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禮遜父子

馬禮遜於一七八二年（乾隆四十七年）生在英國諾森伯蘭（Northumberland），一七九八年加入長老會（Presbyterian Church），一八○四年入傳教士傳習所（Missionary Academy）訓練，一八○五年決定來中國傳教后，在倫敦學習醫學和天文學，並向中國旅英僑胞楊三達（譯音，原作Yong Samtak）學習中國漢文。一八○七年（嘉慶十二年）他渡大西洋到紐約，又坐帆船渡太平洋來中國（容閎：“西學東漸記”，一九一五年中文版，第八頁），於九月七日到達廣州（麥湛恩Geo.H.McNeur：“中華最早的佈道者梁發”，簡稱“梁發”，廣學會一九三九年中文版，第八頁），後來移住澳門。馬禮遜到中國后，就努力進修中國語文，從事翻譯基督教聖經。他的中國文程度相當好，一八一五至一八二三年曾編“華英字典”（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三大本，據說是依照康熙字典註釋的（夏燮：“中西紀事”，卷八，光緒七年活字版，第十頁；又十六卷，第五頁），因此，一八二四年他被選為英國皇家學會會員（F.R.S.）。他還寫了一部中國文法，和幾部有關“漢語”的小冊子。他譯聖經，一八一三年以後是由米憐（Dr.William Milne）協助的，一八一九年十一月新舊約全部譯竣，一八二三年在馬六甲出版，共二十一卷。在中國只是零星雕板印行，最早的一本是在一八一○年九月印行的（“梁發”，九頁）因此認識了刻字工人梁發，又叫梁阿發（17891855）。梁發在一八一六年（嘉慶二十一年）入基督教，一八三二年（道光十二年）編印了一部“勸世良言”，其中全是梁發自己闡發基督教教義的文字（“太平軍廣西首義史”，商務版，第六九頁），後來洪秀全在廣州考試得到這本書，受到啟發，於一八四三年（道光二十三年）創立拜上帝會，一八五一年發動了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革命。

馬禮遜是基督教新教在中國傳教的開山祖，是在中國的倫敦會教會創始人，是基督教聖經的最早翻譯者。他在澳門翻譯聖經時，同時兼任英國東印度公司的中文通譯員（Translator）。一八一六年（嘉慶二十一年）七月英國第二次派使臣阿美士德（他原來的姓名是William Pitt Amherst 1773-1857，封爵是Earl Amherst of Arrocan，簡稱Lord Amherst，當時中國公文也稱之為“羅耳阿美士德”[六個字全加口字旁]，就是簡稱的譯音，羅耳就是Lord，見“嘉慶朝外交史料”，故宮版，五冊，第三五頁，“清史稿”邦交志卷二譯作羅爾美都，“中西紀事”卷三譯作羅爾美，可能是截用了幾個字）來中國，馬禮遜隨之作譯生（Interpreter公文中稱為譯生，實在就是當時所謂“通事”），一同到北京。馬禮遜當時是以“在澳貿易夷商”的資格（“清嘉慶朝外交史料”，五冊，第八頁）充任“譯生”（同上書，第十二頁），“清史稿”邦交志二稱馬禮遜為“副貢使”（第二頁），是沿襲“中西紀事”（三卷，第六頁）的錯誤。這一次的副貢使有兩個，一是斯當東（George Thomas Staunton，17811859），一是依禮士（Henry Ellis，1777-1855），而中國私人記載全認為副使是馬禮遜，可見他在當時非常活躍。這次通使，因為京津沒有通譯人，“廣東省派來通事（口語翻譯人）尚未到來”（廣惠奏摺，“嘉慶朝外交史料”，五冊，第十三頁），中國官廳認為“該國譯生（指馬禮遜）言語尚為明白，而天津別無通曉夷語之人，只可暫令該國譯生傳語”(同上)，於是馬禮遜成了兩國的共同譯員，中國的文書也交他翻譯（“中西紀事”，十六卷，第五頁）。他在一八二四年回英國一次，攜帶大批漢文書籍，這些書籍後來全由其家人捐贈倫敦大學之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他回國時曾協助成立倫敦“語言學校”（Language Institution）。一八二六年再來廣州。一八三四年（道光十四年）馬禮遜死在中國（“梁發”，第七六頁）。他在中國時期，中國還沒有新式學校，所以沒有辦學的事迹可考，但他和米憐在馬六甲（Malacca）曾辦了一個英華書院（Ang1o-Chinese College），以訓練遠東傳教士，這個書院在一八四二年以後，遷到香港（“梁發”，第二三頁）。

這是最先到中國的馬禮遜，他的名姓，在中國官書中，或寫馬禮遜，或三字全加寫口字偏旁，或寫瑪禮遜，我們現在為了容易區別姑且稱他為老馬禮遜。

老馬禮遜的長子叫作John Robert Morrison，我們姑且稱他為小馬禮遜，他在一八一四年（嘉慶十九年）生於中國澳門，因此他精通中國語言文字，十六歲（一八三○年）就在廣州作英國商人的通譯，一八三三年出版了一本“中國商務指南”（Chinese Commercial Guide）。小馬禮遜對中國社會情形非常熟悉，清朝官僚集團的腐敗和賄賂方法他全明白，一八三四年梁發為了散放傳教的“聖經日課”，被廣州官吏通緝，梁發的夥伴也被逮捕，小馬禮遜曾經用了八百元的賄賂，贖出被捕的人（“梁發”，第八二頁），這不是一個普通外國人所能作到的，加以後來他的所作所為，因此當時中國有人傳說他不是英國人，而是“漢奸之仕於英者”（“中西紀事”，八卷，第六頁）。老馬禮遜死了之後，小馬禮遜繼任東印度公司的中文秘書及通譯員。一八三九年以後，中英交涉日繁，英方文件全由他經手翻譯。第一次鴉片戰爭，小馬禮遜為中英雙方聯繫人。一八四○年（道光二十年）他隨英國將領懿律（Admiral Ceorge Elliot，1784-1863，又譯義律，當時有兩個義律，這是後到中國的一個）和義律（Captain Charles Elliot，1801-1875，這是先到中國的一個，林則徐在廣州銷毀鴉片煙，代表英國交涉的是這個人）同乘兵船到天津，與琦善會晤（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十五卷，第十四頁，托渾布奏摺，又十六卷，第二頁，伊裡布奏摺，“中西紀事”，五卷，第四頁）。一八四二年（道光二十二年）他又和英國使臣（Envoy And Plenipotentiary in China）璞鼎查（Henry Pottinger，17891856）同船進南京，在吳淞遭到陳化成的痛擊，由於他知道牛鑒的庸懦和沿江一帶中國沒有設防，所以直入；到了京口，他索賄銀六十萬兩（“中西紀事”，八卷，第四頁）；到了南京，他又聲言要入城就食，索辦餉糈三百萬兩（同上書，第五頁）；在南京，一切談判全由他“來往傳說”（同上書，第七頁），時常謾語恫嚇，中國將士全“憤憤請決戰”，而牛鑒“無意戰守”，“惴惴恐誤撫局”（同上書，第五頁），於是終成城下之盟。江寧條約締定以後，他又和璞鼎查同船到浙江定海（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六二卷，第三七頁，伊裡布奏摺），到福建廈門（同上書，六三卷，第三八頁，怡良奏摺），總是橫生枝節，“逞刁挾制”（同上書，六四卷，第三六頁，伊裡布奏摺）。當時小馬禮遜與璞鼎查一樣的，所以中國記載中璞馬並稱（“中西紀事”，三卷，第十一頁）。怡良在報告璞鼎查到廈門情況的奏摺中說，“查夷酋璞鼎查之狡獪萬端，大率（小）馬禮遜、羅伯聃二人為之導引”（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六四卷，第三三頁）；梁寶常在道光二十六年（一八四六）報告羅伯聃病死的奏摺中說，“英夷領事之人，惟(小)馬禮遜、羅伯聃二名盤踞最久，情形俱極狡譎，今俱天奪其魄，接踵而亡”（同上書，七六卷，第三一頁）；全可以反映出當時人對他的憎惡。小馬禮遜，在香港割讓后，英國任命他作香港的立法行政委員會委員（Legislative and Executive Council）兼代香港殖民地政府秘書。一八四三年，小馬禮遜患瘧疾死在香港（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六八卷，第十九頁，耆英等奏，“今馬禮遜於閏七月初五日因熱病暴斃”），璞鼎查說，這是“國家的一大災難”（a positive national Calamity）！

小馬禮遜的名姓，在中國公文中，和他父親一樣，全加寫口字旁，這是當時譯音字的通例；其他書中，如“中西紀事”、“清史稿”等，寫作馬利遜，以與他父親馬禮遜有所區別，或者寫作馬履遜（見祁奏摺，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五八卷，第四十頁）也是譯音。在梁發的書信中將小馬禮遜中文名字寫作馬儒翰（“梁發”，第八二頁），儒翰是他名字John的譯音，這種譯音比通常用的約翰要更合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的口味，可能是他自己定的。一八四二（道光二十二年）達洪阿、姚瑩根據台灣俘獲的英國人的供詞，說英人“在廣東香港者，文官為馬厘士列，華言馬禮遜，其人名贊臣”（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六二卷，第二四頁），也是指的小馬禮遜，贊臣的名字不知其來源，可能也是John的譯音。

馬禮遜父子，地位是十分重要的，洪秀全得勸世良言於梁發（一般記載在一八三六年，也有人說在一八三三年），梁發受基督教義於馬禮遜，是眾所周知的，而江寧條約由小馬禮遜作通譯，也是眾所周知的，兩者中間只隔六年，因之，讀史者往往以為前後兩馬禮遜是一個人。老馬禮遜死於一八三四年，中西記載相同，無可懷疑。洪秀全得勸世良言，已在老馬禮遜死後。南京定約，老馬禮遜死已八年，往返交涉都是小馬禮遜，當時人都很清楚，所以譯名有意差異一個字以示區別（馬禮遜與馬利遜）。一八四二年（道光二十二年）奕山、祁、梁寶常報告香港情形的奏摺中說的最明白：“馬禮遜（三字加口旁）即馬履遜，非倫（二字加口旁）即匪倫，俱系該逆夷頭目，能通曉漢字漢語，並非幕客。馬禮遜父子同名（其實是姓），其父死之後，現在之馬禮遜名字之上，添一秧字，緣夷人謂小為秧，故名秧馬禮遜。”（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五六卷，第四十頁）可知當時就有小馬禮遜之稱。夏燮“中西紀事”也說，嘉慶二十一年（一八一六）隨阿美士德到北京的馬禮遜和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隨璞鼎查到南京的馬禮遜，“非前後一人也”（八卷，第九頁），但他以為“馬禮遜”是“英人專司文案之官名，如漢人蔘軍長史之類”，不是人名，那是錯誤的。“中西紀事”又說，“馬利遜之見於檔案者凡三，嘉慶二十一年副羅爾美行，道光二十年副義律行，是年副濮（璞）鼎查行，皆書其官名”（八卷，第九頁）；也是錯誤的。隨義律北上和隨璞鼎查北上的實在同是小馬禮遜。“馬禮遜”是英美常見的姓，夏氏“中西紀事”說，“近日英人刊行之書，有馬利遜所著外國史略，紀五口通商以後事甚詳”（八卷，第十頁），這是另一馬利遜，並不是馬禮遜父子所著。北京“王府井大街”，過去英美帝國主義稱之為“馬禮遜大街”（Morrison Street），也與馬禮遜父子無關，這個馬禮遜或譯莫利遜，名叫George Ernest 1862-1920（“庚子使館被圍記”譯為莫理遜，“八國聯軍志”譯為毛黎森），是澳大利亞人，英帝國主義的新聞特務，一八九七年來到北京，作倫敦泰晤士報的通訊記者，義和團及日俄戰爭時嘗作通訊報導，一九○七及一九一○年曾在中國旅行，一九一二年作袁世凱的政治顧問，是一個最熟悉中國情況的傳教士（Concise Universal Biography）。

老馬禮遜的夫人給她丈夫寫了一本傳記（Memoirs of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D.D.BMrs.R.Morrison），一八三九年在倫敦出版。夏燮說：“西人有撰馬禮遜傳者，是為嘉慶二十年來中國之副使（誤，見前），其名曰羅伯得，……道光十四年卒。”（“中西紀事”，八卷，第十頁），不知是否馬禮遜夫人的書已譯成中文，或是另外一種？一八四四年英國“紳士雜誌”（Gentlemen’s Magazine）第一卷有小馬禮遜的傳記，我都沒見過，上面所寫除了中文書和註明出處的以外，是根據“英國名人辭典”（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轉引的材料。

一七八二 乾隆四七年 老馬禮遜生於英國。

一八○七 嘉慶十二年 老馬禮遜來中國。

一八一四 嘉慶十九年 小馬禮遜生於澳門。

一八一七 嘉慶二二年 老馬禮遜隨阿美士德到北京，作通事。

一八三四 道光十四年 老馬禮遜死在廣州。

一八三六 道光十六年 洪秀全得勸世良言。

一八四○ 道光二○年 小馬禮遜隨懿律和義律到天津。

一八四二 道光二二年 小馬禮遜隨璞鼎查到南京，中英訂江寧

條約。

一八四三 道光二三年 小馬禮遜死在香港。

（原載“歷史教學”一九五四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