潁川庾氏

潁川庾氏興起於魏晉之間，西晉時代有名人。司馬睿出鎮建康后，庾亮（公元289-340　年）過江為其鎮東將軍府西曹掾，其妹嫁給司馬睿之子司馬紹。司馬睿在位時，庾亮歷任中書郎、黃門侍郎、散騎常侍等職。司馬紹即位后，升任中書監，王敦敗后，轉任護軍將軍，掌管禁軍。庾亮本人因儒雅而善談玄而為當時人推重。司馬睿時，他反對司馬睿加強皇權的措施，保護門閥士族的利益，曾受到王敦的讚賞。晉明帝司馬紹平定王敦后，亦曾試圖加強皇權，臨死之際，準備讓宗室西陽王司馬伷及撫軍大將軍南頓王司馬宗同其寵信的右將軍虞胤輔佐太子司馬衍，排斥王導等朝廷大臣。庾亮突入皇宮，向明帝力陳如司馬伷等得勢，將危及東晉政權的穩定。在他的策劃下，明帝遂讓他與王導等門閥士族人士輔政。晉成帝司馬衍即位后，明帝司馬紹皇后庾氏以皇太後身份臨朝聽政，庾亮改任中書令，與錄尚書事王導共同執政。庾亮進一步排除司馬宗室。咸和元年（公元326年），南頓王司馬宗以謀反罪被殺，西陽郡王司馬伷被免去太宰之職，降爵為弋陽縣王，汝南王司馬統被廢為平民。

對王導、庾亮維繫的門閥政治構成最大威脅的是蘇峻、祖約等流民帥，他們在平定王敦叛亂中立有首功，事平之後；祖約從平西將軍升為鎮西將軍，仍為豫州刺史，率其兄祖逖原北伐之眾屯守壽陽（今安徽壽縣）。蘇峻任使持節、冠軍將軍、歷陽內史，有精兵萬人。明帝死時，蘇峻未列入輔政大臣名單中，后請求提陞官職，又未得到王導、庾亮應允，因而懷恨在心，自恃強兵，陰有異圖，招亡納叛，驕縱不法。歷陽迫近建康，更使庾亮感到如芒在背。

咸和二年（公元327年），庾亮不顧王導、卞壺勸阻，執意召蘇峻入建康任大司農，以便解除其武裝。蘇峻於是聯合祖約，於同年十一月舉兵反叛。次年二月，蘇峻率其眾與祖約所遣部將祖渙、許柳渡江圍攻建康，放火將建康官府衙門全部焚毀。尚書令、領軍將軍卞壺，丹陽尹羊曼等戰死，庾亮與諸弟乘船狼狽逃奔江州刺史溫嶠。王導留京陪伴小皇帝司馬衍。蘇峻自為車騎將軍、錄尚書事，任命祖約為侍中、太尉、尚書令，分兵攻略建康附近的宣城（治今安徽宣城）、義興、晉陵（治今江蘇常州市）等地，殺宣城內史桓彝。

蘇峻初起兵，江州刺史溫嶠欲率兵赴援建康，庾亮擔心荊州刺史陶侃有異謀，加以阻止。陶侃也因未入輔政大臣之列而拒絕了溫嶠要他援救建康的請求，按兵不動。及建康失陷，庾亮只得贊同溫嶠，推陶侃為盟主，以擊蘇峻。這時陶侃也因其子廬江太守陶瞻被蘇峻擊殺，慨然答應，與溫嶠率軍6萬，沿江東下。九月，蘇峻戰死。咸和三年（公元329年）二月，溫、陶聯軍徹底擊敗叛軍，收復建康。王導、庾亮仍繼續輔政，但庾亮因引發蘇峻之亂而引咎自責，以平西將軍、都督揚州之宣城江西諸軍事、領豫州刺史的身份出鎮蕪湖。陶侃晉陞為侍中、太尉，還鎮武昌，除原督荊、湘、雍、梁四州外，又加督交、廣、寧三州諸軍事。咸和五年，陶侃起兵擊殺擅自奪取江州的流民帥郭默，又加督江州，兼任江州刺史，遂試圖舉兵廢黜縱容郭默的王導，因庾亮勸阻而止。陶侃坐鎮上游，手握八州軍權，地位有如昔日王敦，但他自知出身寒賤，不敢輕舉妄動。

庾亮雖外鎮蕪湖，仍遙控朝政，與以侍中、司徒之職居中輔政的王導對立。咸和九年（公元334年），陶侃病死，庾亮任征西將軍、都督江荊豫益梁雍六州諸軍事，領江、荊、豫三州刺史，遷鎮武昌，總上游強兵，對王導形成威脅。王導則以堂侄王允之為宣城內史、監揚州江西四郡諸軍事，出鎮於湖（今安徽蕪湖市西北）。次年，王導又假借石勒來犯，將親信武將部署在建康附近的長江沿線，並命王允之改鎮蕪湖，以防庾亮東下。成帝咸康四年（公元338年）五月，王導由司徒升任太傅，都督中外諸軍事。六月，又升任丞相，以示他在名義上獨攬軍政大權。咸康五年，庾亮宣稱北伐，卻命其弟輔國將軍、梁州刺史庾懌從北伐前線回師東下，就任豫州刺史，鎮守蕪湖，將王允之趕走。庾亮藉機致信鎮守京口（今江蘇鎮江市）的太尉郗鑒，指責王導任用小人，在成帝司馬衍成年後仍不歸政，"挾震主之威以臨制百官，百官莫之敢忤。"邀郗鑒共舉兵，以掃除"大奸"，因郗鑒阻止而罷①。咸康五年（公元339年）七月，王導病死，庾亮弟庾冰任中書監執政，"以舅氏當朝，權侔人主"①。次年正月，庾亮亦病死，庾冰弟庾翼代領其職，庾氏兄弟內外呼應，東晉政權全部掌握在庾氏手中。咸康八年六月，晉成帝司馬衍病死。司馬衍病中，庾冰為了繼續以帝舅身份輔政，力勸司馬衍不要以自己還在襁褓中的兒子為繼承人，應立長君以抗北方強敵。司馬衍遂遺令同母弟司馬岳（公元322-344年）繼承帝位，即東晉康帝。司馬岳在位僅兩年，便於建元二年（公元344年）九月死去，其年僅兩歲的皇太子司馬聃即位，即東晉穆帝。同年十一月，庾冰病死，次年七月，庾翼亦死，潁川庾氏後繼乏人，庾氏作為執政家族的地位不久便由譙國桓氏取代。

❶庾氏雖有兩重身份，但屬新出門戶，力量弱小，根基不穩

庾氏家族在晉之前名位不顯，“難入高門之列”，后通過庾氏族人在文學上的造詣和皇室聯姻，地位得以擢升。由此得知，庾氏沒有王謝等有深厚的家族背景給予支撐，故難以在政壇長久立足。

庾氏既為外戚又為士族，為了維護兩方利益，在執政過程中需與各種勢力周旋，因此所面臨的矛盾異常尖銳。在“主少臣強”的情況下，庾亮作為外戚掌握政權，招致其他勢力的不滿。“階緣戚屬，累忝非服，叨竊彌重，謗議彌興”。此時，庾亮與皇室宗親、王氏家族、強藩陶侃之間都有著明顯的矛盾。

庾亮與皇室司馬宗之間的矛盾源於明帝朝。時皇權伸張，南頓王宗和元帝虞妃之弟虞胤得以重用，於殿內掌禁兵，並集結勇士為黨羽，對庾亮等朝臣極為輕慢。庾亮、王導趁明帝病危之時，剝奪司馬宗的兵權，結果導致庾亮專權，引起皇族不滿。“宗遂怨望形於辭色”，而司馬宗“又素於蘇峻善”。之後，二人矛盾激化，司馬宗不滿庾亮欲密謀廢之，庾亮在不稟報成帝的情況下，擅自將其誅殺。

王氏家族在統治集團中資歷聲望較高，當時王導對庾亮專權內心不滿，庾、王之間不得不互相克制。庾亮對王導採取拉攏打擊政策，《晉書·卞壺傳》載：“是時王導稱疾不朝，而私送車騎將軍郗鑒，卞壺奏導虧法從私，無大臣之節??請免官。雖事寢不行，舉朝震肅。”東晉的每一任執政者，都要考慮中央與藩鎮之間的關係。對於執政者庾氏而言，即為庾亮與陶侃的關係。庾氏為世家大族，有著十分強烈的士族意識，對寒人出身的陶侃自是輕視和不信任。后蘇峻叛亂，庾亮報溫嶠書曰：“吾憂西陲過於歷陽，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這進一步說明庾亮最先考慮的還是對付陶侃，對蘇峻反倒不以為意。此時，陶侃控制尤為重要的荊州地區，並且對庾亮也有著敵對情緒。“侃、（祖）約疑亮刪除遺詔，併流怨言”，后蘇峻、祖約發難，陶侃持觀望態度。由此可知庾、陶之間存在著極大的隔閡。

❷庾氏實行的峻急政策激化了社會矛盾

東晉是一個僑寓政權，政局不穩，就其當時的形勢而言，面臨諸多亟待解決的問題。如何安置北方遷來的僑民，如何處理南北世家大族之間、地方流民武裝與中央政府之間的矛盾，以及邊境上不時的外來威脅，這些問題直接關係到東晉政權的存在與否。在這樣錯綜複雜的背景下，當務之急是籠絡人心，求得生存，以此穩定統治基礎。王氏輔政，實行的是“鎮之以靜，群情自安”的寬和政策，協調各方利益，強調統治階級內部以和為貴，不至於激出動亂，使得基礎不牢的東晉政權能夠儘快穩定下來。王導曾說：“人言我憒憒，後人當思此憒憒。”這種“憒憒”之政，是適應了當時複雜的社會形勢的。庾亮執政后一反王導的寬和政策，主張“任法裁物”，採取嚴厲激進的方式，以求重振晉朝。這樣的峻急之舉必定招致各方怨怒，甚至發生亂事，其中以蘇峻之亂最為突出。

蘇峻是流民統帥，手中掌握著實力強大的流民。“永嘉之亂”時，蘇峻帥流民數千家泛海南渡，得司馬睿嘉賞。太寧三年（325），王敦舉兵，蘇峻奉詔討敦，並隨庾亮擊破王敦的親信沈充，以此功進使持節、冠軍將軍、歷陽內史，成為東晉御北藩屏。庾亮執政伊始，有心剝奪蘇峻兵權，旋即征蘇峻入朝，峻不奉詔。庾亮認為蘇峻流民勢力坐大勢必會對朝廷造成威脅，“今日征之，縱不順命，為禍猶淺。若復經年，為惡滋蔓，不可複製”。王導、卞壺等人皆以為不妥，“舉朝謂之不可，平南將軍溫嶠亦累書止之，皆不納”。在當時時局不穩的情況下，朝廷和流民之間可以保持互相利用的關係。蘇峻手中掌握著大量流民，其以此立足於東晉，此時若要剝奪蘇峻的兵權，必定會導致其激烈反抗。蘇峻本人對於朝廷的“徵召”，差人向庾亮求情，並上疏表明願意在邊境為朝廷效力。庾亮不準，態度堅決。蘇峻決意舉兵反抗，“台下雲我欲反，豈得活邪??往者國危累卵，非我不濟，狡兔既死，獵犬理自應烹，但當死報造謀者耳”。由此可見，蘇峻叛亂是庾亮不考慮現實情況下實行過於激進的政策所致。

❸北伐失敗是庾氏家族由盛而衰的轉折點

東晉時期，北伐之舉時有發生，前有祖逖率領流民獨立經營北伐，後有東晉權臣世家大族或力倡北伐之議，或慷慨北伐之行。咸和八年（333），後趙石勒死，庾亮認為恢復中原的時機已到，遂有“開復中原之謀”。調兵遣將，進行北伐軍事準備。表請桓宣任都督沔北前鋒諸軍事、平北將軍、司州刺史，鎮守襄陽；又以其弟庾懌任監梁、雍二州諸軍事、梁州刺史，鎮守魏興；弟庾翼任南蠻校尉，領南郡太守，鎮守江陵；毛寶任監揚州之江西諸軍事、豫州刺史，與西陽太守樊峻統領精兵萬人戍守邾城。庾亮自己親領10萬大軍，移鎮襄陽石頭城，為諸軍聲援。此外，還派遣偏師進攻蜀中的成漢政權，俘獲成漢荊州刺史李閎、巴郡太守黃植。在完成上述布置后，又上書晉帝，要求北伐。然朝臣贊同者寥寥無幾，加之石虎遣將攻邾城，毛寶、樊峻戰死，北伐未及發動便夭折。不久，庾亮亦憂憤發病而死。

庾亮死後，其弟庾翼為都督，統江、荊、司、雍、梁、益六州諸軍事，“假節代亮”，鎮武昌。庾翼都督六州時，為了北伐，一方面安置南渡流民屯田，儲存軍糧。“諸郡失土荒民數千無佃業，翼表移西陽、新蔡二郡荒民就陂田於潯陽”。另一方面，庾翼徵發所都督六州士庶的奴僮及牛車驢馬，引起強烈不滿，造成百姓嗟怨。建元元年（343），庾翼上疏請求北伐，並遣使約前燕、前涼同時出兵，合力攻趙。然庾翼的北伐之議也和庾亮一樣，頗遭朝臣反對。庾翼執意而行，率眾4萬，進駐襄陽，以桓溫為前鋒小督，領兵入臨淮（今江蘇盱眙北）。此時，東晉康帝也同意庾翼北伐，並以翼兄冰“都督江、荊、寧、益、梁、交、廣七州、豫州之四郡軍事，領江州刺史，假節，鎮武昌，以為翼援”。於是，庾翼在襄陽大會僚佐，陳兵誓眾。然首戰失利，敗於丹水。不久，康帝和庾冰相繼病亡。建元二年（344），庾翼被迫從襄陽退守夏口，但仍然“繕修軍器，大佃積穀，欲圖后舉”。然第二年七月，庾翼亦染疾病亡，北伐之舉遂告終結。庾氏兄弟的北伐，一次以未得到朝廷同意而罷，一次未及大舉行動而終，其失敗的原因歸根在於北伐的時機不成熟。庾氏北伐，其所作所為雖提高了國家財政收入，卻侵害了地主階級的利益，激化了社會矛盾，失去了他們對北伐的支持。歷經多次動亂之後，此時朝廷也願意偏安一隅，並無恢復中原之志。在北方，後趙勢力依然強大，此時北伐必然失敗。另外，庾氏在北伐過程中在長江沿岸經營的成果，並未使庾氏門第延綿久長，而龍亢桓氏以此為基，在上游驟然興起，取庾氏而代之，驅除庾氏家族的勢力，這極大地加速了庾氏門第的衰落過程。

❹家族文化的衰頹

東晉前期是庾氏家族政治上的峰巔，是該家族成員建功立業的黃金時代，同時，也是這個家族文化上最輝煌的時期。但自五世之後，家族文化開始沒落，朝中已少見庾氏族人蹤跡。庾氏後世子孫在歷史上的形象也愈來愈暗淡，文事活動也在急劇衰落。東晉一朝百餘年間，庾氏成員有著述及文事活動者14人，而南朝至隋初170餘年，見於史籍的庾氏文人僅8人，且其文化成就也遠遠不能與東晉時期相比。

庾氏第五代庾亮、庾冰等人多憑自己文化和品行上的優勢躋身於統治階層，並且一度控制朝政大權，但他們的子孫就開始走下坡路了。《晉書·庾亮傳》記載庾冰之子“希既后之戚屬，冰女又為海西公妃，故希兄弟並顯貴”。他們的仕進道路已失去了父輩的個人奮鬥性質，而是依靠門第資蔭，紈絝子弟的奢糜氣息在他們身上已不時地散發出來。庾希之弟襲“嘗貸官絹十匹”，遭其父痛打之後，才“市絹還官”。庾希為徐州刺史，曾因坐失數郡而被免官，其間竟多次盜竊國家軍用物資。劉宋時代的庾登之，冰之玄孫，曾為宋武帝鎮軍參軍，與王弘、謝晦、江夷等當世名流“皆相友知”，但他最突出的一個特點是“不涉學”，劉裕北伐之際，軍中將士畏途怯戰、士氣低落，而身居軍中要職的庾登之竟“以母老求郡”，且“二三其心”，結果被劉裕怒除其名，後為西陽太守，出入覲見，“備持箱囊幾席之屬，一物不具不坐”，后終“蒞任贓貨，以事免官”。

儘管在當時的庾氏子孫中也出現過像庾持、庾自直等“好為奇字”的文人學士，但終不是家族發展的主流，他們已無力挽回家族的頹敗大勢。五世之後，庾氏家族成員大多文化素質低下，家族文化優勢喪失，必然影響到家族政治的發展。總之，庾氏族人後代子嗣或是短命或是缺乏政治才能，再加上家族文化的衰退，導致了政治力量格局的變化，使這個家族走上了衰落的道路。

“郡望”一詞，是“郡”與“望”的合稱。“郡”是行政區劃，“望”是名門望族，“郡望”連用，即表示某一地域國範圍內的名門大族。古稱郡中為眾人所仰望的貴顯家族，《欽定四庫全書·重編瓊台藁·卷十》收錄的明代大學士丘濬公所作的《貴溪丘氏族譜序》說：“自唐人著郡望，而以河南望，丘良以襄公父子之顯融故也。”舊唐書說丘和、丘行恭父子二人死後均“謚曰襄”，故“襄公父子”就是指丘和、丘行恭父子。可見，唐朝時河南郡的名門望族有丘和家族。再如彭城劉氏、弘農楊氏，清河張氏，太原王氏，隴西李氏，吳興姚氏等也是地望的代表性姓氏。

郡望即地望、郡姓。 地望，即姓氏古籍中常用的“郡望”，指魏晉南北朝至隋唐時每郡顯貴的家族，意思是世居某郡為當地所仰望，並以此而別於其他的同姓族人。歷代的姓氏書中，其中有一類是以論地望為主（如唐代柳芳的《氏族論》和南朝劉孝標的《世說新語》）。《百家姓》刻本，也往往在每個姓氏前面註明了“郡望”。如隋唐時期，在我國北方形成的“四大郡望”：范陽（今北京至河北省保定一帶）盧氏，清河（今河北省清河一帶）崔氏，滎陽鄭氏（今河南省鄭州一帶），太原（今山西省太原一帶）王氏。《新唐書·柳沖傳》所載的柳芳《氏族論》：郡姓者，以中國士人差第閥閱為之。制：凡四世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令仆者為華腴，尚書、領護而上者為甲姓，九卿若方伯者為乙姓，散騎常侍、太中大夫者為丙姓，吏部正員郎為丁姓。凡得入者。謂之四姓。

在門閥制度盛行的魏晉南北朝時期，與高門望族相比，門第較低，家世不顯的家族則被稱為“寒門”、“庶族”。他們即使也有一定的土地、財產，其成員也有入仕的機會，但總的說來，他們在政治生活中極受壓抑，其社會地位也無法與門閥士族相比。當時用以銓選官吏的“九品中正制”正是這種門閥制度的集中表現。所謂“九品中正制”就是根據門閥家世、才行品德，由各地“中正官”採納鄉里輿論，將人才分為九個等級進行推選，以任用官吏。

但是，以家族為基礎而盤踞於地方的門閥士族，很快就壟斷了薦舉權，其結果便是只論門閥家世，不論才行品。出身於名門望族的“衣冠子弟”，即便無才無德，總被列為上品優先入仕，得授清貴之職，而出身孤寒的庶族子弟，即便才德超群，也被列為下品，即使入仕，也只可能就任士族所不屑的卑微之職，以致形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局面。

門閥士族不僅各自控制地方權力，同時還左右朝政，國家法令又明文規定士族有蔭族、襲爵、免役等多種特權。士、庶這間有嚴格的區別，所謂“士庶之別，國之章也”。士族自視甚高，不與庶族通婚。如有士族與庶族通婚，或就任一般由庶族人所擔任的官職，稱為“婚宦失類”，是十分恥辱的事，會因此而受到排擠和嘲諷。

在門閥制度下，不僅士庶界限十分嚴格，而且不同姓氏也有高低貴賤之分，甚至在同一姓氏的士族集團中不同郡望、堂號的宗族也有貴賤、尊卑之分。唐代柳芳在其《氏族論》中對此作了明確的論述：在南北朝時，“過江則為僑姓”，王、謝、袁、蕭為大；東南則為“吳姓”，朱、張、顧、陸為大；山東則為“郡姓”，王、崔、盧、李、鄭為大；關中亦為“郡姓”，韋、裴、柳、薛、楊、杜首之；代北則為“虜姓”，元、長孫、宇文、於、陸、源、竇首之。以上“僑姓、吳姓、郡姓、虜姓”合稱“四姓”，“舉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選”。

即使在上述“四姓”中，也因門第閥閱而有等級高下之分：凡三世有位居三公者為“膏粱”，有令、仆(射)者為“華腴”，有尚書、領、護以上者為“甲姓”，有九卿若方伯者為“乙姓”，有散騎常侍，太中大夫者為“丙姓”，有吏部正副郎者為“丁姓”。

為維護、推行門閥制度，載錄門第、區別族系的譜牒之學因而十分盛行。在南朝劉孝標所注的《世說新語》中，引證的家譜、家傳達數十種之多。這種別貴賤、分士庶的門閥制度，不僅的魏晉南北朝時十分流行，而且影響深遠，成為維護封建社會等級制度的準則習俗。南宋鄭樵在《通志·氏族略》中對此有一段十分精闢的論述：“隋唐而上，官有簿狀，家有譜系。官之選舉必由簿狀，家之婚姻必有譜系。歷代並有圖譜局，置郎中吏掌之，乃用博古通今之儒，知撰譜事”，以便使“貴有常尊，賤有等威”。

在封建社會裡，最尊貴的姓氏是皇帝的姓，稱為“國姓”。皇帝對有功的臣僚賜“國姓”以示褒揚，接受賜姓者無不以此為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