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梅九

景梅九（1882年－1961年）山西運城人。家住西安三學街長安學巷。1902年由清庭保送到日本留學，1906年參加孫中山同盟會。並在西安大學堂任教員。1911年在北京創辦《國風日報》，辛亥革命後任山西軍政部部長等職。1932年遷居西安，1934年在西安任教育部長。新中國成立后曾任陝西省政協委員。是中國辛亥革命的著名人士。1902至1906年留日期間向大杉榮先生學習世界語。回國后積極支持世界語活動，曾在北京世界語專門學校兼任教授，熱心推薦李樂三、李瑞甫、張希濤等山西青年到該校學習。1930年在太原創建世界語學會，自任會長。1931年在運城中山中學、第二女子師範開辦教授世界語。1932年在西安自辦《出路》雜誌，該雜誌長期宣傳世界語。1935年創建西京世界語學會，該學會得到楊虎城將軍的支持。住會常務秘書為景梅九的女婿世界語者相立三。曾通過世界語翻譯但丁的《神曲》等。侄女景清萍1924年在陝北安邊教授世界語。

1897年到太原，就讀於晉陽書院、山西大學堂西齋。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清廷令山西優選五名學子入剛成立的京師大學堂，景名列其中。次年派赴日本留學，入帝國大學預科。在日本加入中國同盟會並擔任山西分會評議部部長。他辦報、結社，鼓吹革命，並與井勿幕相約：“將來回國，偕同赴陝，共謀西北革命。”

他說到做到，光緒三十四年(1908)帝大預科一畢業，即與井勿幕由日本回國，到達西安，在陝西高等學堂任教。此間，他與馬開臣、李異材、李桐軒、王一山等陝西志士結識，秘密聚會，組建同盟會陝西分會，推李異材為會長，由景擬定革命密約，中有“秘露死決，交接寧缺”。經過革命黨人的努力，陝西革命形勢日趨成熟，景再赴日本，向同盟會總部彙報西北革命情況，並與宋教仁、景耀月等分析形勢，部署下一步的革命活動。

回國后，於宣統三年(1911年)初在北京編輯出版《國風日報》。太原光復后，受山西同盟會敦請，由京返晉，參與戎機，任山西軍政府政事部部長。

民國成立，景改任山西稽勛局局長，並於1913年當選為第一屆國會眾議院議員，一直堅持反袁立場。

1915年，袁世凱解散國會，曾下令緝捕景。他先回山西，因晉督閻錫山已倒向袁世凱，又潛避陝西三原，旋與李岐山、鄧寶珊、續范亭會盟於白水曹世英家，組織西北護國軍，和孫中山、蔡鍔、李烈鈞等南北呼應，共圖討袁。

1916年，袁世凱偽造民意，改元稱帝。景草擬《討袁世凱檄文》，義正辭嚴，鐵筆誅心，國人爭誦，被推為“討袁檄中第一文字”。

景因此被捕，押解北京，直至袁死，始得出獄。他不畏強權，繼續以手中的筆鞭撻邪惡勢力。不論張勳復辟，段祺瑞專權，皆抨擊抵制，不遺餘力。

1923年他在廣州參加了中國國民黨改組會議，堅決擁護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此後馮玉祥、胡景翼率領國民軍在河南反對直系軍閥吳佩孚，景在胡部供職。“四一二”政變時，景避難廬山，旋迴太原，策動反蔣。

1930年拒絕國民政府高官厚祿的誘惑，息影家園，纂修《安邑縣誌》。

1934年楊虎城禮聘景來陝，創辦國學社，出版《出路》雜誌，並執教陝西商專，宣傳抗日救國。

抗日戰爭爆發后，中共組織決定在西安辦一民間報紙，宣傳黨的團結抗日路線。遂由南漢宸等以同鄉關係，請景任社長，恢復《國風日報》。

1938年7月，朱德總司令從太行山抗日前線回延安，8月中旬途經西安，楊明軒在蓮湖公園設宴犒勞，請林伯渠、景梅九諸人作陪。景即席作《贈朱德將軍》詩四首，其中寫道：“百戰歸來意態閑，當筵說笑露歡顏。迂迴周轉八千里，於羽而今駐歷山。”景繼而和韓望塵、劉文伯等七人為延安捐贈圖書五馬車。毛澤東異常喜悅，稱景等為“長安八大家”，指示有關方面每月與之聯繫一次。

1947年夏，景在山西民眾推戴下，率請願團赴南京要求撤換閻錫山。當他到南京知道蔣、閻沆瀣一氣之後，毅然與蔣決裂，赴上海，參加李濟深、蔡廷鍇等發起成立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當選為首屆民革中央監委。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林伯渠、董必武、李濟深聯名邀景赴京共商國是，景因病未往，后被選為西安市人民代表、政協陝西省第一屆委員會委員，還受聘擔任西北歷史文物研究委員會委員和陝西省文史研究館館員。1951年11月8日，景以70歲高齡去天水參加土改，並寫有《參加天水土改紀行俚句》25首，對土改運動進行了熱情歌頌。以後的十年，積極參加了陝西的革命和建設工作。

景還是當代著名的學者、詩人、文學家、書法家。在文字訓詁方面的造詣，使他享有“南章(太炎)北景”的盛譽；所著辛亥革命回憶錄《罪案》一書，1924年由京津印書局出版后，曾風靡一時；

他的《〈石頭記〉 真諦》 與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胡適的《〈紅樓夢〉考證》、俞平伯的《〈紅樓夢〉辨》，歷來被推為開中國紅學研究先河的專著。他精通日、英文及世界語，是中國研究世界語的先驅，並曾翻譯過但丁的長詩《神曲》、托爾斯泰的劇本《救贖》和泰戈爾的小說《家庭與世界》。

景梅九先生是辛亥革命的元老之一，德高望重，多才多藝，對戲劇藝術有獨特的看法和卓越的見解，對晉劇、蒲劇、秦腔等戲曲貢獻頗多。他對中國戲曲的功能與作用在文化範疇內應占什麼位置，都有非常精闢的論述。現略述如下：

一、正確詮釋戲曲，為戲曲錯位正名。

民初曾在《新舊戲曲之我見》一文中，論及中國戲曲之功能以及傳統戲曲對群眾所起的勸戒作用，提出可改而不可廢的正確主張。他曾與友人、新派學士王鐘聲對話，說道：”友人王鐘聲君提倡新戲，頗能文。曾到報館和我議論新舊劇的長短，他大說舊劇的壞話，指責戲中人以唱代話，太不盡情。我以為戲者虛也！本異實際，此不足為舊戲病。”這是景梅九針對留學國外的朋友用外國話劇形式來要求中國戲曲，對王君不愛中國戲曲有說、有唱形式之特點所說的話。他針對戲曲所表現的內容與作用，更作了深刻的闡述。他說：”當與友人論吾國野人，身不履義宮，目不識文字，而素行孝義節烈，往往可以撼天地而泣鬼者，乃恆過於讀書知禮之士大夫。夷考其故，則或由真性之流露，或蒙社會之熏染，而最普遍之原因，則為受戲曲之教訓，諺所謂‘高台戲化人’者實有至理存焉，則舞榭不啻為國民之義校，優伶不啻社會之導師也。嗚呼！中原之衣冠文物歷史風俗、世道人心，為戲曲所維護者，極為遠大，固不僅鄉里野人受其賜也。”接著，他又進一步詮釋戲曲的原本功能：所謂”舊劇者，國民歷史教科書也。無舊劇，則無歷史，無歷史，則無國家”。多麼高明深刻的見解!

二、身體力行，親搞戲曲。

景梅九先生不僅為友人、高士宣揚戲曲的功用，並且在緊要關口挺身而出，為戲曲幫力、出謀、獻智。他熱愛家鄉蒲劇，在遺著《罪案》中，記載了在運城慶祝民國成立，邀請由北京歸來的名伶郭寶臣和名旦百順演《殺院》和《三疑》的事件，為蒲州梆子史的研究留下了寶貴史料。抗日戰爭期間，晉南淪陷，許多蒲劇藝人流落西安，時任《國風日報》社社長的他，看到家鄉藝人的困難境況，便主動和大家商量，籌助資金，建立和加強了兩個演出團體”唐風社”、”晉風社”。前者是以演出蒲劇南路戲為主，後者是以演出蒲劇西路戲為主。因此，他被大家擁戴當了劇社的社長。為使劇社有好的演齣劇本，他邀請同鄉中曾任過舊山西大學校長的李亮公(李為音韻學家)為演出的劇本修改台詞，如閻逢春當年演出的《殺驛》、《敗馬》、《放飯》等戲，就是經過李修改的。

此後，景先生又相約曾畢業於陝西法政學院、當過河南某縣縣長且又愛好編劇的同鄉王子欽，為劇社先後編排出古裝戲《巧團圓》、《墜金扇》、《碧玉簪》等。為了激勵群眾的抗日熱情，又編寫了現代戲《盧溝橋》、《百靈廟》等，由蒲劇藝人在西安、蘭州等地演出，以實現他提出的”新劇家以改造社會為自任”的誓言。

三、介紹戲曲價值，營造戲曲品位。

景梅九先生在他的《戲曲說略》中說：”戲曲之移人，其力遙在史籍說部之上，無怪乎歐美之文豪，均以劇作家顯著也！吾國以戲曲為文章餘事，且等而第之於小說傳奇之下，所謂通人君子者多不屑為之。間有一二為之者，亦多隱其姓名，懼為世指責。晚近之致力斯道者尤少。中國戲曲所以無長足之進步者，職比故耳。戲曲無進步，則社會無改良。”又說：”戲文小說乃明王轉移世界之樞機。聖人復起，不能舍此而為治也!……今觀世之人未有不好唱歌而看戲者，此性天中之《詩》與《樂》也；未有不好看小說聽說書者，此性天中之《書》與《春秋》也；未有不信占卜觀鬼神者，此性天中之《易》與《禮》也。聖人六經之散，原本人性，而後之儒者，乃不能因其勢而利導之，百計禁止遏抑、務以成周之禮、苟茅塞人心，是何異壅川使之不流？無怪乎其決裂潰敗也!”由此可以看出，景梅九先生在辛亥革命時期就把戲曲的社會教育作用列在史籍之上。有人說這是由於他有高深的文化，淵博的知識所致。不錯，景梅九文化底蘊豐厚，知識淵博，又是留洋學士。但前面提到景梅九的友人、新派學士王君，不也是有很高文化的留洋學生嗎？他不是指責戲曲以唱代話，不符合洋戲劇的”只說不唱”(話劇)，或是”只唱不說”(歌劇)又或”只舞不唱”(舞劇)嗎？殊不知中國的戲劇是既歌之，亦舞之，既有說白，又有武打。這正是中國戲劇的最大特點也是最大優點。解放后，我們中國的戲曲在黨的領導下出現了萬紫千紅、異彩紛呈的局面。上世紀50年代，中國京劇《大鬧天宮》、《三岔口》、《白蛇傳》在法國巴黎演出，一下震動了法國劇壇。當時法國一位專家驚奇地說：”我原有個想法，把西方的戲曲在歌唱中再加上舞蹈，沒想到中國的戲劇在幾百年前就早已經這樣的傳演下來了，真是奇迹啊!”這些贊語不正好是對景梅九中國戲曲”有改良說，無廢止說”的有力支持么?

景梅九的可貴之處還在於他在文章中，把一般文人所不齒的戲曲演員看得非常珍貴。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對在京演紅了的好幾位蒲劇演員作了很高的評價。說”郭寶臣如《史記》以黃河遠上，直接龍門；二寶紅如《後漢書》溫文典雅，不愧作家；十三紅如《三國志》清俊謹嚴，甚合史載”。對這些當年在京走紅的梆子名家的評價是否恰當，暫不營他，只要看看他的熱情，那種敢於衝破世俗偏見，把一般文人學士不屑一顧的”戲子”，與文史大家司馬遷的《史記》、班固的《漢書》神韻相比擬，這就讓人十分感動。

不僅如此，景梅九於1934年春應安邑縣令之邀，負責重修《安邑縣誌》之時，在《鄉賢錄》中，還把當時安邑籍的6位蒲劇名演員的名字和表演特色一一載入志書。這6位演員是：二凈黃官；大凈張六簧；小生婁陳姓、有娃；老旦許登元(曾隨郭寶臣進北京演出過)；大丑憨毛遂(外號寺堡丑)。這也是破天荒的革命之舉，過去唱戲的藝人，連祖祠家廟也不讓進，何能有資格列入官辦的縣誌呢?

總之，景梅九不僅是民主革命的元老之一，在辛亥革命中有過許多貢獻，而且在戲曲藝術破舊立新方面，更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勛。最後再獻一首小詩，以示對景梅九老人的深切懷念：

河東歷來重戲劇，士官群黎樂從俗。

景老梅九尤可貴，高識卓見貫今昔。

景老德留人間頌，明辨事非事辨明。

戲子名留縣誌載，自有高瞻遠矚人。

註：(一)《戲曲說略》原載《罪案》景梅九著(成書於民國10年左右)。

(二)郭寶臣、二寶紅、十三紅等皆為蒲籍演員。到京后皆改唱京梆子(即山陝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