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學

“浙學”作為富有活力的地域文化形態之一，從南宋成型以來歷經700餘年。它在歷史上曾起過重要作用，而在當代，隨著浙江經濟的迅猛發展和學術文化的日益繁榮，人們對在浙江經濟發展背後的文化動力日益關注。因此，有必要對“浙學”及其現代價值作些深入的理論探討。這對重塑浙江人文精神、建設人文浙江、和諧浙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對浙江方誌的編纂工作也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浙學的源頭活水：史前文化、古越文化、漢會稽文化、吳越國文化、六朝隋唐的浙江文化。

史前文化：河姆渡文化遺址的“雙鳥舁日”象牙雕刻、良渚文化遺址的人面、鳥冠、獸身三位一體的玉琮神徽，透露了浙江先民追求“天人合一”、“萬物一體”的整體和諧與開放創新的意識；

古越文化：越王勾踐“卧薪嘗膽”、“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的故事，表達了一種百折不撓、艱苦創業的精神。越國大夫范蠡、計然的治國、治家方略與經商藝術，在《國語·越語》、《史記·貨殖列傳》、《越絕書》等書有很多記載。范蠡輔助越王勾踐興越滅吳后，急流勇退，經商致富，號稱“陶朱公”。計然是越國理財專家，也是范蠡的老師。范蠡就是採用了計然的治國理財大計而獲得成功的。總結《史記·貨殖列傳》所記載的范蠡、計然的成功秘訣，大致有六條：

第一，準確而及時地把握好天時、地利、人和三要素：選地、擇人、任時；積蓄實力，待時而動。

第二，會作市場預測——善於觀察和預測市場的變化，果斷採取對策。(論其有餘不足，知貴賤。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

第三，善於處理與平衡各種利益關係，爭取雙贏、多贏。(農商俱利)

第四，確保貨物的質量與時效，把握時機，確定商品市場價格。

第五，經常保持貨幣的流動不息。

第六，樹立正確的財富觀：富而好德，老而交班，修業增殖。

范蠡、計然在越國創業。其戰略與策略成了歷代浙商的精神財富，成為浙學重商傳統的源頭活水。葉適《習學記言·史記一》主張：“扶持商賈……四民交致其用……抑末厚本非正論。”黃宗羲《明夷待訪錄·財計三》提出“工商皆本”論。都反映了浙江的重商傳統。

漢代會稽文化：漢代會稽郡哺育了偉大的無神論哲學家王充與傑出的史學家吳君高、趙曄，代表了當時實事求是、批判創新的先進文化。

王充著《論衡》，其宗旨是“實事疾妄”(《論衡·對作篇》說：“《論衡》實事疾妄，無誹謗之辭。”)；吳君高著《越絕書》(編者註：此處採用王充之說)，趙曄著《吳越春秋》，是中國最早的地方志書，是學術的創新精神。《論衡》、《越絕書》、《吳越春秋》，是浙東經史之學優秀傳統之濫觴。

吳越國文化：五代吳越國立國53年(907～960)，創造了輝煌的經濟文化業績。保俶塔、雷峰塔代表了多元和諧的文化精神。

保俶塔，北宋時期杭州百姓為紀念吳越王錢(弘)俶“納土歸宋”、祈求佛祖保其平安而建，故名。

雷峰塔地宮文物：鐵舍利函，其中金塗塔身刻有佛祖故事；銅鏡上的鎏金銀盒四周刻著“千秋萬歲”的文字，並以“龍”形象作為佛像的底座。這典型地反映了融合儒、佛、道三教思想的意圖，透露了吳越統治者在文化政策上的開放兼容、多元和諧傾向。

六朝隋唐的浙江文化：義烏傅大士的“道冠、僧服、儒履”形象表達了“三教合一”思想。天台寒山子也具有兼融儒道佛的思想特色。

上述文化傳統，為浙學的內涵與特色提供了豐富多彩的思想資源。

宋代：

金華學派，代表人物呂祖謙

永康學派，代表人物陳亮

永嘉學派，代表人物葉適

四明學派，代表人物有“明州淳熙四先生”

東發學派，代表人物黃震

明代：

姚江學派（參見陽明學、心學），代表人物有王守仁、王畿、錢德洪等

蕺山學派，代表人物劉宗周

明清時期：

梨洲學派（或稱“蕺山－梨洲學派”），代表人物黃宗羲

浙東史學，代表人物有黃宗羲、萬斯同、全祖望、邵晉涵等

浙圖“文瀾講壇”儒學與國學系列講座邀請浙江省儒學學會副會長吳光先生，於5月31日上午九點，在文瀾演講廳作《“浙學”的形成、發展及其現代價值》的主題講座。到場聽眾五十餘人。

吳光先生對“浙學”的文化淵源、“浙學”的形成和發展、“浙學”的歷史考察和內涵進行了深刻的闡述，並就“浙學”內涵的當代定位、“浙學”的基本精神及現代價值作了詳盡介紹。

吳先生洋洋洒洒講了二個小時，聽眾有滋有味。有聽眾在點評單上寫下“吳老師功力之深，值得敬重”，“信息量大，是一次很好的充電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