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芝

1938年，中法大學經濟系畢業；

1938年，赴延安，在抗日軍政大學、魯迅藝術學院學習，后從事法文翻譯、詩 歌創作；

1943年，創辦延安中學，任政治委員兼教員；

1948年，創辦延安大學文藝系，任黨總支書記兼系副主任；

1949年3月，到北平，在文化部編審處工作；

1950年，創辦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歷任黨組書記、秘書長、副主席、名譽主席；

1950年，創編《民間文藝集刊》；

1951年，參與創辦人民文學出版社，任支部書記、編輯部主任；

1953年，調入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1955年，創辦《民間文學》，任執行副主編；

1979年，任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副主席；

1980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1980年，創辦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任社長；

1982年，創辦《民間文學論壇》任主編。

1982年，離休。

從2009年開始，賈芝住進了北京協和醫院。

2016年1月14日下午16時43分逝世，享年103歲。

中國社科院榮譽學部委員、中國文聯第八屆榮譽委員、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名譽主席、國際民間敘事研究會資深榮譽委員。現代民間文學活動家、研究家。

擅長民族文學、民間文學。

賈芝參加革命后，1942年在延安整風運動中，聽了毛澤東在魯迅藝術文學院的講話，認識到民間文學的重要性，改變了過去對西方資產階級文藝的盲目崇拜，明確了革命文藝工作的 正確方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曾先後出版了專著《民間文學論集》和《新園集》，熱情讚揚勞動人民的文學創作，闡述了它的地位和作用。

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后，他貫徹民研會籌備恢復小組和民間文學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會確定的方針，強調及時搶救和正確對待民間文學遺產，提出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民間文藝學等問題，作了許多有益的工作。

賈芝還與孫劍冰合作編選了《頌歌》﹑《中國民間故事選》(一﹑二集)﹐主持編選了《中國歌謠選》(上﹑下集)。這些選本在民間文學界都有一定的影響。他曾一度擔任《民間文學》的副主編﹑《民間文學論壇》的主編，主持編輯工作。他還先後主持編輯出版《中國民間文學叢書》多種。

賈芝還著有詩集《水磨集》以及一些譯作。此外，編注了《李大釗詩文選集》，撰寫了關於李大釗同志的一些文章。

人物觀點

1.民間文學是民眾的文學，研究首先必須做到與民眾對接。不是僅僅把他們當作研究對象，而是與他們融為一體，完成心與心的交流，這樣採錄的作品才可能保持真正的原生態，這樣升華出的理論才能指導實踐而更具學術價值。

2.少數民族文學是中國文學的半壁江山。中國各民族的民間文學寶藏是這樣豐富，而我們的工作整個說來還處於拓荒階段。

專著：《賈芝集》《水磨集》《民間文學論集》《新園集》《播谷集》《賈芝詩選》。

主編：《中國民間故事選》三集、《延安文藝叢書·民間文學卷》《中國新文藝大系·民間文學集》《延河兒女》二集、 《炎黃匯典·民間傳說卷》《新中國民間文學五十年》《中國歌謠集成》（三十省卷本）。

譯著：《磨坊書簡》《米特里亞·珂珂爾》《深夜》。

在賈芝的詩歌中，播谷鳥是重要的意象，貫穿創作的始終。

1937年，賈芝在戴望舒主編的《新詩》上發表了《播谷鳥》，成為他那一 時期的代表作：我第一次聽見它/“布穀布穀”地叫。/叫了一聲，/又飛到哪兒去了！

他意識到，自己應該是一隻飛鳴的播谷鳥。

1938年，賈芝在延安寫了《小播谷》：麥熟的五月，/紅石榴開了，/我愉快的播谷鳥又唱了。

到了1947年，賈芝寫了《播谷鳥第三章》：忠實的鳥啊，/在你凄苦而又愉快的聲音里，/我聽見了中國人民的災難和勝利！

幾十年後的1993年，賈芝寫了《詠播谷鳥》：飛鳴不已醒大地，/春來種子總萌發。

詩人艾青是賈芝延安時期的朋友，早在大後方編詩集時就選了《播谷鳥》。他打趣地叫賈芝“播谷鳥詩人”。1988年第四次文代會上，艾青還耿耿於懷地對賈芝說：“好好的詩不寫，搞什麼民間文學？”賈芝也不想爭辯什麼。在他看來，自己仍然是一隻播谷鳥，在民間文學這塊園地開拓、耕耘、播谷。

草根學者

1913年，賈芝出生於山西襄汾縣。他從小生長在農村，印象最深的是在父親勞作的麥地里捉蝴蝶。1932年，在伯父的資助下，到北京中法大學經濟系學習。他崇拜法國象徵派詩人，和同學結成詩社，寫的詩大多是校園中的苦悶、哀怨和朦朧的愛情。1935年，賈芝出版了《水磨集》，共收入22首詩。

賈芝真正關注和熱愛民間文學是從延安開始的。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一場轟轟烈烈的向民間文藝學習的熱潮興起於陝北的山山峁峁。賈芝搜集民歌、民間故事，還創作發表了數十首寫戰士、農民、工人的新詩。從創作到生活，他徹底摒棄了在北京時的浪漫情懷與紳士風度，完完全全成為一介草民，灰布棉襖外面系一根草繩，跌斷腿的眼鏡用線繩套在耳朵上。唯一留下的一點痕迹，大概只有他隨身帶著的那把義大利小提琴了。

1949年，賈芝到北京參加第一屆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會後被分配 到文化部編審處，負責通俗文藝組。1950年，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現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創建，賈芝任秘書組組長，包攬了民研會幾乎全部大小事情，刻圖章、接待來訪、回信、買房作會址、買文具、當會計，一小筆經費就放在賈芝的口袋裡，口袋變成了民研會的錢櫃。

民研會成立不久，賈芝參加了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籌建，任支部書記兼古典文學、民間文學組組長，民研會也隨之到了出版社。而後，社長馮雪峰執意要取消民研會，但挽留賈芝。賈芝表示難以考慮。1953年，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前身）成立，文化部決定民研會歸文學研究所領導。賈芝和同事雇三輪車把民研會全部家當拉到了北京大學中關園。直到作為團體會員加入中國文聯，民研會才結束了四處飄泊的命運。此後，賈芝一方面在文學研究所做研究員，一方面擔任民研會的領導，雙重職位和身份一直伴隨著他直到1982年離休。勞累和辛苦不言而喻，卻給工作帶來極大方便，學術研究與全國民間文學普查、群眾民俗活動在這裡對接。

“請給鄉下老婆——民間文學讓個座。”這是賈芝常說的一句話。他還說：“半個世紀以來，我的主要文藝活動就是為‘鄉下老婆’爭座位。我們成立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也好，創辦《民間文學》、《民間文學論壇》也好，不為別的，就是為這個。”

“我是不相信命運的。但有時人們似乎又難以擺脫命運的安排，命運神奇地註定了我的一生要奉獻給民間文學。”賈芝說。

1951年，蕭三知道賈芝是學法文的，寫信給周恩來，建議調他到世界保衛和平委員會工作。周總理立即批示限他一個禮拜內攜家屬前往布拉格。賈芝接到周總理簽署的調令，意外的高興，卻又意外的惆悵。民研會當時正處在生死存亡的關頭，他能一走了之嗎？賈芝去文化部找沈雁冰和周揚兩位部長。沈雁冰說：“你走了自然就搞不了民研會了！”賈芝隨即要求考慮派別人去，兩位部長商量了一陣，決定派另外一位同志去了布拉格。

上世紀80年代，賈芝身穿破舊的中山服，斜挎著背包，像趕場一樣奔忙於中國社會科學院和中國文聯兩個單位的學術或黨組會議。同事們看到他匆忙狼狽又不修邊幅的樣子，不禁調侃：“遠看像逃荒的，近看像要飯的，仔細一看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賈芝倒不介意，還挺開心，絲毫沒有一些人說到這句話時那種埋怨待遇低、不受重用、酸溜溜的感覺。

賈芝常說自己是草根學者。因為民間文學是草根文學，研究民間文學的自 然就是草根學者。他還認為，與其說自己是一名學者，不如說自己是一名民間文學工作者——毛澤東革命文藝思想的執行、實踐者。他一生致力於三個對接：學者和民眾的對接，書齋與田野的對接，民族和世界的對接。

從事民間文學研究的人就必須做到與民眾的對接。賈芝說，我們不是僅僅把他們作為研究對象，而是要與之融為一體，完成心與心的交流。只有這樣，採錄的作品才能保持真實的原生態，升華出的理論才能指導實踐而具有價值。幾十年的學術生涯，賈芝結交了許許多多的朋友，其中有農民、牧民、幹部、工人，也有歌手、故事家、民間藝人。在收穫事業的同時，也收穫了一份份濃濃的親情和友情。他認為，這是孤獨寂寞的書齋學者所感受不到的快樂和幸福。

1982年，賈芝提出了編纂《中國民間故事集成》、《中國歌謠集成》、《中國諺語集成》的想法，也就是學界所稱的“民間文學三套集成”。以後，文化部、國家民委和中國民協聯合組織實施。當時根據集成工作的需要，曾進行過為期數年的全國性民間文學普查，搜集原始資料逾40億字，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民間文化搶救與保護方面最大也最有代表性的文化工程。

對於民間文學工作來說，調查採錄是第一位的，既是為研究做準備，又是研究的一部分，是研究的過程。賈芝的研究拋開靜坐書齋的研究，實現了與田野的對接。他的研究論文大多是解決實踐中遇到的問題。民間文學是鮮活的文學，研究活的文學就不能離開它生長的土地和環境。一位來自基層的學者曾經對賈芝說：“你們是把我們那裡游在水裡活潑潑的魚拿來晒成魚乾再研究。”他震撼了，時時以此提醒自己，到田野中去，不僅僅是考察與作業，更是雙向的滲透與交融。賈芝每年都出行，大多去邊關小鎮、偏僻山寨。2002年，他90歲，1月到廣西宜州考察劉三姐故鄉，3月到上海參加學術會議，9月到江蘇常熟白茆鄉考察白茆山歌，到蘇州吳縣考察民間工藝，11月到湖北宜都青林寺考察謎語村；2004年3月又去河北趙縣考察“二月二”民俗節日。後來，他不大出門了，但家中客人不斷，帶來各地的信息。

改革開放以後，賈芝越來越感到中國的民間文學應該走向世界，展現自己的異彩，躋身世界文化之林。他加入了國際民間敘事研究會，後來還被推選為資深榮譽委員。他去了十幾個國家，介紹中國的民間文學。同時，爭取了國際民間敘事研究會在北京召開學術研討會。

革命伴侶

賈芝是李大釗的女婿，儘管他沒有見過岳父。

1927年，李大釗犧牲時，長女李星華只有16歲。之後，她在中法大學 孔德學院高中部和大學讀書。孔德學院是蔡元培及北大幾位教授創辦，他們的子弟多在這個學校上學。李葆華（李大釗的長子）、李星華和周作人、周建人、錢玄同、沈尹默等人的子女也都是同學。李星華是半工半讀，由周作人幫助安排給學院刻寫蠟板，每月補助生活費15元。1932年期間，李星華參加了反帝大同盟和黨的組織，利用刻蠟板的機會為黨刻印傳單。

1935年，正在中法大學孔德學院社會科學系讀書的李星華和賈芝相識了。這期間，他們倆之間曾經有過一次令賈芝永遠難忘的談話。賈芝問她：“你的家在什麼地方？”她平淡地說：“我沒有家。”后又補充說，“我就希望革命成功！”李星華對舊世界深惡痛絕、對新中國充滿憧憬的強烈情感，深深地感染了賈芝。

這年年底，爆發了“一二· 九”學生運動。李星華、賈芝都是“一二·九”運動的參加者。平時態度溫柔敦厚的李星華，一到革命烽火起來的時候，好像突然變成了一頭勇猛無畏的獅子。當清華大學、燕京大學的遊行隊伍來到時，她站在學校大門外吶喊，招呼同學們快去參加遊行。賈芝和她一道沿護城河走到西直門外，城門這時被關得嚴嚴實實，無法進去，警察在城頭上正和遊行示威的同學對峙著。賈芝和李星華手拉著手走進遊行的行列。參加了那場鬥爭，他們的愛情經受住了考驗，第二年就結婚了。

1937年，賈芝從中法大學畢業，想到法國里昂大學留學繼續深造。7月7日，賈芝乘最後一列火車離開北京回山西省親，結果遇上了“盧溝橋事變”，一時無法回來。李星華帶著孩子回到了河北樂亭。1938年暑假，賈芝離開臨時借讀的陝南城固西北聯合大學，奔赴延安。李星華知道賈芝到了延安后，回到北京做去延安的準備，周作人把她安排在北大的會計科當出納員，得以維持他們的生活。1940年，李星華向周作人說明要到延安去。經周作人幫助，預支了兩個月的薪金作為路費，並辦了出北京必須有的“良民證”。臨行前李星華去向周作人告別，說她要到延安去了，問他那邊有什麼事沒有？周作人說：“延安我不認識什麼人，只認識一個毛潤之，請你給他帶好。”可惜由於種種原因，李星華未能將這個口信帶到，她後來在提起這件事時也深深遺憾。解放初期回到北京，大約在1950年末，賈芝和李星華到八道灣去看了周作人先生，對他保存李大釗遺著以及在敵偽統治時期幫助李星華去延安的事表示感謝。

早在1983年，賈芝寫了《關於周作人的一點史料——他與李大釗的一家》。他說，周 作人和李大釗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過從較密，是北京大學同事，也是《新青年》的同人。在李大釗犧牲后，周作人不僅積極參與了後事的處理，參加了1933年的公祭，而且對李大釗的一家在長時期中給了很多的幫助，可以說他是朋友中出力幫助最多的一個。發表后，賈芝受到一些非議。但他認為，自己只是講了事實而已。其實，這篇文章是胡喬木聽賈芝談起周作人和李大釗的關係后，讓他寫的。

記得上世紀80年代，我到賈芝位於演樂衚衕的小院採訪，客廳正面掛著李大釗的墨跡：“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我長時間凝視，不禁肅然起敬。沒想到賈芝說：“假的，真的在革命博物館。”李星華和賈芝把收集的李大釗遺物，統統捐獻給國家，其中就包括這幅墨跡。博物館後來製作了一批複製品，回贈家屬。“也不知道他們是怎麼複製的，和真的沒有什麼區別。”賈芝補充。

李星華和賈芝從延安回到北京后，就開始收集有關父親李大釗的資料，他們是主動承擔起這項任務的，既出於對父親的敬重與愛戴，也出於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他們訪問了李大釗的許多老朋友、老同事，如劉清揚、張申府、於樹德、章川島、孫斐君、劉弄潮、周作人……並曾回到樂亭家鄉收集資料。在整理大量文字記錄的同時，還收集了許多歷史照片、遺物，以及部分手跡。這些物品在紀念李大釗犧牲30周年時，捐給中國革命博物館。

作為李大釗的女婿，賈芝在李大釗的思想傳播、遺物收集和文字整理上作出了特殊的貢獻。1959年，應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約稿，賈芝編選了《李大釗詩文選集》。他說，這本書的編選和修訂，是在李星華的合作和幫助下進行的。她曾與李大釗同時被捕，自己所了解的李大釗的一些往事，大都是她講的，或同她一塊進行調查的。

到延安后，李星華參加了延安整風和大生產運動，也學會了紡線、捻羊毛。她曾長期和賈芝同在延安中學教書，1945年重新入黨。1949年5月，李星華回到北京后，先是在師大女附中任教；後到馬列主義二分院教日本學生學中文；1956年起調到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從事民間文學研究工作。艱難和坎坷的人生道路，損傷了李星華的健康，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受到“四人幫”的殘酷迫害，鬱憤成疾，雙目失明。李星華1979年12月去世。

手足兄弟

賈芝原名賈植芝。他的弟弟賈植芳，小兄長兩歲。雖然是同胞兄弟，但兄穩且痴，弟俠且野，性格迥異。

很多年後，賈植芳曾給兩個玄外孫女講自己小時候的故事：有一次要喝橘子水，哥哥不給買，他就躺在地上打滾。而才四五歲的哥哥，竟像個小大人一樣在旁邊哄他，給他講人生道理。孩童時期，哥哥賈芝就顯得文靜儒雅，弟弟賈植芳則十分調皮頑劣。

1929年7月，在伯父的資助下，賈芝、賈植芳一起到省城太原繼續求學。1932年夏天，兄弟倆到北京考學校。賈芝進入中法大學孔德學院高中部，賈植芳考入美國教會學校崇實中學高中部。

被稱為“硬骨頭”的賈植芳一生竟坐了四次監獄：北洋政府的監獄、日本人的監獄、國民黨的監獄，第四次入獄的罪名是“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幹分子”。

第一次入獄是因為參加“一二·九”學生愛國運動，被警察局以“共產黨嫌疑犯”罪名逮捕，關押兩個多月。賈芝求伯父幫忙。伯父上下打點，花了一千塊銀元和五十兩鴉片煙，把賈植芳抱了出來。伯父讓賈植芳到日本亡命兼上學。賈芝到琉璃廠花五塊銀元給弟弟買了一張假文憑，然後送他到塘沽上船。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后，賈植芳立即放棄在日本大學社會學系的學業，回國參加神聖的抗戰事業。

受在延安的哥哥之託，把嫂子李星華以及3歲的孩子和弟弟李光華從北京送到延安，成為賈植芳的一件大事。雖然周作人做了“人保”，但至少還有兩個問題非常麻煩：一個是錢，沒有相當數量的銀元，這件事難辦；另一個更難辦的是找關係，沒有可靠的人託付，安全就難以保證。賈植芳利用自己當時在國民黨前線抗日部隊工作的便利條件，幫助李星華、李光華轉往延安，他還把自己的150塊銀元全給了嫂子。

1950年，賈植芳到復旦大學教書。賈植芳和胡風是很好的朋友，而賈芝因為胡 風說過“民間文學是封建文學”等一些話，對胡風很有看法。賈芝對日益升溫的批判胡風的運動自然也特別關注。1954年，弟弟赴京省親，做哥哥的很想利用這個機會同他談談，可他了解弟弟的倔脾氣，怕自己的勸說未必會有什麼效果，於是約請了文研所所長何其芳等。一見面，何其芳就熱情地同賈植芳說：“老弟，我們正要找你好好談談呢。”賈植芳常說自己不是學問中人，而是社會中人，一聽這話立即警覺起來。接著，何其芳就說了胡風的四個錯誤：“你是胡風的朋友，應該幫幫他。”沒想到賈植芳從如何認識胡風講到胡風怎樣同國民黨政府鬥爭，最後明確表示，你所說的四條，我一條也看不出來。賈芝一看情況不妙，悄悄地走了出去。多少年後，賈植芳說，我知道失去了一次可能改變自己人生道路的機會，為此，我將付出悲慘的代價。隨後，胡風請大家吃飯，賈植芳讓哥哥去，賈芝堅決不去。結果胡風在飯桌上談到“萬言書”等事情，去吃飯的人都成了“胡風分子”。

不到一年，賈植芳被投進了監獄。賈芝知道后給有關部門寫信，詢問是否可以給弟弟寫信和寄東西？他把自己的羊皮襖寄給了賈植芳，以後還有《紅岩》等書籍和一些吃的。25年後—1979年，兄弟倆才重新相見。

到了晚年，賈芝喜歡紅色，喜歡穿紅色的衣服：紅夾克、紅襯衣、紅圍巾。去上海看弟弟，賈芝送了一件紅色外套。賈植芳半開玩笑地說，你是紅色的，我是黑色的，一輩子說我披著紅色外衣干反革命勾當，我不能穿的。據說後來賈植芳還是穿了，畢竟是哥哥送的。

李星華去世后，賈芝和金茂年結成夫妻。這一婚姻遭到家庭內外的一致反對。賈植芳見過金茂年後，第一個表示支持。對於這位比自己小很多的嫂子，賈植芳常說：“俺在這裡給你磕頭了，你把俺哥照顧好。”

在金茂年看來，這對從小性格就有很大差異的兄弟，骨子裡是一樣的純真，一樣的浪漫，一樣的執著，一樣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