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堂辟雍

成書於春秋時代的《考工記》記載，夏有世室，商有重屋，周有明堂，它們的基本形式都是在土台上建屋，平面呈井字形構圖，相鄰為九，間隔為五。但至今尚未發現這時期的明堂遺址。不過作為一種祭祀性建築，它應當起源於原始氏族社會中。考古發現的西安半坡村新石器時代的“大房子”遺址，方位正南北，方形，內有4根對稱的柱子，柱子連線可劃分成井字形構圖。“大房子”面積很大，室內約120平方米，顯然是氏族成員集會的場所。在以農業生產為主，又以血緣關係為社會紐帶的原始社會後期，氏族成員集會的一項主要活動就是祭祀與農業有關的神帝和自己的祖先。所以“大房子”可能就是明堂的最初形態。

進入奴隸制社會以後，祭祀已成為一種禮儀,“大房子”也變成了有象徵意義的禮制建築。井字形構圖符合數和形的和諧性與對稱性，很便於體現祭祀、禮制內容的嚴肅性和神秘性，於是在“大房子”的構圖基礎上演變成《考工記》敘述的夏、商、西周明堂形式。但其中的“夏后氏世室”，建築尺度大大超過商和西周，而與漢代明堂接近，同時它的設計構圖已很成熟，構造技術先進，可能是當時託名夏朝的一個理想設計方案。明堂在周朝是作為天子接見諸侯王公的場所，有實用功能，同時也有體現周禮的象徵作用。周禮是儒學推崇的最高典章，興建明堂則是朝廷的重大盛舉，漢以後的明堂形制也就成為經學家考證的重要課題。秦和西漢初年不重視儒學，沒有興建明堂。漢武帝獨尊儒術，於元封二年(110)在泰山建造了中國封建社會的第1座明堂，據《史記》記載，它的形式是：“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圜宮垣。為復道，上有樓”,估計這是一個對稱的台榭式建築。西漢末年王莽標榜恢復周禮，於元始四年（公元4年）在長安(今西安市)南郊由大經學家劉歆設計了明堂辟雍。這座建築的遺址已於1957年發掘出來，很明顯地帶有《考工記》明堂構圖形式的遺意，是一座台榭式的建築。但直到西漢末年，經學家對明堂只有簡單的形式描述，如上圓下方，分為9室12堂,1室4門8窗等，而沒有關於象徵含義的解釋。到東漢中元元年(56)在洛陽（北魏）新建明堂，才有了很明確的象徵含義，它的形式仍是繼承《考工記》以來的井字形構圖的台榭式。兩晉和南朝也建明堂，但完全捨棄了十字對稱、井字分隔的台榭式形式，而改為一般的木結構殿宇。只有北魏太和十五年(491)在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造明堂，還繼承漢明堂的形式。隋朝統一全國，幾次議建明堂，著名建築家宇文愷經過考證進行設計，還製作了模型；唐太宗、高宗又議造明堂，經過經學家們更詳細的考證，終因各家分歧太大而沒有建成。武則天垂拱三～四年(687～688)決心“不聽群言”,“自我作古”,在她親自過問下於洛陽建成了中國古代體量最大、形式最奇特的一座樓閣式的明堂；到唐玄宗開元二十五年(737)拆去上層加以改建。北宋政和五～七年(1115～1117)拆改京城汴梁（今河南省開封市）宮內秘書監，又按周禮建造了一座明堂。它既不是漢朝的台榭式，也不是南朝的大殿式，更不是唐朝的樓閣式，而是由幾個天井聯繫的院落。東漢以後，中國封建社會的禮儀制度已經非常完備，周禮中的明堂功能已由其他禮制建築分別代替，以後各代的明堂，只是某種政治的象徵而已。北宋以後各代均不再建明堂。只有明朝嘉靖二十四年(1545)改建北京天壇，新建圓形大享殿（即清的祈年殿），曾經一度把它附會為古代明堂。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在國子監正中新建一座辟雍，方亭外繞圓形水池，附會為古代辟雍型制。但這個辟雍是太學的別稱，與明堂本沒有關係，只不過是借用了環水的一點形式。

西漢元始四年在長安建造的明堂辟雍，位於長安南面正門安門外大道東側，符合周禮明堂位於“國之陽”的規定。明堂方位正南北，正方形圍牆每邊長235米，牆正中辟闕門各3間，牆內四隅各有曲尺形配房1座。圍牆外繞圓形水溝，直徑東西368米，南北349米，這就是所謂的辟雍。四闕門軸線正中為明堂，南北42米，東西42.4米，整個建在一個直徑62米的圓形夯土基上面。遺址正中為一接近方形的夯土台，南北16.8米，東西17.4米，殘高約1.5米。夯土台四角又各附2個對角相連的小方土台，由此隔出四面的廳堂，每面廳堂外又各有敞廳8間。明堂遺址室外原有地面在發掘時已被破壞，參照與它的形式基本相同的王莽九廟遺址，現存的4個廳堂和敞廳原來都應當是半地下結構。明堂的主體是在它們的上面，由室外木梯進入。根據遺址結構，並結合漢代建築的一些間接資料，可以推測出它的原狀是一個十字軸線對稱的3層台榭式建築。上層有5室，呈井字形構圖；中層每面3室，是為明堂（南）、玄堂(北)、青陽（東）、總章（西）四“堂”八“個”即“四向十二室”；底層是附屬用房。至於明堂“上圓下方”之說，據現有結構，有可能上層中央太室頂上為圓形屋頂，也可能另有所指。中心建築（即明堂）的尺度，如不計算四面敞廊，每面約合28步(每步6尺，每漢尺0.23米)，恰與《考工記》所記“夏后氏世室”實即春秋戰國時的理想方案相同。

東漢光武帝中元元年(56)建造的洛陽明堂，位於洛陽南面正門平城門外大道東側，與長安明堂的位置相同。遺址已在1977年探明，整個範圍東西約386米，南北約400米，大約相當於長安明堂環水溝以內的範圍。推測是明堂中心建築外面圍廊的範圍。東漢經學家對明堂制度有很詳細的論述，還有關於洛陽明堂形制尺度的具體記載，參照遺址範圍，大體上可以肯定洛陽明堂仿自長安，基本形式和尺寸相似。但它增加了許多象徵的具體涵義。如明堂中心太室為方殿圓頂。圓頂直徑3丈（約10米）,天為陽，3為陽數；方殿每面6丈（約20米）,地為陰，6為陰數，形、數相合，象徵天圓地方。建築通高81尺（約27米）,象徵“黃鐘九九之數”；9室象徵九州；12堂象徵十二月、十二辰；28柱象徵二十八宿；36戶象徵三十六雨；明堂每面24丈象徵二十四氣等。

唐初議建明堂，經學家爭論不休，至高宗總章二年(669)由皇帝親自指定了設計方案。雖然這個設計最終由於“群議未決”而沒能建成，但在《舊唐書·禮儀志》中留下了詳細的記載。它是一個集中了儒、道、陰陽、堪輿各家象數觀念，象徵涵義非常豐富的巨大樓閣，在建築藝術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明堂基座正八角形，直徑280尺，高12尺；上建兩層方形樓閣，通高90尺；上下兩層都是重檐，最上面是圓形屋頂。全部建築從平面、高度尺寸，到欄桿、窗欞，斗拱構件的數目，都作了詳細規定，共達50項之多。每項數字都有所象徵，象徵涵義引自《周易》、《尚書》、《禮記》、《道德經》、《河圖》、《淮南子》、《易緯》等書。例如庭院每面360步，為“乾策二百一十六”與“坤策一百四十四”之和；門宇5間，為陽數三，陰數二之和；堂心柱高55尺，為“大衍之數”;飛椽929根，為“從子至午之數”，等等。

武則天以周代唐，號稱“革命”，於垂拱三～四年(687～688)在洛陽建造明堂以為紀念。這座明堂再沒有拘泥於井字形構圖，也沒有了4室12堂的制度，而只採用了下方上圓的基本形式，並以下層象徵四時，中層象徵十二辰，上層象徵二十四氣來體表它的象徵涵義。另於室內中央用鐵鑄成水渠以象徵辟雍。據《舊唐書·禮儀志》記載，明堂3層，每面300尺，通高294尺，中心從頂至底立一大柱，用以聯結各層結構構件。下層方形，中層八角，上層圓形。屋頂用木片夾瓦，頂上置寶鳳，后改火珠，另有九龍捧蓋。可以想像，這是一個非常巨大而典麗的形象，是中國古代最高大、最華美的閣樓。但記載中高294尺（約82.32米）大大超過了3層樓閣可能的限度，肯定是誤記或文字有意誇大。如果改為194尺（約54.32米），則比較符合唐代特大型建築的尺度，也可能建成3層（加暗層共為5層）樓閣。這座明堂在玄宗開元二十五年(737)以“體式乖宜，違經亂禮”的理由被皇帝命令拆除，但因費工太大，只將上層拆去，屋頂改為八角形，比原建築矮去95尺。原來屋頂的九龍捧蓋改成了八龍捧火珠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