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亞峰

父親陳邦玉，在棠張集上擺雜貨攤，母親吳氏，祖籍安徽省宿縣蘇家湖。亞峰兄弟三人，一個妹妹。亞峰居長，二弟家哲，一生務農。三弟家全，早年在第七師範讀書時加人中國共產黨。抗日戰爭期問，銅山縣七區頑區長李鳳如將共產黨員靖大康的父親逮走，家全即走失，下落不明。

陳亞峰家境貧寒，小時候上不起學，就請一個秀才晚上來教他，一個星期只來一次，免收學費。十三歲時到棠張小學讀書，成績優異，終因家中貧窮學費無著而輟學。后經老師耿明達(號貫一)的努力活動，才由本村兩個大戶周茂元(開酒坊和油坊)和魏老超(在徐州開洋錢莊)出錢，供給上學。

陳亞峰小學畢業后報考了免費的江蘇省立(徐州)第七師範。參加革命活動，與郭子化、郭清傑三人號稱“七師三傑”。一九一九年，北京爆發了轟轟烈烈的“五四”學生愛國運動。消息傳到銅山，青年學生大受鼓舞。省七師以陳亞峰為首的青年學生懷著滿腔義憤，衝破重重阻力，走出校門，積極投入這場愛國運動，很快成立了徐州學生聯合會。六月三日，北京各校學生為反對軍閥政府媚日賣國外交，分赴四城講演。是日起，軍閥政府出動大批軍警鎮壓，逮捕愛國學生一千多人。為了聲援北京學生“六三”運動，在陳亞峰和學聯會長郭子化的領導下，六月九日徐州各校學生罷課集會，會後舉行了聲勢浩大的遊行示威。隨著運動的發展，徐屬各縣學生選代表到徐州集會，成立各縣學生聯合總會。在學聯總會的號召下，各校紛紛成立宣傳隊，到街頭宣傳。在遊行中，陳亞峰走在最前邊，帶領學生喊口號。他還帶領學生跑到二、三十裡外的鄉村中去講演，散發傳單。陳亞峰和培心教會中學的馬汝良、省立十中的徐彬如、石民宗以及第一高等小學的陳子堅等，還組織了查禁日貸的小分隊。他們沖向火車站貨場、各大商店及其倉庫和各大富商家中，搜查日貨，市民無不拍手稱快。學生們稱之為徐州的“虎門事件”。

一九二〇年三月，李大釗、鄧中夏在北京大學秘密創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監派陳德榮等來徐州找到第七師範的陳亞峰、郭子化，是年下半年在七師秘密成立了馬克思學說研究小組，成員有陳亞峰、解慕唐、徐懷雲、蘇鴻鑒、張繼超、郭子化、冷啟英等十餘人。小組的任務是學習和宣傳馬克思學說。他們經常研讀《新青年》、《新潮》等新雜誌和《民國日報》、《每周評論》、《時事新報》等報紙，還喜歡閱讀《共產黨宣言》(陳望道譯)、《唯物史觀》(中華書局出版)等進步書籍。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不斷寄來有關共產主義的書刊，也時常有人(陳德榮、畢瑞生)到徐州了解、指導。

陳亞峰除和北大聯繫外，還和湖南一師(長沙)、山東一師(濟南)、浙江一師(杭州)等全國較有影響的學校取得聯繫，互寄書刊，交換意見。湖南的《湘江評論》、浙江的《浙江新潮》常寄到七師來。後來七師出版的《赤潮旬刊》也寄給各校。一九二二年王盡美去蘇聯學習時，也曾函請徐州同志去蘇留學。

一九二一年初，以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為核心，陳亞峰和蘇鴻鑒等人又發起建立了公開的群眾組織——“赤潮社”(“赤潮”取意：赤色的潮流，喻指共產主義思想)，參加的有：陳亞峰、蘇鴻鑒、劉傳鼎、解慕唐、何維振、戴蔚霞、郭子化、劉榮芹、梁以植、苗汝春、劉志銳、徐懷雲、張繼超、周錫麟、石民宗等三十餘人。 “赤潮社”成立后。馬克思學說研究小組的活動逐漸為“赤潮社”的活動所代替。

“赤潮社”創辦石印刊物《赤潮旬刊》，宣傳共產主義理論與反帝、反封建、反軍閥的思想。該刊由於思想新穎，內容通俗易懂，講的又是青年們所關心的問題，徐州青年學生訂閱的很多．併發行到外地，每期印數四、五百份，在徐州地區影響很大。當時的軍閥、徐州鎮守使陳調元惶恐不安，親自帶領一連士兵到七師恐嚇，不許再辦。刊物出四期后，被陳調元強令查封了。

七師校長陸裕楠對“赤潮社”也十分仇視和害怕，便與軍閥勾結在一起，狼狽為奸，將陳亞峰等十餘名學生開除學籍。其布告稱： “查陳亞峰、解慕唐、郭子化……等思想不端，印發《赤潮旬刊》，散市不經之談，屢教不改……”布告貼出后，激起學生極大的義憤，紛紛擁向學監室，要求收回成命。學校當局不接受學生意見。在“赤潮社”的發動下，實行罷課，聲援被開除的同學。校方仍置之不理。學生忍無可忍，即由學生會出面，宣布開除校長陸裕楠，將其驅逐出校。鬥爭堅持三個月，省教育廳不得不宣布撤銷陸裕楠校長職務，並派張宏業來接替他，還答應了學生的兩個要求：(1)撤銷開除學生的決定，恢復他們的學籍和名譽；(2)聘請北大教師來任教。在陳亞峰等人的領導下，學生們的正義鬥爭終於取得了完全的勝利。

在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的聯絡與促進下，陳亞峰把馬克思學說研究小組的骨幹成員秘密組成徐州共產主義小組。一九二一年春夏間，陳德榮通知徐州共產主義小組派代表赴上海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另一說是，參加“一大”前的醞釀會議)，且要以《新青年》雜誌的封面圖案(一個地球，前面對握著兩隻手)為式樣，下加中、英文“中國共產黨徐州部’’字樣，刻一圓形圖章，作為寫代表介紹信的印證。由陳亞峰等人集資，由蘇鴻鑒拿著圖樣到鼓樓前一家刻字店，通過他親戚夜裡秘密刻制了印章。徐州共產主義小組推舉陳亞峰為代表去滬參加會議。

陳亞峰在赴滬途中路經南京時，與南京代表同行。抵滬后，在預備會上，南京代表未待會議結束，便自動退出會議，並拉陳亞峰返回南京，以致徐州支部沒有與黨的全國組織聯繫在一起而夭折。直到一九二三年夏，南京高等師範畢業生吳亞魯受黨的指派到徐州省立第三女子師範當教員，發展黨的組織，批判了陳亞峰等人的無政府主義思想，陳亞峰也很快從思想上轉變過來，並於一九二五年加入了黨組織。

在“五四’’運動的影響和推動下，邳縣學生運動也在蓬勃興起，青年人思想十分活躍。徐州黨組織認為邳縣已具備建黨的條件，便於一九二五年私派陳亞峰去邳縣開展建黨工作。陳亞峰到邳縣后，擔任邳縣教務主任，十月中旬發展學生范玉賢為邳縣第一個共產黨員。接著范玉賢介紹姜景義、索廷珍、劉俊莪、解慕唐四位同志入黨。後來又發展了孫文源、周存補、戴錦澤、王秀田、劉潤林、李良益、馮昭彬等人入黨。至此，黨員已發展到十二人。根據上級黨組織指示精神，邳縣師範學校於一九二五年十二月成立了邳縣第一個黨支部。

一九二七年初，陳亞峰在漢口水塔后江蘇省同鄉會址舉辦江蘇黨務培訓練班，他負責教務工作，郭子化擔任總幹事，張曙時任訓練班主任。徐州黨組織為了培養幹部，曾輸送部分黨員去漢口學習，其中有方謙(女)、丁若蘭(女)、吳振英(女)、秦雅芬(女)、秦雅芳(女)、徐偉(沛縣人)、沈婁(沛縣人)等。

在訓練班中，亞峰與方謙結識。方謙因患傷寒病被送進武昌同仁醫院治療．亞峰常去探望，關懷備至，漸漸產生了愛慕之情。住院不久，亞峰突然到醫院對方謙說： “接上級通知，蔣介石在上海已經叛變，汪精衛在武漢也可能叛變，風雲突變，時局緊張，訓練班快要解散，我可回徐州轉入地下鬥爭。”他把銅山家鄉地址留下來。八月間，方謙出院後去漢口，見訓練班已稿查封，他回到了家鄉安徽省蕪湖市，按照亞峰留下的地址寫信到銅山縣，但一直杳無音信。一九二八年十二月突然接到陳亞峰從上海的來信，但當時父親病情危重，一時不得脫身。到一九二九年三月方謙父親病故，料理完喪事之後，她急奔上海。

陳亞峰在上海與方謙結為夫妻。他還寫了《亞洲弱小民族運動》一書，由上海群眾書店出版。

一九三〇年，國民黨在報上通緝陳亞峰。同年七月亞峰夫婦與其他十幾名黨員經上海黨組織(上海地下黨負責人是董必武)辦理出國手續，乘法國郵船到新加坡避難。在新加坡由華僑中學教師陳子實介紹陳亞峰在華僑中學教書。他還任過新加坡《南洋商報》編輯一年。

一九三八年為了支援祖國的抗日戰爭，陳亞峰組織學生運用各種方式搞募捐活動，通過愛國華僑陳嘉庚把款匯到革命聖地延安。

一九四〇年，南洋群島時局緊張，日軍有侵佔新加坡之可能。方謙帶著母親和兩個孩子先期離開新加坡去緬甸仰光。亞峰也打算料理完手頭上的事務之後同其他同志一起離開新加坡，但海面已被日軍封鎖，無法動身。方謙帶著老小輾轉異國，終於回到祖國廣西柳州，投奔兄嫂。

一九四五年抗日戰爭勝利后，方謙即去信新加坡等地朋友處詢訪亞峰的消息。據吉隆坡華僑中學教師林參天(亞峰的好友)同信告知，亞峰宣新加坡淪陷后即被捕入獄，因病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