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發黑幕運動

1906年美國肉製品加工廠的場景 《屠場》是一部以芝加哥屠宰工人的悲慘生活為題材的作品。主人公約吉斯·路德庫斯和妻子奧娜都是來自立陶宛的移民，他們同當時千千萬萬歐洲勞動者一樣，把美國當成遍地有黃金的“人間天堂”，但當他們踏上美國的土地，看到的卻是貧困、飢餓、欺騙和訛詐。他們好不容易在芝加哥屠宰場找到一份工作，但那裡勞動條件惡劣，屠宰過程十分危險，肉食製作極不衛生，工人們死的死，傷的傷，生命安全毫無保證，每天只能拿到一點可憐的工錢，難以養活家小。為了多掙錢，約吉斯自恃年輕力壯，拚命幹活，但生活不斷向這個力大如牛的漢子送來不幸：買房子時受騙上當，把辛辛苦苦積蓄起來的幾百元錢白白送給了房產主，又欠了債。為了還債，約吉斯拚命幹活，不慎扭傷了腳，奧娜又生了孩子，一家人面臨著挨餓的危險；傷愈后，原先工作的位置已被別人頂替，他只得到人骨粉瀰漫、臭氣衝天的屠場肥料廠去幹活。不久，奧娜遭到工頭的污辱，約吉斯痛打了工頭，結果被判刑而服役。出獄后奧娜難產而死，兒子又被淹死，他在極度悲傷中流落到農村打短工，回到芝加哥時極度衰弱，找不到工作，只得流落街頭行乞。一個生龍活虎的壯漢被社會折磨得奄奄一息，這正是千百萬苦難的移民勞動者在這個“金元帝國”的遭遇。在小說的結尾作者讓主人公通過痛苦的磨難之後成了一名社會黨擁護者。

約吉斯·路德庫斯的命運，在二十世紀的初期的美國確實具有典型意義。作者明確指出：約吉斯的一切災難都是美國反動政府的腐敗和壟斷資本家的剝削造成的，而大資本家和政客們窮奢極欲的腐朽生活卻建立在約吉斯這樣=千千萬萬受苦受難的窮人們牛馬般的勞動之上。

轉型時期美國人的文化心態——作為一場文化批判運動的背景分析

1886年10月28日，自由女神像最終由克利夫蘭總統主持儀式，落戶在紐約灣貝德羅島上，從此守衛著歐洲通往美國的門戶，手擎明燈，照耀那些前來美國尋求自由和機會的歐洲人。美國成了人類自由與希望的象徵，貝德羅島因此而改名為自由島。數以千萬計的歐洲人、亞洲人及其他大陸的人都背井離鄉，雲集到美國，以實現各自心目中的美國夢。對他們來說，美國就是天堂，意味著發財，意味著自由和民主。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在這一時期，美國社會跌蕩不已，問題層出不窮。世紀末的悲觀和樂觀同時刺激著美國人的思想。整個社會處於新舊交替的轉型時期。

我們為什麼說此時的美國正處於轉型時期呢？美國發展至19世紀下半葉，無論是經濟還是社會生活抑或人們的價值觀念都發生了很大的質變。此時，美國從一個以農業文明、鄉村文明為主的國家變成了一個以工業文明、城市文明為主的國家。經濟結構上，從一個以自由放任為主、公平競爭、充分展現個人能力、富有人情味的經濟社會走進一個以壟斷經濟為主、非法阻礙競爭、歪曲個人主義的公平性、公司主宰經濟生活、缺少人情味的經濟社會。以前，美國人主要生活在鄉村或小城鎮，其事業發展也局限在各個地方，這裡風光秀麗、空氣清新，他們過著安逸的浪漫生活。

雜誌新聞事業與公共領域

美國是一個聯邦制國家，地區差距顯著，報紙又多半是城市的產物，因此美國報紙的城市性、地方性和社區性一直是一個突出特點。既然腐敗是全國性通病，偏於一隅的報紙自然難有真正的作為。而現代雜誌的一大特點便是全國性。“一般而論，雜誌所探討者，乃多為全國性的問題，予讀者國性的觀念及眼光，所以雜誌與電視相同，一向被視為全國性的媒介，而結全國讀者有普遍的影響力量。

雜誌的第二個特點是它與社會改革和社會精英的密切關係。19世紀的兩位哲人說過：“報紙的最大好處，就是它每日都能幹預運動”，雜誌則可以“只談最主要的問題……詳細地科學地研究作為整個政治運動的基礎的經濟關係。1900年，美國的全國性雜誌已有50種以上，它們吸引了報界、政治、經濟、文學、法律等各界精英人物擔任撰稿人。這些精英又影響了更多的社會精英，即政策決定者、高級知識分子、企業界主管以及各階層輿論領袖，因此能產生決定性的影響。

哈貝馬斯在其著名的“公共領域”理論中非常重視雜誌的作用。他所謂的“公共領域”是指市民可以自由表達以及溝通意見，以形成民意或公識的社會生活領域(張錦華，1994：203)。他指出：“公共領域最突出的特徵，是在閱讀日報或周刊、月刊評論的私人當中，形成一個鬆散但開放和彈性的交往網路”(哈貝馬斯，1999b：35)。他認為，18世紀初葉由英國作家兼記者笛福、阿迪生、斯蒂爾等人辦的熔新聞和文學於一爐的雜誌和咖啡館開公共領域之先河。

關於黑幕揭發運動的起始和終止時間，學界說法不一。有的認為是從1902年到1912年，有的認為終止於1914年。但是多數人認為它肇始於1903年1月<麥克盧雜誌>同時發表林肯·斯蒂芬斯、艾達·塔貝爾和雷·斯坦納德·貝克的3篇文章之時。

這場運動迅速試卷社會各個角落。在政治領域中，它從城市、州波及國家立法機關。有關資料顯示，1880年代，代表美國當時38個州的76名國會參議員中有20名百萬富翁，其他人與鐵路公司、冶金、石油等大商業多有瓜葛。於是，前紐約《世界報》記者、思想激進的戴維·格雷厄姆·菲利普斯在1906年3月號的《世界主義者》上發表了《參議院的叛國罪》一文，指名道姓地抨擊納爾遜·奧爾德里奇等20多位參議員，稱他們是財團的代言人。文章通篇儘是“叛國”、“無恥”、“掠奪”、“強盜”、“財團”這些激烈的字眼，一時間舉國皆掠，以至於公認的改革派領袖西奧多·羅斯福總統也捺不住，在公開發表的演說中給這類揭發美國社會腐敗現象的記者和作家加上了“扒糞者”(Muckrakers，后通譯為“黑幕揭發者”)的稱呼。此名源於17世紀英國清教徒宣道者兼作家約翰·班揚的小說《天路歷程》中的扒糞人那樣，手拿糞耙目不轉睛，對美好的事物視而不見，專門盯住卑鄙墮落的東西不放。雖然林肯·斯蒂芬斯這些羅斯福的友人當時感到震怒，但是“扒糞者”一語不久便成了一種高貴的尊稱和一枚光榮的勳章，而為揭醜者欣然接受。黑幕揭發運動因此反而“名正言順”，在全國如火如荼地開展了十多年。據統計，1900—1915年間，黑幕揭發者大約發表了2,000文章(Miraldi, 1990: 28)。

誠如阿瑟·溫伯格所言，黑幕揭發者的觸角遍及美國生活的每一階段，無一倖免。他們描述、分析，準確無誤地指出弊病。黑幕揭發者是大膽的，他們指名道姓的指責詳盡而直接，對政界、商界的腐敗毫不轉彎抹角。他們發現的問題形形色色：食物摻假、金融和保險公司肆無忌憚的行為、欺詐性的索賠和專賣葯中含有有害萬分、踐踏自然資源、官僚主義、賣淫、政府與黑道勾結、監獄的情況和報紙為廣告商支配等內幕，被一一揭露出來。黑幕揭發者是“改革的宣揚者”。他們是進步運動中新聞界的代表。這些作家和迅速增多的黑幕揭發雜誌在喚醒慵懶公眾正義感的憤怒上功不可沒。他們使進步主義為世人所矚目，給這個政治運動提供了動力，幫助通過社會和經濟立法(Weinberg, 1961: xix)。

黑幕揭發運動歷時不久，然而它的影響的深廣度是新聞和文學史界上罕見的。黑幕揭發者激活了公眾輿論，“恥辱”一詞使人想到，揭發黑幕“實在是一場世俗性的‘大覺醒’，因為那些新聞記者借用基督教福音派的比喻，力圖激發全國的罪惡意識”(埃利奧特，1991：350)。作為黑幕揭發作品載體的雜誌，在凸顯新聞界的監督和警戒功能方面大大超過了報紙，進而在動蕩而複雜的社會中幫助國人形成共識，“新聞界和文學界的男男女女與政治家、勞工領袖、改革家和鼓動家、教授和牧師以及社會工作者和慈善工作者一道，共同影響了偉大的社會改革運動的進程”(埃默里，2001：247)，最終為完成社會轉型進行了全民族的心理調適。

由於美國是一個“要求更完善的法律、理性以及實際觀念”(利德基，1991：353)的法理社會，因此衡量社會運動成效的最重要標準是看它對立法進程的影響。在這方面，黑幕揭發運動可謂居功至偉。受它的影響，“市、州和國家的社會立法洶湧而至，幾乎席捲公眾所感興趣的一切生活方式和一切活動方式”(梅里亞姆，1988：268)這些改革性法案有：憲法《第十六修正案》、《第十七修正案》(1913年)、《純凈食品和藥物管理法》(1906年)、《肉食檢查法》(1906年)、打擊放任自流式經濟的《赫伯恩法》(1906年)、《報紙公示法》(1912年)《聯邦儲備法》(1914年)、《克萊頓反托拉斯法》(1914年)、《聯邦貿易委員會法》(1914年)以及各州各市涉及以下方面改革的諸多法律：婦女選舉權、創製權、複決權、罷免權、選民直接投票的預選、減少選任人數、比例代表制、住房、教育、勞工、社會保險和社會福利(李軍，1992：246—247)(埃默里，2001：244)。

《人人》雜誌在1908年1月號上列舉了黑幕揭發者的成就：“華爾街不能再像以前那樣苦難公眾了，保險業運行機制更為健全了，銀行正在增加新的防範措施，廣告基本真實，食品和藥物摻假將冒更大的風險。公共運輸公司更為關注人的生命安全。舊時政治老闆風光已不再了。各州和各城市都在致力於廉政建設。人們開始提名自己的候選人……兒童在法庭上獲得美好童年，弱勢群體在和賭博老手和灑館的對抗中獲得保護。我們的公眾資源得到了保護。”

黑幕揭發運動還成為1960年代興起的調查性新聞事業(investigative journalism)的先聲，後者派生出美國當代主流新聞思潮之一的調查性報道(investigative reporting)，1985年普利策新聞獎增設調查性報道獎，則賦予這種威力強大的輿論監督樣式以合法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