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福生

晏福生（1904-1984）

原名晏國金。湖南省醴陵縣人。一九二三年參加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曾任安源煤礦工人糾 察隊隊長。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二八年參加醴陵暴動，同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醴陵赤衛團排長，湘東南獨立師第三團副官，紅八軍第二十二師四十九團特派員、團政治委員，紅六軍團第十八師政治委員，第十六師政治委員，西路軍總部教導團政治委員。參加了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一二〇師三五九旅七一七團政治委員，陝甘寧留守兵團警備第一旅副政治委員，八路軍南下第二支隊政治委員，三五九旅政治委員。解放戰爭時期，任東北民主聯軍獨立第一師政治委員，第二十八師政治委員，第四野戰軍四十七軍副軍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湘西行政公署主任，湘西軍區司令員，湖南人民政府民政廳廳長，湖南軍區副政治委員、第二政治委員，廣州軍區副政治委員、顧問。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四、五屆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共產黨第七、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

晏福生，一九二三年參加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曾任安源煤礦工人糾察隊隊長。一九二六年加入 中國共產黨。一九二八年參加醴陵暴動，同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醴陵赤衛團排長，湘東南獨立師第三團副官，紅八軍第二十二師四十九團特派員、團政治委員，紅六軍團第十八師政治委員，第十六師政治委員，西路軍總部教導團政治委員。參加了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一二○師三五九旅七一七團政治委員，陝甘寧留守兵團警備第一旅副政治委員，八路軍南下第二支隊政治委員，三五九旅政治委員。解放戰爭時期，任東北民主聯軍獨立第一師政治委員，第二十八師政治委員，第四野戰軍四十七軍副軍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湘西行政公署主任，湘西軍區司令員，湖南人民政府民政廳廳長，湖南軍區副政治委員、第二政治委員，廣州軍區副政治委員、顧問。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四、五屆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共產黨第七、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一九八四年四月七日二十一時四十五分在廣州逝世。終年八十歲。

轉戰湘鄂川黔邊界——第一次“光榮犧牲”

1935年長征途中，晏福生（二排右二）和紅二、紅六軍團部分主要領導人王震（前排左三）、蕭克（前排左五）等在湖南新化

1934年4月，晏福生升任紅六軍團十七師（師長蕭克）四十九團政委。同年7月23日，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發出了紅六軍團西征的命令，晏福生和團長吳正卿率四十九團從永新牛田出發，經遂川突破國民黨軍的封鎖線，轉戰湘南，跳出了敵人的包圍圈，進入湘桂邊界。

號稱“鐵軍師”的桂系第十九師所屬五十五團在蔣家嶺阻住了西征軍的去路。晏福生和吳正卿指揮四十九團一營一連向左峰神仙頭迂迴運動。當紅軍主力側向沙田猛擊敵人右翼時，晏福生指揮一連乘勢奪取了神仙頭，進而合擊主峰，3個小時打垮了敵人，進入廣西。此後，部隊以紅四十九團為前鋒，折回湘西，西進貴州，迂迴北上，打破了國民黨軍數十萬兵力的圍追堵截，歷時85天，於10月24日在黔東印江的木黃與賀龍指揮的紅二軍團勝利會師。

為了鉗制更多的敵人，策應中央主力紅軍北上，中共中央指示紅二、六軍團挺進湘西，建立鞏固的湘西革命根據地。

11月初，紅六軍團在前，紅二軍團隨後，相繼進入湘西永順地區。前衛四十九團在晏福生、吳正卿指揮下，一舉打垮永順保安團，迎接主力部隊進城休整。湘西軍閥陳渠珍見紅二、六軍團進軍湘西，驚恐萬狀，立即糾集周燮卿、龔仁傑的兩個旅，又聯絡貴州守敵皮德培、楊齊昌的兩個師，前堵后追，妄圖趁紅軍立足未穩，一舉將其殲滅。

1939年秋，晉察冀軍區一二〇師三五九旅717團政委晏福生（右）、718團政委左齊（中）、719團教導員彭清雲（左）三位獨臂將軍在旅祝捷大會上

紅二、六軍團在賀龍指揮下，主動放棄永順城，在十萬坪地區設伏，引出尾追的敵周燮卿旅。晏福生、吳正卿指揮的紅四十九團是這次戰鬥的主力團。

驕橫的周燮卿見紅軍只有一個營留在犁子鋤打阻擊，一些後勤人員已匆匆通過十萬坪一直往北撤去，急令部隊分兩路追擊，紛紛湧進十萬坪。當敵軍正準備宿營做飯時，才發現中了紅軍的埋伏，但撤退已來不及了。這一仗，殲滅國民黨軍2000多人，活捉敵龔仁傑旅的參謀長。

1935年1月，蔣介石糾集11個師約10萬兵力，分六路對湘西根據地進行“圍剿”。2月，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及時向紅二、六軍團發出反“圍剿”作戰的指示：“應利用湘鄂敵人指揮上的不統一與何健部隊的疲憊，於敵人離開碉堡前進時，集中紅軍主力，選擇敵人弱點，不失時機地在運動中各個擊破之。”4月，晏福生指揮四十九團參加了陳家寨戰鬥。正當晏福生指揮二營衝進寨頭時，發現一股敵人突破紅軍陣地往西逃竄。他來不及調動部隊，帶著警衛員尾追而去。戰鬥結束后，部隊撤出陣地進行總結，發現政委和他的警衛員都不見了。派人多方尋找未果，指戰員們都以為政委犧牲了。吳正卿在會上提議：“為晏福生政委默哀三分鐘。”就在全團指戰員萬分悲痛之時，晏福生和他的警衛員扛著繳獲的長 槍、短槍，押著幾個俘虜步入了會場。聽說大家已為他“默哀”了三分鐘，晏福生風趣地說：“敵人還沒有消滅，革命還沒有成功，閻王爺還不忍心收咱們呢！”在場同志破涕為笑。

長征中英勇善戰——第二次“光榮犧牲”

1945年，晏福生（右起）與獨臂戰友彭紹輝、左齊重逢於延安

1935年9月，蔣介石又調集130個團的兵力，對湘鄂川黔蘇區發動新的“圍剿”。11月，紅二、六軍團根據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軍委分會的決定，開始戰略轉移。轉移前，紅六軍團作了整編，新組建紅十六師，晏福生調任紅十六師政委，周球保任師長。之後，紅十六師隨軍團主力踏上了艱苦卓絕的萬里征途。

紅二、六軍團經過烏蒙山區后，巧渡金沙江，飛越大雪山，於1936年7月初在甘孜同紅四方面軍會師。7月5日，紅二、六軍團組成紅二方面軍，與紅四方面軍共同北上。為了儘快實現三支主力紅軍會師，中革軍委決定在甘肅的靜寧、會寧地區組織一次會戰，主要打擊蔣介石的嫡系胡宗南部。

紅二方面軍堅決擁護並執行中革軍委的戰役計劃，當即決定紅六軍團從甘南的成縣、兩當、康縣地區挺進陝西寶雞地區，牽制胡宗南部西進，策應紅一、四方面軍作戰。但是，由於張國燾的分裂活動，整個戰役計劃沒有得到貫徹執行，結果不但沒有消滅胡宗南部，反而使胡宗南部乘機由西安進至清水、秦安、庄浪地區，同毛炳文部靠攏了。川軍孫震部也由武都進至康縣一帶，企圖同胡宗南部、毛炳文部夾擊紅二方面軍。紅二方面軍陷於腹背受敵的危險境地。

為了儘快擺脫這一困境，紅二方面軍經請示中革軍委同意，計劃經天水、甘谷與武山之間北渡渭河，向通渭地區前進，迅速匯合紅一、四方面軍，協同作戰。

10月4日，紅二方面軍分左、右兩路縱隊向北轉移。紅六軍團為右路縱隊，晏福生同新任師長張輝率紅十六師為前衛，從兩當縣出發，向西北方向拓展，邊打邊開闢軍團的前進通道。5日夜，紅十六師進至娘娘壩，獲悉鎮內守敵不多，晏福生、張輝各自帶兵一部突入鎮內殺敵。正準備組織清點戰利品，困守在河對岸碉堡里的國民黨軍突然居高臨下向娘娘壩街心射擊，張輝師長不幸中彈犧牲。經過激戰，紅十六師最終全殲了娘娘壩守敵。

1946年7月，晏福生在興凱湖白凌河

10月7日，晏福生率部繼續北進，在羅家堡與從鹽關鎮出來堵截紅軍的國民黨軍主力部隊碰了個面對面。敵我雙方各自搶佔有利地形，展開了一場激戰。紅十六師連續打退了國民黨軍的多次衝擊，但由於胡宗南調集的堵截大軍越聚越多，怎麼也脫離不開戰場轉移，使整個紅六軍團陷入了危機。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晏福生命令部隊退出山頭陣地，決心從山下的斜坡處殺開一條血路，掩護軍團主力轉移。

紅十六師剛撤至斜坡，國民黨軍一窩蜂似的撲了上來。晏福生在陣前指揮部隊向敵人衝殺。激戰中，師參謀長楊旻、師政治部主任劉禮年相繼負傷，師部的四個指揮員只剩下晏福生一人了。他滿懷悲憤，命令三營猛烈攻擊敵人隊伍密集的右翼，迷惑吸引敵人，其他部隊趁機從左翼突襲，殺出一條血路。此時，軍團模範師的一個連也搶佔了紅十六師陣地側后的一個山頭陣地擔任警戒，軍團直屬機關和後勤部門的同志迅速衝出了封鎖線，軍團主力部隊也迅速轉移。

正當晏福生指揮紅十六師撤出戰鬥時，國民黨軍的飛機飛抵紅軍陣地狂轟濫炸。一顆炸彈在晏福生的近處炸開，他躲閃不及，右臂被彈片炸傷，鮮血直涌。晏福生用左手從貼身口袋裡掏出密電碼本交給警衛員，並掙脫攙扶他的警衛戰士，縱身跳下身旁的陡坡。敵人蜂擁而至，戰士們只得撤離。

紅六軍團主力通過十六師殺出的血路脫離危險后，軍團政委王震接到晏福生負傷下落不明的報告后，立即對模範師師長劉轉連說：“十六師損失很大，晏福生負了重傷還沒出來，生死不明，你趕緊派部隊去找一找。”

“好，我親自去。”劉轉連隨即率兩個營返回羅家堡戰場。國民黨軍當時還沒有完全撤退，劉轉連 率部邊打邊找，尋遍了陣地，仍然沒有發現晏福生，只好返迴向首長彙報。軍團長陳伯鈞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十六師政委晏福生同志陣亡。”軍團政治部主任張子意也在日記中寫道：“我部晏福生同志犧牲。”在紅二、六軍團勝利渡過渭水，到達目的地總結戰鬥經驗時，王震在排以上幹部大會上沉痛地提議：“請大家起立，向晏福生同志默哀三分鐘。”

歷盡艱險回陝北——不幸失去右臂

晏福生沒有死。他跳下陡坡后，被酸棗樹、粗籬草七阻八攔，竟輕輕地滾落在一個土窯洞邊，便順勢滾進了土窯洞。因流血過多，他暈倒了，一直昏睡到第二天清晨。後來，當地一對父子把晏福生救回了家，又是喂米湯，又是喂山藥蛋，總算把他救了過來。

10月8日，換上了便裝的晏福生趕到劉家壩時，紅六軍團已到了橫門鎮；次日他找到橫門鎮，軍團又開到了達門鎮……一直追到通渭，還是沒有追上部隊。晏福生架著殘臂，體力日漸不支。傷口生了蛆，奇癢難忍，他用木棍一條條掏出來，繼續趕路。當他堅持走到大水頭地區時，終於暈倒在路旁。當地的農民兄弟把他救回家，問明情況后，找來一塊門板，將他抬到駐紮在水暖堡地區的紅四方面軍第三十一軍的一個師部。

這個師的師長不認識晏福生，但知道晏福生已經犧牲了。面對這個傷殘疲憊的陌生人，他警惕地問：“你說你是紅二方面軍十六師政委，你們方面軍的副總指揮是誰？”“蕭克。”“你認識蕭克嗎？”“認識。”“他認識你嗎？”“認識。”“那就好了，二、四方面軍匯合后，他調到我們三十一軍當軍長了。”

晏福生喜出望外：“請你們馬上給蕭軍長發電，就說晏福生還活著，請他派人來接。”蕭克 接到電報，又驚又喜，遂派徐繼海把晏福生接到軍部。兩人見面，百感交集。蕭克扶著晏福生一直未得到治療的傷臂，要醫生趕快診治。經醫生檢查，認定必須截肢。蕭克立即將晏福生轉送紅四方面軍衛生部所在地山丹縣，請以“一刀准”而聞名的衛生部部長蘇井觀為其手術。

晏福生

10月下旬，為了執行寧夏戰役計劃，紅四方面軍指揮部率第五、第九、第三十軍共2．1萬餘人西渡黃河。11月8日，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正式授予河西部隊西路軍稱號。晏福生傷口還沒癒合，便奉西路軍軍政委員會主席陳昌浩的命令，擔任了警衛團的政治委員。

由於種種原因，西路軍在絕對優勢的敵人面前，經過4個多月的浴血奮戰，雖殲敵約2萬人，而自身也幾乎全軍覆滅，余部700多人進入新疆地區。這期間，被敵人打散與部隊失去聯繫的晏福生和幾位幹部戰士困在祁連山數日，彈盡糧絕。

歷經艱險，晏福生終於在1937年3月底到了鎮原，見到了三十一軍軍長蕭克。再一次意外重逢，兩人三隻手緊緊地握在一起。不久，晏福生到了延安，進入抗日軍政大學學習。

獨臂參加南泥灣大生產，兩次被評為“生產英雄”，毛澤東親筆題詞讚揚晏福生。

為了打破國民黨的經濟封鎖，邊區政府開展了大生產運動。晏福生一面與團里其他領導一起給各個單位明確任務、制定規劃，一面深入生產第一線，做宣傳鼓動工作，還經常揮著傷臂親自參加開荒種地。看到開荒第一線人手比較緊張，他就在勤雜人員身上琢磨開了。他想，開荒和打仗一樣，要盡量減少非戰鬥人員。晏福生先做自己警衛員的工作，要求警衛員凡是不外出執行任務，一律要參加開荒。警衛員考慮到晏政委的安全，加之他又失去一臂，日常生活中有許多困難，因此一開始不願意。但是，晏福生耐心地 做他們的工作，告訴警衛員，現在不是在敵占區，安全問題不那麼突出，而一線的同志們很辛苦，任務很重，多一個人就多一份力量。晏福生還讓自己的妻子馬憶湘幫助他做警衛員的工作。馬憶湘知道丈夫的脾氣，也極力支持他，自己承擔了全部家務，把公務員也抽出來參加生產。在晏福生的帶動下，全團上下紛紛響應，大部分勤雜人員都安排了生產任務。各級領導也都親自參加開荒。這一來，光是警衛員、通信員、文書等，開荒第一線就增加了三四十人，一天下來，全團就多開荒地二三十畝。

直接掄鎬頭開荒，晏福生無能為力，但他在做好思想發動以及組織協調工作的同時，還千方百計地找別的活兒干。一天早晨，天剛蒙蒙亮，三連幹部戰士就在連長的帶領下上山了。到了預定作業地點一看，荒地上的棗刺、藤條、茅草都不見了，大家都很納悶，連隊的幹部戰士都在，是誰幫我們幹了這活兒？戰士們環顧四周，忽然看到不遠處的山坳中飄起一股濃煙，好奇的戰士們都往起火的方向跑去，透過煙霧，看到兩個人正在來回奔跑著引火，其中一人一隻空蕩蕩的袖筒在晨曦中隨風飄舞。

“是晏政委！”連長這才想起還忘了兩個客人———昨天晚上，晏政委帶著警衛員來連里了解生產情況，由於太晚了沒有回團部，就住在連里。大家呼喊著跑過去，將晏政委圍住，三連長奪過他手中的捅火棍子，感動地說：“晏政委，你昨晚為開荒的事和我們商量到了很晚，結果我們還回去睡了一會兒，你卻跑到山上來幫我們做準備工作，看你眼睛都熬紅了。”“沒有的事，是讓煙熏火烤的。”

晏福生 三連長不容晏福生再說什麼，上前推著要他回去睡一會兒。晏福生指著火堆愜意地對戰士們說：“看你們連長，我當不了壯勞力，放把火燒燒荒還頂一個人嘛，再說沒有我提前燒荒，你們得窩工嘛。”

連長趕忙檢討自己的工作計劃不周，硬是推著晏福生離開了山坳。晏福生回營地后，並沒去睡覺，他讓警衛員回團部告訴團長一聲，他想再在三連待兩天，深入了解一下生產進度以及戰士們的思想情況，並囑咐警衛員回去抓緊時間開荒。送走了警衛員，晏福生還是沒有去休息，而是走進了伙房，操起扁擔去挑水。挑滿缸后，正趕上鍋里的水燒開了，於是他又挑起開水桶給山上的同志們送水。三連的幹部戰士深受感動，幹勁更足，成了全團的開荒先進連。播種了，禾苗出土了，晏福生尋思著：鋤地比挖地要輕鬆得多，不能握大鋤頭，何不打一把小鋤頭？

於是，他親自掌鉗，指導打鐵的戰士鍛打了一把小鋤頭，隨身攜帶，走到哪裡干到哪裡。同志們都親切地稱這把鋤頭為“晏氏”鋤頭。

汗水澆出豐碩果。當年，七一七團的生產成績名列全旅、全邊區之首，晏福生被推選為生產英雄。中共中央和中央領導對他們在生產運動中做出的成績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1942年12月，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級幹部會上，毛澤東在作《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的 報告時，稱讚三五九旅是陝甘寧邊區大生產運動的一面旗幟，不僅在政治上與軍事上起了保衛邊區的作用，而且解決了大量的財政供給問題，並為三五九旅頒發了“發展經濟的先鋒”的錦旗。邊區政府還獎勵了22名生產英雄，晏福生名列第三。

為了推動大生產運動，毛澤東主席親筆給生產英雄題寫獎狀，給三五九旅的題詞是：“既要勇敢，又要機智，二者缺一不可。”給王震的題詞是：“以身作則。”給晏福生的題詞是：“堅持執行屯田政策。”

晏福生是一把火，走到哪裡，哪裡的生產就熱火朝天，碩果累累。高幹會後，他被調到警備第一旅當副政委，負責警一旅的大生產，很快取得豐碩成果。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時任廣州軍區司令員的黃永勝成為林彪的死黨。黃永勝對上一向陽奉陰違、見風使舵，對下獨斷專行。對於他的這些問題，作為廣州軍區黨委監察委員會書記的晏福生，曾多次在黨內當面對黃永勝提出過批評。晏福生正直的行為觸到了黃永勝的痛處，他把晏福生視為眼中釘、肉中刺。運動一來，他就密令爪牙對晏福生立案。

晏福生

1968年5月，黃永勝在還沒有找到晏福生所謂的“罪行”材料時，就決定下手了。但是他暫時還不能把晏福生怎麼樣，於是先密謀把晏福生的妻子馬憶湘抓起來，罪名是“寫黑書吹捧賀龍”，妄圖從馬憶湘的身上挖出整晏福生的黑材料。

原來，馬憶湘13歲時因忍受不了當童養媳的苦難，跑到賀龍的部隊當了紅軍。60年代初，黨為了對青少年進行革命傳統教育，號召老同志寫回憶文章。馬憶湘響應黨的號召，以自己當紅軍前後的經歷為素材，寫出了長篇小說《朝陽花》，出版后很受青少年歡迎，一版再版印了80多萬冊。而黃永勝 卻叫嚷說：“壞書壞書，徹頭徹尾的壞書！”

馬憶湘被帶走了，晏福生無能為力，他用左手緊緊握著妻子纖細的手，千言萬語凝聚成四個字：“我等著你！”馬憶湘深深理解這四個字中所包含的信任和鼓勵。

黃永勝本想從馬憶湘嘴裡得到一些整晏福生的黑材料，不料卻碰了一鼻子灰，於是氣急敗壞地嚷道：“把晏福生也關起來！”黃永勝的手下幹將們懼怕晏福生的凜然正氣，不敢硬幹，只好謊稱開常委會，請晏福生參加，以此把他從家中騙了出來，而且不讓帶警衛員和秘書。晏福生預感到有事情要發生，但是，他心地坦蕩，毫不畏懼地跟著來人走了。

晏福生隨來人剛走到辦公樓門口，黃永勝手下的一員幹將就說：“晏書記，黨委決定讓你參加學習班。”在那個年月，“學習班”就是隔離審查的代名詞。晏福生冷冷地說：“學習可以，我回去拿點東西。”“不用了，學習班什麼都有。”說話間，一輛黑色小轎車開來，他們把晏福生推上車子，關上門，放下窗帘，飛馳而去。車子七拐八轉，不知開到什麼地方停了下來，晏福生被送進一間九平方米的小屋裡。屋內一張單人木床，一張二屜桌，一把木椅，一盞100瓦的大燈泡高高懸在頂棚上，大白天還放著刺眼的光。晏福生被逮捕了，他並不感到驚訝。因為半年前，黃永勝發了跡，被林彪點名提升為總參謀長。赴任前，他派人將晏福生叫到辦公室。一進門，就聽黃永勝“嘿嘿”獰笑幾 聲，諷刺地說：“怎麼樣，我的監委書記，冷板凳有味嗎？”晏福生瞪了黃永勝一眼，沒有理他。黃永勝又說：“我要走了，知道嗎？”晏福生的鼻翼重重地翕動了一下，“哼”了一聲。

在晏福生的眼裡，黃永勝只是個勢利小人，不足掛齒。黃永勝聽慣了恭維話，這幾天，得知他又榮升總參謀長后，送禮、說好話的人更是踏破了門檻，看到面前的晏福生卻依舊蔑視他，黃永勝不禁暴跳如雷，忽地從沙發上站起來，跳到晏福生面前大聲吼道：“晏福生，你這個傢伙好毒辣、好陰險，你怎麼總跟老子過不去！”

黃永勝兩眼怒視著晏福生，想知道他的反應，但他看到的還是對方蔑視的目光。黃永勝又氣又怕，他知道，作為監委書記的晏福生手中掌握了不少別人檢舉自己所做壞事的材料。他擔心的是，晏福生會揪出他的狐狸尾巴。於是，黃永勝不敢再多說什麼了，只得恨恨地嘟囔道：“你原則性強，我倒要看看你能堅持多久！”說完又獰笑了兩聲，擺擺手讓晏福生走。晏福生站起身，冷冷地說了一句頗有預見性的話：“我也奉勸你一句，別高興得太早了！”說罷拂袖而去。

晏福生被關押后，白天晚上在大燈泡下烘烤，再加上車輪戰式的逼供，他人瘦了，視力急劇下降。但不管黃永勝的人如何逼他、折磨他，他沒有說過一句違心的話。

1969年10月，馬憶湘因心臟病時常發作而被釋放回家，晏福生也由“特號”移到大監獄，放風 時可以散散步。馬憶湘回家后想知道丈夫的下落，到處探問，卻沒人敢說。她想，丈夫一定關在軍區監獄，要想探監，他們不給她機會。她於是靈機一動，便經常地到與軍區監獄一牆之隔的一五七醫院，以看病為名站在圍牆下扯著嗓子喊：“有沒有雞蛋，多少錢一斤？”一次、兩次，高牆內始終沒有反應。馬憶湘痛不欲生。後來，她又得知勞改犯正在挖塘泥，心想，晏福生是獨臂人，挖泥不行，擔泥還湊合。於是偷偷鑽進山坡上的樹叢中察看，仍沒有看到丈夫的身影，只好怏怏離去。

原來，晏福生被移到大監獄不久，林彪為顯示他對軍隊的絕對指揮權，發出所謂的“一號令”，要求全黨、全國、全軍開始進行緊急戰備。於是晏福生從廣州軍區監獄移送到湖南耒陽監禁。這些，馬憶湘全蒙在鼓裡。

1970年11月，黃永勝下令把同晏福生一起在安源煤礦共過事的十多位70多歲的老工人騙到株洲關起來，強迫他們交待所謂晏福生叛變自首的問題。老工人們都說沒有這回事。黃永勝的人騙他們說晏福生自己都交待了。老工人們氣憤地責問說：“那還問我們幹啥？他交待了你們就問他去，反正我們沒看見！”黃永勝的爪牙火了：“你們不交待晏福生叛變自首的問題，一輩子也不準回家！”老工人們說：“只要你們管飯吃，不回去倒給家裡省了一份口糧。”黃永勝的人討了個沒趣，只好草草收場。

晏福生與夫人馬憶湘

黃永勝的幹將們一計不成又生一計，他們拿來一張晏福生在延安時期的照片，在照片前放上四根黑色小木棍，再加以翻拍，然後讓人帶著這張“藝術”照，到洞庭湖勞改農場，找到一個80多歲的老叛徒作偽證。面對偽證，晏福生義正辭嚴地質問：“你們還像共產黨人辦事嗎？我從沒被捕過，哪來坐監獄的照片！”黃永勝得知從政治上一時半會兒整不死晏福生，就指令手下從生活上折磨、虐待他，讓他擔水、擔糞，進行重體力勞動。幹活兒，對晏福生這個從小當長工、礦工的人來說不算什麼，但此時他已經60多歲，且失去右臂，加上長期牢獄生活的折磨，別說擔東西，就是空手走路爬坡，也都力不從心了。不過，樂觀的晏福生卻把折磨看成是鍛煉身體和意志的事情。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林彪折戟沉沙后，黃永勝再也跳不起來了，真應驗了晏福生當初的那句話。1980年深秋，早已獲得自由的晏福生和馬憶湘終於看到了公審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十名主犯的電視實況轉播。兩人高興得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開心地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