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光寺

2007年12月，位於柏鄉縣城東街中央名城住宅開發小區因基建出土了一批古代石雕佛教造像而倍受人們關注。柏鄉縣文保所立即配合基建單位，對坐落在縣城東街原“崇光寺”舊址上的“中央名城”住宅小區進行了考古發掘，一座被歷史風塵淹沒了千年的古迹被揭開了冰山一角。

據柏鄉縣舊志記載“崇光寺在縣城東街，舊有明正統崇光寺碑記。碑記雲，有古石佛穹然而高，左臂破裂。舊有石幢系開元二十五年建，作八棱形，周圍皆刻陀羅被經，風剝雨蝕，殘闕僅存百餘字尚可辯識，書法最精最古”。在這批出土文物中有一通石碑碑額篆書“大明敕賜新建崇光寺記”。碑銘記有“今天子十二年為正統丁卯夏六月十五司禮監少監臣孔哲言柏鄉有寺曰宗聖創自古昔歷歲既久漸已傾圯寺僧俗改作而力未至哲遂以己資募工伐石陶 冶鐵各執乃事并力齊舉撤其舊而作殿堂門 僧舍庖湢無不備佛之像飭以金碧光輝照耀煥然一新謹再拜稽手首請額以易舊名上賜額曰崇光寺……”

從上述碑銘及文獻可知，“崇光寺”原名“宗聖寺”。於明正統十二年（1447年）由英宗朱祁鎮內宮行文撤舊立新，賜名“崇光寺”。邑人孔哲時任司禮監少監內侍，對家鄉“宗聖寺”院的傾圯頹廢而以己資募工修繕，倂力舉上請皇上賜額。柏鄉小邑能獲“敕賜”之譽，孔哲雖有進言有便之嫌，但事情並非碑銘記述的那麼簡單。明代宣德、正統時期國家政局穩定、社會進步，經濟文化已進入高度發達繁榮階段，佛教文化亦呈現出蒸蒸日上的局面，至正德時期明代佛教達到了鼎盛。根據這次出土資料顯示，“宗聖寺”創自北魏，歷東魏、北齊、隋、唐五個歷史時期，文化連續傳承。如此悠久的佛教寺院，在當時社會上的影響應該非同凡響。所以“宗聖寺”深邃的歷史文化背景和當時繁榮的經濟形勢應是事成敕賜“崇光寺”的重要原因。

2008年1月初，柏鄉縣城出土一批古代石雕佛教造像。這次出土的石佛造像時代跨度較大，有北魏、北齊、唐、明代等，同時出土的還有漢白玉質佛像，品種繁多，極其精緻。

“崇光寺”舊址位於柏鄉縣城東街路北。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柏鄉縣棉油廠建在遺址上。2007年6月闢為居民生活小區，2008年1月1日小區建設工地在施工中出土石雕佛像及部分寺院文物。縣文保所聞訊到場，在建設單位積極配合下對地下遺存做了搶救性發掘清理。

這次共清理出土佛教文物近百件，主要是石刻。有佛造像、古建築構件、碑刻、石幢，還有部分陶器、瓷片。時代橫跨北魏、東魏、北齊、唐、明、清6個時期。明清時期石刻多出土在小區中北部，主要是建築構件，唐代以前石刻均出土在小區南部的3個填埋坑內。一、二號坑均開口於第二地層下，所見遺物有漢白玉石佛造像、磚、瓦、瓦當，白釉瓷片，時代最晚的遺物為唐代，一、二號坑應是唐代埋藏。三號坑較為雜亂，開口一層下，有明清遺物。

這批出土文物中早期石刻造像是一大亮點，部分石造像底座刻有紀年銘文。時代最早的銘文有北魏正平二年(453年)，另有東魏、北齊、唐代等。造像中多見漢白玉石質，青石少見，部分造像飾有貼金描彩工藝。有一青石質釋迦坐式說法像，通高3.45米，雕琢精美，形體碩大，生動傳神，極富藝術魅力，時代不晚於唐代，如此珍品，堪稱國寶。其他白石造像高不盈尺，均殘失嚴重，但材質細膩，製作精良，極富時代特色，表現體裁豐富多變，充滿神秘色彩，令人耳目一新。這批造像整體論，北齊(含北齊)以前的較多，唐代的相對較少。

柏鄉“崇光寺”出土石佛像，殘損之嚴重達到令人不可思議的程度，一軀高不盈尺的造像竟殘斷數塊，主要部位五官面容成為重災區。對一些軀體相對較大，雕琢手法富有誇張、藝術魅力突出的人物造像極破壞之能事，泱泱百軀無一能拼接，無一完整者，令人惋惜之極。

“這一現象並非偶然，應與歷史上著名的‘三武滅佛’事件有著密切關係。”有關專家向記者解釋到。（三武滅佛系指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北周武帝宇文邕和唐武宗李炎執政期間三次全國性滅佛行動。記者注）

柏鄉崇光寺出土的這批造像，體現出中國北朝佛教造像藝術最高水平。創作者不僅是一批技藝高超的雕刻藝術家，更是一群有著深厚佛學文化知識的虔誠佛教徒。他們手下的每一件作品都以絕代的藝術形式表現出博大精深的佛學文化思想。作品的每一舉手投足、每一副面容表情、每組形象組合、每一款衣著形體都有其豐富的思想內涵。

這批佛像雖殘損嚴重，但從技法等仍可看出明顯時代特徵。唐代之前的多“秀骨清像”，服裝“褒衣博帶”，魏時手法樸實、簡潔、平靜、永恆、安詳，具有濃郁的生命氣息。北齊造像形態拘謹，缺少動感，挺拔有餘，衣紋更顯“曹衣出水”之勢。唐代作品愈見嚴謹、洗鍊，體態豐腴，極富世俗人性。

釋萬晨，俗名左慶成，山西人；1972年1月20日出生在淳厚樸實之家。法師天生髮少相古，茹素厭酒；自幼喜好玄學，酷愛書法；古書相伴，山川為依，甚有老成之風，古來之象；弱冠時就悉曉因果之深切，感悟命運之無常。遂高中畢業后，為追尋超 越世間和解脫人生之大道，於1995年8月初辭親舍友，徒步到佛教聖地五台山禮佛拜師，幸遇恩師上定下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