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寅

中華民國初期及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政論性期刊。1914年5月10日在日本東京創刊，創辦人章士釗，因這年為中國農曆甲寅年，故以“甲寅”為刊名 (甲寅年為虎年，該刊封面繪一老虎，人稱“老虎報”)。月刊。翌年5月改在上海出版，至第10期被禁停刊。秋桐(章士釗)主編，陳獨秀、楊永泰等協辦。撰稿人有章士釗、李大釗，陳獨秀，高一涵、胡適、易白沙，吳稚暉，楊昌濟等人。

《甲寅》創辦人章士釗1912年自英倫歸國，他的最大理想，就是在中國辦一份類似英國《旁觀者》 （《Spectator》）那樣的以政論為主的綜合雜誌，其理想讀者，當然也是仿效英法“高級報紙”的銷售對象：知識分子、議員和商業界人士。

《甲寅》之前的嘗試是《獨立周報》，章士釗堅持“不黨”的立場，希望可以靠廣告收入維持，並重金聘請撰述員，他不願《獨立周報》成為一份黨派刊物。

國民黨人發動的“二次革命”，以及其後袁世凱的輿論鉗制和大肆追捕，迫使大批反袁的知識精英或隱居滬上，或東渡日本。1914年5月10日，孤桐（章士釗）主編的《甲寅》一卷一號出版於日本東京，四期后因故停刊半年，次年5月在上海恢復出版，至十期被禁為止。

《甲寅》出版時間不長，期數不多，影響卻非常大。1915年，一位讀者致信章士釗，稱“國內日報雖多，然足引起人之注意者殊少。不足當呼者之目，以鄙人之私意測之，其足當此者，惟足下所撰之貴雜誌，及梁任公所撰之《大中華》雜誌”。《大中華》是以梁啟超為首的進步黨機關刊物，而《甲寅》的編者利用自身的人際、地緣關係，作者多為同盟會員或湖南同鄉，隨著雜誌影響力的增大，新的作者不斷加入，使《甲寅》轉變成一份知識界的公共刊物。不斷有讀者來信，稱讚《甲寅》是唯一不受政府或某一政黨控制的論壇。

《甲寅》的凝聚力量來自於反袁的共同政治立場與主編章士釗“有容”、“尚異”的調和主張。準確地說，《甲寅》是一個過渡的平台，在1914～1915年間為知識精英的重新整合和邊緣知識分子的崛起提供了適合的空間。

《甲寅》作者群具備三個特點：一是包容性，作者中既有同盟會系的陳獨秀、吳稚暉、張繼，也有進步黨系統的張東蓀、黃遠庸，青年作者中也既有北洋法政系的李大釗、郁嶷、白堅武，也有研究系的李劍農、周鯁生，還有無黨派的胡適、皮宗石等；二是精英性，這部分知識分子接受過完整的新式教育，多數有留學經歷，並與民初輿論界有密切的關係；三是邊緣性，作者群中雖不乏吳稚暉、蔣智由、張繼等黨派知名人士，但主要還是由在民初政壇處於邊緣地位或嶄露頭角的獨立知識分子構成。

考察一下這些作者在《甲寅》停刊后的去向，《甲寅》作者群的意義就更為明顯了。章士釗、陳獨秀、吳稚暉、楊昌濟、李大釗、高一涵、胡適、易白沙、李寅恭、劉叔雅都成為《新青年》的重要作者，他們中的大部分人任教於北京大學和國內其他大學。《甲寅》核心作者群可謂盡一時之選，之後很長一段時間內，他們佔據著中國文化圈的核心位置。

更重要的是，《甲寅》之前的政論雜誌，大抵只是多篇論文的結集，編者、作者、讀者之間，很少互動的空間。而《甲寅》創刊號確立了“本志既為公共輿論機關，通訊一門，最所置重，務使全國之意見，皆得如其量以發表之”的宗旨。《甲寅》能吸引那麼多之前藉藉無名的邊緣知識分子，跟它降低發言門檻，從而使討論全面而深入地開展有極大的關係。

陳獨秀本是章士釗的副手，1915年，他自創了《青年雜誌》（后改名《新青年》），因此《新青年》的編輯模式，幾乎就是《甲寅》的翻版。當時不少讀者即將《新青年》視為《甲寅》的延續與替代。不僅因為二者立場相似，還由於作者群有很大的重合，而對於“通訊”的注重，討論方式的開放，更是如出一轍。從這個意義上，我們也不妨說，《甲寅》正是《新青年》的濫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