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植芳

賈植芳1916年9月29日出生於山西襄汾。1929年7月考入太原的私立成成中學，兩年後開始嘗試寫作，以筆 名“冷魂”在《太原晚報》上發表處女作——短篇小說《一個兵的日記》。1932年9月，考入北平教會學校崇實中學，並繼續寫作，兩年後在北平《京報》文藝周刊《飛鴻》、天津《大公報·小公園》、上海《申報·自由談》等報刊上發表小說、雜文等。1936年1月，賈植芳因參加“一二·九”學生運動，被北平警察局以“共產黨嫌疑犯”逮捕，3月由伯父花錢保釋出獄，5月被安排資助到日本留學，入東京東亞高等預備學校學日文，9月考進日本大學經濟科，不久轉社會科，同年參加留學生文學刊物《文海》的創刊編務工作。1937年，在上海生活書店出版的《工作與學習叢刊》上發表小說《人的悲哀——自一個記憶》，6月收到該刊及編者胡風的信，由此開始相互通信。1937年，日本侵華的“七七事變”爆發，賈植芳9月回國，12月進入南京的“中央政治學校留日學生特別訓練班”，半年後畢業派往山西南部中條山戰區抗戰前線，任陸軍第三軍第七師政治部上尉日文幹事。1938年7月，在《七月》雜誌上發表追悼亡妻的獨幕劇《家——呈嬋娥君之亡靈》，8月擔任“七月社”西北戰地特派員和特約撰稿人。

1939年 11月，到重慶的國民黨政府軍事機關報《掃蕩報》任編輯。1940年3月，調陝西宜川縣秋林鎮軍事委員會戰時新聞檢查局山西新聞檢查處，任中校副主任，此年3月又被調往陝西新聞檢查處，因又受懷疑而辭職，專事寫作。1942年 10月，考入國軍獨立工兵第三團，任少校日文翻譯， 11月與任敏結婚。1944年4月，又因受懷疑辭職，12月到徐州擔任汪偽淮海省政府參議，暗中從事抗日策反工作，次年5月被拘捕，3個月後日本投降而獲釋。同年9月，應邀擔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國際問題研究所上校聯絡組長、徐州分站主任參加接收的先遣工作，1個月後因把接收倉庫中的武器送給了新四軍，而被斷絕工作關係，隨後為維持生計而開始做賣顏料的小生意，同時仍繼續寫作並一直保持與胡風的通信聯繫。1946年6月，與妻子任敏一起到上海，寄居胡風家，從此專事寫作，在《大公報·文藝》、《文匯報》、《聯合晚報》、《時代日報》等報刊上發表政論性雜文，並協助胡風主編的《希望》雜誌、《七月文叢》編審稿件， 11月受邀主編《時事新報》文藝周刊《青光》，次年2月因受政治形勢壓力被迫停刊。1947年9月，因在地下學聯的《學生新報》發表的文章而被捕，一年後被留日同學保釋出獄。

1949年8月，賈植芳加入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中國作家協會前身），9月出版論著《近代中國經濟社會》，10月出版中篇小說集《人的證據》，次年4月出譯著《人民民主的長成與發展》。1950年10月，到震旦大學中文系兼任教授，次年 3月受聘為專職教授，7月出版蘇聯巴魯哈蒂《契訶夫的戲劇藝術》譯著，11月出版恩格斯《住宅問題》譯著。1951年12月，被列入上海高等教育界第一批參加“思想改造”的名單，到蘇州的華東人民革命大學政治研究院學習三個月。1952年3月，受聘為震旦大學中文系主任；同年8月，全國高校院系調整，調任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和現代文學教研室主任。1953-1954年，先後出版捷克基希《論報告文學》、《契訶夫手記》、蘇聯巴魯哈蒂《契訶夫的戲劇藝術》、蘇聯謝爾賓娜等《俄國文學研究》譯著。

1955年 5月15日，賈植芳被召到上海高等教育局交待與胡風的關係，他仍堅持肯定兩人是共過患難的朋 友，並為胡風辯護，隨即被宣布拘捕審查，關入上海公安局第三看守所單人監房，其家被抄，兩日後其妻任敏被關押到上海南市監獄；同日，胡風夫婦被逮捕並抄家。6月初，賈植芳被開除中國作家協會會籍。同年 9月，其妻任敏獲釋，1959年春被下放到青海化隆回族自治州半牧區當小學教師，12月又被關入當地公安局看守所，到1963年3月出獄，被遣送到青海回族自治州勞改農場農牧機械廠勞動。

1966年3月30日，賈植芳被作為“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幹分子”以反革命罪被判刑十二年， 4月9日被提前一年多釋放，但被押回復旦大學，在校印刷廠接受“監督勞動”，每月領取生活費30元； 6月“文革”爆發后，被作為“反革命分子”遭受批鬥、凌辱和毆打； 9月其妻獲准首次探親，相聚十餘天。1974年7月，賈植芳從校印刷廠轉到校區宿舍建築工地“勞動改造”，次年1月生活費提高到每月領取65 .5元。

1978年9月，賈植芳被宣布摘掉“反革命”帽子，回中文系資料室工作，並允許與親友自由通信；12月，其妻任敏調回上海，1980年8月被青海化隆法院複查后判決“無罪”，同年 12月，賈植芳被上海中級人民法院複查后判決“無罪”。1981年1月，賈植芳被通知恢復教授職稱，隨後被聘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資料叢書》編輯委員會編委，次月正式恢復中文系現代文學教研組的教學工作， 6月和7月主編《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叢書》的《趙樹理專集》和《巴金專集》第一冊相繼出版，12月被恢復中國作家協會會籍。1983年，兼任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出版《賈植芳小說選》。1984年7月，參加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第四次大會當選為理事，9月主編《巴金寫作生涯》出版。1985年，主編《文學研究會資料》（三卷本）和《巴金作品評論集》先後出版。1987年8月，在復旦大學退休，仍被聘為研究生導師。1989年，主編《中國現代文學社團流派》（兩卷）出版。1990年2月，主編《中國現代文學的主潮》出版。1995年4月，出席上海通俗文藝研究會成立大會並被選為會長。1999年9月，散文作品集《花與鳥》 列入“二十世紀中國著名作家散文經典”出版。2000年3月，與妻子任敏合著的《解凍時節》出版。賈植芳的著作還有《劫後文存—— 賈植芳序跋集》（1991）、《暮年雜筆》（1997）、《雕蟲雜技》（1998），《歷史的背面——賈植芳自選集》（1998）、《寫給學生》（2000）、《獄里獄外——一個“胡風分子”的人生檔案》（2001）、《賈植芳致胡風書札》（2001）、四卷本《賈植芳文集》（2001年）等。

2008年4月25日，賈植芳在上海病逝，享年92歲。

賈植芳曾經說過：“我覺得既然生而為人，又是個知書達理的知識分子，畢生的責任和追求，就是把‘人’這個字寫得端正些。”他自己也委實“寫”得夠端正的，以至於一生似乎“像《西遊記》里的唐僧取經一樣，命中注定要經歷九九八十一難”。知名學者錢穀融說：“我和賈植芳在1950年就認識了，他是我的朋友，是我最欣賞的朋友之一。在我看來，他是一個真率、風趣的人，這樣的人不多了。”他的學生、復旦大學中文系主任陳思和則說：“賈老師對我們的影響太大了，三言兩語實在無法說清。

由於天生傲骨，賈植芳一生曾經四進監獄，加上改造時間，前後達25年之久。

第一次進監獄是因為參加了1935年那場著名的“一二·九”學生運動，當時的審判是“危害民國、就地正法”。賈植芳後來回憶說，那是他第一次“很氣派”地坐小汽車、旁邊還有“保鏢”前呼後擁；在監獄里他也一直是個“刺頭”，獄監給他吃跟刑事犯一樣的伙食，他竟然怒砸飯碗，大叫“我沒犯罪，不吃這個，我要吃好飯”，硬是讓看守所所長給他換了伙食。這件事情後來甚至傳到了“蔣委員長”耳朵里，引起了“蔣委員長”的“關心”，他的伯父嚇得趕緊用1000銀元、50兩鴉片煙的代價把他保了出來，還花錢為他買了一張大學法科經濟系文憑，送他赴日本留學。

在日本期間的賈植芳，與郁達夫、郭沫若、李春潮、覃子豪等人交往，思想依然激進。到日本還不到一個月，就有警察登門“拜訪”說：“您以後在日本的生活就由我來照料，請多多關照！”後來日本警察甚至由對他暗中監視變為了明目張膽的搜房。在日本呆不下去之後，賈植芳就回國參加了當時國民黨政府的留日同學訓練班，後來在徐州搞策反時，終於被抓進了日偽的牢房。1947年，他又因為給進步學生刊物寫文章，被國民黨政府以“煽動學潮”的罪名關押了一年多。

當賈植芳第三次走出監獄大門的時候，外面已經換了天空，“人民已經翻身做了主人”，賈植芳拒絕了仕途的誘惑，選擇了回復旦大學教書，擔任中文系主任、專職教授，被譽為“革命作家”，那個時候，他沒有想到，自己還會第四次走進監獄。

第四次進監獄，是因為胡風。

賈植芳最早是在日本通過書信與胡風結交的。他在神田的內山書屋，看見了上海生活書店出版的《工人與學習叢刊》，賈植芳就將小說《人的悲哀》投給了叢刊，不久，他收到了30日元的稿費和主編胡風的來信，從此跟胡風有了書信往來。回國后，賈植芳輾轉各地，跟胡風始終緣慳一面，但書信從未斷過。直到1939年，賈植芳到重慶一家報館謀事時，胡風跑遍了重慶大大小小的報館，終於找上門來，並帶來了賈植芳在抗戰前線時所寫文章的稿費，兩人從此建立了友誼。

在重慶期間，賈植芳寫了一系列短篇小說和雜文，矛頭大多指向國民黨政府。1947年，賈植芳被國民黨政府關押時，在獄中就有特務以“提供胡風地址”為釋放條件引誘賈植芳屈服，但賈植芳堅持說他根本不認識胡風。在“該”認識胡風的時候他說不認識，而到了1955年“不該”認識胡風的時候，他又偏偏死不改口，一口咬定自己跟胡風是朋友，還吟詩說是“滄溟何遼闊，龍性豈易馴？”那時正是全國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時候，一天，當時的上海高教局局長兼黨委書記和市委秘書長把賈植芳叫到了辦公室，問他對胡風的思想作何表態？賈植芳回答說，胡風只是為了文藝事業的繁榮，向黨提意見。局長大怒說，“你還為胡風辯護！你跟胡風是什麼關係？”賈植芳針鋒相對地說：“我跟胡風是寫文章的朋友，在舊社會共過患難，他在我最困難的時候幫助過我，就是這麼個關係！”高教局長最終宣布:“賈植芳停職檢查，到公安局去交代。”

此後10年，賈植芳一直被關押在上海的第二看守所。直到1966年，形勢有所變化，賈植芳的問題才被當作了“人民內部矛盾”，但賈植芳自己並不知道。一天，賈植芳忽然被帶上警車駛向法院，在法院里他聽到法院宣判說“首犯胡風罪大惡極，已經伏法”，他不知道自己會被判幾年，也不想知道，甚至一個字都沒看，就在自己的判決書上籤了字。此後，賈植芳終於走出了監獄的大門，但還要在復旦的印刷廠改造，一改造就是13年。

賈植芳晚年回憶起這段經歷時說，當年的“胡風分子”都是些理想主義者，他們正直、真誠、善良，為了理想而活，“我是胡風的朋友，我覺得非常光榮。”

賈植芳說，他這輩子最得意的是他跟妻子任敏的結合，“我們那個時候，就直接同居了！”當時，知識分子反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舊式婚禮，任敏常在《七月》上讀到賈植芳的文章，傾慕他的才華，相識之後，這個商賈人家的女兒，就自己跑到黃河邊上的民房與他住在了一起。上世紀80年代末，夫婦倆都是70開外的老公婆了，一次同到中山大學開會，招待所的服務員提出要看結婚證明，否則就不能開同一個房間，後來還是中山大學的吳宏聰教授“打圓場”說：“你們對老先生這麼不禮貌。”啼笑皆非之餘，賈植芳才突然想到，他和任敏之 間，確實沒有任何義務和法律的約束力，婚姻關係鬆散到連一紙婚書都無法出具。但任敏卻結結實實跟著他顛沛流離了大半生，這中間，還包括5年獨自流放青海、11年音訊隔絕、12年南北分居和大大小小的牢獄之災。

經歷了半世飄零，總算過了十多年安穩、幸福的生活之後，1997年，任敏突然患病，醫院診斷為腦中風。在任敏生病的5年裡，昂貴的醫藥費幾乎將賈植芳拖得山窮水盡，但這位老人沒有吐露過一句怨言，而是一聲不響地整理起了自己的舊稿、日記、書信、回憶錄以及各類散文，每天伏案，著述不已。出版社匯來的稿酬，看也不看就交給學生說，趕快，送到醫院裡去。

2008年的春天，賈植芳追隨任敏而去。“真正的知識分子往往是悲劇命運的承擔者，他們要提前預言一個時代的真理，就必須承擔時代落差造成的悲劇命運。”賈植芳的一生，也許就是對學者朱學勤這句話的最好註腳。

一生坎坷，幾度牢獄，一定程度上阻礙了賈植芳的文化建樹。他將自己定位是“大時代里的小角色”。然而，這個清醒而自謙的“小角色”，卻贏得了文化界的尊敬。他無兒無女，晚年卻有兒女繞膝般的幸福；無錢無勢，家裡卻總高朋滿座。

賈植芳身材瘦小，性情豪放，自稱“江湖中人”，晚年更對一切求學問事者敞開家門，“三教九流”，有求 必應。他在復旦大學第九宿舍的家，有一張大圓桌，有好多年，每逢周五，便是幾代學生加上各種聞名登門者的聚餐日。不必正襟危坐，也不分上下大小，在隨興閑聊中，常有專業研究的火花，更有為人為學之道的潛移默化。

“沒有賈先生，我不會走上今天的道路。這是一種整體的影響，學術研究只是一小部分，更重要的是他待人處世的態度，對歷史和現實的深刻理解，他的堅持……”復旦大學中文系主任陳思和教授說。

20世紀90年代因重新編纂《中國文學史》而廣受關注的章培恆教授說：“當年，在賈植芳先生等人影響下，我才走上一條獨立思考的學術道路。”

“在上帝給我鋪設的坑坑窪窪的生活道路上，我總算活得還像一個人……生平最大的收穫，就是把‘人’這個字寫得比較端正。”賈植芳自我總結的這句話，四下傳播，成了常被人引用的名言。賈植芳的確做到了將“人”字寫得大氣而端正，直到最後一息，去得平靜無憾。有人評價說，這位老人見解深刻，達觀生死，像近年來陸續辭世的不少“文化老人”一樣。在許多人看淡文化的時代，實在需要這樣的文化典範，一些把“人”字寫得端端正正的人……所謂學術人格，是指能夠立足於學術本位，敢于堅持真理，不為現實得失所擾，不為名利所羈絆，乃至不惜為之獻身的殉道精神。賈植芳的一生彰顯了學術人格的意義。

《人的證據》、《人生賦》、《近代中國經濟社會》等，譯有《契訶夫手記》、《契訶夫戲劇藝術》、《俄國文學研究》

代表性論文：《人文視野下的“大文學”觀討論》

檢點一生，出入於黑黑白白之間，周旋於人人鬼鬼之中，但心所嚮往、所追求的理想之光，從未熄止。所以合則留、不合則去，雖漂泊四方，心卻一念系之，問心無愧。回顧起來，我有時覺得奇怪。我的一生像《西遊記》里的唐僧取經一樣，命中注定要經過九九八十一難。

小時在家鄉讀小學，有一陣子的課本是《語文教科書》第一課課文是：“大狗跳，小狗叫，大狗跳一跳，小狗叫三叫，汪、汪、汪！”我老子雖然每七天趕一集都給我買一本新的《語文教科書》，但我把它拴在褲帶上，買一次，丟一次，又買一次。雖然只是跟著嚎叫，卻覺得這些話說得很好玩，引出興趣來了，但字還是不識。老師讓我背課文，我背得倒很流利：“大狗跳，小狗叫，大狗跳一跳。小狗叫三叫，汪汪汪汪汪……”明明是叫三叫，我卻一股勁兒地叫下去，不是老師拍桌子，我還會“汪汪”下去，叫得特別積極賣力。在“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每每批鬥我時，我就往往想到我那份“‘汪汪汪汪……”的積極性。

（1955年，賈先生捲入胡風冤案，被捕入獄）

在一次審訓中，審訊員一上來就問：“你在家裡說了些什麼話？”我說：“我是教書的，是吃開口飯的，說的那些教學內容，學生們都有筆記。”他說：“不是指你教書時說的，是日常吹牛時說 的。”’我說；“我喜歡說話聊天，說過就忘了。”他笑著說：“你忘了，我們替你記好了！”說著，他拿出厚厚的三本日記本，逐條念了幾段，包括年、月、日、時和談話內容。我那時還年輕，他念過幾段后，我都會馬上對號入座地查找到打小報告的人的姓名，對於他們所記的我的談話內容，有的是我說的，有的是他們添油加醋寫上的。原來，在我周圍有不少當面是人，背後是鬼的大小“知識分子”！

又一次提審時，審訓員問我：“賈植芳，你怎麼認識某某人的？”我說：“你說的這個人我不認識。”他似笑非笑地說；“你真會狡辯！你不認識他，他怎麼認識你，還給你送書？”說著，他拿出一本書來，上款寫著“賈植芳先生教正”，下款寫著“某某敬贈”。我說：“這是我們學術文化界的一種習慣和風氣，認識不認識的同行人總互相贈送著作。”我這麼一解釋。他就惱火了，拍著桌子大聲申斥說：“你還在繼續狡辯！這本書定價兩元多。他不認識你，平白無故地把兩元錢的東西送給你，這誰會相信？我們是幹什麼的？告訴你，騙不了人的！他這麼一發脾氣’，我只好自認晦氣，心裡只好說，這些同志是農民，上帝原諒他們吧！而因這類問題受審就有好幾次！

－——摘自賈植芳先生《獄里獄外》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他（指賈植芳先生）經過十多年的監禁和勞改生活的苦日子，反倒沒有了過去的文弱的書生氣，變得比過去更壯實了，他不像學校里那些被揪出來的“有問題”的人（當時稱為“牛鬼”——作者注）那樣的神情沮喪，畏首畏尾。他走起路來挺著胸脯，邁著堅定的步子，像個正常人。他沒有罪，問心無愧，所以雖然長期身處逆境，但能處之泰然，仍然保持著開朗樂觀的性格，面向恐怖陰暗的現實，無所畏懼。

——摘自任敏（賈植芳先生之妻）的《流放手記之一—山西》

又一位大師轉身離去了。 2008年4月24日傍晚，文化學者、著名的“七月”派作家、翻譯家賈植芳，在上海第一人民醫院因病溘然去世，走完了自己傳奇般的92年人生。

賈植芳走得很平靜。他的一生，用他自己的說法就是，“出入於黑黑白白之間，周旋於人人鬼鬼之中，但心裡所嚮往、所追求的理想之光，從未熄止。所以合則留、不合則去，雖漂泊四方，心卻一念系之，問心無愧。”他的朋友胡風，曾經賦詩讚他說：“能生師俠盜，敢死學哀兵。懶測皇天闊，難疑厚土深。欣誇煤發火，恥贊水成冰。大笑嗤奸佞，高聲論古今。”

其實，對於生老病死這種事情，賈植芳向來都看得很超脫，他說他常常到火葬場參加告別儀式，“每當這種時候，一種幽默感就會在我心裡油然而生：火葬場里舊人換新人，唯獨牆上那顆釘子一成不變，今天掛了這張像，我們在底下低頭默哀，明天還不知道輪到誰在上面誰在下面。”

2002年11月末，他的妻子任敏病故，在妻子任敏的追悼會上，賈植芳突然跪下，朝著妻子的遺照一聲又一聲，“你等著吧，我會來看你的！”讓周圍所有人無不潸然淚下。如今，或許他只是在兌現當年對妻子的承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