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派

七月派的主要成就在詩歌上，1981年出版的詩集《白色花》，收入被稱為“七月派”詩人的作品。

他們是：阿壠、魯藜、孫鈿、彭燕郊、方然、冀汸、鍾瑄、鄭思、曾卓、杜谷、綠原、胡征、蘆甸、徐放、牛漢、魯煤、化鐵、朱健、朱谷懷、羅洛。《白色花》（註：綠原、牛漢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綠原作序。）序中說，“即使這個流派得到公認，它也不能由這20位作者來代表；

事實上，還有一些成就更大的詩人，雖然出於非藝術的原因，不便也不必邀請到這本詩集里來，他們當年的作品卻更能代表這個流派早期的風貌”。

這些沒有指明的詩人，當指艾青、田間、鄒荻帆等，也可能包括“七月派”的領導得胡風。由於胡風等的文藝思想在40年代後期起已受到有組織的批判，相應也形成了對這一詩派的巨大壓力。

把詩作為戰鬥的武器，追求詩歌與時代的密切結合和與人民的融為一體，追求詩歌鮮明的毫不含糊的政治傾向性和革命功利主義的創作目的性，以及詩歌的史詩品格，是其共同的創作態度。發掘和歌頌民族的生命強力，抒發鮮明的主觀戰鬥激情，是“七月派”詩作的主要內容。藝術上追隨艾青，傾向於詩歌的散文化，對自由體詩的發展作出了貢獻。

“七月派”，是20世紀30、40年代主要活動於國統區的文學流派。這是一個風格鮮明的文學流派，卻又是一個內容駁雜、風格繁複的流派。

七月派小說，是20世紀中國小說由“五四啟蒙敘事”向40年代“紅色階級敘事”轉變的重要模式。也由於這種轉型性，也導致了七月派小說在思想和形式上的“混沌性”。一方面，他們繼承了五四以來，以魯迅為主的批判國民性的理性精神，強調對中國社會改造的知識分子能動性和主觀戰鬥精神，另外一個方面，他們又以黨派文藝為限制，強調文學的真實性和社會功利目的。

一方面，他們刻畫了時代轉型的巨變中許許多多的個性鮮明的“那一個”，顯示出強烈的藝術個性和主觀性，另一方面，他們又以遵從時代的民族國家敘事為圭臬，文學作品中充滿了宏大敘事的概念和符號。他們的理論常常自相矛盾又試圖自圓其說，他們的文學作品卻又常常超越，或者說溢出他們的理論範疇，顯示出強大的文學潛力和藝術闡釋空間。

同時，“七月派”的特殊性還在於，由於它特殊的品質和內涵，與意識形態錯綜複雜的關係，它不可避免地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支評價差異大，命運坎坷的文學流派。他們的“主觀戰鬥精神”突進客觀世界說，“精神奴役創傷”說，都成為一種含混且牽強的邊緣化存在...

七月派詩人的作品思想性突出，詩歌的主題往往與社會現實有密切關係，充滿著政治態度鮮明的藝術激情。

七月詩派：是抗戰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國統區重要的現實主義詩歌流派，因胡風主編《七月》得名。代表詩人有艾青、田間和魯藜、綠原、牛漢等。

他們以《七月》、《希望》、《泥土》為陣地，強調詩歌中主觀與客觀的統一，歷史與個人的融合，多寫自由詩，其中又以政治抒情詩為主。他們出版過《七月詩叢》《七月文叢》等。該派在革命現實主義雄渾的總風格中，又顯示出各詩人充滿個性的特色。

“七月派”是由抗戰所催發的一個文學流派，其與現實膠著的關係，決定著它的流派性格。救亡與啟蒙的互相促進，也是七月派的精神追求。而隨著抗戰時局的變遷，七月派總體創作風格也發生明顯的變化，後期偏於沉鬱悲愴。

胡風的《為祖國而歌》，牛漢的《鄂爾多斯草原》，魯藜的《泥土》等是七月詩派的代表作。

在進入50年代之後，這些詩人的創作已明顯減少。有的作品，發表時就受到批評。最主要的例子是胡風在當時的創作：1949年11月到1950年1月寫成、有三千多行的“英雄史詩五部曲”。

這部總題為《時間開始了》的長詩，分為《歡樂頌》、《光榮贊》、《青春頌》、《安魂曲》和另一部《歡樂頌》。胡風從中國近現代屈辱和鬥爭的歷史上，來闡發新中國誕生的意義，包括對毛澤東的讚頌。

不過，他對“歷史”的敘述，對英烈、領袖的頌揚，並沒有完全採用當時通用的“話語方式”，而個人體驗和主觀情緒的鋪張加入，也使它與當時詩的寫作規範產生距離。它出版不久，即在聯繫胡風“主觀唯心主義”的文藝思想的角度上，受到批評。此時，魯藜、綠原、牛漢等也寫有不少詩作，但原有的風格已有所損失，而發表的機會也日見減少。

主要有路翎，邱東平，彭柏山，曹白，賈植芳等。七月派小說家中影響最大、成就最高的是路翎。

七月派是活躍在抗日戰爭的時空下，與抗日戰爭休戚與共、血肉相連的一個文學流派。伴隨著抗戰的始終，七月派走過了從發生、發展到消隱的演變過程。其中，流派人員構成的分化重組，流派風格樣貌的前後變化，都與抗戰時局的動蕩和戰爭狀態的轉變息息相關。更值得注意的是，七月派在抗戰文化背景中，執守著五四新文學的啟蒙姿態，並將啟蒙的思路與抗戰的現實需求結合起來，發展和深化了新文學的啟蒙精神。

“七月派”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極富探索精神而又具有悲劇命運的文學流派，以路翎、丘東平、彭柏山為代表的小說作家，依託其強烈的主體意識與深厚的生活體驗，同時博採表現主義、新感覺派，象徵主義等現代派的手法技巧，極大地豐富了現實主義的美學傳流，“七月派”小說呈現出深沉、粗獷、凝重、悲愴的審美風格，最突出的審美特徵在於對小說真實性的全新把握，而“七月派”小說高度的真實性，集中體現在作品“再現”之真與“表現”之真的深度融合，其人物形象逼近生活的原生態，“七月派”既強調了作家創作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主體性，又充分尊重了社會生活第一性的原則，總之“七月派”以新的姿態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贏得了不可取代的地位。

胡風一派的詩論，作為其文學理論的組成部分，在50年代初也受到批評。阿壠（陳亦門）的《人與詩》（1948）、《詩與現實》（1951）和《詩是什麼》（1954）等論著，對於詩的見解，對於中國現代詩人所作的評論和依據的尺度，許多地方都可以辯駁商討。但是，50年代初對這些論著的批評，卻被作為胡風文藝思想批判的組成部分。在此期間，阿壠的《論傾向性》、《略論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註：《論傾向性》，《文藝學習》（天津)1950年第1期；《略論正面人物與反面人物》（署名張懷瑞），《起點》（上海)1950年第2期。批評者認為前者宣揚唯心論的“藝術即政治”，是“抵抗馬列主義的關於文藝的黨性的思想”（陳涌《論文藝與政治的關係——評阿壠的〈論傾向性〉》，1950年3月12日《人民日報》），對後者的指責則是歪曲馬克思推銷自己的錯誤觀點（史篤、蔣天佐《反對歪曲和偽造馬列主義》，1950年3月19日《人民日報》）。）等文章，也受到嚴厲批評。在胡風一派的詩觀中，最受到持續的責難的，1948年關於詩的一番言論。胡風認為，詩應是對於人民受難的控訴的聲音，是對於人民前進的歌頌的聲音，詩應在前進的人民里前進；不過，“在前進的人民裡面前進，並不一定是走在前進的人民中間了以後才有詩”，“因為，歷史是統一的，任誰的生活環境都是歷史底一面，這一面連著另一面，那就任誰都有可能走進歷史底深處。……哪裡有人民，哪裡就有歷史。哪裡有生活，哪裡就有鬥爭，有生活有鬥爭的地方，就應該也能夠有詩”。胡風接著又說，“人民在哪裡？在你底周圍。詩人底前進和人民底前進是彼此相成的。起點在哪裡？在你底腳下。哪裡有生活，哪裡就有鬥爭，鬥爭總要從此時此地前進。胡風的理論批評文字涉及多種文體及中外作家作品、“五四”新文學運動中出現的理論問題等，但中心是圍繞著現實主義的原則、實踐及其發展而展開的。對胡風的一些理論主張，長時期內一直存在著不同意見，展開過批評，發生過論爭，胡風堅持自己的觀點，進行了反批評。1954年向中共中央寫了《關於幾年來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即“三十萬言書”），被定為“胡風反革命集團”之首，被捕入獄，並開展全國範圍的批判、鬥爭。1979年獲釋。1980年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