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景瑞

李景瑞於1914年9月出生在江西省吉水縣文元村一戶貧農的家裡。1929年，紅軍來到李景瑞家鄉，他當時才15歲，在革命的熏陶下，投身革命，並參加了兒童團的工作，曾被敵人抓去關押拷打了兩天兩夜。1930年9月，他報名參加紅軍，從此開始了南征北戰的戎馬生涯。同年11月，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1932年11月，他被部隊選送到中央軍委無線電學校（即今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學習無線電報務，次年5月畢業，並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畢業以後，因工作需要，他先後被派到第三十四師、少共師、粵贛軍區、紅三軍團，紅二方面軍、援西軍、四方面軍等部隊的電台工作過。在那最艱苦的年月里，不論組織上派他到哪裡，也不管是叫他幹什麼工作，他都愉快地接受，很好地完成，從不知道苦和累。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紅一方面軍第三十四師電台報務員，少共國際師電台報務員，粵贛軍區電台報務主任，軍委電台報務員，紅三軍團電台代報務主任，紅四方面軍電台報務主任，紅五軍團電台隊長，援西軍電台隊長。參加了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一二九師三八五旅電台隊長，新四軍第一支隊電台中隊長，蘇北指揮部電台總隊政治委員，新四軍第一師通信科科長兼電信大隊大隊長，第三科科長，蘇浙軍區司令部第三科科長。解放戰爭時期，任華東軍區通信局副局長兼華東野戰軍通信科科長，第三野戰軍通信聯絡處處長兼政治委員。

1934年景瑞參加了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到達陝北后，先後跟隨賀龍、劉伯承轉戰於晉豫等根據地。1938年5月，調回延安軍委三局高級訓練班學習，9月因前方電台急需，故未畢業就被派往新四軍一支隊任電台隊長。1939年11月新四軍江南指揮部成立，他擔任電台中隊長。1940年7月，隨主力北上；成立了新四軍蘇北指揮部，被任命為通信科長。皖南事變發生后，中共中央決定重建新四軍軍部，全軍編成7個師，李景瑞隨一師粟裕師長到達蘇中，任一師通信科長兼電訊大隊長。1946年成立華東軍區時，任通信局副局長兼野指通信科長；7月，被任命為華東軍區通信處長兼政委，以後改為第三野戰軍通信處長兼政委。l950年，任南京軍區通信處長。1955年，被授於少將軍銜。1956年7月，任命為總參通信兵部副主任，同時兼任國家第四機械工業部無線電工業總局副局長。1964年7月，離職休息，因積勞成疾，此後一直住在醫院裡。“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衝擊，於1969年4月6日與世長辭，終年僅55歲。

李景瑞將自己的一生全部獻給了黨的通信事業，他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為確保歷次戰役戰鬥的通信聯絡任務而嘔心瀝血，為我軍通信兵的組織建設和發展壯大，傾注了自己的全部精力。他是新四軍通信工作的創始人之一，也是我軍通信兵的優秀指揮者。

早在紅軍時期，李景瑞同志在工作和戰鬥中都表現突出，紅軍在強渡金沙江前，他主動請求到最危險和最艱苦的前衛部隊三軍團十三團的電台去工作。到那裡后，部隊斷糧，他不顧危險外出去找糧食，幫助前衛部隊戰勝了飢荒，並保證了電台對各方面的正常聯絡。到達陝北后，李景瑞在參加奇襲陽明堡機場的作戰中，在前沿精心組織通信聯絡，保證了戰鬥的順利指揮，此役我軍一舉擊毀敵機20架，震驚中外。

1938年9月，軍委指派李景瑞同志到新四軍第一支隊任電台隊長，這時的新四軍是由南方八省紅軍游擊隊剛剛組編起來的，通信工作毫無基礎，幾乎什麼器材都沒有。李景瑞不怕困難，他以堅韌的意志和優良的技術，跟隨陳毅司令員挺進江南，參加了幾十次作戰，想方設法保障了通信聯絡。1939年冬，新四軍江南指揮部成立，由陳毅、粟裕分任正副指揮，統一指揮第二、四、六團，新三團，江南抗日縱隊，丹陽游擊縱隊和其他地方武裝。李景瑞被任命為江南指揮部的通信科長兼電台中隊長，他重視培養人材，積極向敵占區採購通信器材，由於採取了各種積極的措施，通信隊伍不斷擴大，電台也有了好幾部，已能配屬到團，同時，開辦了司號訓練班，步騎通信分隊也開始建立，初步滿足了作戰指揮的需要。1940年10月初，李景瑞在蘇北指揮部，負責組織黃橋戰役的通信聯絡，他首次採取有線電、無線電結合運用的通信方法，在戰鬥打響前，迅速架通了指揮部與三個縱隊之間的電話、電台聯絡。由於電話暢通，當敵韓德勤部進入我預設地域時，保證了粟裕司令前線指揮的暢通。這是新四軍在作戰中首次大量使用有線電通信的開端。

1941年，李景瑞任新四軍一師及蘇中軍區通信科長兼電訊大隊長。這時，根據地的武裝力量已劃分為主力軍、地方軍和民兵三部分。蘇中軍區的地域東到東海，西至運河，南瀕長江，北到東台，地幅遼闊，部隊分散，並要兼顧黨政機關的通信，通信聯絡的任務很重。李景瑞根據當時的客觀實際，一方面加強各級通信的組織工作，另一方面抓緊技術人員和器材裝備的建設，逐步把電台配到主力團，黨政機關和報社，另各旅(分區)配有1—2部機動電台，供地方獨立團在作戰中使用。有線電已普遍在軍區、分區機關的內部使用。為了實施多種通信手段同時保障指揮，全區還建立了傳遞通信網，稱為“通信聯絡站”(以後改稱“兵站”)，軍區設總站，各分區設分站，每40—50華里設一支站，交通人員選自當地的抗日積極分子或民兵，他們熟知地形道路，了解周圍敵據點情況及其活動規律，以村民身份為掩護，採取接力方式傳遞文件、情報，護送人員、物資。這種通信站遍布全區，安全可靠，收到了良好效果，受到粟裕師長的肯定和表揚。在通信建設方面，李景瑞同志特別重視對電台報務、機務人員的培養。他在這一時期，先後開辦了三期無線電訓練班，親自兼任訓練班主任，共培養了近百名報務人員，這些學員以後都成了軍隊通信的骨幹。李景瑞同志為了克服蘇中電台與延安黨中央電台聯絡時距離遠、信號小的困難，曾親自動手和機務人員一起苦戰幾個晝夜，試製成一部同時用兩個馬達供電的大功率發射機。1944年東橋戰役中，我軍繳獲日軍一部小型超短波電台，李景瑞拆開機器反覆研究，然後組織機務人員繪出線路圖，仿製原件，終於製成三部超短波電台，在粟裕師長南下建立蘇浙軍區時，為保障部隊渡江起了重要的作用。

李景瑞在工作中善於聯繫實際，富有創造性。解放戰爭初期，我軍作戰方式由游擊戰轉變為運動戰，實行“大踏步前進，大踏步後退”。通信工作必須適應部隊隨時集中、隨時分散的需要，當時，敵我通信力量的對比，無論數量和質量都十分懸殊，面對這一情況，李景瑞提出了“加強戰場通信聯絡工作的實施方案”，解決了當時通信聯絡中存在的一些薄弱環節。此方案在呈送粟裕司令批準時，受到讚揚。李景瑞在這個方案中第一次提出了有線電通信“自下而上”的組織原則，這和沿襲多年的“自上而下”的傳統做法截然相反。這套方案在蘇中“七戰七捷”中受到檢驗，效果良好，從此，有線電通信“自下而上”的原則被全軍廣泛採用。李景瑞在頻繁戰鬥的實踐中，不斷總結經驗，提高自己對通信聯絡的組織指揮能力。那時，國民黨反動派集中優勢兵力和優良裝備對我華東戰場實施重點進攻，我軍為粉碎敵人的重點進攻，採取了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連續進行了“宿北戰役”、“魯南戰役”，“萊蕪戰役”、“盂良崮戰役”、“豫東戰役”和震驚中外的“淮海戰役”。在這些戰役中，李景瑞同志是通信聯絡的總指揮，他以高度的負責精神，精心籌劃各次戰役的通信工作，不斷改進通信手段，圓滿地完成了歷次作戰的通信聯絡任務。由於他積累了豐富的實戰經驗，淮海戰役期間，他組織編寫出版的(《通信教材》，使我軍的通信工作更加系統化、規範化。

1949年4月，第三野戰軍奉命強渡長江，解放全中國。為保證渡江戰役的勝利，李景瑞召集第三野戰軍各部隊的通信科長開會，野戰軍參謀長張震同志也親臨會議聽取意見。在這次會議上，李景瑞和大家一起研究討論，確定了渡江作戰通信聯絡的組織方法，並編擬了一套適用於渡江和在江南水網地區使用的((簡語電碼聯絡法》。這種《簡語電碼》是通信部門事先在作戰部門的協助下，將渡江作戰中常用的和重要的作戰行動用無線電碼編成密語，電台雙方收到后，直接可以報首長或送給作戰部門，不需要經過機要部門翻譯電文，既迅速又保密，使我軍的作戰部署和行動方案得到了及時執行。還規定登陸作戰的部隊和進入敵縱深的部隊，在特殊情況下，可以使用無線電話或步談機用明語通信。這樣，使我軍以往繳獲的大批美製無線電報話機和步談機發揮了作用。(《簡語電碼》是我軍通信史上的一項貢獻，在以後的歷次戰鬥和抗美援朝對敵作戰中都發揮了良好的作用。此後經過不斷改進和完善，就演變為現在的(《無線電信號》，從此成為我軍無線電通信的一種重要方法。

全國解放以後，第三野戰軍領導機關進駐南京，不久改稱為南京軍區，李景瑞任軍區通信處長，他在較短的時間內建立了近500個市內電話站，架通了南京通向各方的五條永備電話幹線，設置了總收發室和無線電集中台，開辦了通信器材修配廠、通信學校，並組建了通信團。……1956年7月升任總參通信兵部副主任后，他肩負了更為繁重的任務，分工負責部隊訓練、院校工作、軍工生產，直到他病重不起，仍挂念著工作。

1966年春，景瑞肝硬化已相當嚴重，剛到大連去療養，“造反派”就強令他返回北京參加鬥批改運動。來京後由於確實病重，在大連醫院的堅持下，只好又讓他住進醫院，一邊治病，一邊參加一些斗批運動。其時，他的心情十分鬱悶，病情日益加重。原來組織上分配給他的炊事員和公務員又早已被取消，就這樣，景瑞只好天天獨卧病床，還不時受到“造反派”的衝擊，他堅持沉默，仍然是戰爭年代的剛毅精神和純潔的黨性。由於病魔和精神的雙重摺磨，1967年11月中旬，突然病危，人事不省，後來經搶救，病情稍有好轉。1969年2月轉到上海空四軍醫院，這個醫院當時的條件很差，既沒有安靜的病房，連單獨的衛生間都沒有，醫院裡又分成了兩派，開始一位大夫治療，效果不錯，但不久就換了另一位女大夫，她完全否定了原先的治療方案，使景瑞的病況急轉直下，一直熬到了4月6日黃昏，他張開眼睛，深情地望了望剛從北京趕來的通信兵部領導和戰友，慢慢閉上了雙眼，從此再也沒有睜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