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一百

中國教育理論家、實踐家

陳一百(1909-1993),別號百一,廣西北流縣民樂鎮蘿村人。著名教育理論家和實踐家。曾擔任廣州師範學院院長,全國政協委員,民進廣東省第一屆委員會主任委員。1993年1月10日,陳一百在廣州病逝。

人物簡介


陳一百,1909年9月誕生於廣西北流市蘿村一個著名的教育世家裡,父親是著名的國學大師陳柱尊。
1924年9月,只有15歲的陳一百同時考取了復旦大學金陵大學,最後選擇金陵大學哲學教育系就讀,1929年冬大學畢業。
1930年秋赴美國康乃爾大學研究院學習,專攻教育心理,統計與測量,獲碩士學位,又先後轉入加州大學和斯丹福大學研究院繼續深造。
1934年8月回國,先在上海光華大學、大夏大學任教授,后在復旦、大夏聯合大學和國立師範學院(湖南藍田)任教授、系主任等職。
1946年9月至1949年6月應聘到廣州中山大學師範學院任教授、院長等職。1949年7月至1953年8月調至國立南寧師院和廣西大學文教學院任院長。1953年9月後,先後在中山大學、廣州師範學院、廣東教育學院、華南師大、廣州師院任教授、院長等職。
曾獲得國務院授予的“為發展我國高等教育事業作出突出貢獻”專家稱號。在嘔心瀝血的教學生涯中,陳一百與時俱進,成為我國著名的教育理論家和實踐家。陳一百先生既是一位教育實踐工作者,也是一位學術研究者,對原廣州師範學院及其教育學科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在教育學、教育統計測量學、教育心理學等學術領域也建樹良多。
陳一百自幼受到祖母和父親的嚴格管教,6歲起隨父母遷居省立梧州中學。父親認為當時的小學弊端太多,便將陳一百留在家中自學。經過五年的勤奮努力,他既完成了小學階段讀、寫、算的基本訓練,又開始學習部分中學課程,並自學英文、法文等外文基礎知識。在國文方面,他更表現出天資聰穎。
1920年春,年方十一的陳一百,隨父陳柱尊以及馮振、譚戒甫等著名學人從梧州出發,乘船溯桂江而上到桂林遊覽,一路吟詩作賦來回達一個多月。期間,陳柱尊和陳一百父子分別寫下了許多動人的詩章。陳柱尊著的《守玄閣詩集》第五集《桂游集》,就收錄了陳一百吟的多篇佳作。如夜宿西林公園時作的《雁山別墅》詩:“諸公真奇士,載酒在身邊。四月初七日,與我游雁山。雁山第一園,園旁有清泉。就中風景好,蛙聲水底喧。螢火明如燈,直照過黃昏。貪飲不知醉,倒卧水亭間。”風趣詼諧,連幾位大師級的長輩都讚不絕口。
1945年後,陳一百在廣州中山大學師範學院時,正值進步學生反迫害鬥爭如火如荼,而國民黨反動當局對進步學生卻施以種種迫害。面對這種危難的局面,陳一百十分支持進步師生的行動,經常巧妙地運用各種方法營救被迫害的學生。
陳一百在主持中大師範學院院務工作期間,曾經銳意整頓改革,充實教師隊伍,一度使思想進步的知名教育家如郭一岑、王越、羅俊、阮鏡清、陳孝禪等,均被禮聘到學院任教,為學生運動的不斷發展作出了積極的貢獻。反動當局雖然也曾經企圖撤換他的院長職務,但由於廣大師生的反對而沒有得逞。
1949年初,陳一百調回廣西,到南寧師院當院長。時值解放前夕,南寧師院進步學生紛紛起來鬥爭,遭到反動軍警的鎮壓。陳一百不顧個人安危,多次出面營救被捕學生,從而得到廣大師生的擁護和愛戴。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陳一百重新擔任廣州師院院長職務。在就職演說中,他向全院師生提出三點要求:一要確立以教學為主,突出師範性,培養具有“一專多能”的人民教師的指導思想。二要加強師範生的基本功訓練。三要樹立尊師愛生、立己育人、為人師表的良好校風。陳一百特別把師範生的基本功概括為“一專、二能、三字、四會”八個大字。“一專”就是要求師範生具有堅定不移的專業樂業思想;“二能”就是使學生成為“一專多能”的多面手,成為具備教書育人本領的能手;“三字”就是要求學生學會寫一手漂亮的毛筆字、鋼筆字和黑板字;“四會”就是會講普通話、會唱歌、會講故事、會組織課外科技活動。
陳一百是位從未停步的跋涉者,他認為形勢在發展,科學在前進,師範教育也必須改革。他在1982年撰寫了一篇《從高師存在的問題看師範生培養的方向》的論文,闡明了改革師範教育的主張。他對當時師範院校向普通大學看齊的趨向表示深切的憂慮。
陳一百還認為,教師培養要面向未來,要“讓師範生掌握現代化教學的各種能力,電腦教學要開設,幻燈、電視教學要學會”。
陳一百常說“把學生教育成才,這是教師和教育工作者的神聖職責。”為此,他對自己的學生一方面以新時期建設者的高標準嚴格要求,另一方面又以慈母般的心情循循善誘。對待犯過嚴重錯誤的學生,他認為只要沒有觸犯刑法,就應該從愛護出發,採取挽救的態度進行引導。他說“開除容易,育人艱難,教師的天職在於育人,青年學生的可塑性很大,向善的心理因素很強,教育的作用就是促進這種心理因素的發展,塑造學生的心靈”。1982年,廣州師院復辦后第一屆畢業生要求擔任院長的陳一百在畢業紀念冊上題詞,他欣然命筆寫下“創新局,自強不息,與時俱進;勤厥職,以身作則,教書育人;永不渝,許身孺子,赤膽丹心。”

學術成就


早在上世紀30年代初期,年輕的陳一百就翻譯過西方的科學論著,傳播先進的科學理論。在留美期間,他除了學習西方的心理學、教育學之外,還著重攻讀教育統計學、測量學。他治學嚴謹,刻苦勤奮,受到美國當代測量大師昆麥尼瑪、佛里曼以及心理學家奧格登等人的讚賞。回國后,陳一百致力於教育測量學與統計學的講學與研究工作。直到60年代初,這門課仍被列為禁區。他冒著風險為廣東師院師生開課,並撰寫了《因素分析在心理學的應用》《實驗方法在教育心理研究中的地位作用》等論文。他花費了20多年的心血,編寫了具有我國特色的《教育統計學》和《教育心理測量學》等專著近百萬字。可惜,這些專著在十年浩劫中橫遭查抄,一直下落不明。“文革”後期,當我國重新進入聯合國,需要大量國際參考資料的時候,陳一百毅然接受了國家有關翻譯和校訂南太平洋各國有關書籍的任務,先後為廣東人民出版社擔任翻譯和校訂,出版了《斐濟現代史》《幾內亞簡史》《紐西蘭簡史》等書。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陳一百一方面委託親朋從美國購回一批有關教育測量學與統計學理論的新書,另一方面又為同行編譯的有關著作承擔校訂、審稿任務。同時,他又與北京、廣州、福建三位同行專家協作,共同編寫了目前全國高師通用教材《教育統計學》,並承擔了該書的統稿工作。陳一百是在“文革”結束后,第一個提出要重建教育測量科學的理論家和實踐家。他早在1980年就提出了這種主張,1981年他撰寫了論文《學業成績檢查與評定初探》,發表在1982年的《教育研究》第7期,力主以教育測量學的理論為指導,改革我國的考試方法。他在論文中直截了當地指出“反觀我國六十年代以來,凱洛夫教育學受到了批判。歐美式教育測驗既以‘資’字型大小被否定於前,蘇式考評方法又以‘修’字型大小被否定於后,而教育領導部門又長期未能為建立新的成績考評制度打開局面,指明方向,制訂辦法,遂使各級學校考評陷於無所適從的困境,甚至自發倒退,承襲了封建、半封建時代的舊式考試方法而不自知。這種落後狀態,已到了非改不可的時候了。”對於如何加快教育測量的重建工作,陳一百十分重視對歷史經驗的總結。他認為“對立統一”與“否定之否定”,是認識不斷加深的客觀規律。正確與錯誤是相輔相成的,錯誤是不可避免的,我們怕的不是犯錯誤,而是重犯同一的錯誤,也就是歷史錯誤。歷史錯誤必須力求避免才能少走彎路。為了建立具有我國特色的教育測量學的理論體系,陳一百一方面在廣州師院致力創建教育測量研究室,組織師生開展教育測量的科學研究,指導大家撰寫了《考試與命題標準化的設想》《一九八三年廣州市升高中數學考試卷的統計分析》等論文。另一方面,他又與暨南大學廣州體院教師協作,指導開展教育測量理論的研究應用。1984年,陳一百為科學教育出版社推薦翻譯出版勃朗的原著《教育與心理測量原理》,並自作了詳細介紹,闡明該書的主要理論體系及其對我國建立測量理論方面的借鑒作用。1985年初,教育部在廣州召開全國高校體育測量學教材大綱定稿會,特邀陳一百擔任主審。陳一百義不容辭,帶病堅持工作,並專門寫出了《對高師體育系“體育測量學”大綱的點滴意見》,對大綱草案進行了補充修改。1980年在廣東省教育學年會上,陳一百在所作的論文報告中指出:“教育對生產力的發展起著決定性的作用,這就決定了教育在國民經濟建設中必須放在優先發展的重要位置上。”“教育不是工具,而是一項非常重要的社會實踐活動,是推動社會發展的巨大動力之一。”“一切重經濟、輕教育,先四化、后辦學的思想都是極端有害的,也是違背社會主義建設的客觀規律的。”

現代啟示


《陳一百教育文選》(以下簡稱《文選》)收集了陳一百先生20世紀30年代以來,特別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主要論文和譯稿,共38篇文章,由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於1989年7月出版。《文選》是陳一百先生學術思想的集中體現,也凝聚了陳一百先生的學術精神。通過對《文選》所選文章的時間、選題範圍、研究方法、研究觀點或結論等的分析,筆者試圖將陳一百先生的學術精神歸納為以下幾點:
第一,不懈的探索精神。學術研究過程就是一種探索過程。不懈的探索精神是《文選》所蘊涵的一個非常鮮明的精神。上文已說明先生的學術之旅起步很早,《曹子建詩研究》於1928年在商務印書館出版,也就是說,在先生大學尚未畢業、年僅19歲時已經有專著出版。探索更是先生畢生的堅持。《文選》共選38篇文章。按論文的時間來看,具體為:20世紀30-40年代,10篇;50年代,4篇;60年代,1篇;70年代,2篇;80年代,21篇。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陳一百先生於1984年2月卸任廣州師範學院院長之職,雖從管理崗位退下,但探索卻從未止步。《文選》里1984年2月後的論文共9篇,時間最晚的一篇是1989年5月,即先生80歲高齡時所寫的《布盧姆的精通學習理論》。從1928年到1989年,逾六十年的不懈探索成為陳先生學術精神的生動寫照。
第二,無畏的獨立精神。真正的學者要堅守自己的學術追求,要有不受社會規範所桎梏、不受政治權力所限制的獨立精神。無畏的獨立精神是《文選》所蘊涵的另一重要學術精神。一些文章,從選題到觀點,均體現出陳一百先生無畏的學術勇氣和膽識。謹以兩篇具有代表性的文章來說明。其一是《中山大學周報》1957年第203期第3版上發表的《黨委與校長平行負責制芻議》。文章批評並分析了黨政不分、以黨代政和單純的校委會負責制等現象的弊端,強調“校長與黨委平衡負責制”[②]。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此選題及對相關現象的批評均需要獨立的學術精神做支撐。其二是《學術研究》1978年第4期發表的《“教育不全是上層建築”的闡明對教育科學研究的啟發》。1978年是中國社會發展是一個關鍵年,也是教育科學研究的復甦年。對教育科學研究復甦具有重要推動意義的是于光遠先生在《學術研究》上發表的《重視培養人的研究》,該文強調“教育不全是上層建築”。這一論點對當時人們普遍認同的“教育是上層建築”是一種挑戰,也喚起了有膽識的人對教育本質的重新認識。陳一百先生的《“教育不全是上層建築”的闡明對教育科學研究的啟發》便是對於光遠先生論文的響應和進一步深化。論文在分析“教育全是上層建築”觀點的危害的基礎上,強調教育具有上層建築與非上層建築雙重屬性,強調教育是“階級性與社會性的辯證統一”、“階級性與科學性的辯證統一”,認為“在剝削階級的教育體系包括政治上很反動的教育思想體系在內,都會含有一些並不反映其反動政治或基本觀點的成分,是科學性的東西、沒有階級性的東西”,主張對待教育的歷史遺產和外國經驗要一分為二。[③]論文從選題到觀點都有破“禁區”的味道,體現出先生無畏的獨立精神和遠見卓識。
第三,嚴謹的求真精神。學術研究的探索和獨立是為了求真,求真是學術研究的至高精神。《文選》充分體現了陳一百先生嚴謹的求真精神。陳一百先生的主要學術研究領域是教育統計與測量。教育統計與測量的專業特徵要求研究者必須具有嚴謹、實事求是、追求客觀準確等基本品質。《文選》中的一些教育統計與測量方面的論文從標題、研究方法到研究結論均體現出陳先生的嚴謹求真品質,如1935年在《學術世界》發表的《實業心理與心理工程》、《光照與工作效率及工業事故》等。陳一百先生還努力倡導教育測量理論在教育其他實踐活動中的運用。他積極倡導考試方法的改革,強調成績的檢查與評估是教育測量的一個重要門類,必須做到客觀、準確,如發表在《教育研究》1982年第7期的《從歷史發展趨向看學業成績考評方法的現代化》一文,認為成績考評是教育工作中的最薄弱環節,批評傳統的成績考核方法不夠科學、準確,並在分析成績考核的歷史發展趨勢的基礎上,極力主張改革我國落後的考試製度,以促進考評方法的現代化、科學化。這些所體現的也正是陳先生的一種嚴謹求真追求。
第四,中西結合的理性精神。陳一百先生還十分強調國際視野與本土實際的結合,體現出貫通中西的理性精神。陳先生十分關注國外相關領域的研究狀況,積極將國外的先進研究成果譯介到國內。譯介工作一直是陳先生學術生活的重要內容,體現了陳先生的國際視野。早在20世紀30年代陳先生就翻譯了《講演式教授法之估價》、《考試次數對於學習之影響》等論文。“文化大革命”後期,陳先生剛從“牛棚”中解放出來,就接受了國務院外交部關於翻譯、校訂出版南太平洋各國史籍的任務。在條件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夜以繼日地工作,翻譯並出版了《裴濟現代史》、《新幾內亞簡史》和《紐西蘭簡史》等著作,為國家作出了重要貢獻[④]。譯介工作一直持續到陳先生的耋耄之年,如上文提到的《布盧姆的精通學習理論》。不過,陳先生的國際視野不只是體為在對西方理論的譯介,更重要的還體現為他對待西方理論的一種不盲從、不菲薄的辯證客觀態度,如,陳先生明確提出對外國理論既不能盲目照搬也不能一概排斥,要以中國人民的實際需要為基礎[⑤]。一些論文也充分體現出陳先生將西方理論與本土實際相結合的努力,如發表在《學術研究》1981年第1期、被《新華文摘》第4期轉載的《試論教育本質的三種屬性》一文。該文是一篇理論性研究論文,主要是通過理論論證來強調教育的社會實踐性、生產性和政治性。陳先生應用“智力投資”理論,分析了歐美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發展的過程中教育所起的作用,同時觀照當時我國對教育本質認識上的一些誤區,反對將教育僅僅視為觀念形態,反對單純將教育看成階級鬥爭的工具,強調教育的社會實踐性和生產性,明確提出“教育本身不但具有構成生產力的重要因素,而且是最活躍、最積極的因素”,認為在“在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教育對生產力的發展起著決定性的作用”。該論文的論證過程便體現出國際視野與本土實際的結合。
第五,融通理論與實踐的教育大愛。教育活動,無論是教育理論研究還是教育實踐活動,都是需要愛的支撐、愛的滲透。《文選》字裡行間體現出陳一百先生對教育的一種大愛。他既追求理論研究的科學性、深刻性,又關注並推動教育實踐的理性、健康發展,體現出一種融通教育理論與教育實踐的執著追求。這一點尤其體現在陳先生第三個階段的學術研究中。《文選》里所收錄的反映第三階段的文章共28篇,占《文選》論文總量的73.7%。這一階段的論文選題主要集中為兩大問題域:一類是富有挑戰性的理論性選題,另一類則是針對教育實踐問題的現實選題,體現出陳先生對理論與實踐的同等關注。而兩大類論文特點雖然有異,但內在精神相通。理論性論文觀點深刻,科學性強,如“百年大計,教育為本”、“現代教育是發展生產力的決定因素”、“教育具有社會實踐性、生產性和政治性三種屬性”等論點均具有超越時代的先進性,對當時的相關研究起到了較大的引領作用。實踐性論文的現實針對性強,意見具體,具有操作性,對相關實踐活動起到了很好的推動作用,如《試論高等師範院校學生的培養方向》(1983年)、《深入開展教育改革,大面積提高教學質量》(1986年)、《試談廣東高校重點學科建設問題》(1984年)等。謹以《試論高等師範學校學生的培養方向》為例。該文通過調查、訪問、座談等方法對高師學生的問題進行了深刻的分析,明確提出了高等師範學校的培養目標是“一專多能”的理想教師,具體體現為“一專”(專業、樂業思想)、“二能”(多面手能力和教書育人能力)、“三字”(毛筆字、粉筆字和鋼筆字)和“四會”(會講故事、會唱歌、會跳舞、會組織課外科技活動)八個字。論文強調要通過加強高師學生的師德教育、改革師範課程結構和教材教法、加強師範生的基本功訓練、加強教師隊伍的建設來實現“一專多能”的培養目標。陳先生的“八字”培養目標和具體舉措對廣州師範學院人才培養的方向、教育教學過程及人才培養的質量均產生了積極而深遠的影響。理論性論文所起的理論引領作用和實踐性論文所起的實踐推動作用雖然指向和方式存在差異,但內在精神是相通的。這種內在的精神就是陳一百先生對教育的一種責任,對整個教育事業的一種大愛。

百周年紀念


2009年9月26日,廣州大學隆重舉行教育家陳一百誕辰100周年紀念大會,緬懷先生的功績,學習先生的品格,繼承先生的宏願,進一步激勵全校師生員工為辦好人民滿意的高等教育而奮鬥。作為著名的社會活動家,陳一百先生胸襟廣闊,信念堅定,堅守正義,顧全大局,對祖國和人民無限熱愛和忠誠。
學校黨委書記易佐永、民進廣東省委會秘書長鬍獻、我校教師代表劉暉教授、陳一百先生的女兒陳萍茜先後在會上做了發言。廣東省委統戰部副部長唐曉萍、原民進廣東省委副主委兼省政協副秘書長林雅傑、廣東省社科聯副主席梁謂雄,廣州市委統戰部副部長馬衛平,廣東省委統戰部黨派處調研員冀者,廣東教育學院陳光山教授,朱劍雄教授,我校副校長禹奇才、屈哨兵等領導出席大會。出席本次大會的嘉賓還有陳一百先生的子女陳大林等12位親屬代表。校黨委副書記賴衛華主持會議。
“陳一百先生是廣大人敬重的學界前輩,是我國著名的教育家、教育統計學和教育測量學專家。”易佐永在會上指出,陳一百先生的突出貢獻和感人事迹很多,我們紀念陳一百先生,緬懷他的品格、業績和貢獻,就要一起來向他學習,學習他愛黨愛國、忠於人民的堅定信念,學習他不畏艱險、勇於創新的進取精神,學習他關愛師生、立已育人的優良品德,學習他潛心探索、追求真理的嚴謹學風,學習他淡泊名利、無私奉獻的高尚情操,忠誠於黨和國家的教育事業,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心和決心,為實現優先發展教育、建設人力資源強國的戰略任務而共同努力;就要一起來學習、研究和發揚光大他的先進教育思想,深入探索和自覺遵循人才培養和高等教育發展的規律,以推進學校科學發展的新成果,告慰陳一百先生的在天之靈。
易佐永指出,今年是新中國成立60周年,我國的教育事業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廣州大學經過合併組建前的幾十年奮鬥歷程和合併組建9年來的跨越式發展,站在了新的發展起點上。回首過去,我們對陳一百先生等老一輩教育家充滿敬意;展望未來,我們一定要以陳一百等老一輩教育家的崇高精神為動力,紮實工作,開拓創新,不斷譜寫學校發展的新篇章,為建設高水平有特色地方綜合性大學、辦好人民滿意的高等教育、推動經濟社會科學發展,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會上,胡獻回顧了陳一百先生在愛國統一戰線工作中所做出的突出貢獻。他說,在早期抗日解放戰爭中,陳一百先生就始終同中國共產黨和愛國、民主、進步人士站在一起,為民主解放事業出謀劃策,為維護國家安定團結作出了重大貢獻;作為民進廣東省第一屆委員會主任委員,陳一百先生以身作則,盡心盡責,作風民主,民進中央領導對陳一百先生給予了高度讚賞。胡獻在講話中強調,我們要學習陳一百先生的優良品質和高尚精神,一是學習先生一心為公,憂國憂民的優良品質;二是學習先生跟著共產黨走,與黨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堅定的政治立場;三是學習先生不幕名利,無私奉獻的高尚精神。
“我把陳一百先生的道德文章比作高山,當敬而仰之;同時認為,將陳先生給予我們的精神遺產發揚光大,是我們這代學人,尤其是廣州大學師生的榮譽和使命。”劉暉教授在會上緬懷了陳一百先生獻身教育的高尚情懷,並表示要學習陳先生涉獵廣博的學術思想,發揚光大陳先生的師範教育理論。
“為教育事業盡忠盡責、勤勉治學;從不考慮個人的利害得失,一生保持平和寬厚的秉性;謙遜務實,自強不息,始終與祖國的文化脈搏緊緊相連,同時,又具在堅忍不拔的毅力和積極樂觀的精神。----這就是我心中的父親。”最後,陳一百先生年過半百的女兒陳萍茜懷念過往,深情並茂地向在座師生、領導講述了陳一百先生為師亦為父的一面。她表示,“對父親最好的紀念,就是去了解父親思想的精華,對祖國的熱愛,對事業的不懈追求,對教書育人的高度責任感以及他的優秀品德,並教育後代要像他那樣做人和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