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馬爾羅
安德烈·馬爾羅
安德烈·馬爾羅（André Malraux），小說家，評論家。他天性能說會道，口若懸河，卻從來不談自己的出身家庭和早年生活，終其一生要人相信他生來就是個成年人。
安德烈·馬爾羅(照片1)
性別：男
出生年月：1901~1976年
國籍：法國
名人國家：法國
安德烈·馬爾羅(照片2)
安德烈·馬爾羅，小說家，評論家。他年輕時候曾經有過一段不為世人所知的神秘生活。他中學畢業后，進過“巴黎東方語言學院”。
安德烈·馬爾羅窮其畢生精力，不懈地對人類、對藝術的變形、對感性、對思想的演變、對新的崇高的形式、對人類生活與沒落了的過去文明之間的永恆關係進行思考。該系列論文試圖發現並分析構建馬爾羅藝術形式理論的基石及其動態思考過程。本人從馬爾羅曲折、動蕩的人生經歷出發，順著馬爾羅對文學和藝術形式進行思考的邏輯線索分析並闡述他的藝術思考，挖掘出蘊含在其中的深邃而複雜的思想，探討他所關注的文學和藝術的生命問題。
安德烈·馬爾羅是社會活動家、介入政治的小說家和哲學家，也許更是個唯美主義者。從1926年起，他放棄了傳統的人道主義觀念，力圖從藝術哲學的角度將人們引入到一個嶄新的世界中。他不懈地透過人文作品的藝術形式來探索信仰的實質和含義，或者至少力圖表現人類與命運進行抗爭的強烈願望。他以非常獨特的充滿文化哲學思辯並且有時還是抒情的方式，探索了人性中蘊涵的藝術財富，頌揚了那些能夠戰勝死亡並嬗變成永恆的各種形式的藝術創造，因為對馬爾羅來說藝術即反命運。
安德烈·馬爾羅1901年出生在巴黎，由3位女性，即外祖母、離異的母親和姨母撫養成人。巴黎特有的文化、藝術氣質陶冶了他求新、求異、求變革的思維方式，少年馬爾羅對文學、對時事政治表現出巨大的熱情，後來他就讀於巴黎東方語言學院，常常通過寫文章和具體的行動積極參加他生活的那個時代所發生的重大活動。他的早期作品均以遠東為創作背景，描繪了東方民族面對痛苦和死亡所表現出的從革命求尊嚴的強烈願望以及對自由和友誼的熱切追求。30年代后，他的目光轉向了歐洲的左派運動。
1923年，他偕同第1個夫人去遠東遊歷。這一時期，他和當時越南、中國、蘇聯的革命者有過頻繁接觸。廣州起義失敗，國共兩黨聯合破裂以後，馬爾羅於1927年返回法國。他和高尼利昂·莫利尼策劃對沙烏地阿拉伯進行了1次襲擊，弄走了帕米爾地區哥特式的佛教藝術品，於1932年在《新法蘭西雜誌》社展出。之後，他與另一作家安德烈·紀德極力替被德國納粹分子誣告為縱火焚燒國會大廈主謀的保加利亞革命領導人季米特洛夫辯護。這時，他被選為世界反法西斯委員會主席。1936年，他加了支援西班牙共和國的國際縱隊，擔任外國空軍部隊的總指揮。第2次世界大戰期間，馬爾羅領導好幾支游擊隊，在1945年解放阿爾薩斯的戰役中，擔任阿爾薩斯·洛林縱隊總指揮。
法國光復后，他在政治上一直與戴高樂將軍緊密地站在一起。1945年~1946年，擔任新聞部長。1947年~1952年間，是人民聯盟的全國代表。1958年6月1日起擔任法國總統府國務部長，后兼任文化部長。
1921年，22歲的馬爾羅首次發表一部詩體小說《紙月亮》（Lunes en papier）。這部小說意境朦朧，深受超現實主義的影響。1926年出版一部哲理性小說《西方的誘惑》（la Tentation de l’Occident），書中粗略地敘述一種歷史哲學概念，後來他在其他著作中又進行了深入的闡述和發揮。1928年和1930年，他分別發表了兩部小說：《勝利者》（les Conquérants）和《王家之路》（La Voie royale）。前一部曾獲聯合文學獎，作者描寫了1925年在中國爆發的有名的省港大罷工，其中塑造了一名非凡的革命者加林的形象。在後一部著作中，主人公陪肯尋找隱匿在亞洲叢林里的廟宇，雖然那裡景物有了變化，但主人公的性格毫無改變，還是那樣悲觀失望，那樣愛好參與鬥爭與反抗，並同樣抱著一種清醒的浪漫主義情緒。
1933年，馬爾羅發表小說《人類的命運》（la Condition humaine）。此書是他的一部傑作，獲得了龔古爾文學獎。並被列入“20世紀的經典著作”，本來不大出名的馬爾羅也一躍而跨入“法國第1流大作家”的行列。小說的開頭就非常精彩，故事發生地點在中國，描寫了蔣介石和中國共產黨人的衝突，後者不惜犧牲生命、前仆後繼地與蔣介石進行了殊死的搏鬥。
對藝術的思考
安德烈·馬爾羅的文學理念和他對藝術世界的長期思考都是對藝術創造的重新詮釋，他給藝術形式賦予了新的含義。作為小說家和藝術批評家，安德烈·馬爾羅十分成功地把藝術家的敏感性、其天生的表達能力與造型藝術緊密地、和諧地結合在一起。他在創作中非常重視使用那些表達色彩和形式的辭彙。安德烈·馬爾羅的小說充滿了浪漫的傳奇色彩，從他的作品中人們能夠讀出一個幻想的世界，一個用語言描繪出來的富有造型美的藝術世界，一個以異常沉重的目光關注人類狀況的人道主義的世界。然而，藝術形式始終是馬爾羅哲學文化視野中的主要內容。他對藝術的思考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1、藝術世界表達的是個人對人類命運的超越，藝術應該面對惡魔般的虛無世界，自己創建一個價值世界，用以證明人更偉大，從這個意義上看，人能夠戰勝命運。藝術即反命運。
2、創造行為表現了人類對虛無和荒誕提出的質疑。正是人類創造的藝術作品延續了人類的聲音，藝術使人類不朽。
3、20世紀藝術的根本思想在於尋求純粹的形式，現代藝術是一種“詩意”的藝術，表達的是藝術家對世界獨特的看法。
4、否定虛無，拒絕死亡，藝術必然引導人類超越自我，超越時限，走向永恆，而形式創造正是通往“絕對”的一枚硬幣。
5、死亡使生命顯得如此荒誕，使生命顯得如此脆弱，沒有意義。但是，人是這個世界上唯一具有理性思維能力的高等動物，因此人必須通過自身的創造性勞動賦予生命一個意義。
在馬爾羅的作品中，無論是在小說還是在對藝術思考中，我們都能夠看到文學和藝術的主題並不局限於家庭和個人背景，它擴大到了對整個人類命運的思考。它向人類的命運發問，對以人類的存在為基礎的思維模式質疑。
藝術是使人類生命不朽的內在動力
總之，如同馬爾羅多次對藝術所下的定義那樣，藝術是“反命運”，是生命的一個更為強烈的、一個更為持久的形式，是使人類生命不朽的內在動力。因為，最終“曾被人們當作一種職業訓練活動的藝術家的創造，變成了能夠觸及死亡的神秘能力的訓練活動，因為，它代代相傳，越來越顯示出不朽的品性”。馬爾羅就這樣賦予了藝術創造一個全新的意義，並且創造了一個不同的小說類型，其中包含的哲學、美學和道德思想在全世界範圍內引起了巨大的反響。
少年
馬爾羅少年時一心要當演員、征服者、（受詛咒的）大作家。他參觀畫廊、博物館，上劇場和初期電影院，逛舊書店，跟阿拉貢、艾呂雅、勃拉克、夏加爾等交往。1921年克拉拉·戈爾施密特，一名移居法國的德國富商的女兒，在這群沒有錢只有奇思異想的青年中間看上了他，她在日後出版的《我們的腳步聲》中，這樣描述她的意中人：“這是一個很高很瘦的青年，眼睛特別大，眼黑在突出的眼球上顯得很小，淺綠色虹膜下有一條白線。後來我對他說你的眼睛往上翻了，後來我想他當水手的祖先大約是這樣遠眺地平線的，後來我又想——無疑有點傻——他根本不會平視看人。”馬爾羅多年後對妻子說：“沒有您，我最多是個鑽書本的人。”
婚後
他們認識不久結婚，婚後馬爾羅依然沒有固定職業，在義大利等國作“藝術漫遊”。20年代在巴黎，文藝思潮非常活躍，一切都可以成為“主義”——同時主義、未來主義、向性主義、達達主義、立體主義、超現實主義……馬爾羅聰敏靈活，語驚四座，儘管只是在刊物上發表過幾篇分量不大的文章，出過一部超現實主義的詩體小說《紙月亮》，但在同輩眼中儼然是一位天才。
這樣過了1年多，馬爾羅終於把克拉拉的嫁妝在墨西哥股票中輸得精光。他對妻子說：“這下子您還不相信我會去找工作做嗎？”他說的工作就是到印度支那去發掘“無主的”吳哥古迹。他認為從暹羅到柬埔寨吳哥有一條從前的王家大道，沿途寺廟林立，肯定有不少漏編的古迹，他們搬走幾尊佛像到美國脫手，又可以優閑地過上幾年。
到印度
馬爾羅夫婦和一個朋友，帶了幾封巴黎東方學家的私人介紹信，一張殖民地部的不明不白的任務書，1923年10月底在馬賽又碰巧乘上了“吳哥號”遠洋輪，到印度支那去盜寶，開始了他的令人眼花繚亂的神話——傳奇——真實的生涯。
他們在柬埔寨，雇了1名嚮導兼翻譯，裝備了4輛牛車。披荊斬棘兩天，在叢林中發現了以前在《法國遠東學校簡報》中提到的一座寺廟。這夥人用鋤頭、鋸子、杠棒肢解了七塊巨石拼成的佛像浮雕，返途中被選國殖民當局的安全稽查截獲。預審工作持續了6個月，後來案子在當地報刊逐漸升級，從“非法挖掘古代遺跡”，到“盜竊吳哥寶藏”，到“馬爾羅案件”。馬爾羅被判3年徒刑，他不服，向西貢上訴，同時克拉拉在馬賽和巴黎奔走呼籲，驚動了文學界的知名人士，紀德、莫里亞克、德加、伽里瑪、阿拉貢、布東聯名為他鳴冤叫屈。
馬爾羅的律師在法庭辯護說：“這是一些無主的財產，不是保護文物，馬爾羅做的事其他人早就在做了，多少人在吳哥遺址上取走了貴重得多的藝術瑰寶……如果對我的委託人的這些小事追究法律責任，那麼應該對那些海軍將官、貴人顯要追查定罪，他們對同樣的文物進行了同樣的破壞。”這些話也是實話。最後馬爾羅被判一年監禁，緩期執行。這樁案子就這樣結束了，但是決不能說馬爾羅是無辜的一方，更談不上在法庭進行頑強的正義鬥爭。他確實是在盜竊別國的文化遺產，他若偷運成功，也是扮演了斯坦因等在敦煌扮演的角色。
這時出版商貝爾納？格拉塞看準時機，向馬爾羅建議，預支3千祛郎稿酬，訂立3部書的出版台同。還說“干吧，第1部書交稿日期愈快愈好，想一想那麼多作家給您帶來的宣傳效果！”
這樣，馬爾羅寫出了《王家大道》。
神話說了又說，也就成了真人真事。
到西貢
馬爾羅在印度支那發現了吳哥寶藏，然而對他個人歷史更重要的是，同時發現了法國殖民當局的黑暗專橫的統治。1925年2月馬爾羅夫婦第2次到西貢，這次創辦《印度支那報》。當時越南醞釀推翻殖民統治的鬥爭，中國正處于軍閥混亂、國共台作進行第2次革命時期。越南有許多支持孫中山革命的華僑。《印度支那報》按照主編的意圖是一份戰鬥報刊，幾乎每天頭版有1篇社論，抨擊交趾支那總督和其他殖民政府官員。當局威逼利誘都沒有使報紙就範，最後命令各印刷廠中斷與《印度支那報》的台作。馬爾羅決不是甘心失敗的人，決定自辦印刷車間。為了尋找越南得不到的印刷字盤，馬爾羅夫婦搭船往香港購買。當時國民黨領袖廖仲愷剛在廣州遭暗殺，廣州和香港又在舉行總罷工。英國船長向香港英國當局發了一份電報，稱：“安南最紅的布爾什維克分子正在船上前往香港。”電報內容顯然在香港泄露了出來，因為當船隻在癱瘓的港口靠岸時，罷工的碼頭工人只同意給馬爾羅夫婦搬運行李。香港一家耶穌會修道院更新設備出售舊字盤，馬爾羅做成這筆交易后隨即在澳門香港作為遊客多待了4、5天。
寫出有關中國革命三部曲前兩部
這是馬爾羅在1930年以前在中國領土（還在外國統治下）僅有的一次逗留。他憑此得到的印象，寫出了人稱有關中國革命三部曲的前兩部：《西方的誘惑》（1926）和《征服者》（1928）。
1933年《人的命運》（又譯《人的狀況》或《人的處境》）出版后，馬爾羅在西歐被看作是“曾經參加過中國革命的人”。當時歐亞兩洲交通不便，信息不靈，沒有人對馬爾羅在遙遠的印度支那做些什麼表示懷疑。1928年《征服者》在德國出版德譯本，附有顯然是作者自撰的傳略：“生於巴黎。1923年受殖民地部委派赴柬埔寨、退羅考古發掘。1924年安南青年黨領導成員。1924~1925年，國民黨駐交趾支那委員。1925年鮑羅廷領導的國民黨起義指揮部宣傳委員。”一位研究馬爾羅生平的作家說：“天才作家有創作的一切權利，是不是也有創作自己身世的權利？”
1937年，處於流亡中的托洛茨基在《工人鬥爭》一文中，責備馬爾羅為中國國民黨服務，是國民黨扼殺中國革命的罪魁禍首之一。法國共產黨理論家羅傑？加羅迪撰文說：“廣州起義即使不是挑釁，至少是輕舉妄動，導致工人階級遭到屠殺，這要歸罪於他（馬爾羅）。”半世紀來，馬爾羅寧可背這個“黑鍋”，也不願用“不在現場”為自己輕鬆平反，任憑別人在他的歷史上塗抹傳奇的色彩。
歷年來記者採訪和新聞發布會上，多少次有人對他說：“當您在中國戰鬥時……”從來聽不到馬爾羅對此作出否認的表示。“神秘化”工作中走得最遠的是後來當上法國總統的喬治？蓬皮杜教授，根據他的考證，馬爾羅有四年時間（1923~1927）是在亞洲度過的，“起初跟蔣介石，後來跟共產黨並肩作戰”。到了1967年，義大利電台的一名記者再問起他在亞洲的經歷，那時人們對他這段歷史有很多懷疑，馬爾羅方才鬆口說：“請注意，那時候馬爾羅的亞洲不是中國，而是印度支那。”確實，《征服者》和《人的命運》這兩部書無論從主題和內容來說，都是與當時的中國現實不相符合。對亞洲和中國素有研究的法國學者說，為了吸引世界的注意力，馬爾羅把印度支那的故事移到了宜于波瀾壯闊演出的中國舞台。他從西貢和堤岸的經驗出發描寫廣州和上海，把卡蒂納大街的走私販子說成是外灘的冒險家，把湄公河三角洲和西貢港口的社會動蕩改編為上海街頭的工人起義。就像走進巴黎越南人開的中國餐館，以為吃到了中國菜，《人的命運》在不了解亞洲的法國人眼中寫得非常地道精彩，還在1933年獲得了龔古爾文學獎。
空軍上校的功勛不一定在空中
1936年5月17日，馬爾羅受到邀請，隨同法國作家聯合會的兩名作家前往西班牙。那時人民陣線上台不到3個月，局勢很不穩定，毆鬥、罷工、暗殺層出不窮。7月17日佛朗哥發動政變，揭開了歷時3年的西班牙內戰的序幕。7月21日馬爾羅2次進入西班牙，開始他的調查，然後寫報告號召法國民主人士參加保衛西班牙共和政體的戰鬥。當他獲悉人民陣線急切需要飛機，他在8月初回到巴黎，靠了這位“當代拜侖”和其他同志的努力，不到幾天居然弄到了20來架P540型飛機。後來又有12架B200飛機飛往西班牙。西班牙政府表彰他的卓越成績，授予他上校軍銜，讓他有權培訓和指揮一個由外國戰鬥員組成的航空中隊。他率領的人員中有3、4位是真正的反法西斯義士，到西班牙實現他們神聖的共和理想，也在以後的戰鬥中證實了他們的價值。但是其他大部分人只是雇傭兵。這支航空中隊隊名叫“西班牙”，不隸屬國際旅，站在共和政府一邊艱苦奮戰了7個月，抗擊和阻擾佛朗哥軍隊。但是不要因此誤把馬爾羅描繪成振翅9天的空中英雄。其實他對於什麼是飛機沒有一點實踐知識，更不知道駕駛員是不可能即興培訓的。他個人既不會駕駛飛機，也不會導航和扔炸彈，只是穿上飛行茄克，戴上航空帽，佩肩章金杠，在照片中非常像個樣兒。這形象傳遍法國。戰鬥生活中他是以大無畏精神得到同僚的器重，他健談、爽朗、愛說笑，跟飛行員和機械師相處非常融洽。還有他的作家聲譽，廣闊的社會關係，使西班牙高級官員，包括總理和部長，都把他看作是自己人。紀德在《人的大地》雜誌的一篇文章提到馬爾羅，有一番貼切的描述：“馬爾羅對任何人都是有求必應……只要哪裡有什麼正義的事業需要一名保衛者，需要有人為之戰鬥，我們可以看到他總是第一個挺身而出，他奉獻自己，決不討價還價，他身上有一種我說不出的既英勇而又絕望的東西……他是一名冒險家……‘冒險’這個詞隨著他而恢復了它的全部最高尚、最豐富、最人道的含義。”
幽靈組織的真正戰士
“每當我下決心完成我的《藝術心理學》時，就會有一場新的戰爭。”馬爾羅寫信給他的朋友說。前一次發生西班牙內戰，這一次是第2次世界大戰。馬爾羅還說：“當一個人寫下我寫的那些文章后，遇到法國有戰爭時，他還會袖手旁觀嗎？”他要參加空軍，但是空軍拒絕了他。他一度想加人波蘭軍隊，最後進了坦克部隊，選擇當個普通兵，這有點像在摹仿他的偶像阿拉伯的勞倫斯。這位創作了《智慧的七柱》的勞倫斯上校離開英國皇家部隊以後，心甘情願地在沙漠里開坦克。馬爾羅年近40，龔古爾文學獎得主，最早投人西班牙內戰的民主戰士，跟部長院士們平起平坐，巴黎上流社會的貴賓，如今卻穿了棕黃色軍衣、戴士兵帽、綁腿帶，進人兵營大院子，站到一名低級軍官面前畢恭畢敬行禮，這個情景確實令人感動。德軍進攻時，他被俘，4個月後又逃亡。出乎大家意料的，他到了南方，過起了置身於戰爭以外的文學生活，這樣有30個月。據羅傑？斯坦芬的回憶，馬爾羅對他的好友說：“我跟那位極右派將軍沒什麼好乾的，我等待美國坦克。”那位極右派將軍就是他只隔了幾年就終生效力其麾下的戴高樂將軍。
馬爾羅在聖夏芒繼續寫書：《藝術心理學》和《想像的博物館》。只是到了1944年3月，他的投身抗戰的同父異母兄弟羅朗和克洛德先後被捕，他才偷偷離開住地，進人多爾多涅山區。行前他對朋友留下一句話，“今後我再也沒有地址了。”多爾多涅是法國偏西南的地區，山嶺巍峨，城堡林立，山體上到處是岩洞。百年戰爭時期，英國軍隊勢如破竹，打到這個地區被擋住了。現代戰爭雖有飛機坦克，德國納粹軍隊面對這裡不少於1千多座的城堡、更多的岩洞，也束手無策。馬爾羅住進一座城堡，作為“同盟國指揮部”所在地，自取名貝爾吉上校（《阿爾騰堡的胡桃樹》的主人翁）干起抗戰工作。當時活躍於這片山區的游擊隊員約有1萬5千名，分屬37支反德武裝力量，最大的有法共領導的義勇軍、共和派、社會黨領導的軍隊抵抗運動組織、戴高樂派的秘密軍隊、英國SOE組織。
令歷史學家百思不得其解
有一樁事令歷史學家百思不得其解，馬爾羅雖是一位名人，但決不能算是任何抵抗運動派別中的領袖人物，憑著這個幽靈般的同盟國指揮部（勝利后，不論戴高樂派總部、英國有關當局、美國西歐司令部、法國共產黨都否認曾設有這樣的組織），怎麼會在短短3個月內穿行於城堡之間，取得各山頭的信任，斡旋有時相互強烈反感的派別，化解他們的矛盾，協調他們的行動，還幫助他們從英國人那裡獲得急需的武器。哪個抵抗組織的領導到了他的“指揮部”附近，只要問一聲街上的男孩：“同盟國指揮部在哪兒？”他就會聽到回答：“先生，在城堡里！”20年後，皮埃爾？維昂松-蓬泰在《世界報》（1967年9月27日）發表文章說：“誰見到過貝爾吉上校，決不會把他忘記。頭上牢牢戴著一頂貝雷帽，從空降的煙盒中一支接一支取出英國香煙（地下時期人物重要性的一個標誌），他一個人滔滔不絕，嘻嘻笑笑，兩腳跺地，開口閉口‘夥計們’、‘丘吉爾大爺’、‘戴高樂老弟’……一段話結束以後，接著一句‘該由你們來玩了’……但是別以為聽了這句話真以為要你作出回答……沒有的事。”
功績卻是實實在在的
組織雖是“不存在的”，功績卻是實實在在的。英國特種組織歷史學家庫克里奇在《S內幕》一書中說：“……6月7日（諾曼底登陸前夕），帝國師到了卡奧爾，然後又抵達多爾多漢的蘇亞克，柯里寧少校、安德烈？馬爾羅、法國國內武裝部隊小組指揮員這時採取行動。他們的武裝力量沿途騷擾德國縱隊。但是沒能阻止蒂爾和奧拉多爾絮格蘭的血腥屠殺。帝國師比原定計劃遲了10天到達目的地諾曼底，一路上遺棄了大量毀壞的坦克，完全失去戰鬥力，隆美爾根本不能指望這支軍隊參加防衛隊。在馬爾羅的堅持下，西里爾？沃特納在倫敦再三要求派轟炸機向這個師投擲炸彈，果然這支部隊在北上的途中遭到猛烈的空中襲擊。”
同樣這部書還提到另一個壯麗的場面。“7月14日，法國國慶日，夏天的陽光燦爛奪目。200架空中堡壘由60架噴火式戰鬥機護航，出現在魯勃萊薩克的科斯高地上空。接連6個小時，飛機輪番投下翹望已久的空降物資……柯里寧少校指揮的1,500抵抗戰士，不顧當地德國駐軍或巡邏兵的襲擊，團團圍住了約佔20平方公裡面積的空降地區，女人們帶了床單，鋪在地上組成一個巨大的Z字，表示約定的記號。農民和商人從村莊和農莊里衝出來，推了各種各樣的車輛來運輸武器……”
貝爾吉——馬爾羅就是這次精彩無比的行動的一名組織者。3天後他坐在許多游擊隊組織領導人中間，即使不是領袖人物，至少是一名旗手。在這樣的時刻還要問同盟國指揮部受哪個上級機關委派的，存在的或不存在的，非法的或合法的，哪有什麼意義呢？主意人人都會有，馬爾羅不但有主意，還知道把這個主意付諸實現在眾人之前。莫里斯？薩恰早在幾年以前就說：“馬爾羅目光中有一種冒險家的神氣、憂鬱的神氣、毅然決然的神氣；他的側面很美，像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人物，然而外表又非常祛國化……他說話很快，樣子像什麼都知道，意氣風發，給你的印象是這次你可是遇到了本世紀最聰明的人。”
《反回憶錄》本來就沒說是回憶錄
馬爾羅在西方人心目中曾是個中國革命的參與者。《人的命運》這部小說以1927年3月上海工人起義為背景，其中一名主角叫Kyo，中譯本又譯成“周”，附和者說是影射周恩來。實際上馬爾羅到過中國僅有3次，第1次是上文提到的1925年8月在外國統治下的香港和澳門逗留4、5天；第2次他週遊世界，時間在1931年5~12月，中途曾在廣州、上海、北京3個城市遊覽後來又去了哈爾濱和滿洲里。沒有留下多少關於他訪問廣州和上海的記錄。第3次是1965年夏天，馬爾羅作為戴高樂總統的特使訪問北京。訪問中他會見了毛澤東。
這次會見約半個小時，並有劉少奇在場。陪同馬爾羅的有法駐華大使呂西安？佩耶。泛泛交換了幾句外交官套，話題還沒有深入就匆匆結束。關於這次會見共有兩份記錄，1份是中方譯員的現場記錄。“文化大革命”中外交部受到衝擊，於是記錄流傳在外。1份是法國外交部的正式文本。按照法國政府慣例，這類會談記錄須交當事人審閱后才歸檔。法國外交部辦事官員把記錄交給馬爾羅，馬爾羅只是簡單地說了一句：“我會補充的。”後來他進行了補充沒有不知道。補充后的文本反正沒有公布。然而在他的《反回憶錄》（1967）中，用了85頁的篇幅夾敘夾議，論古道今，寫成了像本世紀兩位革命巨人兼哲學家海闊天空的暢談。對於有一定想像力的作家來說，渲染不是一件難事。但是馬爾羅在虛構的不是小說，而是紀實。
1968年10月《紐約時報》記者亨利？塔姆在採訪中問起《反回憶錄》中這一段事，怎麼跟其他外交官提供的證詞有這樣大的差別，馬爾羅說：“我去看毛是為了國家利益。我們是一個代表團……我們只兩個人的時候，才是推心置腹、開誠相見的時刻……他要回顧過去……他有意讓官員們都走在前面……保持一段距離，我和他還有他的女譯員在一起。談話時他不說普通話，他說湖南話，女譯員既能譯普通話也能譯湖南話……”馬爾羅接著又說：“把法國外交部和中國外交部的打字稿拿來對照，大家還是覺得我的文本非常接近的……當然我進行了一些加工處理……”他的一名女性崇拜者對他提起《反回憶錄》時非常虔誠：“大師，只是有一點欠缺，毛澤東的談話口氣太像馬爾羅了。”
波伏瓦在自傳體作品《回顧》中說到馬爾羅，“望著一樣東西，老老實實說出看到了什麼，這種做法對他來說太沒意思了，他不會這樣談，他必須再想到另一樣東西。”
1943年，馬爾羅在聖夏芒韜光養晦，出版了《阿爾騰堡的胡桃樹》，主人翁萬尚？貝爾吉說：“人不是他所藏的一切，人是他所做的一切。”馬爾羅到了晚年，他對人這樣說：“人不是他所藏的一切，人也不僅是他所做的一切。”是啊，別人說到一個人做過的事，可能是子虛烏有的，然而這些“事”又激發其他人去做其他的事，難道算不了是這個人的生平事迹嗎？這確是個很有意思的問題。
馬爾羅始終是一位緊跟時代潮流的傾向性作家，他在1935年出版的小說《輕蔑的時代》（Le Temp du mépris）中，記錄了希特勒造成的駭人聽聞的可怕情景。1937年完成的名著《希望》(l’Espoir),他用華麗的抒情般的語言，生動地描寫了在西班牙反對佛朗哥的鬥爭歲月。
他在1967年出版了《反回憶錄》（Les Antimémoires）第1卷。他以華麗的筆調寫下了自己一生中異常豐富動蕩和戲劇性的經歷，其中有個人的生活經驗，與別人的會晤以及他對人物和事件的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