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唐

《明史·卷一百三十九·列傳第二十七》：錢唐，字惟明，象山（今屬浙江）人。博學敦行。洪武元年，舉明經。對策稱旨，特 授刑部尚書。二年詔孔廟春秋釋奠，止行於曲阜，天下不必通祀。唐伏闕上疏言：“孔子垂教萬世，天下共尊其教，故天下得通祀孔子，報本之禮不可廢。”侍郎程徐亦疏言：“古今祀典，獨社稷、三皇與孔子通祀。天下民非社稷、三皇則無以生，非孔子之道則無以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皆聖人也。然發揮三綱五常之道，載之於經，儀範百王，師表萬世，使世愈降而人極不墜者，孔子力也。孔子以道設教，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今使天下之人，讀其書，由其教，行其道，而不得舉其祀，非所以維人心、扶世教也。”皆不聽。久之，乃用其言。帝嘗覽《孟子》，至“草芥”“寇讎”語，謂：“非臣子所宜言”，議罷其配享。詔：“有諫者以大不敬論。”唐抗疏入諫曰：“臣為孟軻死，死有餘榮。”時廷臣無不為唐危。帝鑒其誠懇，不之罪。孟子配享亦旋復。然卒命儒臣修《孟子節文》雲。

唐為人強直。嘗詔講《虞書》，唐陛立而講。或糾唐草野不知君臣禮，唐正色曰：“以古聖帝之道陳於陛下，不跪不為倨。”又嘗諫宮中不宜揭武後圖。忤旨，待罪午門外竟日。帝意解，賜之食，即命撤圖。未幾，謫壽州，卒。

中國的讀書人在封建時代是“學得文武藝，貨於帝王家”，要找幾位硬骨頭者真是寥若晨星，且多數飽受磨難，或競殺身殞命。六百多年前的象山縣丹城人錢唐(1314～1394)是一位鐵膽、硬骨頭人物，而且他的晚景尚可，原因何在，值得後人思索。

蒙古貴族統治者，自始至終實行民族歧視和種族壓迫政策，把全國各族人分成四等，第一等為蒙古人，第二等為色目人(中亞及東歐人)，第三等為原金統治地區各族人，第四等為原南宋統治地區人(稱南人)，各路、府、州、縣長官均由蒙古人、色目人擔任，南人只能擔任不甚重要的副職，另設一種叫“達魯花赤”的官職，只能由蒙古人擔任，一切官吏服從其指揮，在法律上蒙古人享有特權，殺人不償命，四等人犯法，分屬不同機關處理，量刑不平等。賦稅徵收，南人負擔最重。統治集團奢侈成風，賄賂公行，對人民敲骨吸髓，內部又長期相互傾軋、爭奪帝位，戰爭頻起。公元1308年至年1333年25年內換了八位皇帝，天災人禍，把人民推向死亡邊緣。在熟讀孔孟的錢唐眼裡，終元一朝簡直是昏天黑地的地獄世界，長期隱居在象山丹城白石山中，“且耕且讀”。只到了1368年朱元璋建立大明帝國，才覺得自己該出山了，用自己畢生所學，以濟天下，而出身布衣對民間疾苦有切身體驗的朱元璋從前朝教訓中，知道打天下靠勇猛武士，治天下還得靠清正的文人。洪武元年就下了一道態度誠懇的詔書，詔書是這樣寫的：“天下之治，天下賢士共理之，今賢士多隱居岩穴，豈有司失於敦勸歟，朝廷疏於禮賢歟，抑朕寡昧不足致賢，將在位者壅蔽不使上達歟？不然，賢士大夫幼學壯行豈甘沒世而已哉！天下逋定，朕願與儒講明經治道，有能輔朕者，有司禮遣。“這份詔書迅速下達到全國各地。

錢唐的“博學敦行”早已名聲遠播，就這樣，54歲的他被“有司”禮請到了南京，講明經對策，論治平之道，得到朱元璋賞識，當了大司寇(刑部尚書)，此前他的心情是頗為歡欣鼓舞的，從象山起程上寧波過姑蘇，眼前一片光明，胸中雄心勃勃，一路上寫了很多詩，其中有一首(《春雨應制》，既是寫給皇帝看，也是表明他的抱負：

大明洪武元年春，春雷一聲天地響。

龍飛在天雨如膏，大地山河增氣象。

山人昔住東海山，山形如象W：8丹。

丹山之南有白石，山人隱遁松林間。

一朝(指元朝)陰霧蔽白日，天昏地黑人慘顏。

人人慘顏心鐵黑，山人鐵膽仍鐵肝。

山人名不掛人齒，山人不與人相似。

吳江江上吳山青，吳山有城高百雉。

好風吹步上京師，鐵杖麻鞋見天子。

天顏悅懌天開明，謹身殿前承聖旨。

致君堯舜端有時，山人事業應如此。

在崇尚孔孟的封建社會，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都有一種“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理想，“達”就是作官，作官就是匡君，匡君的“匡”字，王字外面加一道規範，是既防止皇帝隨心所欲亂來，又保護了皇上意思，聰明的漢字創造者用意明顯，作臣子的，有根據孔孟“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教誨，隨時匡正皇帝的言和行。儘管在實踐中，大多數變成阿諛小人，但每個朝代總有些至死堅守這一理念的人，在他們的眼裡，孔孟之教是“教無類”的，不管是誰，都得“由其教，行其道”。皇帝雖然有至高權利，也不能例外。作為臣子，也應是皇帝的老師，使他成為唐虞之世堯舜一樣與民保持一致的人，雖然這也是一種烏托邦，但始終是當時正直知識分子的精神支柱。為了這個理想，“爵祿可辭，白刃可蹈”，烏紗帽，生命皆可不顧，當朱元璋以皇帝至高無上之權威否定孟子這一以民為本理想時，錢唐能振臂高呼“臣為孟軻死，死有餘榮!”是一種非常可貴的獨立人格精神，正是這種精神，鑄就錢唐自稱“不與人相似”的“鐵膽”。這難道不就是魯迅先生所說“民族的脊樑”嗎?《明史》還有一段很耐人尋味的戲劇化記載：“唐為人強直，嘗詔講《虞書》陛立而講，或糾唐草野不知君臣禮，唐正色曰：‘以聖帝之道陳於陛下，不跪不為倨!’”史書的白紙黑色，把卑微的馬屁精和高尚的知識分子形象抖落得何其淋漓盡致。

錢唐在晚年仍保持了一貫正直敢言的風骨，去世前一年因反對朱元璋在皇宮裡掛武後圖像，再一次激怒了朱皇帝，被拉到門外等候處斬，《明史》說：“待罪午門外竟日。帝意解，賜之食，即命撤圖。未幾，謫壽州，卒。”從史書所記看，朱元璋對待正直的儒生還真有雅量，最後沒有殺他，把他貶謫到壽州當地方官去了。此時錢唐已活到80歲了，到壽州以後，沒有多久便撒手人寰，終年81歲。在二十五史記載中留下厚重一筆。

錢唐是一位視孔孟之學比生命還重要的知識分子，秉性與眾不同，麻鞋布衣見天子金殿對策，並非作秀，他給朱元璋送去的第一個信息就是，山人此來非為做官發財，而協助你天下大治，27年京官生涯，清正廉直，身體力行。清方能正，廉則可直。在象山丹城並沒有因做了官增加一畝田產，也無像樣官家莊園，兩袖清風到臨終。丹城桃園路的錢司寇祠是他死後朝廷撥款建造的。明末抗清民族英雄南明兵部尚書(大司馬)張蒼水康熙甲辰七月在象山南田花嶴島由叛徒出賣被執，過丹城時，特地到錢祠“衣冠再拜錢司寇”，發出“生比鴻毛猶負國，死留碧血欲支天”浩嘆。此事由乾隆19年進士，與紀昀、錢大昕並稱八彥的著名學者姜炳璋詳細記載於《樽鄉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