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履祥

張履祥生於明萬曆三十九年十月初一日（1611年11月5日），九歲喪父，母沈孺人教導說：“孔孟亦兩家無父兒，只因有志，便做到聖賢。”益自勉自愛，刻苦攻讀。明天啟元年（1621），至錢店渡外祖父家就讀，次年，從陸時雍學《易》，后又師事諸明叔。十五歲應童子試，成秀才。與同里顏統、錢寅、海鹽吳蕃昌友善，常以文行相砥礪。崇禎三年（1630），祖父去世，翌年，母亡故，家道中落，與兄弟相親相助，勤儉持家。崇禎六年，至顏統家任塾師。時東南文人結社之風甚盛，皆各立門戶，著書講學，甚或評議朝政。張溥、張采等集文士數千人立復社於蘇州虎丘，盛況空前。張履祥與顏統相約，不參與其活動。后，名人周鍾至桐鄉設館授徒，慕名求教者甚眾，亦不與交往。崇禎十五年，復赴杭應鄉試，未中。其時見黃道周於靈隱寺，黃氏勸以近名為戒，張履祥感佩銘記，終身服膺。后兩年去紹興拜劉宗周為師。

劉氏歷任朝廷要職，大節彪炳，儒學兼崇朱（熹）、王（陽明），重誠意、慎獨，窮經、讀史，受教后深有所得。張履祥為學善思考取捨，后專意程(程顥、程頤)、朱，其學說大要以仁為本，修己為務，而以中庸為歸，窮理居敬，知行並進，親切平近，不尚辭辯。其一生潛心於義理，認為三代以上，孔孟是集大成者；三代以下，程朱是集大成者。時人把他和陸隴其並提，視為閩洛學派的正傳。后以劉氏《人譜》與程朱學說不合，乃另輯《劉子粹言》一書以作補救。明亡后，曾和海鹽何商隱、嘉興徐敬可、崇德呂留良等秘密聯絡，準備俟機恢復明室。后見大事無可為，乃息交絕遊，抗志不出，隱居鄉間，訓蒙自給，且凡以應科舉試而求教者，皆婉拒之，常告誡學童：讀有用之書，務經濟之學，毋專習制義。清康熙八年（1669），應呂留良聘至崇德南陽村東庄(今屬桐鄉市留良鄉)執教，訂《東庄約語》，教學生遵循，主張“學問固重實踐，然必自致知格物始”。又與呂留良等刻印程朱遺書、語類及先儒遺著數十種行世。其先後在鄰近縣鄉從教三十餘年，於清康熙十三年七月二十八日（1674年8月29日）去世，年六十四。

明王朝自萬曆之後國勢衰頹，內憂外患日甚一日，終於在崇禎末年爆發了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推翻了明朝的統治。張氏家族也隨之衰落。張家原本是桐鄉望族，祖父和父親在當地都小有名氣，尤其是張履祥的祖父酷愛學問，舉凡經史、傳記、醫卜雜家，無不通曉。因不善理家，家道開始中衰。其父在他九歲時就離開了人世，留下幼子弱母，守田度日，處境艱難。在母親沈氏的教導下，張履祥從小立志讀書，十五歲即補縣諸生，做了秀才。后雖屢試舉人，但終以落第作罷，遂在鄉間教書。崇禎末年，他拜致仕御史劉宗周為師，此人對他的影響很大。劉宗周是吳康齋的五傳弟子，吳設帳授徒時，隱居鄉間，率弟子親自種田。張履祥對此欣然神往。他的學生陳克鑒在《補農書》“引”中寫道：“昔吳康齋先生講濂、洛、關、閩之學，而隱於農，率弟子以躬耕。先生慕而效之。”明崇禎十七年（1644），清兵入關，佔據北京。劉宗周自殺。張履祥聞之痛哭。次年，清兵攻陷浙江。他和徐敬可、何商隱等加入了以呂留良為代表的反清復明的行列。到清順治四年（1647），清王朝統治局勢已定，他便與徐、何等人決心隱居終身。

張履祥的隱居生活是以教書為主，另有40餘畝田地僱人耕種。他在教學之餘。也親自動手幹些農活，還經常向老農請教和討論問題。農忙季節，他或是親自監督僱工勞動，檢查成績；或是穿草鞋、戴草帽，送飯到田間。他最擅長的農活是修剪桑樹，連有經驗的老農也比不過他。實踐使他在農業生產技術和經營管理方面積累了相當豐富的經驗。他在《補農書》“跋”中說：“予學稼數年，咨訪得失，頗識其端。”

順治十五年（1658），張履祥過隱居生活已整整十年。在此期間，他得到了一本《沈氏農書》。據張履祥說，沈氏是距桐鄉不遠的湖州漣川人氏，《農書》作於崇禎末年。全書分“逐月事宜”、“運田地法”、“蠶務、六畜附”、“家常日用”等部分。書中介紹了一整套生產技術和經營管理技術，但這並非是沈氏的首創，早在沈氏之前約半個世紀，烏鎮人李樂曾纂修過一本《烏青志》，其中就總結了當地農民乾田、施肥、育秧等水稻生產技術，這些技術為沈氏所借鑒，並在實踐中加以補充。正因為《沈氏農書》記載的是當地農民長期積累起來行之有效的經驗，所以張履祥對此書大加讚賞，他在《農書》“跋”中指出：“按此書大約出於漣川沈氏，而成於崇禎之末年，正與吾鄉土宜不遠。其藝谷、栽桑、育蠶、畜牧諸事，俱有法度，甚或老農蠶婦之所未諳者。首列月令，深得授時赴功之義。以此條列事例。纖悉未盡，心計周矣。”他親自抄錄了《沈氏農書》，與家人共同研讀，並奉為種植依據。

對於張履祥的尊崇，在他死後的二百多年之中不斷升溫，最終使得他由一介布衣而成為孔門聖賢。乾隆十六年（1751），浙江學士雷鋐為其立碑，稱他為“理學真儒”；嘉慶十六年（1811），立張履祥主祀於青鎮分水書院；道光五年（1825），入祀鄉賢祠；同治三年（1864），浙江巡撫左宗棠親自題碑“大儒楊園張子之墓”；同治十年（1871），張履祥終於獲得了從祀孔廟的儒者最高榮耀。張履祥“由凡入聖”，一方面是因為晚清理學發展與地方文化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他學術上的成就，他的學術實現了“繼往聖而開來學”，確實也是清初理學史上最為重要的傳道人物之一。

他的著作除了《補農書》之外，還有《讀易筆記》、《願學記》、《近古錄》、《訓子語》、《訓門人語》，彙集成《楊園先生全集》，其中《初學備忘》是一部蒙學讀物。

張履祥極重農學，主張耕讀不偏廢，“治生以稼穡為先”。順治四年（1647）后，教學之餘，親自經營農業，歲耕田地各10餘畝。每屆農忙，必停館返里主持收種，或草履箬笠，送飯至田頭，或率家人下地勞作。他時常與老農交談，故熟諳農情，於藝谷、栽桑、育蠶、畜牧、種菜、蒔葯諸行無不精通。

順治十五年作《補農書》，以補湖州《沈氏農書》之不足。該書是應嘉興徐敬可的請求而寫的，重視植桑併兼顧水稻生產，對於耕種、蠶桑、養魚、釀酒乃至養豬羊和農家經營、農民生活技藝都有記述。因其有益於民生日用，刊行后流傳於東南各省並為附近各府縣方誌所摘引。後人評為“總結明末清初農業經濟與農業技術的偉大作品之一，是我國農業史上最可寶貴的遺產”。1957年，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組織力量來嘉興地區進行深入的調查，對《補農書》作過專題研究。農業出版社出版陳恆力的《補農書研究》，重印《補農書》。

著有《經正錄》、《願學記》、《問目》、《備忘錄》、《初學備忘》，《訓子語》、《言行見聞錄》、《近鑒》、《讀易筆記》、言《補農書》等。後人輯為《楊園先生全集》五十四卷（《四庫全書》存目）。《清史稿》有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