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任

馮任（1905-1930.7.10），曾用名紅刃、鴻任、馮仁、馮凌、王警吾、洪任、王亦吾等，江西省九江市都昌縣土塘鎮馮坊人。是江西省早期黨團組織重要領導人，中共早期革命活動家。1905出生於鄉紳家庭。大革命時期，1924年4月發動組織江西海員工會，被推為主席。1924年5月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6月被派往南昌明星書社工作。12月由團轉入中國共產黨。1925年12月任共青團南昌地委代理書記。1926年2月任共青團南昌地委書記，隨後任中共南昌地委秘書長幹事、江西區委秘書。3月任共青團南昌地委組織部主任。6月赴九江，化名王警吾，發展黨、團組織，領導工人運動，迎接北伐。11月5日北伐軍攻克九江后，深入基層，指導基層黨、團工作。12月調南昌，任中共江西地委技術秘書。1927年4月與袁玉冰、汪群等發起組織“列寧主義研究會”，在《紅燈》周刊上號召全省青年“對列寧主義作較深的研究”。5月任中共江西省委秘書。1927年7月中共江西省第一次代表大會上被選為省委委員。同年10月任省委常委兼秘書長，負責省委機關工作。1928年11月任省委宣傳部長，在12月全省第二次黨代會上，代表省委向大會作工作報告。1929年3月，任省委候補常委、贛西特委書記。10月任省委巡視員，去贛南巡視工作。1930年2月被中央派往武漢，先後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宣傳部長兼農委書記、代理省委書記、省委秘書長等職。7月10日犧牲於武漢（武昌）。　民主革命時期，“五·四”運動后開始接觸新思想。1921年考入江西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參與組織進步團體讀書會，負責主辦會刊《讀書札記》，傳播新思潮，宣傳新文化。

江西早期黨團組織的重要領導人，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也是江西人民的驕傲。他以自己極短暫的有生之年，為黨和人民的崇高事業做出過很大貢獻，並且為此奉獻了自己年輕而寶貴的生命。

馮任，別號任之，曾用名紅刃、鴻任、馮仁、馮凌、王警吾、洪任、王亦吾等。1905年9月出生於江西都昌土塘灑下馮村一鄉紳家庭。他自幼聰穎俊秀，又為長孫，頗得祖父疼愛，孩提時，即為他養了一房童養媳，指望他早日成材，傳宗接代。馮任的父親，早年在安義縣當錢糧科科長，后以 “父母在，不遠遊”為由，辭職還鄉，憑較富裕的家產，充當地方紳士。父輩們決心按著鄉里傳統的模式，把馮任培養成世俗的孝子賢孫。

1918年夏，馮任13歲，入都昌源頭港廣智高等小學。該校校長李伯農，是都昌著名的開明人士，“甲午中東之役”，曾“以清諸生上書大府”，力主“不變法不足以圖強，變法須自廢八股停科舉始”。他提倡重實學，反對讀死書，主張學生應關心社會。1919年，五四運動的消息傳到南昌，波及都昌，李伯農特邀學運領袖、省農專學生劉肩三至廣智，並安排馮任等師生停課陪劉肩三等，在源頭港周圍鄉村演講。這一次活動，在政治與交通閉塞的鄉間，使馮任對外界有了一些新的認識。他決心衝破封建家庭的桎梏，去探索新的世界。

1921年夏，馮任考入江西省立第一師範。到了省城，馮任接觸到更多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字。其筆花墨浪，激揚凌厲，使他的反封建意識得到了發展。是年寒假前，其父來信要他回家完婚。馮任決心反抗這門封建婚姻，回信要求解除與大他3歲的童養媳的婚約，否則就不回家過春節。家裡沒答應，馮任果真留校度歲不歸。

1922年1月，都昌縣知事劉燮臣不顧該縣遭受特大水災，向農民追繳5年“舊欠”，激起公憤。於是，在劉肩三等人組織下，掀起了一場驅逐劉燮臣的風潮。旅居省城的都昌人得知家鄉發起“驅劉”風潮消息，聚集於都昌會館，商討如何響應劉肩三發來的《告旅省都昌同鄉書》。因前清遺老徐虎鳴和省軍法處官吏秦瑞麟一夥竭力反對，大多數青年學生雖憤憤不平，但也不知如何是好。這時，平素不甚言語的馮任再也按捺不住，激動地站起來說： “我們現在是什麼時代，現在是民國，既曰民國，民眾就有權管理國家。中國就是壞在劉燮臣這班貪官污吏手中。我們青年人要拿出自己的主見，反對貪官污吏，不能讓他們為非作歹! ”馮任的話，當即贏得滿堂喝彩。會後，大家在馮任率領下，奔走督署、民政廳，控告劉燮臣，並向社會揭露劉的酷政，使“驅劉”風潮，在省城也掀了起來。逃往南昌的劉燮臣，聞訊后再也沒膽量回都昌了。

“驅劉”鬥爭雖然取得了勝利，馮任卻因此遭到舊勢力的非議。他們以馮任拒婚事，攻擊馮任為離經叛道的“逆子”。馮父也接二連三寫信給學校的教導長，以圖通過學校師長對他進行威逼。對此，馮任毫不妥協，反而更加積極地投入進步活動。他與同班的陳逸群和晚一屆的鄒努等同學一起，組織了該校的進步學生團體讀書會，共同研讀傳播新思潮的書刊，反對學校的腐敗教育，宣傳新文化。

1923年1月，社會主義青年團南昌地方組織秘密成立。同年2月，趙醒儂等人發起，成立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馮任和讀書會成員，積極參加了這個團體的活動。他常與鄒努等溜出學校，跑到三道橋東湖邊上的新文化書社和工人、店員、學生中的進步青年一道，討論時事，對各種觀點與社會思潮開展激烈的爭論。他經常攜帶《新青年》、《嚮導》、《共產主義 ABC》等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書刊到學校閱讀，悉心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的理論。

1924年4月，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江西各種工會組織相繼成立。鄱陽湖水域中的都昌船員較多，馮任又常與他們接觸，宣傳馬克思主義，在船員中享有一定威信，於是由他發動，組織了江西海員工會，並被推舉為江西海員工會主席。

在馬克思主義的學習中，在把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相結合的初步實踐中，馮任成長起來。1924年5月，馮任加入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6月，中國共產黨在南昌創辦明星書社，馮任被選派到書社工作，與經理曾天宇等六人輪流值班。書社引進和出售大量進步書刊，如《嚮導》、《新青年》、《野花》、《新江西》、《時代之花》、《紅燈》等，吸引著大批青年。馮任常與彙集到這裡的進步學生和青年在一起，共同探討馬克思主義學說。趙醒儂、曾天宇等，也經常鼓勵和指導他們學習。

在這種政治環境下，馮任進步更快。是月，由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北伐前

1925年4月，國家主義派陳啟天擺出一副青年導師的架式，竄到青年運動活躍的省立一師，散布抽象的國家概念，欺騙青年，詆毀馬克思主義學說。馮任與鄒努等黨、團員組織全校進步師生進行反擊，當眾駁斥陳的謬論，使其狼狽而去。

“五卅”慘案發生后，全國各地掀起了反帝愛國運動的高潮。1925年6月，在省、市學聯領導下，南昌各校組織了仇貨檢查團，馮任參加並為主要組織者。9月1日，檢查團在馮任等率領下，將查獲的李怡昌號私藏的200多箱英國造哈德門香煙焚毀，在南昌引起很大震動。

革命形勢的高漲，使軍閥當局極為恐慌，加緊了對江西革命活動的防範和鎮壓。1925年12月，趙醒儂等三人在牛行車站被捕。同月底，明星書社等被封，共青團南昌地委領導人也或被捕或出走，中共南昌組織遂指定馮任代理南昌團地委書記。他臨危不懼，勇敢地領導著團地委於白色恐怖中展開工作。1926年1月19日，馮任主持召開了在南昌的全體團員大會，針對白色恐怖中暴露出來的團的工作的缺點，如“沒有應付環境的能力”，“組織及訓練不嚴密”，“未能將我們的政策深入群眾，以致發生變故時不能獲得社會上一般人的援助”等等，組織大家討論如何在逆境下開展工作和鞏固發展團的組織。會上還安排了剛從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回來的劉越“報告廣地政治、社會黨務、團務及其餘各團體的大概情形”，使大家深受鼓舞和啟發。馮任號召回鄉度寒假的共青團員，“趁此深入民間的機會，正好從事農村的工作，於短期內，建立我們的基礎。”為了指導回鄉團員更好地開展活動，馮任還制定了寒假工作計劃表、農村調查表、讀書報告表等發給每個人，“使同學依照預定的計劃，斟酌客觀情勢做去。”同時，他組織留南昌的團員，“往近城各農村調查農民生活狀況，並於可能範圍內組織農民團體。”此間，他還主持召開了三次地委會議，派遣劉越、向義等分赴都昌、景德鎮等地，建立黨、團組織，開展工、農運動。

鑒於駐贛軍閥方本仁密令駐紮各地之軍警嚴查所謂一切赤化過激宣傳之動向，馮任為團地委擬就通告，制訂秘密工作原則，通知“返梓及留校各同學，一方面固宜努力宣傳與組織，並於可能範圍內作公開的活動，俾本校之政策，深入群眾，他方面仍須嚴守秘密，免為敵人所看破，而妨礙本校之發展” 。

1926年2月，共青團中央巡視員君實來江西巡視，根據江西團的工作實際情形，令馮任正式擔任團南昌地委書記。3月28日，根據團中央安排，團南昌地委改選，馮任當選為團地委組織部主任。由於馮任在任共青團南昌第六屆地委代書記、書記期間的努力，特別是他當選團南昌第七屆地委組織部主任之後，很好地執行了團中央的指示，糾正了“右傾保守的偏向”，使江西團的組織和團員的質量，在逆境中都有很大的發展和提高。

在馮任和團地委的努力工作下，到1926年5 月底，南昌團地委下轄的團支部已由1925年底的9個發展到 12個，並發展到景德鎮、清江、都昌等地; 團員由55人發展到147人。馮任還極力主張“在無產階級的青年工農裡面建立我們的基礎”，以克服注重學生，脫離工農，防止團組織的“畸形的發展”。為此，他派出同志“設法在工農群眾內活動”，並取得成效，兩周內，建立起印刷所、牛行車站兩個工人支部和撫外一個農民支部。

北伐中

1926年上半年，馮任於省立一師畢業，走上了職業革命者的道路。是年6月，受組織派遣，馮任潛赴九江，肩負起發展黨、團組織及海員工會，領導贛北人民迎接北伐的重任。馮任到九江后，化名王警吾，在臨江的西園巷一個硝制牛皮的作坊後面，租了間小房住下，投入了緊張的工作。在這段時間，馮任用 “百花姐”的化名，寫信到都昌等地，加強對群眾組織的指導。都昌的農民運動，在馮任的指導下，發展十分迅速，到10月份，已有會員1 200餘人。

1926年10月，北伐軍數路並進，計劃在贛北全殲孫傳芳的主力。號稱五省聯軍總司令的孫傳芳，為避免主力受到打擊，企圖在江西取守勢而以主力攻湖北，相機截斷粵漢路，腰擊北伐軍。為此，孫將華商招商局和三北公司行駛長江的全部輪船扣作軍需運輸。

10月中旬，馮任獲悉招商局所屬“江永”號貨輪，載有大批軍需物資和1 500餘名士兵，從南京浦口抵潯，遂會同共青團九江地委書記丁潛，千方百計幫助江漢宣撫使田桐所募派的人員，化裝為茶役，帶著火油等燃燒品混入“江永”輪，將該輪於抵達九江港的16日清晨6時許，引爆在入港拋錨之際。引爆后，“焚燃歷兩小時余，船體被毀，所載之大炮、小槍彈全部炸裂，其餘軍需品亦完全被毀，傳聞炸彈聲有100萬發以上，一時如天崩地裂之象。”這一行動，沉重地打擊了孫傳芳，有力地支援了北伐軍。

11月5日清晨，北伐軍勝利攻克九江。是時，中共南昌地委派曾延生來九江，馮任配合他將中共九江特支改組為中共九江地委，6日又公開建立起共產黨人為骨幹的國民黨九江市黨部。根據中共九江地委部署，馮任還經常深入基層，指導各基層黨、團工作，使南潯鐵路、久興紗廠、輪船碼頭、省立第六師範和郊區黃志門、馬回嶺、港口等地的黨、團組織，在短期內得到了迅速的健全和發展。12月，在大好形勢下，中共南昌地委擴建為江西區委，馮任受命調回南昌，擔任中共江西區委的技術秘書。

“八一”南昌起義時，馮任一直在南昌。他以嚴格的黨性，遵守黨的紀律，默默地戰鬥在黨所指定的位置上。起義部隊撤出南昌后，白色恐怖又一次籠罩江西。在那險惡環境下，有些人逃離江西，逃離南昌，甚至動搖變節，背叛革命，而馮任卻置個人生死於度外，堅守在南昌，協助省委聯絡各地失散的同志，整頓恢復黨的組織。1927年“十月底，江西省委奉長江局命改組”，汪澤楷調走，原省委常委、組織部長陳潭秋任書記，並將常委由原三人增為五人。馮任補為常委，任省委秘書長，負責省委機關工作。這時，“江西省委工作由恢復而緊張”了，而且不久常委兼宣傳科科長宛希儼外調贛南特委書記，工人常委彭義先調樂平，農民常委王鳳飛兼了南昌近郊的工作，於是省委只有陳潭秋、馮任兩人在機關堅持日常工作。

這期間中共江西省委的主要任務，一是恢複發展黨的組織，二是組織各地武裝暴動。特別是由於省委認真貫徹了中共 “八七”會議精神，全省武裝暴動風起雲湧，並初步形成了贛西南以東固為中心，贛東北以弋陽、橫峰為中心的兩塊區域的武裝割據。但是，由於當時中共中央“左”傾盲動主義錯誤的影響，江西省委也不顧暴動條件尚未成熟就一再催促各地暴動，暴動后又要求暴動農民手執刀矛等簡陋武器去攻打強敵守備的縣城，因而造成了一些地區受到不應有的損失。

1928年3月， “贛南暴動失敗后，江西革命高潮，也隨著全國革命高潮過去而過去”。“恰逢中央調動省委書記，二次改組江西省委”，將省委書記陳潭秋調中央，委原在湖北工作的陸沉來接替。這時，常委王鳳飛又去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省委只剩下書記陸沉和馮任兩個負責人。為了指導弋橫根據地黨的工作，馮任與團中央特派員一起赴贛東北巡視，根據弋橫武裝鬥爭和黨的建設的經驗與問題，寫出了“《怎樣做一個好共產黨員》的22條兩個有歷史意義的文件，對創造蘇區與黨的建設有很大作用”。11月，根據中共中央布置，中共江西省委再次改組，陸沉調離，馮任改任宣傳部部長。1928年12月 5日，中共江西省第二次黨員代表大會在湖口舜德王燧村召開。馮任為大會執行委員，並代表省委作工作報告。在報告中，他比較客觀地估計了江西的形勢，提出了加強黨的組織和思想建設，加強武裝鬥爭等等正確的方針。這次會議，選舉產生了新的中共江西省委，馮任當選為省委委員，會後，又被選為省委候補常委，繼續擔任省委宣傳部部長。

此時，馮任對蘇維埃區域工作的重要，已有一定的認識。他在為湖口會議起草的《江西省委通告——全省第二次代表大會的總結與精神》中寫道： “蘇維埃區域的工作，是實行全國大會土地政綱，時刻不要忘記蘇維埃區域的擴大。”並特彆強調了蘇區加強黨的組織和思想建設的重要，指出要加強“黨的教育訓練工作”，“提高黨員政治的水平線，在實際工作中努力培養新的工農幹部人材，建立支部生活，使支部成為群眾的核心”。這些思想，無疑對推動中共江西省委領導下的武裝割據區域的發展，產生了良好的作用。

1929年1月底，中共中央調阮嘯仙來江西省委任常委，並接替了馮任的宣傳部部長職務。2月，馮任同省工委主任鬍子壽赴上海，代表江西省委向中共中央彙報工作。到上海后，他見到中央關於當時時局分析的一份通告，認為與實際情形相違，遂向中央寫了《關於目前政治形勢和中央工作致中央的意見書》，坦率地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他認為中央關於國民黨編遣會議后將出現一個延長國民黨反動派內部資產階級與買辦地主階級間的相持局面的觀點是錯誤的，指出： “編遣會議不但是沒有延長兩派相持的局面，而且破壞相持的局面”， “兩派根本戰爭，在編遣會議，即有爆發的可能”，而不是像中央通告中所分析的“兩階級的衝突仍然在各種實際問題中時時醞釀”，從而建議“中央應有系統的有計劃的準備反戰工作，在已發生戰爭的省份更須有特殊的指導。不過這個反戰策略，當然是以奪取廣大群眾為前提，絕不是……盲動”⑥。他對中央過分強調中心城市工作和忽視對農村革命鬥爭的領導，也提出了批評，強調指出在目前的革命階段中，“土地革命為主要內容”，要求中央對“目前全國農村中，尤其是江西，已普遍的發生很多嚴重問題，如盲動主義失敗后割據鄉村工作問題，春荒中災民運動問題，富農問題，游擊戰爭問題，日常鬥爭與地方暴動問題等”，急迫地加以解決。對中央歷史上出現的右傾機會主義和“左”傾盲動主義對江西省委造成的損害，他也提出了自己意見，並指名批評了李立三對地方形勢不切實際的分析，認為“中央要正確地具體地指導地方黨部工作，必須徹底了解各省的一般現象和特殊情形”。建議中央多加強與地方的聯繫，多接觸工農鬥爭的實際。馮任對政治形勢的分析和意見，與毛澤東對當時軍閥戰爭形勢的分析和利用各派軍閥之間的分裂和戰爭，求得工農武裝割據區域的存在和發展的意見基本相符，且被歷史證明是正確的。可是，這些正確的意見沒有被中央接受，反而遭到嚴厲的批評。3月 1日，他在向中央彙報完工作並與中央組織部負責人討論有關白區工作的具體問題后，又於3月3日撰寫了《三個時代的江西省委》，繼續闡明自己的觀點。

1929年3月下旬，馮任返回江西。月底，中共江西省委遵照中共中央關於“一定要進一步的改造和健全東北、贛西重要特委及九江樂平等中心縣委”的指示，調馮任擔任中共贛西特委書記。此時，贛西由於湘贛邊特委領導下的井岡山地區和贛西特委領導下的東固山地區武裝鬥爭蓬勃發展，引起了反動派的極度恐慌和瘋狂鎮壓，黨的地下活動十分困難，組織經常遭到破壞，基本上處於停頓狀態。馮任於4月初到達贛西后，先後派出五名巡視員赴太和、吉水、東固、延福等地，當月即恢復和整頓了吉安、吉水、萬安三個縣委，包括安福、太和在內的16個區委、130多個支部，登記黨員1 030餘人。5月，馮任又主持召開了中共贛西第一次黨員代表大會，改組了特委。

在贛西工作的半年中，馮任堅持把“秘密工作和山區的武裝鬥爭結合起來”，使城市工作和農村工作，組織建設和武裝鬥爭均有較大的發展。他遵照中共中央關於“深入群眾中去建立群眾的組織，擴大黨的政治影響”的指示，加強特委對贛西地區工運、農運、兵運的領導，發動吉安碼頭工人反對國民黨公安局的登記和賣牌子鬥爭。他致力於在吉安城區組織赤色工會，在郊區和各縣發展農民協會，在國民黨駐軍中建立“工農兄弟團” 。當時，吉安靖衛大隊大隊長羅炳輝奉命進攻東固根據地。馮任獲知羅對蔣介石反共反人民政策不滿，遂派特委組織部部長劉士奇去做羅炳輝的工作，並於是年7月將羅發展入黨，隨後又通過羅在各縣靖衛團內安插自己的同志，開展積極有效的兵運工作，為後來羅炳輝於同年10月率部起義，參加中國工農紅軍打下了基礎。

對於馮任在贛西的工作，中共江西省委給中共中央的多次報告中，都一再予以了表彰。省農委書記沈建華在1929年8 月21日寫的《江西省委工作報告》中，肯定“吉安自洪同志去后，新的精神較景德鎮接受的程度更多點，工作上進步多了”。省委秘書長范自成8月25日向中央報告江西幹部狀況時，對此也作了充分肯定，認為馮任“是江西省委中歷史最長久的一個，工作能力很強，……改組以後接受新的精神，在江西的同志中，他是比較任何人都要快的一個，此次自從退出省常委，參加地方工作積極地 (的) 精神，尤其是表現他到西特后，西特的工作煥然改觀，在江西的幹部中總是一個比較健全的了”。

半年後，中共江西省委為貫徹執行中共中央關於“推動全國總暴動”的指示，決定加強對各中心區域工作的布置和指導，將馮任從贛西調回，擔任省委巡視員。10月底，他被派往贛南指導工作。

就在馮任奔赴贛南巡視期間，中共江西地方組織遭受了最嚴重的破壞。

1929年11月上旬，馮任到達贛州，無法找到同志，街上盤查又嚴。他覺察到情況異常，當機立斷，帶了妻子女兒沿江而下奔往吉安。船還沒有靠岸，就遠遠看到碼頭上站了不少荷槍實彈的軍警。為了弄清情況，他還是不顧一切下了船。他們夫婦剛上大街，迎頭碰到他曾設立機關的房東，被這傢伙一把拉住，送到了稽查處。後來他向中央報告說： “幸好房東忘記了我的姓名，竟被我七拉八騙脫了，但當時檢查異常嚴密，我和我的老婆身上什麼衣縫裡都查了，並且把碘酒清樊水來塗信紙、草紙等東西。還好，中央給朱毛指示的長信，是放在我不滿兩歲的小孩子身上，而僥倖騙過。”

從稽查處出來，馮任找到了中共碼頭支部和廚業支部的書記。從他們那裡知道，中共贛西特委於11月5日即十月革命紀念日的前兩天被敵人破壞，被捕340餘人，其中有特委常委黃宜等50餘名共產黨員，並有12名同志已經遇難。馮任在吉安無法立足，想到省委也可能處於危急之中，便將贛西特委的工作作了一番安排后，搭船直奔南昌。在南昌，他找到了省委書記沈劍華，方知省委機關已被敵人破壞、團省委秘書長彭雲飛叛變投敵。彭認識省委及各地方黨團組織大批負責人，他的叛變，給黨造成了極大的威脅。“在這個危急的時候，省委工作完全停頓，並且連工作同志住的地方都沒法可想。”馮任憑著對省城情況比較熟悉，協助沈劍華恢復省委部分工作。經過努力，聯繫上一些同志，分別委派他們去贛東北、信江、贛西特委和九江縣委、南城區委巡視和恢復工作。

這時，由於“接二連三逢著過去自首的余永年及團已經開除的劉繼培”，“於是在南昌沒有站腳的餘地”。沈劍華決定馮任赴九江、德安巡視。12月1日，馮任離南昌赴九江。3 日，沈劍華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亦來九江與馮任見面。馮任考慮沈劍華曾在九江工作過較長時間，認識他的人多，難於活動，建議他先去中央彙報。沈劍華沒有同意。三天後，沈劍華果然被捕。最後，馮任在獲悉各地組織均次第破壞、許多同志被捕犧牲和一批人自首叛變的情況下，“認為此時非來中央報告不可”，方於12月20日從九江趕到上海。

在上海，馮任找到中共中央，口頭反映了江西的情況，並在短短六天內，向中央寫出了近萬字的書面報告。字裡行間，留下了一個年輕的共產黨人臨危不懼，對黨的事業一片赤誠的崇高精神。他在報告中沉痛地指出： “這個空前的大破獲，我相信不是彭雲飛等叛黨分子 (出) 賣階級，絕對不至於此。” 他呼籲全黨，對叛徒要毫不手軟地打擊，“因為他們叛變的近因，都是 ‘保存狗命一條’”。他懷著對革命的堅定信念，駁斥了一些人的悲觀論調，滿懷信心地說： “我認為恢復省委工作不是絕對沒有辦法，而是要艱難困苦耐心點。”

鑒於自己在江西工作多年，一時就不便回去，馮任曾請求中央安排他學習一段時間，哪怕一個短期的訓練也好。可是，恰在這時，中共中央為加強“中心城市” “組織工人政治罷工，組織地方暴動，組織兵變”等工作，以“實現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決定在武漢建立正式的湖北省委，因而急需一批有豐富白區工作經驗的幹部去湖北。面對黨的事業的這一特殊需要，馮任立即表示放棄個人的要求，去服從組織的安排。於是，1930年2月3日，中共中央下達了包括馮任在內的湖北省委組成人員和分工的央定，指定他擔任湖北省委常委兼宣傳部長、農委書記 (2月18日，又調整決定，馮任“宣傳，……將來派金刃來任農委和軍委”) 。

當時，湖北特別是武漢三鎮，白色恐怖空前嚴重，在以反共老手夏斗寅為司令的武漢警備司令部之下，設有稽查處、憲兵團、教導團、游擊大隊、武昌公安局、漢口公安局、水上公安局等專事對付共產黨的軍警機關和部隊。晚上9時即斷絕交通，並頒布戒嚴條例16條，觸犯其中任何一條即處死刑。特別是外地人到三鎮居住，除了必須有家眷同行，還得有合法身分。面對這樣一種嚴峻的形勢，馮任毫無所懼。他接受任務之後，即通過一位在上海“太平洋通訊社”工作的都昌同志，弄到了一份該社的記者證，化名王亦吾，以該社駐漢記者的身分來到了漢口。

早春的江城上空，烏雲沉沉，昔日喧鬧的三鎮，而今百業凋零。馮任在緊靠揚子江的日租界找了間房子安置家眷后，就投入了緊張的工作。由於省委人少事多，書記毛春芳忙於深入實際領導鬥爭，省委機關日常工作乏人主持。馮任到后，即以其精幹的機關工作才能，協助毛春芳整頓機關，明確分工，迅速解決了機關工作忙閑不均的狀況。前屆臨時省委曾數月未向全省發過通告，新省委成立后，即由馮任親筆起草了《軍閥戰爭中湖北的政治形勢和我們的主要任務》等兩個通告。他還給中央機關刊物《紅旗》寫了不少反映湖北工人運動、軍閥戰爭、社會動態情形的通訊。在省委宣傳部一度實際只他一人、工作異常繁忙的情況下，馮任幫助省委其他負責人把機關日常工作安排得有條不紊，其卓越幹練的工作才能，兩次在湖北省委給中央的報告中得到稱讚。

1930年3月23日，毛春芳於洪山主持武昌區委活動分子會議時，不幸因叛徒告密而被捕犧牲。毛春芳被捕后，馮任即在3月25日召開的省委臨時會議上，被“中央代表——鬍子同志指定……暫代書記”。3月27日，這一指定被中央來信確認。於是，他便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率領全省共產黨人與敵人展開了更加艱苦的鬥爭。4月15日至月底，中共湖北省委第四次代表大會於上海召開，馮任出席了會議並代表前屆省委作了關於湖北形勢及省委工作的報告。大會產生了任弼時任書記的新省委，在新省委中，馮任任省委常委兼省委秘書長。

5月7日，馮任返抵武漢，與書記任弼時、組織部長郭士傑、宣傳部長華岡等一道，緊張高效地開展了新省委的一系列工作。他除了負責安排省委常委會議，主持文件起草、印刷、發放，布置交通，組織機關保衛，分配活動經費等外，還常常不顧個人安危親自擔負一些實際工作。

這時，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盲動主義錯誤在中共中央佔據著統治地位，強調全國各地都要準備馬上起義，中心城市尤要首先發動，以形成全國革命高潮的中心。為此，一方面安排各路紅軍集中攻打中心城市，另方面在城市中大搞“工人階級罷工的高潮”、搞“飛行集會”，這種“左”傾冒險主義，又一次給湖北省委造成了嚴重危害。1930年6月，省總工會常委、工糾部長黃昌恆在參加劉楊慘案飛行集會時被捕，隨之可恥地成為叛徒，將省總工會接頭機關供出，從而招至 “省總常委接頭機關……突於16日正午左右被敵破獲”。 “省委馮任同志適前去接頭……亦即被捕”，並被當場搜去身邊的兩份文件和一份《紅旗》黨刊。馮任被捕后，任憑敵人刑訊逼供，始終咬定自己僅是一名記者，姓王名亦吾，其餘堅不吐實。敵人雖從叛徒口中知道馮任是省委里的人，並本著 “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放走一個”的血腥政策，於馮任被捕次日就將他內判了死刑，但總想通過這個被划入“省委類”的年輕人，打開破獲中共湖北省委的缺口，便放風讓馮任親屬速交千餘元保金保釋馮任。

為了營救馮任，6月18日中共湖北省委即向中共中央寫了專題報告，急呼“省委秘書長馮任同志生命危在旦夕”。得知敵人尚未殺害馮任后，7月1日省委又向中央報告： “馮任在獄中，要求千餘元作保”，請求中央設法營救。為了營救丈夫，馮任的妻子也一面電告上海太平洋通訊社，請求那位都昌同志速來漢口保釋馮任，一面電告都昌請家中速攜款去漢。在太平洋通訊社那位同志趕到漢口的同時，馮任的父親馮堃也攜款抵漢。馮堃惱怒兒子不守家教，又期望通過這次“受挫”使兒子回頭。一到漢口，馮堃不聽勸阻，即尋找在憲兵團當團長的都昌人歐陽紫亭說情，並將前來營救馮任的那位都昌同志的身分，也一一告訴了國民黨當局。從而給組織上的營救造成了困難。

當敵人帶馮堃採到獄中，馮任就清楚自己的處境已經惡化，遂更加泰然，抱定“始終如一的做個好黨員，任憑怎樣艱難困苦威迫利誘，都不能改變我們對黨的信仰”，“生死都要做個共產黨員，永遠不肯背黨”的決心，準備以一死報黨。

在所有被捕的人員中，馮任作為湖北省委常委兼秘書長，毫無疑問了解黨的機密是最多、最全面的，不僅書記、常委甚至下級工作人員的住址、各機關的設置地點他知道，而且組織的活動規律他都清楚，可兇殘而又愚蠢的敵人，卻對這位年輕的共產黨人無可奈何，叛徒提供不了更多的情況，馮堃對其子更是一無所知。在《武漢警備司令部19年度辦理共案分類一覽表》“省委類”一欄內，馮任留給敵人的只有“王亦吾，25歲，江西，職業報”寥寥12字。由於馮堃的緣故，才在王亦吾之後添上了 “即馮任”三字。國民黨雖摸清了馮任的真實姓名，卻無法再從這個堅強的共產黨人口中獲得半點所需要的東西，遂於1930年7月的一天，將馮任在漢陽槍殺。

馮任在江西省委工作期間，兩次代表省委向中央彙報工作，從批評李立三到認識李立三，隨後在湖北省委工作期間又與李立三在一起開會，比較了解李立三，與李立三有過一段不同尋常的交往。

1929年2月，馮任前往上海，代表江西省委向中央彙報工作。彙報前，他認真學習了中央有關文件和黨刊上的一些文章，感到中央過分強調城市工作，忽視農民運動，他又聯繫到中央其他工作，當即寫了《關於目前政治形勢和中央工作致中央的意見書》，以個人名義呈送中央。在《意見書》中，馮任除了對國民黨召開編遣會議后的形勢走向提出了與中央不同的意見外，還建議中央經常了解下情，重視農民運動，並指名道姓地批評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宣傳部長李立三。李立三在一篇文章中，硬把方誌敏領導的轟轟烈烈的弋陽農民武裝鬥爭，說成是受了景德鎮工人罷工的影響，並以此證明“城市中心論”的正確。馮任尖銳地指出：“弋陽的事，更是相反，弋陽的農民沒有因景德鎮工人鬥爭的影響而復動起來，年余來，都是自動，而景德鎮工人反有希望弋陽方誌敏打來的思想。”李立三看了《意見書》很不高興，不知這位馮任是何許人物。但他性情豪爽，3月2日與馮任見面並同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等一道聽取馮任的彙報后，知道眼前這位長得很秀氣的年輕人比自己小7歲，不僅不生氣，還很賞識馮任的才能和膽識。馮任這次口頭的彙報，形成了《三個時代的江西省委》一文。

1929年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江西黨的組織遭到空前大破壞，先後被捕的有省委書記沈建華，省委常委、工委書記鬍子壽，前省委書記、省委特派員張世熙，省委特派員、策劃羅炳輝將軍起義的趙醒吾等共400餘人。11月下旬從贛南巡視返省的馮任，一路上冒著極大的危險，深入了解了黨組織被破壞的經過，並儘快通知各地尚不知情的黨組織及其領導人，以減少損失。隨後，馮任趕赴上海，向中央寫出了近萬字的《關於江西黨大破獲的經過和善後辦法》的報告，詳細彙報了江西省委和部分特委、縣委被破壞的經過，分析了被破壞的主客觀原因，提出了恢復江西省委的具體意見。馮任的報告引起中央高度的重視。中宣部長、秘書長李立三看了這份報告后，認為馮任立場堅定，頭腦清醒，有能力，有地下工作經驗，可以委以重任。

1930年1月1日和14日，中央兩次討論重建江西省委問題。參加1月1日第112次中常委會議3人，即向忠發、李立三和中央組織部副部長羅登賢。會上，羅登賢提出江西省委由易元（羅綺園）、張國庶、馮任3人組成，機關暫駐上海，準備回潯。李立三提出江西省委由易元（羅綺園）、張國庶、劉作撫3人組成，在上海時馮任參加。李立三考慮到馮任在江西省委時間太久，已引起敵人的注意，不宜再回江西，另有重用。由於李、羅意見不一，向忠發又未表示明確態度，會上對馮任去留未形成決議，但明確提出，根據馮任在報告中的建議，省委機關暫設九江，省委組成人員由李立三“與之談話”。由於李立三的堅持，馮任沒有回江西，改任湖北省委常委、宣傳部長兼農委書記，以加強湖北省委的工作。

李立三找馮任談話，告訴馮任，現任湖北省委書記毛春芳（化名），正是他在南昌第一師範的同學歐陽洛，彼此很熟悉，便於開展工作。馮任對歐陽洛很了解，還在《關於江西黨大破獲的經過和善後辦法》報告中建議中央把歐陽洛調往江西工作，殊不知歐陽洛已在3個月前調任湖北省委宣傳部長，隨後任臨時省委書記。因此，當李立三找他談話，說明歐陽洛已在武漢，要他去湖北省委工作時，他很快動身起程。歐陽洛對馮任也很了解，馮任的組織領導才能在一師讀書時就嶄露頭角。馮任一上任，歐陽洛就把省委機關工作交給馮任負責，放手讓馮任去干，自己則深入工廠、鐵路，集中精力領導工人運動。從當時中央對馮任的工作安排來看，說明李立三對馮任的信任和器重。2月3日中央下文決定湖北省委領導分工時明確指出，除歐陽洛、馮任外，其他省委常委都有赴外地巡視的任務。2月18日中央又下文，由歐陽洛兼任省委組織部長，原組織部長何玉琳改任秘書長，這樣，馮任就明確地協助歐陽洛主持省委工作。3月23日歐陽洛被捕后，中央就指定馮任代理湖北省委書記。

1930年2月初，馮任調到湖北省委工作以後，正逢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進入了“立三路線”時期。當時，武漢被李立三確定為全國武裝暴動的中心，李立三很希望馮任能夠圍繞這個中心發揮自己的才幹，儘快發動武漢暴動。但馮任對當時的政治形勢有自己的看法和判斷。他在為省委擬發的第一號通告《軍閥戰爭中湖北的政治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中明確指出：“湖北在政治上、地理上都是蔣馮閻戰爭的中心”，“反軍閥戰爭是黨的中心任務”，各級黨的組織要加強“反軍閥戰爭的宣傳”，向群眾宣傳“蔣馮閻的戰爭是反革命的戰爭”，揭穿蔣介石的“以黨治國，為黨國討伐封建軍閥”和閻錫山的“黨是黨人的解決，國是國人的解決”的欺騙，有條件地組織地方暴動，不失時機地做好各方面的工作。

1930年3月，為組織好武漢暴動，李立三採取了一系列措施。3月3日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在上海召開中共湖北省第四次代表大會，改組湖北省委。3月10日，政治局會議決定朱毛紅軍與紅三軍會合，奪取吉安、南昌、九江，以配合武漢總暴動。3月17日，政治局會議決定湖北“四大”的各項決議草案的起草人：政治報告由李立三起草，組織問題報告由任弼時起草，職工問題報告由項英起草，湖北省委工作報告由馮任起草，並限定3月底起草完。在中央的壓力下，馮任不得不接受中共中央“關於集中力量積極進攻，組織地方暴動，爭取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的“左”的觀點，於4月2日擬發了湖北省委第4號通告。但在通告中，馮任還是比較客觀地分析了湖北的形勢，在指出諸多有利條件的同時，深感“缺點仍然是非常之多”。馮任的指導思想很明確，暴動必須建立在堅實的基礎上，不努力做好工作，克服這些“缺點”，暴動只能是一句空話。

4月15日至24日，中共湖北四大在上海召開。李立三要把這次大會開成一個以武漢為中心的總暴動、爭取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的動員大會。因此，出席大會代表除湖北16人以外，還有湖南、河南、江西及紅軍代表6人。大會是在中央直接領導下召開，由任弼時主持。大會的第一天，李立三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報告，馮任代表湖北省委作工作報告。大會的第二天，任弼時作政治報告小結，他針對李立三政治報告中的一些“左”的觀點，提出暴動要具備的一些重要條件。李立三聽了馮任的工作報告和任弼時的政治報告小結以後，很不滿意，在大會進行的第四天重作政治報告結論。他在報告中指出：“據弼時、馮任兩位同志報告，革命有首先在湖北勝利的可能，但是必定要決定我們的鬥爭。因為可能只是可能，而非必然，同志們應力爭這個可能。”（李立三《政治報告結論》，1930年4月18日）批評任弼時、馮任對暴動勝利缺乏信心。大會在李立三的壓力下，通過了貫徹“立三路線”的政治決議案，改組了湖北省委，任弼時任省委書記，馮任為省委常委兼秘書長，當任弼時的助手。

湖北黨的四大后，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發展到了高潮，他一再督促任弼時在武漢開展行動。但整個湖北處于軍事狀態，武漢的形勢愈加險惡。還在馮任返回武漢前，武漢黨組織就遭到一個大破壞，400餘人被捕。儘管如此，湖北省委還是決定6月15日至21日在武漢三鎮舉行“反對軍閥戰爭擁護紅軍運動周宣傳活動”，並由馮任起草《湖北省委派工農革命分子和黨員打入反革命軍隊做士兵運動的計劃》和《湖北省委關於擁護紅軍，鼓動工潮的通知》兩個文件。6月16日上午，湖北總工會在武昌花廠和蛋廠舉行集會，被大批軍警包圍，擔任現場總指揮的總工會常委、工糾部長黃昌恆被捕后叛變，供出漢口碧雲里12號省總常委接頭處，並帶著警備司令部稽查處的特務來到這個接頭點，準備逮捕前來接頭的人員。這一切發生在瞬間，馮任並不知道。

6月17日上午，馮任前去接頭，他看到碧雲里12號的二樓窗口放了一盆鮮花，覺得沒有問題，就走了進去。突然從左側小房間竄出幾個便衣特務，拿槍對著馮任。叛徒黃昌恆從陰暗的角落裡走了出來。一個特務頭目問黃昌恆：“你認識他嗎？”黃說：“他叫王亦吾，是個重要分子。”特務從馮任身上搜去省委兩份文件、一份《紅旗》黨刊和300元錢。在此情況下，馮任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做交通，剛從上海來武漢，其他什麼都不說，決心以死報黨。當天，任弼時得知馮任被捕的消息，焦急萬分，立即報告中央“省委秘書長馮任同志生命危在旦夕”，請示中央緊急援救辦法。敵人對馮任嚴刑拷打，但什麼情況也未得到。為了從馮任身上打開破獲湖北省委的口子，敵人將他暫時關押，揚言要千元做保。任弼時得知敵人尚未殺害馮任，再次報告中央：“馮任在獄中，要求千元做保，省委機關仍處在特別戒備中。”然而任弼時的兩次報告，並沒有引起李立三的重視，他正忙於組織武裝暴動。敵人始終沒有從馮任身上得到任何東西，於7月10日將他殺害。