濟州河
濟州河
濟州河
三十一年,御史台言:“膠、萊海道淺澀,不能行舟。”台官玉速帖木兒奏:“阿八失所開河,省遣牙亦速失來,謂漕船泛河則失少,泛海則損多。”既而漕臣囊加鷿、萬戶孫偉又言:“漕海舟疾且便。”右丞麥術丁又奏:“斡奴兀奴鷿凡三移文,言阿八失所開河,益少損多,不便轉漕。水手軍人二萬,舟千艘,見閑不用,如得之,可歲漕百萬石。昨奉旨,候忙古鷿來共議,海道便,則阿八失河可廢。今忙古鷿已自海道運糧回,有一二南人自願運糧萬石,已許之。”囊加鷿、孫萬戶復請用軍驗試海運,省院官暨眾議:“阿八失河揚用水手五千、軍五千、船千艘,畀揚州省教習漕運。今擬以此水手軍人,就用平灤船,從利津海漕運。”世祖從之。阿八失所開河遂廢。
元人對於濟州河的開鑿給予很高的評價。延祐二年二月,中書省官員稱,“江南行省起運諸物,皆由會通河以達於都”。泰定四年,御史台一份奏章中也提到:“自世祖屈群策,濟萬民,疏河渠,引清、濟、汶、泗,立閘節水,以通燕薊、江淮,舟楫萬里,振古所無”。濟州河的開鑿對於南北交通以及周邊地區經濟文化發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濟州河的開鑿和南北大運河的貫通,大大便利了全國物資的轉運,促進南北經濟文化的交流,特別是南方糧食和其他物資大量輸往北方。至元後期,通過濟州河的江淮漕米每年多達三十多萬石。至元二十三年,元廷“增濟州漕舟三千艘,役夫萬二千人”。此後,通過運河轉運漕糧的數目不斷上升。南方物資源源不斷地輸送到北方地區,通過運河,“江淮、湖廣、四川、海外諸番土貢、糧運、商旅貿遷,畢達京師”,海運興起后,朝廷漕糧主要依靠海船解決,但民間所用糧食則主要通過運河轉運。至元二十九年,元朝御史台一份文書中提到,“大都里每年百姓食用的糧食,多一半是客人從迤南御河裡搬將這裡來賣有。來的多呵賤,來的少呵貴有”。當時南北大運河上十分繁忙,交通十分擁擠。元朝後期,兩淮轉運使宋文瓚還說,“世皇開會通河千有餘里,歲運米至京者五百萬石”。明清時期的大運河就是在此基礎上進行改建、擴充的。明清漕運主要藉助大運河,通過運河漕運糧食數量超過元朝官方漕糧的十倍以上。明人陳邦瞻說,會通河(包含濟州河)為“元人始創為之,非有所因也。元人為之而未大成,用之而未得其大利,至國朝益修理而擴大之。前元所運,歲僅數十萬,而今日極盛之數,則逾四百萬石焉,蓋十倍之矣”。
濟州河的開通,推動了會通河與通惠河的興建,從而徹底改變了大運河迂迴曲折的河道。新開通的大運河全長3000餘里,比隋代大運河縮短900公里,促進了南北之間的交通。濟州河通航后,元朝隨即調整驛路。至元二十年八月,開通了大清河北岸東阿到御河到的驛道,“立東阿至御河水陸驛,以便遞運。徙濟州潭口驛於新河魯橋鎮”。到達安山以後可轉入東阿到御河的驛道,而從東阿過大清河以後可以轉入濟州河沿岸水驛,繼續沿運河南下。十月,元朝規定前往江南地區人員,一律從由魯橋乘船南下,“使臣無急務者,從此一站令由水驛”。此後,元廷在運河地區增設驛站,添置船隻和馬匹,以供官員和使臣往來。據《永樂大典·站赤》記載,至元二十三年九月,中書省委派“兵部員外郎添置宿遷、呂梁、沛縣、濟州至東阿水站,每一大站,置五十料船五十艘,遞運物貨,遠者相去二百餘里。兩大站之間,又立二小站,各置二三十料船六七艘,遠者相去八九十里。近者六七十里”。濟寧路就設有驛站十處,其中馬站七處,有馬三百四十七匹;水站三處,有船二百四十四隻。濟州站有馬九十匹,魯橋站有馬六十匹。特別是濟州成為當時交通樞紐,“當水陸要衝,侯藩朝覲,要甸貢賦,舟車相望”。運河沿線交通極為方便,“自大都給驛至通州倒換站船,經由清州、長蘆、陵州、臨清、濟州等處至於建康,僅及月余”,“通惠、御河、會通等水南北通貫,江淮河海達乎京城”。當時運河交通便捷,是南北交通的大動脈。
濟州河的通航,促進周邊地區經濟的發展和商業繁榮。濟州治所任城,很快成為運河上繁華城市。元人趙孟頫作《濟州》寫道:“舊濟知何處,新城久作州。危橋通去驛,高堰裹行舟。市雜荊吳客,河分兗泗流。人煙多似簇,聒耳厭喧啾。”曾經沿運河南下到揚州做官的義大利馬可波羅在其“遊記”描寫了濟州沿岸以及濟州河周圍地區的繁盛景象:“離開濟南府,向南走三日,沿途經過許多工商業興盛的大市鎮和要塞。這裡盛產鳥獸等獵物,並出產大量的生活必需品”。接著他又寫道:“第三日晚上便抵達濟寧,這是一個雄偉美麗的大城,商品與手工藝製品特別豐富。所有居民都是偶像崇拜者,是大汗的百姓,使用紙幣。城的南端有一條很深的大河經過,居民將它分成兩個支流,一支向東流,流經契丹省,一支向西流,經過蠻子省。河中航行的船舶,數量之多,幾乎令人不敢相信。這條河正好供兩個省區航運,河中的船舶往來如織,僅看這些運載著價值連城的商品的船舶的噸位與數量,就會令人驚訝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