涓滴效應

涓滴經濟學”（trickle down economics），常用來形容里根經濟學，因為里根政府執行的經濟政策認為，政府救濟不是救助窮人最好的方法，應該通過經濟增長使總財富增加，最終使窮人受益。該術語起源於美國幽默作家威爾·羅傑斯（Will Rogers），在經濟大蕭條時，他曾說：“把錢都給上層富人，希望它可以一滴一滴流到窮人手裡。”（money was all appropriated for the top in hopes that it would trickle down to the needy）。該詞並非學術術語。有諷刺意義。

我國改革開放20多年來，經濟發展水平、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上了一個新台階，而東、西部地區經濟發展卻極不平衡。針對東西部地區差距日益擴大的情況，早在1996年<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九五"計劃和2001年遠景目標建設>就把區域經濟協調發展，逐步縮小地區發展差距作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方針，並在1999年提出了西部大開發戰略，以加強東西部經濟聯合協調發展，縮小地區間差距。時至今日，經濟高速增長的東部地區的"擴散效應"、"涓滴效應"對西部地區經濟的帶動影響甚小；西部地區的"后發優勢"也未明顯見效，這說明"擴散效應"、"涓滴效應"和"后發優勢"是潛在的，而不是現實的，是外生的，而不是內在的必然。探討后發優勢和擴散理論、涓滴效應的生成及其依賴，對於促進西部發展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稱徵稅“可能妨礙生意的發展，降低人們投資某些產業的意欲，影響就業。當人們必須交稅，其用作營運的資金會減少甚至用盡。”由此，里根時期的預算總監大衛·斯托克曼（David Stockman）認為供應經濟觀點在經濟學中由來已久，而維持自由放任將不但使市場中先富起來的人受惠，也最終使最貧困的一群受惠。由此產生的論點是實質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必然會惠及全體，包括貧苦大眾。

凱恩斯主義者提倡財政政策應覆蓋整個經濟體，而非照顧特定群體。但涓滴理論支持者認為，向富者減稅，可促進他們投資，進而帶動經濟增長。這種針對性的減稅政策被指對推動整體經濟未必即時見效，而很多人亦要經過一段時間的“涓滴”后才可得益。

中國前領導人鄧小平提出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改革開放政策便與涓滴效應異名同工。例如中共之後要求企業繳勞工社保與養老準備金，是政府的政策而非市場缺工自動幫勞工加薪加福利，美國三大車廠在勞工多次罷工爭來的退休員工養老醫療給付難以由公司自己維持，得靠美國政府出錢支持才免於關門，也突顯即使是大企業個別企業的力量有限照顧不了員工。

許多市場經濟的信徒相信“涓滴”(trickle down)理論，即富人消費投資，刺激經濟發展，最終惠及窮人，如水之向下“涓滴”。這種“涓滴”效應是否真那麼靈，最近在美國引起不少爭議。因為過去十年中，美國富人愈富，普通老百姓則愈窮，從富人那裡“涓滴”不下什麼東西來。任先生的文章也反映出，中國的富人經常把福益“涓滴”到外面去。不過，在文化行為中，這種“涓滴”效應確實存在。一些文化人類學家早就指出，人類的社會行為有一種模仿等級。中層模仿上層，底層模仿中層。這樣，在上流社會流行的一些時尚，經過一段時間會“涓滴”到下層。我們當然不能否則，許多下層的時尚，也會向上涌動。比如足球本是下層社會的運動，現在也席捲了上流社會。這種現象最經常地發生在下層的政治和文化權力不斷增長的社會。比如近代以來西方國家的民主化，使流行文化不斷登堂入室。不過，即使在現代民主造成的大眾化潮流中，自上而下的文化“涓滴”效應還是很難否認的。這在下層缺乏政治和文化權力的社會，則更為明顯。

大城市發展過程中，如何促使公共設施及服務從主城區向新城區擴散、成為社會焦點。以北京為例，發達的CBD、金融街周邊教育、醫療各類資源配套充沛；而新樓林立的城鄉交界地帶仍缺乏必要的基礎設施及公共服務。這就是城市化過程中的“極化效應”。按照國際經驗，城市人均GDP超過5000美元，城市化率超過50%時，城市發展便從數量擴張向質量提升轉變，其中包括區域平衡發展問題。這時候，主城區的“極化效應”開始逐漸惠及相對落後地區，形成“涓滴效應”。統計顯示，2011年北京市人均GDP已超1.2萬美元，城市化率在2008年時已超80%，這意味著北京應該已進入從“極化效應”向“涓滴效應”過渡的階段。

美國智庫進步中心近日發布的2013年美國經濟形勢回顧報告顯示，2013年美國經濟總體呈緩慢增長趨勢，國內消費同比增長1.5%，家庭消費增長14.6%，2013年10月比2009年6月增加了600萬份工作。雖然經濟危機有所緩解，但失業（尤其是少數族裔失業）、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等問題仍困擾著美國經濟的發展。

報告指出，當下美國經濟最大的問題之一是不平等發展嚴重。在收入方面，5%最富裕群體和20%最貧窮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達到美國統計局1967年監測以來的最大值。不平等還表現在不同種族的失業率和貧困率上：2013年，非裔美國人失業率高達13.1%，西班牙裔為9.1%，而白人只有6.3%；非裔美國人貧困率高達27.2%，西班牙裔貧困率為25.6%，白人貧困率照例最低，僅為9.7%。在經濟持續低迷的情況下，弱勢群體的貧困狀況將進一步惡化。

對此，進步中心資深研究員本·奧林斯基分析指出，過去30多年，保守政治家一直在向美國民眾兜售一種概念，即降低對富裕階層的稅收可以激發經濟增長和創造就業，從而實現總體經濟繁榮。基於這種“滴漏理論”，美國國會不斷降低富裕階層的稅收，而其他階層的繳稅情況則沒有變化。但事實證明，這種誤導性理論不僅沒有使美國經濟持續繁榮，反而影響了經濟增長，最糟糕的是加劇了收入不平等。

美國紐約新學院大學經濟學和公共政策教授戴維·豪威爾認為，過去30多年美國在不平等狀況下發展的經濟沒有任何優勢可言，高度不平等最終會導致經濟發展陷入困境。富裕階層越來越有錢，而伴隨著經濟地位上升的是對政治權力的攫取，被富豪們控制的美國政府在制定政策時總是使財政部門的利益優先於大多數民眾。越來越少的最低工資、越來越弱的工會力量以及對金融部門日漸鬆弛的監管都是證明。“滴漏經濟學”已對美國的制度和政策造成了損害。

豪威爾提出，不平等發展對美國至少有如下損害：普通民眾無法獲取社會資源、社會凝聚力遭到嚴重破壞、不理性消費日益嚴重、失業危機降低商業投資慾望。不解決不平等發展問題，美國經濟將無法在有限的時間內得到恢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