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守信

李守信，1922年在奉軍中任騎兵團團長。1930年李守信在東北軍十七旅擔任三十四團團長時，接受上級命令進剿嘎達梅林起義隊伍，李守信率領三個團的一千餘名騎兵，追擊數百里，追剿嘎達梅林起義隊伍。嘎達梅林在強渡漂浮冰排的烏力木仁河時，被李守信用步槍射死在河內。七七事變后，李守信利用華北形勢，一躍成為偽蒙古軍總司令。1940年10月他兼任偽蒙疆聯合自治政府副主席。1941年初隨德王去日本東京訪問，拜見日本天皇和東條英機。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無條件投降以後，陳毅將軍曾派人給李守信兩封信，動員他歸順人民，立功贖罪，李守信頑固拒絕。其後，他投靠蔣介石集團，為虎作倀與人民為敵。冬季，蔣介石到北平視察，將李守信找去，面令其速去東北，召集舊部，擴充武裝，配合“剿共”。從此他先後擔任國民黨第十路軍總司令，熱河省人民自衛軍總司令，騎兵第六軍軍長，國民政府東北行轅中將軍事參議等職。1949年4月李守信逃往台灣。6月間，李守信由台灣返回大陸，1949年12月28日，他和德王一起逃至蒙古國邊境察干套老蓋。1950年2月27日被蒙古人民共和國邊防軍逮捕，於當年9月18日引渡回國，在北京入獄。1964年被人民政府特赦。後任內蒙古自治區文史館館員，1971年在呼和浩特病逝。

李守信，1892年生於內蒙古卓索圖盟土默特右旗。早年在熱河北部以“信”字為號聚匪為害地方，后被擔任熱河游擊馬隊統領的張連同收編，曾任營長、團長，1922年張連同投靠奉系，被改編為東北邊防軍騎兵，李守信任騎兵團團長，駐熱河省赤峰直隸州開魯（今內蒙古通遼開魯）。后在張學良的指揮下，鎮壓過嘎達梅林起義。1925年張連同被宋哲元擊敗，其部大部分歸由李守信率領，這是李守信起家的資本。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曾率軍抵抗日軍進攻，任東北軍駐熱河騎兵第9旅崔興武部下第57團團長。1933年，日軍進犯熱河，李守信率部投敵。所部東北軍17旅被改編為“興安西警備軍”。后被日軍駐赤峰特務機關頭子田中玖委任為“熱河游擊師司令”、“察東警備軍司令”等偽職，下屬兩個漢族支隊6300多人，一個蒙古兵支隊1700多人，還有一個炮兵大隊。1933年夏季，日軍全部佔領熱河以後，便開始準備侵犯察哈爾北部的多倫，當時駐防多倫的是日本人不太信任的劉桂堂的山東土匪軍7000多人，李守信於這年五月率領兩個漢人支隊與炮兵隊向多倫開拔，準備攻佔多倫。李守信是個善於指揮戰鬥，又懂得只有掌握住槍杆子才能在日本人與國民黨面前兩面討好的的人，他曉得這次日本人派他來進攻多倫，是對他是否對日本人忠心的一個考驗。1933年端午節這天，劉桂堂偷襲李守信不成，被李守信打死將近兩千人後於5月30日撤出多倫，逃往張家口，就這樣李守信以很小的代價進佔多倫，而此時馮玉祥在張家口組織起察哈爾抗日同盟軍。

多倫西南的幾個縣由於只是由日本人扶植的偽軍及民團駐守，因而很快被吉鴻昌率領的抗日同盟軍擊潰並收復，抗日同盟軍也很快便對多倫形成了包圍之勢。在準備進攻多倫之前，吉鴻昌派姚景川去李守信的劉繼廣支隊里，做團長陳景春的策反工作，因為此二人乃是親戚。關於此事情，李守信在其回憶錄中說：“在抗日同盟軍圍攻多倫以前，我曾和參謀長陳寶泉瞞過日本人招集兩個支隊長和團長們開會，我說，誰是真抗日，誰是真投敵只有蓋棺才能定論，我們已跟日本人拉上線，現在八字沒見一撇，絕不能放棄多倫，必須死守幾天，看看抗日同盟軍的力量究竟如何，瞧瞧日本人對我們的態度怎樣，然後再決定下一步的行動……”。

抗日同盟軍圍攻多倫時的兵力有一萬多人，但是裝備大部分都是輕武器，當李守信在多倫聽到戰鬥打響時並沒有炮聲以及不多的幾聲機關槍聲時，更加堅定了其堅守的信心。7月8日這天抗日同盟軍的騎兵隊500多人，進攻小孤山，此時正趕上日本人的飛機來偵察，日本人的飛機在向抗日同盟軍的騎兵隊扔了幾顆炸彈后，騎兵隊便退卻了。在這個時候正趕上雨季，連綿的陰雨對抗日同盟軍的進攻非常不利，由於接連幾晝夜的進攻無果后，再加上後方的給養接濟不上，抗日同盟軍的氣勢開始低落。在戰鬥呈膠著狀態時，李守信總是能出現在守城最吃緊的地方，大大鼓舞了下屬兵士們的士氣，形式向李守信這邊逐漸好轉。這個時候姚景川又被派去做李守信的策反工作，姚景川對李守信說，現在蘇聯人已經決定給馮玉祥100萬支槍，不久就可以通過外蒙古運過來，你如果歸降馮將軍，既能得到抗日英雄的美名，又能得到實惠，但是李守信知道馮玉祥的為人，他若投靠，斷不會受到什麼優待，能保住腦袋便不錯了，難道蘇聯人給他的槍還能給我不成。姚景川又說：馮先生真心抗日，得到全國各方面愛國人士的擁護，如果這次連多倫都收復不了，人們就要大失所望，現在你只要把多倫讓出，便可以振奮全國人民抗日的信心，這就是對抗日的最大貢獻，馮先生自然會看重你，給你高官厚祿。之後又說，馮先生此次派我來，是想向你暫時借一借多倫。馮先生真有辦法，你不成問題會和我們合作在一起，馮先生要是沒有辦法，我負責把多倫還給你。對於姚景川的勸說，李守信也有些動心了，畢竟得罪馮玉祥也不是什麼好事。李守信在其回憶錄中說：我因為孤軍據守多倫三天三夜，也蠻對得起日本人給的六萬發子彈，馮玉祥既然派代表來，我不能把這條路切斷，現在正到了兩面都能討好的時候，於是我問姚景川，你們打算借多長時間。姚景川說，借兩三個月，我說，兩三個月時間太長，一個月我能應付日本人，到期限你們如果不歸還，我就要反攻，咱們一言為定，都要對得起朋友。

雙方達成這個“借荊州”給馮玉祥臉上帖金、給中國人的抗日注射興奮劑的口頭協定之後，抗日同盟軍按照李守信囑咐，虛張聲勢的加緊進攻，李守信在日本人的顧問教導連負責人淺田面前說，我們誓死守衛多倫，但是日本人也怕死的很，感覺情勢不妙，便給承德的特務機關發電報，要求接濟。並把戰況描繪的特別慘烈，也是希望上峰能主動提出撤退，駐熱河的日軍負責人松室孝良害怕把李守信這支忠於日本人的偽軍被抗日同盟軍消滅或是收編，於是便同意撤退，如果不同意撤退，派日軍從承德去解圍，也是遠水救不了近渴，再說，連日大雨，行軍肯定又會耽誤時日。

李守信從多倫假裝突圍撤退的時候仍然好好表演了一番，很好的瞞過了日本人的顧問隊，在這幕雙簧戲唱完的時候，李守信的部隊毫髮無損的撤退到了離多倫280多里的錐子山，而吉鴻昌的抗日同盟軍也雄赳赳氣昂昂的進佔多倫城，於是馮玉祥通電全國說，抗日同盟軍一舉收復察東重鎮多倫，來自全國甚至世界的鎂光燈齊聚他面前，更多的是齊聚國民黨的發言人面前，於是振奮中華民族抗日精神的興奮劑就在這樣一幕鬧劇的基礎上注入了全國人民的心。不過這興奮劑並沒有維持多長時間，一個月後，李守信再次攻佔多倫，大半個中國也一步一步被日本人佔領，期間這樣的雙簧戲不知有沒有再上演過。

陳：宋主席對你非常欽佩，特地派代表來跟我接頭，希望咱們和他合作在一起抗日，故來向你報告。

李：大哥咱們暫不談別的，我先問你，宋哲元能給我29軍的軍長嗎？能給你擴充槍馬齊全的一師騎兵嗎？

陳：我頭腦簡單，沒有想這個。

李：宋哲元並不比我大，我也不見得比宋哲元小，他雖然是老蔣的乾兒子，在日本人面前還不如我吃香，咱們要直接找老蔣，我不拐宋哲元這個彎。

陳：難道我們不抗日嗎？

李：我叫你送子彈給他難道是叫他殺中國人？現在日本人正給我們擴充，最好不要節外生枝，到了一定的程度和恰當的時機，我自有辦法，你不要以為我和德王已經聯合，這完全是扯談，他們把我當漢人看，我也以漢人自居。咱們現在是帶著假面具，沒有揭破就盡量裝著，多裝一天就多得到補給。到了裝不住以後，再反正也不遲，有這1萬多槍支人馬，誰也歡迎我們，不要愁拿上一顆肥豬頭找不見廟門!

至於我今後怎麼辦，那只有拉竿子。到綏遠也好，到熱河也好，如果國共合作起來懲治漢奸，和我同命運的人很多，我挑起來一干，不愁沒有人響應跟我，如果國共從此分家，只要有人有槍也要我，我更加有活動空間，可以左右逢源。

1936年5月，經日本關東軍授意，參加了以德王為首的偽蒙古軍政府，任偽蒙古軍副總司令（後任總司令）；同年11月，在綏遠抗戰中，在百靈廟戰役中被國軍傅作義部擊敗。1938年，出任偽蒙古聯盟自治政府副主席。日本投降后，隨德王赴重慶晉謁蔣介石，被任命為“第10路軍總司令”、“東北民眾自衛軍”司令等職。他說：“我投敵12年，總算把命撈住了，雖然在察北扔下了30里長的一條山溝,400匹馬5000隻羊，在厚和和張家口扔下了50萬買下的兩處房屋，可是北平還有十幾處院子，除了運去整整十萬兩煙土，尚有換成美元2萬元的財產，以及其他貴重衣料皮衣和不少值錢的東西，所以我感到我當蒙奸非常夠本，而且有賺頭!”內戰爆發后，受命到內蒙古東部地區招納舊部，組織武裝，配合國民黨軍隊進攻解放區。1947年，其部眾被人民解放軍全殲於開魯，他逃往北平，后又輾轉到台灣。

1949年4月李守信逃往台灣。6月間，李守信由台灣返回內蒙古，追隨德王在阿拉善旗參與組織“蒙古自治政府”的活動。阿拉善旗和平解放后，又出逃至蒙古國，1950年2月27日被蒙古人民共和國邊防軍逮捕，於當年9月18日引渡回國，在北京入獄。1964年被人民政府特赦。後任內蒙古自治區文史館館員，寫下了30萬字的回憶錄。

1970年5月，李守信在呼和浩特病逝，終年78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