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通河

元朝初年的漕運基本上是利用隋煬帝時所開鑿的那條南北大運河。

它由杭州至鎮江，過江北上入淮，西逆黃河到中灤(今河南封丘)，然後陸運至淇門(今河南淇縣)，入御河(今衛河)，經直沽(今天津)轉入白河，達通州(今北京通州區)，再陸運至大都。

這條路線，不僅河道迂迴曲折，而且水陸並用，很不方便。

1289年(至元二十六年)，元世祖下令開鑿會通河即山東運河，起自東平路須城縣(今山東東平)安山西南，至臨清抵達御河，全長二百五十多里，建閘門31道，計役人工二百五十多萬工。

1291年(至元二十八年)，元世祖又從郭守敬建議，役使一萬九千多名兵士、五百四十多名工匠、三百多名水手、一百七十多名“沒官囚奴”，共用二百八十多萬工，開鑿了從大都到通州的通惠河，全長一百六十多里。

這樣，南北大運河全線開通，連接海河、黃河、淮河、長江和錢塘江五大水系，加強了京師與最富庶的江南地區的聯繫。

永樂元年（公元1403年），定北平為北京，準備將都城北遷。永樂帝鑒於海運安全沒有保證，為解決遷都后的北京用糧問題，決定重開會通河。

永樂九年（公元1411年），他命工部尚書宋禮負責施工，徵發山東、徐州、應天（南京）、鎮江等地30萬民夫服役。主要工程為改進分水樞紐、疏浚運道、整頓壩閘、增建水櫃等。其中有些工程在當年即告完。

改進分水樞紐。元朝的濟州河，以汶、泗為水源，先將兩水引到任城，然後進行南北分流。由於任城不是濟州河的最高點，真正的最高點在其北面的南旺，因此，任城分水，南流偏多，北流偏少。結果，濟州河的北段，河道淺澀，只通小舟，不通大船。

分水樞紐選址失當，是元朝南北大運河沒有發揮更大作用的主要原因。宋禮這次治運河，對它作了初步改進。

他除維持原來的分水工程外，又採納熟悉當地地形的汶上老人白英的建議，在戴村附近的汶水河床上，築了一條新壩，將汶水余水攔引到南旺，注入濟州河。濟州河北段隨著水量的增多，通航能力也就大幅度地提高了。

幾十年後，人們對這一分水工程又作了比較徹底的改進，即完全放棄元朝的分水設施，將較為豐富的汶水，全部引到南旺分流，並在這裡的河床上建南北兩壩閘，以便更有效地控制水量。大體上說為三七開，南流三分，南會泗水，北流七分，注入御河。人們戲稱：“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

可分兩個部分。一是將被黃河洪水沖毀的一段運道，改地重新開鑿出來。舊道由安山湖西面北注衛河，新道改從安山湖東面北注衛河。

改道到湖東，黃河泛濫時，有湖泊容納洪水，可以提高這段水道的安全程度。又因為這裡的地勢西高東低，運道建於湖東，便於引湖水補充運河水量。

二是展寬浚深會通河的其他河道。一般說，要將它挖深到13尺，拓寬到32尺。

這樣，即便是載重量稍大的糧船，也可順利通過。

南旺湖北至臨清300里，地降90尺。南至鎮口（徐州對岸）290里，地降116尺①。會通河南北的比降都很大。

為了克服河道比降過大給航運造成的困難，元朝曾在河道上建成31座壩閘。這次明朝除修復元朝的舊壩閘外，又建成七座新壩閘，使壩閘的配置更為完善，進一步改進了通航條件。由於會通河上壩閘林立，因此，明人又稱這段運糧河為“閘漕”。

除上述工程外，為了更好地調劑會通河的水量，宋禮等人“又於汶上、東平、濟寧、沛縣並湖地”，設置了新的水櫃。

經過明朝初年的大力治理，會通河的通航能力大大提高，漕船載糧的限額，每船由元朝的150料②，提高到明朝的400料；年平均運糧至京的數量，由以前的幾十萬石，猛增到幾百萬石。

明初成功地重開會通河，加強了永樂帝遷都北京的決心，並宣布停止取道海上運輸南糧。

內河航運的開通，促使運河城鎮進一步繁榮。每當漕運季節，就會看到運河上舳艫相接、檣桅高聳、白帆點點、百里不絕，十分壯觀。除了糧船以外，航行在運河上的還有許多官船、商船和民船，南方生產的絲綢、茶葉、瓷器和北方生產的豆、麥、棗等特產，都通過大運河進行交易。《元史·河渠志》中說：“舟楫萬里，振古所無。”這一時期新興的商業城市，十分之八九都分佈在大運河沿岸。運河兩岸商賈雲集，貨堆如山，店鋪林立。城市以高大的城樓為中心，街道縱橫交錯，各種店鋪鱗次櫛比，有酒肆、茶館、公廨、寺觀等。街道中乘騎、轎夫、挑夫、商販等各色人等，熙熙攘攘。隨著濟州河、會通河的相繼開通，岸邊的濟寧、東平、東昌、臨清等城市逐漸崛起為元代重要的工商業城市。這些城市宛若一串鑲嵌在濟州河、會通河上的明珠，璀璨輝映，耀人眼目。

元朝以前，臨清只是一個普通的小縣城。會通河開通后，臨清因為位於運河岸邊而逐漸發展起來。公元1369年，臨清遷到會通河、衛河交匯處——臨清閘，另建新城。臨清很快發展為中國北方地區最大的商業城市，到萬曆年間（1573—1619），臨清有布店73家，綢緞店32家，雜貨店65家，紙店24家，典當鋪100多家，糧店100多家，瓷器店數十家，客棧數百家。在臨清經商者來自全國各地，其中最多的是徽州（今安徽歙縣）商人——史稱“徽商”，其次是“晉商”（山西商人）。聊城“山陝會館”就是山西、陝西商人的“聯絡處”。

隨著運河沿岸商業經濟的繁榮，運河文化也隨之發展起來。特別是南北大運河的大貫通，在地理上把華北、中原與江淮等幾個文化重心區域聯為一體，因而極大地促進了整個運河區域文化事業的蓬勃發展，使這裡成為人才薈萃、文風昌盛之區。會通河岸的東平，便成為當時雜劇創作的中心。東平因雜劇家、散曲家輩出，而形成了典型的“東平雜劇”，深深影響了元代的雜劇創作，使元代雜劇在中國文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運河沿岸的城鎮構成了一道新興的文化帶。這道文化帶成為齊魯文化的重心。例如，明清兩代山東出了10名狀元，其中有6名出自運河文化帶，他們是武城韓克忠，茌平朱之蕃，聊城傅以漸、鄧鍾岳，濟寧孫毓桂、孫如僅。

① 上述數據錄自《明史·河渠書》。關於會通河的南北落差，據近代測量，濟寧舊船閘底高微山湖南端的藺家壩底不到二米，高臨清舊閘底不到八米。新數據似乎還須重新核實。這樣長的河道，如果落差僅有幾米，歷史上就沒有必要建立這麼多的壩閘了。

② 料為古代計量單位。或以一石糧食為一料；或以兩端截面方一尺、長七尺的木材為一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