本科32人，二年制速成科187人，一年制速成科81人，四年制高等師範本科生172人，“備各中學堂教員之選”。學科設有理化科（后改稱理化數學部）、博物科（后改稱博物農學部）、歷史輿地科（后改稱國文史地部），講授史地、文學、算學、物理、化學、博物、生理、農學、教育學等課程。11月26日（光緒三十年十月二十日），學生正式入學上課。

三江師範學堂從1902年開始醞釀、籌備；1903年3月開辦，著手聘請師資、建造學堂；1903年6月19日開學，由中日教習“互換知識”一年；至1904年11月正式招生入學，在兩年多的時間內，完成了創建工作。這是當時江蘇的最高學府，“堪與京師大學堂比美”（日本東亞同文會報告語），也是“中國師範學堂之嚆矢”。

• 更名“兩江”（1906年）

三江招生入學之後，學生由於學堂之名、學堂用人和經費分攤等問題發生省界糾紛。江蘇籍的士紳如張謇等人也有強烈反彈。他們提議應對三江師範學堂“正名”，理由是自雍正元年起，兩江總督就兼轄江蘇、安徽、江西三省。在兩江總督駐節之地開辦的師範學堂，應更名為“兩江優級師範學堂”，它不言而喻為三省公學，無須以“三江”為名。

經過一段時間的爭議，兩江總督周馥亦認為學堂名為“三江”似乎意義含糊不明，遂自1906年5月易“三江”為“兩江”，並根據《奏定學堂章程》條例，定名為“兩江優級師範學堂”。

更名“兩江優級師範學堂”，不僅是學堂名稱的變更，而且也伴隨著學制的變革和課程內涵的提升，學堂的組織架構和人事也有新的明顯的變化。武昌起義后，兩江師範學堂因戰事停辦，1914年由江蘇省續辦改建為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江蘇巡按使公署飭第二四〇六號：“蘇省原有兩江師範學校，前因軍興中輟，現在大局已定，亟應由省續行開辦，以儲師資。” ）（圖冊圖片資料來源）

三江師範學堂（1902-1906）、兩江師範學堂（1906-1911）、南京高等師範學校（1914-1921）、國立東南大學（1921-1927）、國立第四中山大學（1927）、國立江蘇大學（1927）、台灣中央大學（1928-1949）、國立南京大學（1949）、南京大學（1950-）。（圖冊圖片資料來源）

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原南京大學調整出工學、農學、教育學等院系分別組建了南京工學院、南京農學院、南京師範學院等學校，文理科與金陵大學有關院系合併為新南京大學。根據《南京、金陵兩大學合併、調整工作進行辦法》，三江師範學堂（中央大學前身學校）的歷史檔案劃歸（新）南京大學。

南京大學、東南大學、南京師範大學、南京農業大學、南京林業大學、南京工業大學、江南大學、江蘇大學等院校的歷史都將三江師範學堂視為學校的創辦時間。

清初教育沿襲明制，在中央設立國子監，在地方設立府、州、縣學，開辦科舉考試網羅任官人才。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暴露清朝之積弱以及軍事外交上之囿境，至此，有識之士鑒於國勢日蹙而紛思富國強兵之道，清廷先後開辦一批外語學校與軍事學校，此為中國近代教育之濫觴。

1894年，清軍在中日甲午戰爭中潰敗如山倒，震驚朝野。當此之際，清廷有感於民族存亡之危已迫在眉睫，教育改革與人才培育頓時成為變法維新的重要議題。

1901年清廷下令各省督撫學政"切實通籌認真舉辦大學堂"，以推行新式教育；及后，兩江總督劉坤一奏請朝廷興辦師範學堂，以解決新式教育在推行時所遭遇的師資匱乏等問題。1902年張之洞上奏《創辦三江師範學堂折》，提出具體辦學計畫，如敦聘湖北師範學堂堂長、繪製建造學堂藍圖、訂定學堂規章制度，以及課程設置等。

1903年擬定的《奏定學堂章程》為中國第一部政府頒布並實施的近代學制，即“癸卯學制”，此法採用日本學制，分為普通教育、師範教育及實業教育三大系統。其中，普通教育分為三段六級，三段依次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以及高等教育；六級則為初等小學堂、高等小學堂、中學堂、高等學堂、大學堂以及通儒院（即今之研究所）。師範教育分為優級、初級二等。初級師範學堂招收高等小學堂之畢業生，畢業后可任教於高等及初等小學堂；優級師範學堂則招收初級師範及普通中學堂之畢業生，畢業后可任中學教員。1905年，清廷在袁世凱、張之洞、端方等人聯名上奏主停科舉下，通令“立停科舉，以廣學校”，正式廢除長達一千三百多年的科舉制度。

• 總辦

總辦“主持全學教育及一切事”，內外事務皆集一身，大權獨攬而又掌管了不少基層職員分內之事。有四人先後出任三江總辦：

楊覲圭，湖南善化人，1890年恩科進士，江蘇候補道。由張之洞委任為三江總辦，負責學堂籌建。曾與日本東亞同文會代表在南京商議聘請日本教習事宜並簽訂合約；參與招聘中國教習及主持“華洋教習會議”，負責《三江師範學堂章程》的制訂及學生招考錄取等。但三江正式招生開學后不久，由於學生向江蘇巡撫端方等稟報“教育不勝傳授之責”而引咎辭職。

劉世珩，貴州人，刊刻鑒藏名家，多有著述。以三江師範學堂總辦身份參與《聘請日本教習約章》的草擬和簽字。但1909年底（宣統己酉年）冬刊印、李瑞清作序的《兩江師範學堂同學錄》之“曾任本堂職員履歷表”中，有楊覲圭而未見劉世珩之名。或許如有的研究者所言，劉世珩是因商議、簽訂聘請日本教習約章之需要，“被張之洞拉來充總辦之數而已”。（參見楊振亞文《三江師範學堂的創建及其發展》，南京大學《高教研究與探索》1987年“校史研究專刊”。）

李光業，安徽人。楊覲圭辭職后，李因與兩江總督周馥的私宜而被委任為三江總辦。然而他“並非正途出身，難浮眾望”，遭學生非議和抗爭，釀成風潮而導致周馥被參。

徐乃昌，安徽人。以道員而兼江南高等學堂、江寧府學堂和江寧縣學堂總辦等數職。1903年曾受張之洞派遣，與繆荃孫、柳詒徵等同赴日本考察。后又於1904年受端方派遣，護送學習陸軍、實業等學生及21名三江教習赴日留學。1905年夏秋間，李光業被罷免后徐就任三江總辦。

• 總教習

1徠903年首批聘請11名日本教習，菊池謙二郎任日本總教習。不久，新任兩江總督又聘湖南嶽州人，翰林吳獬為三江漢文總教習。吳獬後來又改任提調。

• 總稽查

三江章程有總稽查之職而未列其職責範圍。（蘇雲峰根據繆荃孫等人所承擔的部分工作，認為總稽查“似乎相當於後來的教務長”，主要負責稽查各學科課程、教法和學生學業。）

繆荃孫（1844～1919），江蘇江陰人。他是三江初始時期高層職員中唯一的江蘇籍人。1876年恩科進士，選庶吉士及翰林院編修，國史館總纂。1902年5月被劉坤一委任為江楚編譯書局總纂，兼江寧高等學堂總教習。1904年底奉端方之命兼任三江師範學堂總稽查，1907年4月方才辭去。 （繆荃孫圖冊圖片資料來源① ②③江陰繆荃孫圖書館）

方履中（1874～1940），安徽桐城人。1903年進士，1904年底任三江師範學堂總稽查。詩文具佳，是桐城派的代表人物。

陳三立（1859 ～1937），江西義寧人。湖南巡撫陳寶箴之子，國學大師陳寅恪之父。1886年進士，散館編修、吏部主事。曾與黃遵憲創辦湖南時務學堂，深受張之洞器重。1904年底與繆荃孫、方履中一同奉端方之命整頓三江課程，並就任三江總稽查。 （陳三立圖冊圖片資料來源）

• 提調

“提調”一職為明清時期在非常設機構中負責處理內部事務的職員。出任三江師範學堂提調的有汪文鼎、夏敬觀、吳獬、陳玉樹等。

三江師範學堂的設備包括：一棟兩層樓的口字形建築物（口字房），內設辦公室、圖書室、實驗室；一棟三層樓的西式教學大樓；另有教習房（教員宿舍）、學生宿舍、寬敞的運動場、教學實慣用的農場、畫室等，各項設備齊全。

學堂師資來源，可分為二，一是聘請日本教師，教授中國所缺少的學科，例如倫理、教育、理化、農學、商業、博物、工業、醫科、日語以及繪圖等；一是聘請或招考中國學者，教授修身、歷史、地理、文學、算學以及體操等學科。這些教學內容充分呈現張之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教育思想。

• 中國教習

儘管四次選聘了70名中國教習，但由於教習流動性甚大，如1904年底派出21名留學日本，有的考中舉人或進士后另有高就，有的轉到在大石橋東新設的師範傳習所任教，因此，1903～1905實際在三江師範任教的中國教習只有26人：經學教習王益霖，修身教習楊邦彥、程麟、寶紁，文學教習隋勤禮，歷史教習盛平章、黎承福、柳詒徵，算學教習吳榮萃、徐德培，輿地教習劉承瑋、陳貞瑞、武同舉，英文教習陳國徵、鄧瑗，體操教習陳振、池涵光、趙均騰、趙廷璽，編譯員蔣邦彥，日語譯員趙連璧、魏光鏞、范恩溥、沈鴻、張鎧、王祥麟。

• 日本教習

由於張之洞是“中體西用”、“借材異域”思想的倡導者，也是最早聘請日本教習和派員留學東瀛的清廷重臣。他在創建三江師範學堂之際，自然而然就把聘請日本教習作為提高三江師範學堂辦學層次和教學質量的重要舉措。在他的催促和推動下，三江和日本東亞同文會達成了聘請11名日本教習的協議。這批日本教習1903年6月10日前全部來到三江，聘期三年。 （圖冊圖片資料來源）

三江、兩江時期共計招收各類學生1601人。其中，1906至1908年春，三江更名為兩江后，專辦優級本科，改以中學堂和初級師範畢業生為招生對象，但合格生源不足，只好放寬條件，頻頻招生，多個批次共招生773人，其中包括“預科”和“補習科”；1910年春和1911年春，此時已有較多的合格考生，兩江發展也已步入正規，招生規模擴大，據李瑞清的報告，1911年7月間，兩江師範學堂在堂學生共有十三個班599人。

張之洞在《創建三江師範學堂折》對三江的定位是：培養蘇、皖、贛三省的中小學堂教員。計劃前三年專辦初級師範，分一年速成科、兩年速成科和三年本科等三級學制，畢業生“陸續派赴各州縣充小學堂教員”；第四年則開辦“高等師範本科”，旨在培養中學堂教員。1904年三江共招生300名，即按三種學制進行培養。

1、最速成科。學制一年。開設修身、歷史、文學、輿地、算學、體操、英文、教育、理化概說、博物、生理衛生、圖畫、手工、東（日）文等課程，每周授課36學時。

2、速成科。學制兩年。所學課程較最速成科增加了農學和法制經濟等，且課程程度也明顯加深。但每周仍為36學時。

3、初級師範本科。學制三年，較《奏定初級師範學堂章程》規定的“完全科”學制縮短二年。三江師範本科共開設17門課程：修身（經學）、歷史、教育、文學、輿地、算學、物理、化學、生理、博物、圖畫、農學、法制經濟、手工、體操、英文、東（日）文。與奏定章程對“完全科”規定的課程相比，減去了“習字”，把“讀經講經”與“修身”合為一門，同時增加了生理、農學、法制經濟、手工、英文、東文等6門課。很顯然，三江的本科比較注重課程的實用性和現代性，學生除修習數理化、農博、手工外，還修讀兩門外語，同時能學到有關國家政治、法律、財政、生產及交易、消費等方面的理論與知識。

學堂不但以其經費送中國教師出國留學，以便日後取代日本教習，同時也附設中、小學堂，以做為學生實地教學演練及教學教法實驗的場所，增加學生實習機會。

三江、兩江前後開辦八年，至1910年時共有畢業生919名，其中三江時期畢業117人，大都到小學堂任教；兩江時期畢業802人，包括程度較高之“分類科”和“選科”的畢業生248人，他們一般取得中學堂或初級師範教員的資格，他們的視野、抱負、學養和能力，在學界和社會得到好評。

1909年7月和1910年6月，兩江師範的學生分別參加了江蘇“全省學堂成績作品展覽會”和“第一次南洋勸業會”。兩江師範學堂的陳列品，如理化實驗報告、物理器械、動植物標本、手工製品和美術作品等等，是最引人注目的部分，“觀者莫不嘖嘖稱讚”。1910年初上海《時報》報道說：“兩江師範學堂本科學生已滿五年二級者共有三百餘人，將舉行畢業……唯各學堂在事人員，多系從前速成學生。該班一出，定行壓倒儕輩，故刻下舊日之師範生異常惶恐雲。”

胡小石（1888～1962），名光煒，字小石，號倩尹、夏廬。1906年9月考取兩江優級師範學堂預科，翌年插班入農學博物分類科，1909年畢業。國學、詩文、書法均得到李瑞清的指點，對古文字聲韻訓詁、佛典道藏、金石書畫的研究造詣精深。歷任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私立金陵大學、國立東南大學、台灣中央大學教授、系主任、文學院院長，1949年後任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等職。

呂鳳子（1888～1959），又名呂濬，字鳳痴。江蘇丹陽人。1910年1月畢業於兩江優級師範學堂圖畫手工選科。擅圖畫、金石、雕刻、書法及詩詞，是中國近代藝術教育的開創者。民國初年創辦丹陽正則女子初等學校，后發展為正則藝專，另創辦南京美專並任校長。歷任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國立東南大學、台灣中央大學教授。

陳中凡（1888～1982），原名鍾凡、宗藩，字覺雲。江蘇建湖人。其叔父陳玉樹曾是三江師範學堂的提調。1910年2月考入兩江優級師範學堂公共科。畢業后考取北京大學哲學系。1918年後，歷任北京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國文部主任、國立東南大學國文系主任，廣東大學、暨南大學中文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金陵大學國文系教授，1949年後任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圖冊圖片資料來源）

三江師範學堂的創始者，是1902年前後相繼擔任或署理兩江總督的劉坤一、李有棻、張之洞和魏光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